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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人畅所欲言吧。”

　　　　于是，全国各地的奏章雪片一样飞向了汴京，我挑了些全是赞同结束新法的。借助这种舆**论，司马光趁势把变法前被赶出京城的同党都召回了开封，把他们一个个安插进了重要部门。刘挚、赵彦若、傅尧俞、范纯仁、范祖禹、唐淑问成为台谏，把持言官口舌；吕大防、王存、孙觉、胡宗愈、王岩叟、苏轼、苏辙进入六部，随时候补中枢；文彦博、吕公著、冯京、孙固、韩维等元老为国家咨询政务，像元老院一样地位超然。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司马光就准备就绪，要对新法开刀了。

　　　　至此，新党紧张了，赶紧反扑，给我出难题了，说：“父死，子三年不改其道，可谓孝也。”

　　　　此话不错，天大地大孔夫子最大，“孝”字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要素，谁要在这上面含糊，那就国将不国了。当时我有点懵，咋办？我请教了司马光。这个名义上的纯儒，这个道德上圆满无缺的完人，他曲线救国了，他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废除新法，并不是“以子改父”，而是“以母改子”，是以神宗亲爱的妈妈高太后的名义进行的。并特别注明，虽然是改动了神宗的法规，但并不是说神宗有什么错。错都在王安石、吕惠卿，神宗是被他们蒙蔽欺骗的。呵呵，司马光不亏是靠砸缸上位的，有计谋。

　　　　本人很欣赏司马光，大儒如此说，也等于是说我高某不必“夫死从子”，即使垂帘摄政，也能“以母改子”，权莫大矣，爽啊！在神宗离开的这些日子里，我有权了，大儒俊才，一一的跪拜在我的石榴裙下，爽！

　　　　司马光一刀一刀的砍向了新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相继作废。司马光搞定这四项后，国家的军政商农大变。新党的蔡确、章惇大怒，对方图穷匕见，上来就要分生死！他们小心了。

　　　　新党一步错、步步错，还没来得及反击，司马光的节奏决定了一切。在对手掉以轻心中，司马光在神宗首相蔡确应作神宗皇帝的山陵使这一惯例上，设了个陷阱。让旧党里新上任的台谏官们借口蔡确身为山陵使不守夜、不扶棺、不辞职（按例身为山陵使的相爷，事毕当辞相）。此乃大不敬也。于是被罢相，贬职陈州。这时，旧党风光大好，新党失去了党魁，司马光借势对王安石新法的核心青苗法、免役法、将官法三法下手了。

　　　　这三法是重中之重，直接影响国计民生。同时由于它们在新法里的地位，只要它们还在，王安石的新政就仍然运转，宋朝政治的主体，仍然是王安石、宋神宗的印迹。

　　　　司马光日思夜想，一定要在极短的时间里把它们废除。因为他实在是等不起了，新年刚过，形势空前大好，他的身体却迅速地衰弱了下去。他清楚，自己快死了。人之将死，失落了15年的怨毒、愤恨、不甘、绝望、等待等负面情绪使得他在临死前更加凶残、疯狂。

　　　　痛并亢奋着，这是司马光在元祐元年正、二、三月间的心灵写照。他很快就要油尽灯枯了，为了成功，必须和时间赛跑。

　　　　司马光连续写了两篇奏章，都是针对“免役法”的，内容很复杂、目标很明确，他要求宋朝全境各州县必须在5天之内废除免役法，恢复募役法。

　　　　这个消息传出去，宋朝人的脑子全体爆炸了。宋朝有多大，这样的疆界，这样众多的官员，要怎样调配、实施，才能在5天之内完成这种目标？

　　　　役法与税法，是国家的根本。现在要换掉二分之一的根基，居然只给了5天的时间！这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在历史上除了应付亡国级别的战争，从来没有这样颁布法令的。5天，把开封城里的命令传到帝国各处边境都不够用。

　　　　这么说，司马光真的疯了吗？不，他才没疯，从始至终，他都是一个少见的精明人。作为一个老官僚，他非常懂得下级的心理动态。要把握住这一点，才能让名义上本该积极执行的各种命令生效。比如说这次的5天期限。

　　　　新法、旧法之争太敏感了，几乎每个帝国官员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要怎样统一？答案是不可能统一，人类的心灵从来没有哪怕区区两个是能够完全契合的。那么就要去强制。像王安石当初推行新法，是有宋神宗支持，才能强行推出。

