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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总统权限和总理权限如何划分？在借款问题上就纠缠不清。华比借款谈判，是在唐绍仪还没有正式就任总理的前提下进行的。但协议是由北方政府的度支部的官员周自齐签署的。袁世凯对银行团承诺优先权的信函，造成了很大的被动。袁世凯和唐绍仪之间的权力并没有划清。内阁成立后，同盟会阁员主张划清总统、总理权限，但其他派系没有理睬。他们都是袁世凯的僚属，怎么可能不接受袁世凯的主张？熊希龄本来就是官场出来的人，继续按照官场习惯操作，也是自然现象。或许唐绍仪毕竟接受过7年的美国教育，容易倾向同盟会的主张，或许唐绍仪受到革命潮流的影响，也增加了自己的权力欲望？诸如这样的问题，在政治界永远是分不清的。但是，他既然倾向于同盟会的政治主张，他同袁世凯的矛盾必然加剧。
　　熊希龄到达北京后，对于唐绍仪不顾现实状况，与银行团闹翻深感不满，向记者公开表示：“余以为财政上事，应由财政总长负完全之责任。即如借款一事，亦由财政总长直接与四国银行团交谈，国务总理不必出席。”熊与银行团谈判，尽量联络感情，磋商谈判条件，讨价还价的同时，不让谈判破裂，是符合袁世凯的旨意的。所以，后来蔡元培不指名地说“乙派”“事事奉令承教于大总统”，超越了总理的权限。而且，对于借款，内阁成员间是有分歧的，但没有获得统一见解的时候，熊希龄就独自签署了协议。总统、总理、总长的关系，并不能按照体制制订者的设想操作。除同盟会员外，应该是在按官场的习惯操作吧？体制的问题，在事实上空话比较多，因为习惯很难改变。除了同盟会因为政治原因外，很少有人懂得这种体制应该怎样操作。学过西方政治学的人，在中国也屈指可数，无论他是自学的，还是在学校学的。
　　后来，蔡元培归纳内阁党派分歧说：甲派主张划清大总统和国务总理之间的权限，而乙派则希望每件事都接受大总统的指示；甲派主张国务院是一个有机的组织，而乙派则常常以国务员的身份单独行动；甲派主张确定大政方针，对政治负起责任，而乙派主要是用阴谋，逞机智。同样是谋求国家的统一，甲派主张开诚布公，得到各方面的妥协和同意，而乙派主要是寻找机会，损害另一方面的利益；同样主张中央集权，甲派主张是有限制的中央集权，而乙派主张是无限制的中央集权，甲派主张是逐步建立起来的，而乙派主要是靠掠夺方式来树立的；同样主张借外债，甲派主张只是权宜之计，同时要做好靠自己解决财政困难的准备，而乙派主要是单纯地与银行团磋商借款条件。宋教仁在给孙武的信中也说：我自从加入国务院以来，已经三个月了，大政方针到现在还是茫茫然的见不到影子，每天开会，只问些例行公事。
　　不过，同盟会阁员都是些谦谦君子，并没有在内阁会议里面引起激烈的冲突。他们看到内阁政见分歧，愿意退让，商定退出内阁，由乙派的人组成政见一致的内阁，避免因政见分歧而造成政局的纷乱。对此，唐绍仪向袁世凯请示内阁辞职的问题，但袁世凯没有同意，唐也不敢勉强。但是，当上述垫款合同于5月20日交参议院讨论要求通过时，刚刚成立的参议院中的党派纷争立刻就表现出来。共和党议员纷纷表现出问政的能力和勇气，对唐绍仪群起责问。他们一直在追查比款用途，谴责唐外交失败。大概唐绍仪也没有见过民主的声势，竟至穷于应付，呆若木鸡，长达一小时之久。江西籍共和党议员李国珍作了长篇发言，历数唐绍仪滥用借款，失信外人，外交失败的过错，责骂唐是一个亡国的总理。但是，他们没有责问财政总长，也不否认丧权辱国的借款章程。他们的意图就是要推倒倾向同盟会的唐绍仪，推熊希龄出任内阁总理。当天晚上，唐绍仪即带领同盟会阁员向袁世凯请求辞职，但袁世凯坚决表示挽留。这个唐内阁一开局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当然，黄兴反对丧权辱国的借款，那是要付出代价的。南京的军队，在革命时期极大地扩张了，但军队的素质和武昌的一样，大多是城市游民，没有经过训练，还有一些是各地参加北伐到达南京地区的军队。南京陆军部直接掌握的军队有16个师，20多万人。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3月份支出总数975万元，陆军部就支出了893万元。