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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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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战略重点的提出，使从事这一工作的人们立即明确了主要目标。用专委会办公室专职副秘书长刘柏罗的话来说：“大家的心情豁然开朗，一下子就把思想集中到原子弹这个重点上来了，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都很赞同。此后，中央专委会和国防尖端工业部门的工作，主要放在原子弹的研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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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核威慑（6）
在第二次专委会上，还讨论、解决了组织制度、工作条例、队伍建设等问题。
周恩来一言概之：
专委会是政策领导、组织领导，负责决策和行政、组织、检查等工作；大家又是“首长”又是“脚长”，要做无名英雄。
为解决人员结构这一薄弱环节，周恩来当即决定：加强第二机械工业部的科技力量以及党和行政的领导力量。限令各有关部门、部队和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于12月底前，为二机部选调各方面出类拔萃的人员500名，并调配1100多台仪器设备。有些技术设备要由外国引进。
12月4日，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了第三次专委会，这次会议主题是解决规划问题。会议原则同意二机部部长刘杰提出的《1963年、1964年原子武器工业建设、生产计划大纲》（简称“两年规划”）。
对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准备工作，周恩来讲了四点即十六字方针：“实事求是，循序而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
随后，他又对二机部的工作提出了“三高”的要求：
“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在中央专委会成立后的半年时间内，我国原子能工业各条战线迅速形成了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为原子弹的研制和生产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中国人的步伐，是惊人的，连外国的同行们都难以想象。
到1963年底，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就已经接近过关。为此周恩来在12月5日主持召开了第七次专委会议，主要讨论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工作安排。
周恩来提出：“关于试验工作的安排，地面试验放在第一位，并继续完成空投试验的准备工作，同时把地下试验作为科研设计项目立即着手安排。”
会议据此做出了相应的决定。此后，我国核试验一直沿着这一方向前进。
——实验科研人员进行了上千次的爆轰试验；
——1963年12月24日，在西北的核武器研制基地成功地进行了聚合爆轰出中子试验。
——1964年1月14日，铀浓缩厂在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关后，终于拿到了可以作为原子弹装料的合格的高浓铀产品。
……
基础工作出色地完成了，接到报告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非常高兴。毛泽东充分肯定了科研、生产战线同志们的成绩；周恩来批示：“请转告刘杰同志，庆贺他们提前完成关键性生产和解决了关键性的技术试验，仍望他们积极谨慎，坚持不懈地继续完成今后各项任务。”
到1964年9月，除气象、爆炸时间等问题外，爆炸试验的技术问题已基本解决。前方的核科学家们等待着中央的决策。
1964年9月16日、17日、23日，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了第九次专委会议。
会上，他详细询问了试验前的准备工作。这次会议要解决的就是爆炸时间等问题。
一开始，对1964年10月还是1965年4、5月间进行爆炸试验，有不同的意见。经过详细的讨论研究后，周恩来综合大家的意见提出：争取1964年试验；由专委会起草有关报告，报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同时，二机部、国防工办等单位要积极、充分地做好准备。
他还提请大家注意：对核试验的利弊要充分地估计足，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并要严格保密制度。
这期间，周恩来还对参加第一次核试验的工作者们提出了又一个十六字方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这十六个字，后来被人们用精心挑选的彩色石块镶嵌在试验基地上，成为我国各尖端科学试验基地长期遵循的座右铭。
9月23日，征得中央常委同意后，中央专委会决定：10月15日至20日期间进行首次核试验。
保密，是核试验的关键之一。
中国研制原子弹的情报，是许多国家和台湾当局刺探的重点，不得不防。自我国决定研制原子弹以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就与台湾合作，使用多架次被称为“蛟龙夫人”、“神秘女郎”的最先进的高空侦察机U…2飞机，对中国大陆进行军事侦察，这些飞机多次飞入中国的军事基地上空。在1964年8月以前，英勇机智的中国军队就击落了3架号称“不可战胜”的U…2飞机。
破核威慑（7）
临近首次核试验，周恩来高度警惕，他对所有参与此事的人提出：这次试验，要绝对保密，除了同试验直接有关的人员外，其他人一律不能知道，包括你们的妻子、儿女；邓颖超是我的妻子、老党员、党中央委员，由于她的工作同核试验无关，所以我没有告诉她。
为保密起见，周恩来在中央专委会上要求：在联络中一律用暗语和密码。早年周恩来在天津创办觉悟社时，曾用“五号”（谐音“伍豪”）作为代号从事革命活动。在领导高度绝密的原子弹试验中，周恩来取代号为“五十一”，罗瑞卿“六十一”，张爱萍代号为“七十一”……原子弹的爆炸时间，则被取了一个形象而动听的暗语：“瓜熟了”。
