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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待遇是以效率来计算的，每人必须每天上足八至十课时的课程，才能拿到基本待遇。”老教师悄悄透露给他听。

肖杰对此没有疑义，但每天上完课后的感觉是连吃饭的力气都没多少了。给大学生教书可不能像为小学生上课一样，得给大家思考和探索的空间呀！

教研组会议上，组长这样回答肖杰的看法：不错，我们都给大学生上过课，但那是在公办大学，你现在干的是民办学校。本来应该是三个教师的课，在这儿绝对只能一人来承担，这叫“效益”，懂吗？

后来几个月，肖杰荣升为班主任，看到学校公布的“学期教学计划”上有一串长长的选修课目，他便开始为学生们张罗起来；以便给广大学子们更多一些知识。但当他辛辛苦苦筹备齐全，准备开“选修”课时，教务处处长把他叫到办公室责问道：谁让你擅自增设教学内容的？

肖杰摇摇头，没有啊！

哪你在忙什么？

我给学生们安排“选修课”呀！

瞎胡闹！什么“选修必修”，这儿只开能够对付得过去的课，其它的什么都不开！

哪……学校的教学计划上不是明明写着嘛？

写着又怎么啦？写着又不是给你看的，是专门给检查我们工作的那些人看的呀！你当什么真？上什么心？

肖杰最后实在忍不住要告别他工作的那所民办大学，是因为下面这件事：

那年他所带的计算机专业班已经到大二下半学期，这时一位校领导领来一个学生到了他班，校领导说这是个插班生，让他好好带。

“你以前上过哪个大学？”肖杰问那孩子。

那孩子摇摇头，说没有，只上过高二。

为什么没读完高三？

没劲，我不爱读书，要不是老爸逼着，高中我都不想读。

什么？这上大学的事肯定也是你父亲硬逼的？

是啊，他不用鞭子逼着我才不来呢！

你插班大二怎么能跟得上呢？

谁知道！反正我老爸说，到这儿早点混个文凭，好给我在派出所弄个民警当当。因为明年有指标，而且现在招收民警至少也得有个大专文凭，所以我老爸着急把我弄到这儿的，嘻嘻，老师你该明白了吧！

肖杰怎么也不明白。不管公办还是民办，我们总还是一所大学呀！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呢？

他满以为自己一番道理可以把校领导说得回心转意，哪知人家反问他：你知道我们在这儿办一个近千人的学校离得开“站岗放哨”的公安呀！没有他公安局长给你点个头，就连你这个贵州穷山区来的人怎么会落户到这美丽的海滨城市？学校离不开他，你肖杰也离不开他呀！他提出给儿子“混”个文凭开开绿灯，我们怎么好一口回绝？