南北和谈成功之后，就面临着必须遣散的局面。但遣散更需要一笔遣散费用，因此，迫切地需要筹措款项。4月11日，黄兴正在上海与唐绍仪商量政务，南京第七师所部赣军，即二十七团、二十八团等部，因为欠饷发生兵变，在白门桥、太平桥一带抢劫。黄兴连夜赶回南京，翌日天明到达时，其他部队已经控制住了局面。黄兴残酷地镇压了兵变，逮捕枪毙了200多人。当天，黄兴即向袁世凯引咎辞职，但未获批准。兵变事件更将黄兴放到了火炉之上，使他深感有兵无饷的危险。熊希龄在上海的时候，已经为黄兴筹措了一些款项，答应到北京就任后，继续筹款。但中央政府同样库空如洗。鉴于列强监督财政的图谋，黄兴一方面尽力维持局面，一方面以爱国为号召，动员部队自愿遣散。但局势仍然很紧张，不能不向熊希龄请求拨款。自从与熊希龄为借款方针发生争执之后，黄兴自然不可能再向中央政府请求拨款，他这个留守也就当不下去，只好再次要求辞职。6月14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奉袁世凯的命令，到达南京接收南京留守府军队，黄兴即通电宣布卸职。
　　南京留守府一职，既是袁世凯安抚南方军队的措施，也是借黄兴这个厚道人之手，来消解南方的反对情绪。但是，对于南方革命党人来说，他们是把南京留守一职当成应变的手段，以便保存革命的军队。黄兴的卸职，也就削弱了革命党人在南方的实际力量。我们在下面还要继续详细谈谈这个微妙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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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唐绍仪出走天津（1）
统一的民国政府成立后，内阁的运行很快出现风波。政治的整合固然是一个重要问题，军事的整合其实是更严重的问题，没有军事的整合，政治的整合是不牢靠的。尤其是采取两党议会民主体制下，没有军队的整合，只能是水上浮萍而已。军队分属于不同的政治派系，一旦矛盾激化，战争就很难避免。战争虽然已经停止，南北军队对立的潜意识却始终存在，不解决军队问题，说任何漂亮的空话都没有用。考察民初政治，不考察民初军事是不行的。不了解曾国藩的湘军创建以来，中国军事派系分立的军阀化倾向也是不行的。否则，中国近代历史的演变就失去了连贯性，变得无法理解。但是，当时的革命者都不大能意识到这一点，孙中山和黄兴更不懂得这一点，但黄兴是军事领袖，生活的逻辑对他的压力要更大一点。生活这本书比多少本纸做的书，给人的教育要更丰富。只读纸做的书，不会读生活这本书，就是书呆子。别看那些人都是革命者，其实也是些书呆子，刚读了点洋教条，还没有读会中国生活这本书。当然，现在是和平时期，书呆子实在是太多了。
　　南北和谈成立时，大体上，北军已后撤至兖州、信阳一线，南北军队都维持现状。袁世凯直接控制的区域仅河北、河南、山东地区，其他区域则情况很复杂。袁世凯要建立起自己的权威，在清王朝土崩瓦解之后，重建真正的大一统的中国，事实上是一件很不简单，又难以完成的事情。尽管各省各自为政，但一时间大家愿意达成和平，承认中央政府。后来，孙中山叙述这段历史的时候说：“在没有革命以前，多数人的观念只知道有民族主义……在那个时候，他们既是不过细研究，所以对于民权主义固然不明白，对于民生主义更是莫名其妙。革命成功以后，成立民国，采用共和制度，此时大家的思想，对于何以要成立民国，都是不求甚解。就是到现在，真是心悦诚服实行民权、赞成共和的同志，还是很少。”“大家为什么当初又来赞成民国，不去反对共和呢？这个顶大的原因，是由于排满成功以后，各省同志——由革命所发生的新军人，或者满清投降革命党的旧军人，都是各据一方，成了一个军阀，做了一个地方的小皇帝，想用那处地盘做根本，再行扩充。”也就是说，革命党人也没有真赞成共和，他们只是想改朝换代自己当皇帝。孙中山的话多少有点夸张，但各据一方的意识，则是没有疑问的。袁世凯始终没有真正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用中国传统的话来说，袁世凯不是个真命天子。