　　　　这时司马光要反手，也必须得有不寻常的招数。招数有两点，第一就是不讲理。我只给你们5天，不干就滚蛋，等着挨整穿小鞋。根本就不给下边人反驳打折扣的时间。第二是皇宫里的支持。他同样得到了。

　　　　当时，我这太皇太后看到5天期限之说后，心花怒放。司马爱卿真是空前的妙人，做人做事就是让哀家喜欢！于是，我大力支持：太皇太后懿旨，废免役法令即日行之！

　　　　此时，绝大多数的大臣都选择了沉默。事情是明摆着，连首相大人都被整垮了，谁还敢趟这混水？

　　　　政治是种理智的游戏，身家性命更是现实的东西，大家都是聪明到能当大官的人，自然明白怎样做。只是还有一个人是例外的。这个人的一生都从来没有所谓的“聪明”过，他只干自己想干的、应该干的事。

　　　　谁？章惇！

　　　　现在，这个章惇是新党仅存的宰执了，可以说是他们最后的一面旗帜了，他不出面，兴盛了十多年的堂堂新党就会安乐死，而这是种难以想象的耻辱！

　　　　章惇在一次朝会上当堂和司马光辩论，两人大吵。章惇很有理，但是章惇很尴尬，他一个年青力壮的壮年人和一个随时都可能倒毙的糟老头儿在互相叫唤。还把沉香甜睡的我也惊醒了，问清情况后，我大骂章惇。章惇一时委曲难当，竟然跟我也顶了起来。结果，我不论是非了，我只追究态度了，章惇被斥吵架时没风度，旧党的一领袖吕公著曾有记载“惇所论固有可取，然专意求胜，不顾朝廷大礼。”

　　　　既然章惇有“不顾朝廷大礼”之罪，旧党群起攻之，兴奋啊，刚打倒了新党的蔡首相，又能撂倒新党的章枢密，旧党能不欣喜若狂吗？

　　　　高太皇太后在继续回忆，这个章惇并不好对付，当时面对围攻，章惇指出，围攻他的言官范纯仁、范祖禹都是司马光的亲戚。按宋律，言官是监管宰执人员的，故言官与宰执若是亲戚，一方必须辞职。所以，这两范一司马，随便都应该走一个姓范的，如此，这围攻就不解自破了。

　　　　本人在鄙视，这个章惇，会作文，会打仗，却是个呆子。你说你的，我做我的，我与司马相爷不理你，我们有法不遵法，我们清醒装糊涂，你能怎样？

　　　　有我掌舵，章惇这个大刺儿终于倒台了，被赶出京城了，新党就此一败涂地，中高层的办事人员，如吕嘉问、邓绾、李定、蒲宗孟、范子渊等一古脑的都被贬到外地。本人再度大爽。

　　　　新党大败，旧党大胜，大局已定，接下来人人都以为阳光明媚了，和风细雨了，轻松日子终于来了，包括本人。哈哈，司马光砸缸升华为司马光砸光了，爽！

　　　　然而，我们错了，被我们誉有圣人、清廉、公正、博学、博爱等美誉的旧党党魁司马光却在已经咬了这么多人后还不消停，他咬出瘾来了。

　　　　这时，旧党中一些比较正直的官员，在紧靠司马光的同时，认为形势大好，是自己建功立业的时候了。这些人的代表就是苏轼、范纯仁、韩维。他们想表达的想法，集中在免役法废不废、怎样废、废完了用什么代替上。

　　　　先说说范纯仁，他是范仲淹的二儿子，以当年的道德标准、文化标准来衡量，他是一位完人。他拥有一颗平衡之心。想他父亲范仲淹，一生贫苦，从文臣到武将，走过了一个完整的人生，所以他有包容大度、不偏不倚的心灵。拥有这种心灵的人，当官时怜悯百姓，做平民时保持自尊，平素里温文尔雅，有外敌时却冲在最前线。

　　　　传到范纯仁，他还保持了一些家风，同时也有了点变化。范仲淹温文、恢弘，他则是温文、仁厚外加一点点的愚蠢。不过这点愚蠢很可爱，它是范家的特质，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明明知道要得罪权贵也要忠于自己的心灵，甚至明知道自己无能为力，也要为国分忧。所谓“在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