肖杰还是不明白，校领导说，我们是民办，民办民办——“明”白了就能办！这个你知道吗？

肖杰选择了离开民办大学。

其实，以上事例在民办大学里并不少见。这仅仅是整个中国民办大学这面多棱镜中的一个棱面而已。

有人用这样的话评价过一些民办大学，说除了牌子大收钱数目大再就是水份大。到底如何，我们实地走一走便可以有出人意料的收获。

有一个曾在三所“大学”沐浴过的学生这样描述他的经历：他第一次上的那所大学设在一个工厂的旧仓库里，在这里他度过了一年零四个月的“大学”生涯，那座原来生产半导体的工厂因为自80年代起产品没有市场就一直闲置着，工厂的工人大部分下岗回家了。厂里有一位原来搞外销的“爷”，有一次在咖啡馆里跟一位在教育部门工作的同学聊起厂里的景况后，那老同学说我现在正愁没地方，能不能把你们工厂的大仓库租借给我用？我给你们厂子租金呀！半导体厂搞外销的“爷”说：你有钱，我们还有办不成的？说吧，你租我们的大仓库干嘛用？老同学告诉他说办大学用呀！“爷”一听乐了：你别逗了，办大学能到我们那个破厂子？老同学拍拍“爷”的肩膀：这你就不懂了吧？现在什么都改革开放了，就不能把大学办到你厂子里去？“爷”觉得自己真是少见多怪，便问：那你办的是不是职工大学呀？老同学告诉他，现在广大工人老大哥都下岗了，还有谁去办职工大学？那不等于自花钱培养有知识的“下岗老九”？我是办大学，就是专收中学毕业而没有考上大学的高中生的那种大学！“爷”一听很惊讶，说这样的大学你怎么好自己办呀？老同学一阵窃笑：你这个“爷”呀，现在除了自己不能印钞票外，啥事不能干？我个人当然不好办大学了，可现在政策允许社会和民间的力量办大学，这叫民办大学。我在教委部门工作当然不好直接出面，但我知道政策呀，我给你找个什么“协会”、“学会”和研究机构不就成了。你们厂如果能提供地盘，两家一合作，再到有固炜门一审批登记，大学不就成了！“爷”真像听了一出《天方夜谭》，回厂后他跟回家休息的厂长一汇报，厂长乐得屁颠屁颠的，说只要给钱，让我叫他爹都成，别说办大学哩！事情就这么简单，因为有教育局里工作的这位老同学当后台老板，“爷”的这所大学就很快批了下来，昔日关张多时的半导体旧仓库经过一遍粉刷，再在大门外换上一块“××大学”的牌子，只有初中毕业资格的“爷”摇身一变成了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校长，而他招聘来的那几十位有教授、副教授职称的退休教师则成了受他指挥棒管理的教职员工，有的甚至还当了彻头彻尾的跑腿的。

●“洋大学”很火，也很腻人

无独有偶，某民办大学现在已经在北方某大都市办得红红火火，据说在校的学生超过了一所省级中等大学的在校人数。我原先从来没有听说过在我生活的城市里还有这么一所“名牌”大学。我那位正准备筹办大学的朋友说起办大学的事情时，那眼神里充满了对这所“名牌”大学的敬羡之情。下面是他的话——

老实对你这位朋友交个底，我本来以为办大学搞教育只是国家才愿意干的苦差使，哪想到时下成了好多聪明人抢先占领制高点并获得“短平快”、致大富的绝顶好路子呀！你知道某某大学的老板现在手下多少学生了？几千人哪！几千人是什么概念？给你算算账：一个学生一年的学费加生活杂费就算一个整数一万元吧，一千人就是一千万元！一般大学生从入学到毕业都在三至四年吧？这就是三四千万元！你问投入？哈，投入个毯！学校校址是租的，教师大部分是聘用离退休的，一年用于教学上的所有支出能达到三分之一就是多的了。问题是这所学校现在越办名声越大，仅今年新招生就超过上千人，老生新生加起来已经三四千人了！我在他们开学时偷偷去“侦察”过几次，你要是看到他们十几个人一起组成的“收银娘子军连”的盛况，你准会眼睛发光！光银行派来收钱的警车就有三辆，全副武装的警卫人员就有上百人！“收银娘子军连”的小姐女士们收来的学费一转眼就是一麻袋一麻袋的，你们知道他们那老板赚了多少？说出来都是天文数字呀！民办大学不赚钱的是傻瓜，但像人家这么会赚大钱的人也并不多。他的奥秘就在于他会玩，玩得那些一心想把自己儿女培养成大学生的家长们打破头主动给他送钱去！

其实他玩的招术不算高，在招生时他说他的学校可以是双学籍，即美国、英国也承认其学历，这下把中国很多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留学又一下送不成的家长们的心给勾走了。一般普通中国家庭又没有海外关系，把孩子送到国外留学想办也难办成，再说到国外留学最便宜的一年少说也是四五万、八九万元人民币，而现在不用出国、仅花不足几分之一的钱就能念上“外国”文凭，这样的好事谁不动心？于是上百成千的家长带着子女疯一般地来到这所学校报名上学。你问那学校的“双学历”是不是骗人？不是，人家这可是真的，都什么年代了，再玩那种睁眼儿瞎套白狼的事只有老土才干。能办学校尤其是能把学校办得轰轰烈烈的人可都是高智商的人精哩！高智商的会玩与骗是两个概念。办这个学校的人会玩在于他们确实满足了一部分中国人追求大学追求门第追求“洋文凭”的虚荣或者说是某种需要吧。你是想弄清楚他们的双学历是不是真的？绝对是真的。问题是人家把这事办成了，办得学生和家长们明知将大把大把的钱白送给了人家还要谢谢狗日的办校人。这样的荒唐事竟在我们中国层出不穷。起初我跟你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不明白，在西方许多国家里，办学包括办大学在内的事就跟开公司一样，你只要有一点钱就可以去申请，而且西方的学校民办和私立的要比公立的还多。我们现在见到的那些在中国百姓面前玩所谓“双学历”的高智商们大多在国外留过学，或者在国外有熟人朋友，他们甚至不用出国便可以到某某国家注册一个让中国人听来很有历史的洋名如“圣得堡”、“艾伦斯基”洋学校，这个学校本来就是他的，再出点钱让官方出个咨询证明，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合法地在中国招生、发学历文凭证书了。