　　在前清的时候，中央的权力已经削弱，地方督抚的势力很大。例如，李鸿章作为北洋大臣，掌握着清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地方督抚还掌握着税收的权力。本来，清朝的督抚都是带兵官，但那时候是文官带兵，辛亥革命后军人势力发展起来，各省都督大多是军人，建立起来的是军政府。
　　南方的革命党人没有在理论上意识到这些问题。但生活的逻辑是，袁世凯控制着北方，当了大总统，不肯南下就职，所以，大家不放心。迎袁专使蔡元培在北京兵变后就向袁世凯建议，派遣南方军队开赴北京维持秩序。唐绍仪支持蔡的主张。袁世凯很懂得一张一弛之道，在民初政治中运用得滚瓜烂熟。他竟然在口头上表示同意，很好商量。同时，南方也在酝酿由孙中山率兵亲征，“援助”袁世凯。迎袁使团成员宋教仁回到南京后，革命党人聚集总统府开会讨论时局，许多人主张以迎袁为名，由陆军总长黄兴统兵北上，乘机扫荡北洋军队。宋教仁则表示反对，担心南军北上，与北洋军队发生冲突，惹起战争。脾气暴躁的马君武闻言大怒，指责宋说：“你为袁世凯作说客，出卖南京。”一拳打肿了宋的眼睛。黄兴急忙劝开。于是，3月11日，黄兴致电袁世凯和各省都督，主张南军北调：我的意见是，北方军队的名额不足，但与其添募新兵，还不如把南方已经编成的军队调到北方驻扎。这样，在南方可以节省军费，在北方也有军队保卫治安。而且，实施起来很简单，只要一纸调令，10天时间就可以到达，非常方便快捷。所以，建议请求大总统尽速发布命令，将准备招募增加兵员的部队停止招募。现在实现共和，国家统一，一定不会再有区域的分歧。只是希望大总统果断地予以实施。黄兴的主张自然遭到袁世凯的强烈反对。后来，黄兴又试图派兵护送国务员北上，也没有成功。

3．唐绍仪出走天津（2）
此计不成，还有一计。革命党人在清帝退位后，于2月16日由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接受北方统治权案》，规定东北三省、直、鲁、豫、甘、新诸省的谘议局改为临时省议会，限一个月之内，召集临时大会，公选都督。同盟会方面希望由王芝祥担任直隶都督，柏文蔚担任山东都督，并以另一人担任河南都督，也就是掏空袁世凯的地盘。3月17日，原直隶谘议局也居然开会选举王芝祥为直隶都督，要求袁世凯任命，但遭到袁的拒绝。
　　王芝祥，生于1858年（清咸丰八年），直隶通县人（现北京通州区），字铁珊。1909年考中举人，1911年任广西布政使，并兼巡防营中路军统领，那是一支旧式军队。辛亥革命中反正，任广西副都督。因陆荣廷出任都督，他在广西立脚不住，率部北伐到达南京。1912年3月，黄兴整理南京军队，任王为第三军军长。因为他是直隶人，辛亥革命后流行本省人治理本省，南方革命党人以及直隶的一些前清谘议局议员推举他任直隶都督。柏文蔚，生于1876年（清光绪二年），安徽寿州人（现寿县），字烈武。安徽武备学堂毕业，1906年在南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中任第一军军长，率部北伐，击败清军张勋所部，抵达徐州。张勋退居兖州。张勋顽固地效忠清王朝，清帝退位后，仍顽固地拒绝剪掉辫子，所部被称为“辫子军”。革命党人希望以柏文蔚取代张勋。但袁世凯一直支持张勋，让张勋屯兵兖州，成为对南方的监视部队。
　　唐绍仪认为，当时只有袁世凯能够统一中国，而要把国家治理好，就必须与同盟会合作。他在南京组阁时，曾和孙中山、黄兴联名要求袁世凯任命王芝祥任直隶都督，并一再进行力争。同时，唐以安全为理由，要求袁世凯同意让王芝祥率一师兵力护送国务员北上。但是，袁世凯既不理会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决定，也不顾唐绍仪与南方会商的意见，着力巩固他的统治基础。当时，直、鲁、豫三省受到的革命冲击比较小，仅烟台为革命党人占领。3月15日，袁世凯任命张锡銮署理直隶都督，代替张镇芳，3月24日，任命张镇芳署理河南都督（后转实任）。山东都督张广建与烟台都督、同盟会员胡瑛屡起冲突，袁世凯接受黎元洪的建议，调走了张广建，于3月19日任命周自齐为山东都督，调胡瑛为陕甘经略使，复远调为新疆青海屯垦使。