　　　　这时的范纯仁觉得司马光的行为有问题，他跑去提了个醒。说废除免役法是件好事，但是要看怎样去做。太急了会让基层一团糟，老百姓无所适从。尤其是实施废除法令的人，要是选不好，会造成大面积的混乱。

　　　　平心而论，这是常识。当年王安石改革时，免役法是他和宋神宗反复研究了两年多才逐步实行的，先京郊再河北，然后才推广全国。他司马光可好，5天之内全国都改！这种急燥程度真是有点发疯了！

　　　　范纯仁提这个醒，是觉得但凡有点理智的人都会答应。可是他错了，司马光这时的状态、心灵都绝不能以一个正常人去衡量，他是垂死前的疯狂，临进棺材了，还决意：我死，你们痛苦着。

　　　　范纯仁的多嘴，司马光理都没理。

　　　　苏轼第二个登场。说实话他上来时司马光没想到会听到不同意见，想当年苏胡子是坚定地旧党新锐，和王安石斗得火花四射，多少年后都是旧党人士心里永恒的闪电嘛。

　　　　可是十多年过去了，苏轼已经变成了苏东坡，人的经历决定心灵，苏轼从最初的一步登天的小地主，贬到外地成政治**犯，回归土地沉淀灵魂，这一步步走来，他对事物的看法和从前有所不同了。

　　　　这也是他和司马光的最大区别，司马光从地主到贵族，哪怕是归隐洛阳，都处于人文之巅，享受着世人的膜拜，从来就没有身份上的变化，他始终以纯正的士大夫自居，你们都是无知的草根、贱民、庸人，唯我独大、唯我独尊！

　　　　对此，这时的苏轼却没觉悟，他把这时的司马光当作是一个纯正的学者、公正的长官，所以，他摆事实讲道理，把他流放在全国各地的实地经验告诉司马光，说免役法也好，募役法也好，其实都是各有利弊，没有哪个是十全十美的。真正衡量起来，基本分不出好坏，差不多，只看着眼点在哪个阶层受益。

　　　　这时司马光沉默不语。

　　　　苏轼满腹经纶荡漾，大段语录喷涌。忽然间从两个具体法令过渡到法令改变的根本上，他想在原始点上彻底阐释法令的由来和变化。为此，他从神话时期的夏、商、周三代说起，历经秦、汉、唐、五代，最后说到了宋朝，说得头头是道，最后形成一个核心——法令是可以改变的。

　　　　司马光继续沉默不语，法令是可以改变的？那你不就是变法派了？

　　　　苏轼却暴跳了起来，他觉得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在堂堂当代文坛领袖苏东坡说事时，听众居然脸露愤色，表情不爽，这是对他学识、风彩的极大蔑视！

　　　　却不知在司马光的心里，他苏轼已经把当代最伟大的史学家侮辱得身无寸绦了。和《资治通鉴》的作者说法令的优劣？尤其是该法令还是他15年之间念念不忘刻骨铭心的免役、募役两法？苏轼你当我是白痴啊。

　　　　更可气的是，我不理你，你居然从夏朝开始说事，一大堆的一直啰嗦到了本朝。你不知道我15年期间都干的什么吧，我用你来给我讲历史？居然还要求我听的时候脸露微笑！何况你口口声声说法令必须变，得与时俱进，我看你是忘本了。本党魁在15年前就公布了旧党的法令观念——法不可变！最好是三代时的古法一直流传到今天，宋朝才会是最完美的社会。你这样子与俺当面唱对台戏，你是个叛徒吧。

　　　　可惜的是，苏轼口若悬河的一直讲了下去，这中间司马光的心理动态被他统统忽略。见到党魁大人脸色不悦，他反而怒了，觉得应该给对方上上官方礼仪课、行为规范课。

　　　　苏轼说，当年你和韩琦老相公争论陕西刺勇事件时态度很恶劣，说得很尖锐。韩琦很不高兴，而你坚持到底。现在你当了宰相，难道就不容许下属说话了吗？

　　　　众目睽睽，司马光的老脸上艰难地挤出了一丝笑容，貌似认可了苏轼的指责。心里的郁闷却成几何数暴增，在当时只要稍微有心的人，都能察觉到司马光几十年间口不对心，言行不一的众多证据，可当面指出的，除了刚刚被赶走的章惇之外，就只剩下这个苏东坡了。