到这一步还不够，高智商们明白有些中国家长的智商也不算差，会提出既然“双学历”就应该在相关国家可以享有留学上课的权利。于是高智商者早已想到和做好了这样的工作：他们利用国内招生收来的大笔钱财，再跑到国外与那些我们中国人熟悉或者不怎么熟悉的名牌大学或非名牌大学进行合作办学的“洽谈”——注意，这样的“洽谈”总是以双方皆大欢喜而告终，因为国外的大学无论是名牌的还是非名牌的，他们的显著的特点是：你只要有“美金”，什么事都能办成。更何况，许多国外大学的生源本来就是一个头痛的问题。中国人居然把滚滚而来的生源送上门去，那些黄头发蓝眼睛的校长们高兴还来不及呢。OKOK！于是，中国的高智商们就这样轻轻松松、安安全全、合合法法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土上办起了既有中国文凭又有外国文凭的“双学历”大学……

这等披着“洋皮”的“大学”，是目前中国民办大学中最火的一类。

我认识一位家长，孩子正在有“洋皮”的大学里读书，他告诉我，他是私企的老板，把去年高考没有考上的千金送到这所学校后，挺满意。“首先是我女儿的大学梦圆了。孩子从小学到中学，念书念得太苦了，眼镜近视到一千度。照中国现在的高考分数线和录取要求，她这辈子怕是没有机会上大学了。可孩子不上大学以后让她怎么在社会上立足？我们作家长的，辛辛苦苦图个啥？还不是为了后代！可说实话，送一个女孩子到国外上学咱又不怎么放心，钱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还是牵挂。听说你们北京有不出国就能学到两种语言，拿到两国文凭这样的学校，就是让我拿出双倍的钱我也愿意呀！我觉得值得嘛。再说，我的孩子现在可比以前活跃多了，外语好不用说，社交能力也增强了，最重要的是她的心境开朗愉快了，不像以前一提到读书像让她上刑场似的。看到孩子如此健康成长，我觉得比什么都强。不瞒你说，就是因为我看到孩子上了这样的大学出现了我意想不到的结果，你再让我拉她出来上北大清华，我也未必同意。这是真话。信不信由你。”

我不敢不信。但我不敢全信。因为我了解另外一所类似的披着“洋皮”的大学的情况。

这所大学也与我同在一个城市，但一般的人不易找到，因为它在很偏远的市郊，校名的牌子也不像传统的中国学校把牌子挂在围墙外的大门口最醒目处。这个学校的牌子倒像我们常见的那些“商社”一类，挂在了一座写字楼某一层的一间房门上。这样的大学与其说是“大学”，倒不如说是招收学生的公司更准确。有一位在这所英文名字很好听但翻译成中文怎么也别扭的G国学校上过两年学后来不得不再度转学异国的学生，无奈地告诉我很多有关这类学校的“秘密”：