随后，周恩来派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作为试验场的总指挥，刘西尧为副总指挥，前往西北核试验场。
周恩来对保密工作要求之严，张爱萍深有体会，他后来回忆道：
搞这个原子弹，从一开始一直到最后的基地试验这个事情，总理就规定了一条，绝对保密。他规定，绝对保密，就是连自己的妻子都不能告诉。我记得清清楚楚，他说：你看邓大姐，我也不会告诉她。所以我们这个事情所有人都不知道。
总理确实没有告诉邓大姐。最后我们爆炸完了，从基地回来到西花厅去，我向总理报告具体情况，碰到邓大姐，邓大姐就说：你们这样子好事都不告诉我？我说：大姐，你不能怪我，总理强调的，他都不告诉你，你不能怪我不告诉你。
到达基地的张爱萍把周恩来以身作则严格保密的话原原本本地向全体参试人员作了传达。这对中国首次核试验保证无一泄密事件，起了重大的作用。
根据气象等情况，并经毛泽东同意，1964年10月14日，周恩来亲自下达了核装置就位的命令。随后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时间定在10月16日15时。
试验场上的核装置，在静静地等待着起爆的命令……
原子弹试验，可不比一般的战争，此事非同小可。在北京的指挥中心，和基地一样都处于临战前的紧张气氛中。结果如何，谁也无法准确预料。周恩来也有他的担忧。他曾说过：“希望它响，万一不响，只好待明年。不响外边也不会知道，也要准备不响。原子弹的确是吓人的。主席有更大的战略想法：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试验的前夜，周恩来拿起了直通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的保密电话……
刘杰比周恩来更紧张。他后来回忆：
在15号的晚上，总理给我打电话，说究竟你现在考虑我们这次实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在当时我也是很紧张的了，我说：总理呀，目前根据我的认识有三种可能，第一是干脆利落，第二是拖泥带水，第三是完全失败。我说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第一种可能性是最大的。
听到这一回答，周恩来放心了。
1964年10月16日，周恩来、贺龙、聂荣臻等人坐镇北京，亲自守候在直接连接试验现场的电话机旁。下午3点以前，周恩来接通了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将军的电话，从电话中，他可以听着现场的指挥口令和倒计时的声音：9、8、7、6……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也各自在办公室密切关注着这次试验。
15时，中国西部一声巨响，火球光芒四射，随即向空中升腾翻滚，变成一片巨大的蘑菇云。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响声一过，张爱萍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总理，爆炸成功了……
为慎重起见，周恩来在电话中进一步向张爱萍核实：“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
身经百战的老将军这时也愣了一下。他后来回忆：
是不是真的原子弹，我也不懂啊，但我马上往旁边一看，旁边有一个科学家叫王淦昌，我说：总理问是不是原子弹爆炸。他一看前面，正好这个时候黑烟柱起来了，火焰也起来，接着蘑菇云开始了。王淦昌说：现在蘑菇云开始形成，是原子弹爆炸。总理听说后，很高兴。他在电话中说：我向你们所有的科学技术人员和工人表示祝贺，同时我也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向你们表示祝贺。
破核威慑（8）
当时在周恩来身边的军事秘书周家鼎也说：
张爱萍根据当地的情况，说现在蘑菇状烟云已经升空了，而且还把好多现象也很详细地报告给总理。总理这时如释重负，就马上拿起电话向毛泽东报告：第一颗原子弹实验成功了！
爆炸成功后，国外的反映接踵而至。
——最早得到中国原子弹爆炸消息的是美国，在16日当天，他们再次派出U…2飞机到中国上空搜集核尘样本。美国方面开始假装若无其事，约翰逊总统说：中国爆炸的是一个“小东西”，不超过万吨。很快，他们根据侦察得到的情报，改称：中国这颗原子弹的当量比他们当年投向广岛的那颗还要大。
——日本东京方面则广播，中国可能在它的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法国总统蓬皮杜则表示：顷刻之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一天也为期不远了。
——海峡那边的蒋介石也是较早得到中国大陆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的人，他当天声称：事先已从美国方面获此情报，并未感到震惊，但亦未忽视此事对亚洲政治及心理上的影响。
……
恰在10月16日这天，苏联宣布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于15日辞去职务。当周恩来把这一消息通过电话告诉基地的张爱萍等人时，张爱萍等人开了个玩笑：“我们这个原子弹一下子把赫鲁晓夫砸下台了。”张爱萍说的是玩笑话，但没想到国际上还真有人这么认为。
赫鲁晓夫下台和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两大焦点。国际舆论认为，中国是有意把原子弹的爆炸安排在赫鲁晓夫下台的时候，后来有人问起时，周恩来是这样回答的：
这完全是巧合。我们怎么能够那样准确地知道他要下台呢？即使知道他要下台，马上爆炸，除非我们手里掌握了大量的原子弹，像放焰火一样随便放。
当晚，周恩来随毛泽东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的3000名演职人员，毛泽东让周恩来当场宣布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和苏联赫鲁晓夫下台的两大喜讯，随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向国内外播出了我国首次核试验成功的新闻公报和中国政府对于核武器问题的立场。
中国政府的立场，在当天发表的经周恩来审定的政府声明中，表述得非常清楚：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