　　　　一时口快，把话明说，苏轼爽了一小会儿。至少司马光承认了自己气量不足，狭隘跋扈。可是一来给自己种下了祸根；二来根本于事无补。

　　　　司马光尴尬归尴尬，难堪就难堪，目标达到才是最重要的，就算承认了丢脸又如何，苏轼讲的话照样被无视，不批准。当天苏轼顶着一脑门子的乌云回到家，一边脱衣服，一边摇头叹气：“司马牛！司马牛！”

　　　　除此之外，他再想不出别的什么话了。

　　　　大文豪没话说了，基本上役法是不是要变的问题已经解决，剩下的是要怎么变，变成什么样。这时一个小人物有了个创新式的方案。

　　　　监察御史王岩叟，他主张实施“诸役相助法”。顾名思议，既然免役、募役都有缺陷，为何不把它们中和一下，取长补短呢？

　　　　司马光大发雷霆，言官管的是纪律，谁允许你乱议国策的？！闭嘴。王岩叟就闭嘴了。这记霹雳挨得一点不冤，他根本就不懂为什么司马光一定要用募役法来取代免役法。

　　　　这里面有个秘密，试问司马光推崇古法，三代以降中国历代的役法太多了，为什么他一定要选择这个争议巨大的募役法呢？答案在千里之外的江南。

　　　　这时的司马光已经针对性的废除了王安石批注的所有新义，复辟了熙宁前的科考；这时的司马光已颁令严禁阅读王安石晚年的重要作品《字说》。司马光一定要用募役法来取代免役法，他是要让活着的王安石知道，你当初认为免役法先进，比募役法好，我偏偏改回来，让你眼睁睁地看着！

　　　　在司马光废除免役法的仅有的5天的期限中，在范纯仁、苏轼有话要说时，5天内废法行动一直在进行中，司马光在一片反对声中突然迎来了一股春风，一份公文摆在了他的办公桌上。

　　　　开封城周边州县按时完成任务，所辖地区内免役法全部废除，募役法已经生效！司马光惊喜交集，在这种时刻是谁这么乖，当了他的突击队长？

　　　　看公文署名，开封府尹蔡京。

　　　　蔡京，一个新党，是王安石的亲戚，这很犯司马光的忌，可是在这种关键时刻，反是最好的典型。想想连王安石的人都这样支持他，旧党党内该怎样反应？

　　　　他召来了蔡京，亲手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同志，要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办事，还有什么命令贯彻不下去呢？由此蔡京捞到了他人生的第二桶金，旧党党魁司马光赏识了他。

　　　　王安石派蔡京下基层，司马光树立蔡京是模范典型。这时的蔡京看上去人畜无害，实际上蔡京的人品极差而手腕又极强。试想让庞大的京城周边州县在5天以内废一法、立一法，多么复杂的操作，在高官遍布的京城周边，蔡京迅速搞定，能量匪浅。

　　　　免役法废除之后，青苗法、将官法迎刃而解，司马光在国内举世无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可是他非但没有快乐，反而唉声叹气。他苦闷啊，对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话——“西夏未服，吾死不瞑目。”

　　　　此言一出，新、旧两党人士都深深共鸣，从太宗时起到神宗一生，都被西夏拖得筋疲力尽，这是大宋近百年的无解毒瘤了，司马相公终于要对它动手了！

　　　　但是怎样操作呢，四位皇帝和无数能臣都搞不定的事，司马光会有什么好办法呐？事实胜于雄辩，司马光给出的答案惊天动地，事先谁也想不出来。

　　　　司马光认为，宋之所以会和西夏恶化至此，都是王安石惹的祸，那么解决的办法也简单。把熙宁、元丰年间历次战争所得到的好处统统还给西夏人，不就得了嘛。比如米脂、浮图等四座城寨，恢复与西夏的买卖，至于每年的赏赐当然更不能少了，一切都以仁宗、英宗时代的待遇看齐……

　　　　这样的开价让西夏人笑疯了，还使劲咬嘴唇，我在做梦吗？

　　　　西夏人张大了眼睛，看到了事实，还不敢相信：宋人死了几十万人夺得的四座城真的还过来了，赏赐什么的也全数送来了，至于回报，宋朝只要求西夏像从前一样称臣，每年写点格式标准的拜年信即可，如拜年信的书笺欠缺，他们也能赠予。

　　　　西夏人实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