这样的学校，一般都是由在某一国工作或者从事商务的华人与当地的商人或教育机构联手经营。说穿了应该叫作“联手骗钱”。事情就这么发生过：某家长把自己没有考上大学的孩子送进这样的“洋大学”，一下交“学费”就是十几万元。孩子进“学校”一看，奇怪，怎么既没有操场，也没有围墙，只有一个大仓库式的大教室。教的课程不中不洋，不古不今，总之老师们说这是未来世界潮流的“前卫课程”。可怜的学生反正不知道什么是洋国家的前卫，什么是古中国的保守，跟着听跟着学，最后拿一个别让父母瞪眼臭骂的文凭就是了。但“洋大学”因为不是真正的“洋大学”，所以早晚要露馅。学了不到两年，家长被告知，必须再拿十几万元，然后转学“某某国”去接受正式的洋大学教育。家长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因为“洋大学”要把自己的孩子“叼”出去可不是闹着玩的，便把孩子叫回家详问到底两年学了什么？到底“学校”内情如何——在这之前，该校打着“封闭教育”的幌子不让家长和外界参观他们的内部管理，声称说这种“先进的教育方法不能给中国的学校学去”，故而让家长们谅解。为了孩子好，于是家长们还都能理解并满足了校方的要求。但详问孩子后，家长一听就急了，这哪像是学校，整个是在糊弄人呗！气一来，就找到地方教育局。

教育局说我们这儿从来没有这个“洋大学”来备过案嘛！家长不信，说人家在招生时也是有我们中国方面发的“照”的。“照”？什么“照”？教育局官员起了疑心，一追查，原来这个“洋大学”还真有“照”，但不过是他们作为某跨国公司在中国经营的许可经营执照，至于作为跨国公司在D国注册的某某教育机构则没有在中国做任何注册。所以说这个外面只挂公司牌子的“洋大学”其实在中国的招生收入和教育管理都属非法。可是因为有当地的中国人在某些方面运作周到，它竟然可以理直气壮地搬出一套在中国境内合法办校的证据来。他们说他们与某某民办大学是“合作关系”，不信可以看看“签署的合同文本”。没错，还真是那么回事，“气死我也！”家长们有气只好往肚子里咽。事到如今，还能怎么着？人家说了，你愿意跟我们一起走，把孩子送到D国完成两年的学业，拿个D国文凭回来，中途休学不能怪我们。狗日的，民办大学为什么这么乱呀？家长骂了半天仍没辙，只好这么办吧。

三来五往，民办大学到底怎么回事，在中国简直有点像个谜一样，外人谁都不清楚。我采访过几位民办大学里的优秀学生，我请他们谈谈自己当一名民办大学学生的真实心境，他们的真言袒露叫人听后很吃惊。有位后来还拿到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的民办大学学生对我说：不瞒你说，我在民办大学的三年里，心里始终没有停止过流泪。记得我在高考未被录取后无可奈何地走进一所民办大学时，我流了第一次泪，这泪是我自己感到从此自己比别人低一等了的开始；后来是在开学典礼上，当学校校长在台上气昂昂地向我们台下一百多位大部分是高考落榜生的同学们大声宣布，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大学生时，我的心就像被人用刀捅了一下似的，眼泪忍不住再次流下，后来我发现在场的所有同学没有一个人听到校长说这话时抬得起头的。而他第三次流泪是在三年的民办大学毕业典礼时老师向他颁发毕业证书时。“这一次流泪是我看到手中的毕业证书怎么看怎么别扭，因为我知道这样的毕业证书虽然老师和校长一再强调也是‘国家承认’的，可国家是个空泛的概念呀，我知道拿这样的学历文凭就是到一个小工厂小企业，人家也会瞅一眼就朝你摇头的。这样的学历文凭证书只能带着我的那种‘次大学生’的屈辱烙印。所以我发誓要争取重新拿回一份真正的大学毕业证书。当然，话说回来，我后来拿到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证书，也有前面那张‘国家承认’的文凭的功劳，不然就不可能直接获得硕士研究生的考试资格和学习机会。一句话，民办大学，对那些无路进入正规大学的学子来说，它是一座通向理想彼岸的‘竹梯桥’——因为那些高考成功者走过的虽然是‘独木桥’，但终究独木桥是木头做的，走在上面是踏实和坚定的，然而‘竹梯桥’不一样，即使你踩在上面也有几分恐慌与不安……”

这位学生所说的，正是中国民办大学目前所处的地位——想爱你但难激起情绪与热情。如果碰上那些本来就专门想坑你害你赚你一把的学校，那民办大学的招牌就更是要大打折扣了。

在京郊一个颇显蛮荒的地方，有所民办大学的分校，我去采访的前些天，学校有两位女同学没请假就擅自溜出了校门，至于干什么去了，谁也不知道，急得校长、班主任满北京找，最后不得不求助于派出所。民警一听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