不过，胡瑛迟至7月31日才实际卸任。袁世凯牢牢地控制住了直、鲁、豫三省，对于其他北方各省也有不同程度的部署。对于唐绍仪提出的要求，袁世凯反应非常强烈，他一再表示，都督是由地方上公开选举，还是由中央任命，这是要等将来正式国会开会以后决定的问题，但北方三省都督我已经任命了，绝对没有更换的道理，如果参议院一定要强迫我撤销已经发布的命令，那么，就先取消我的总统职位好了。袁世凯在给唐绍仪的电报中，语气非常激越，甚至动了感情，现在读起来好像也值得同情。他说：南军北来及自举都督这两件事，是万万行不得的。我已经老了（他当时只有52岁），生死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是，国家的大局从此遭到破坏，谁来负这个责任？所以，我只能以生死去就力争。我同你有几十年的交情，我的心情你都不能理解，我还能指望国人什么呢？只有放声痛哭了。不过，袁世凯也留下了活话，就是说，王芝祥如果不带兵北上，也可以考虑任命他为直隶都督。这就为后来的风波留下伏笔。军队和地盘问题，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从此以后，人们慢慢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到了袁世凯死了以后，争地盘的军阀混战成了家常便饭。但辛亥时期，许多人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意识到。
　　唐绍仪从南方组阁回到北京后，继续向袁世凯力争由王芝祥担任直隶都督，柏文蔚担任山东都督，并且建议把张勋的部队裁撤，以缓和与南方军界的矛盾。他希望担当起责任内阁的责任，避免袁世凯与各方面之间的冲突。他敢于与袁世凯相争，对于总统府的公文，认为不可行的，也就予以驳回。他希望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履行总理职权，调和南北争议。对于裁遣军队，唐也主张南北同时裁遣，而不是单方面裁减南方军队。在袁世凯眼里，唐不过是他的僚属，现在竟然挟同盟会以自重，有独树一帜的趋向，他讽刺唐说：“少川，吾老矣，子其为总统。”阁员中，袁世凯的亲信们也就疏远唐绍仪，没有把这个总理放在眼里，直接听从袁世凯的旨意，形同独立部门，甚至连国务会议都不屑参加。袁世凯并没有把《临时约法》的责任内阁制度放在眼里。唐绍仪的政策根本无法推行，甚至连一个施政大纲都制订不出来。他也发牢骚说：“我之内阁，乃背包内阁，多任总理一日，即多负罪一日。”6月初，同盟会阁员和他商量辞职一事，他鉴于和银行团要签订合同，希望再等一等，不要误了国家大事。事实上，银行团一直吊着中国政府的胃口，唐绍仪也没有等到签订合同的那一天，在王芝祥担任直隶都督的争议上，终于爆发了府院冲突。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3．唐绍仪出走天津（3）
王芝祥本是一个旧官僚，在广西任官时，对那些年轻的革命党人尚能同情保护，革命后又率部到达南京，所以，和革命党人的关系也不错。南京临时参议院直隶籍的参议员谷钟秀，不支持袁世凯任命的都督张锡銮，和一些直隶的议员们积极奔走呼吁，要求由王芝祥代替张锡銮。但直隶是袁世凯的根本之地，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不过，袁世凯是个很有手腕的人，由于唐绍仪力争，他口头上也竟然表示对王也很倚重，现在不方便提早发表，只要王到了北京，就可以发表任命令了。唐绍仪得到了袁世凯的承诺，就在5月5日放心地发电报催促王芝祥到北京来。王是个做官的人，接到电报，就带了他的参谋长耿毅从上海乘轮船北上，经天津于5月26日到了北京。
　　这一下问题就来了。天津警察局长杨以德在王到天津时，竟然发放传单，攻击王芝祥。一个叫做天津顺直全省保卫局的乡绅组织，也公开发电报给袁世凯，指责王芝祥作为北方人竟然主张北伐。直隶五路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