中国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的核威胁。
几天以后，周恩来陆续收到了各国政府的回音。许多国家表示祝贺中国核试验成功，支持中国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主张和召开首脑会议的建议；只有少数国家表示“遗憾”或对中国进行攻击。
这一回音，周恩来在10月19日向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人们作了公布：
我收到的抗议书只有10份，贺电上百份，表示高兴的就更多。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怎么办？
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周恩来说过：
我们要特别谨慎，宁可让敌人估计得低一些，我们藏一手。不要让敌人过于重视，这反而会增加困难。人家瞧不起我们，我们会埋头工作。
后来，他在接见法国外交部长代表时，还坦率地说过这样的话：
我们的原子弹现在还处于试验阶段，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我们还不能反击，要付出相当代价，这些我们都是有准备的。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中国便进入了周恩来所说的“准备”状态。为进一步打破核大国的核控制，中共中央决定，要加速研制氢弹。
为此，周恩来找来二机部部长刘杰，研究对研制氢弹工作的安排。
刘杰认为：现在还有许多问题吃不透，大约需要三五年时间。
破核威慑（9）
周恩来果断提出：不行，五年太慢了，要加快发展；下一步的重点是“两弹结合试验”，立即着手抓加强型原子弹和氢弹、导弹。
根据中央的要求和周恩来的指示，1965年初，二机部向中央专委会呈报了《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
2月3日、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了这个报告。会议决定：“力争于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试验。”
从尖端科技的发展来看，由原子弹到氢弹又是一个质的飞跃。实现这个飞跃，美国花了7年零4个月，苏联花了4年，英国花了4年零7个月。而当时法国已用了4年多时间研制，仍未成功。
中国对这件事的组织领导工作，则令世界震惊。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300万吨级的空投氢弹试验。
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仅用了2年零8个月，其技术水平也超出了美、苏的首次氢弹试验，提前实现了原来的预想。
然而，试验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出现过许多险情甚至事故。
1971年12月30日，在我国西北某地进行第一颗实战氢弹的投掷试验，就没有成功。
当时，由飞行员杨国祥驾驶的飞机进入预定地点，机上载有一枚数万吨当量的实战用氢弹。塔台发出投掷命令后，杨国祥用力伸向推脱装置机关，投掷装置却无动作。他又采取应急措施，仍没有成功。
随着气候、温度、气流、速度的变化，可能使氢弹在空中突然爆炸，不仅会机毁人亡，基地也会成为一片废墟。
在北京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的周恩来虽然极为担心，但他镇定下令：除塔台指挥外，所有人员，无一例外，全部撤出。
杨国祥却另有考虑，他坚定地请示说：“我要带弹返航。”
接到基地报告的周恩来，捏着话筒，沉吟半晌，终于沉重地说：“要相信我们的飞行员。”
在惊人的寂静中，杨国祥终于稳稳地驾驶着飞机，在某机场降落了。
周恩来这才松了口气，说：“带氢弹着陆成功，是一大奇迹，要好好总结经验。”后来查明，事故原因是推脱装置变形造成的。
在取得国防方面的巨大成就的同时，我国原子能工业一直注意将原子能用于和平建设上。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波影响了原子能工业的发展，其干扰破坏是显而易见的。
在“文革”之初的1966年9月25日第十六次专委会上，周恩来不无遗憾地说：“上次专委会后，就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了，5、6、7、8月想开专委会均没有开成。”
他对专委们说：你们要说服二机部等科研、生产机关取消红卫兵，取消派别，使这些部门正常工作。
然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仍然对尖端科技战线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一次，周恩来正在举行欢迎外宾的酒会，突然，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某导弹研究院一位和钱学森一起在周恩来关怀下从海外归来的著名火箭材料科学家姚桐斌被“造反派”整死了。
闻讯的周恩来震惊了，手中的酒杯掉落在地上，摔得粉碎。他坚决地说：对国防科技战线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要实行武力保护！
1969年8月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有关国防尖端科研的会议。针对七机部一些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不能放手工作、无法全力突破工程技术难关的情况，他郑重地对分别负责技术和科研生产的钱学森、杨国宇说：
由钱学森挂帅，杨国宇为政委，你们两个负责；你（指杨）是政治保证，他（指钱）和其他专家要是被人抓走了，不能正常工作，我拿你是问！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批准同意了一份需重点保护的几百工程技术人员名单，他郑重地指出：
这些同志都是搞国防科研的尖子，即使不是直接参加某工程的，也要保护，主要是从政治上保护他们，不许侵犯他们、抓走他们；如果有人要武斗、抓人，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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