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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10月份，各乡团勇在踏浒集结，即将向征义堂进攻。周国虞便派出六十人的先锋部队，驻扎在杓形，阻遏乡勇。又调动会众，准备出击。不久，周国虞的先锋被乡勇消灭，他便率领会众集中在古港、穴山坪和宝盖洞一带，扼险自守。
　　浏阳知县非常懂得为官之道，也深知征义堂势力强大，担心自己惹不起，害怕事情闹大，便把王应苹一案压着不办，一再向上面辩解，说周国虞并没有造反的迹象。
　　张亮基听了知县的意见，也担心征义堂人多势众，缉拿周国虞的人，非得兴师动众不可。他还得到报告，浏阳县衙里的小官们，有许多是征义堂的成员，就连省城官府里，也有征义堂的耳目。真要发兵攻打，牵扯面会很广。想到这里，他打算上奏清廷，表明自己的看法：犯不着为了一个杀人犯大动干戈。
　　但是，他想了一想，又觉得不妥，担心文宗怪罪他姑息和太平军有联系的会党。他跷着腿躺下思索了一阵，忽然跳起来说道：“我决定了！”
　　他所做的决定，就是把这件事交给左宗棠办理。但是，他对任何人都只字不露。浏阳人到省城告状，张巡抚都不予理睬。浏阳人无法，只得到邻省江西的官府寻求援助。
　　江西巡抚张芾和已被清廷任命为帮办团练大臣的在籍尚书陈孚恩，给张亮基发来公文，请他发兵捕治征义堂。张亮基还是置若罔闻。他只派了通判裕麟前往浏阳查办，但左宗棠暗中派了典史孔昭文和武举诸殿元乔装改扮，奔赴古港、山光洞和宝盖洞等地，侦察征义堂根据地的交通和地形，掌握了征义堂首领们的姓名住址。

1853年，咸丰三年（4）
左宗棠写了一封绝密的函件，附有浏阳地图和有关征义堂的各种情报，送给已在湘北镇压了晏仲武造反武装的江忠源。他向江忠源传达张巡抚的命令：立刻带兵去收拾征义堂。他要求楚军不要暴露进军的目的，谎称到平江追击晏仲武余部。到浏阳部署兵力之后，再张贴告示，利用强大的宣传攻势和武力威慑，力争招安。正式的命令文件，等到江忠源到了浏阳，再给他补发。
　　左宗棠对征义堂的情况了如指掌。他认为，省城附近存在一支随时可能造反的军队，对清廷的政权是莫大的威胁。情报显示，征义堂虽然人多，但铁了心要造反的不过几百人，其他的人都可以分化瓦解，因此他对这次部署是充满信心的。
　　1月22日，楚军从巴陵出发，经平江来到浏阳。赵知县认为楚军此来，是为了镇压征义堂，便向江忠源打听，楚军将向何处进军。江忠源说，他是奉了巡抚的命令，前往江西，等到长沙运来粮饷，部队就会开拔。
　　过了两天，楚军在县城东边的冯家岭扎营，张贴告示。江忠源说，他是奉令来处理征义堂一事，要抓捕的只是几名首犯，其余人等，一概不问。只要将首恶绑来献给官府，楚军就不出兵。
　　江忠源扎营时，邓万发和曾世珍等人混在观看的人群里，打探江忠源的形迹，百姓也不敢指认他们。邓万发等人回去以后，对部属们说：“本来以为官军都格外健壮，今天看到的部队，都和乞丐一样虚弱，都是乌合之众，混饭吃的！我们征义堂内，刀矛、拳棍和枪炮，样样精练，完全可以把他们吃掉，有什么不敢迎战的！”
　　赵知县听到消息，急得直跺脚，居然咬破指头，写下血书，上呈巡抚，以身家性命担保征义堂不会作乱。
　　血书呈到张亮基手上，张亮基再次迟疑不决。他征询左宗棠和郭崑焘的意见，这两人坚持要镇压征义堂。
　　赵知县又去找江忠源，哭泣着说道：“江公为什么骗我？你了解征义堂吗？他们占据了东乡周边十里宽的地盘，有几万人，为恶十多年，谁也不敢拿他们怎么样！现在大军都到湖北追赶太平军去了，而江公你只带一千多名疲弱的士兵来这里，你自己想想，凭你这点兵力，能把征义堂打下去吗？并不是我怕死，我是担心坏了大局！只要征义堂举兵起事，长沙就难保了！”
　　江忠源笑道：“我怎么不知道情势危急？只是箭在弦上，不能不发了，我有什么办法？”
　　赵知县又向上峰告急，请求给浏阳增兵几千，筹饷几万两。
　　张亮基接到报告，一笑置之，不予理睬。
　　1月26日，征义堂三千多人，分三路扑向冯家岭楚军营地。他们打着白旗，上面大书“官逼民反”，宣布武装起义。
　　起义军漫山遍野地杀过来，刀矛林立，喊声震天。左路出击詹家岭，直逼江忠源的大营。
　　曾世珍欺负江家军兵少，以为很容易对付，却没料到对方是一支精兵，与征义堂的大部队对阵，一点也不慌张。
　　江忠源事先已派守备李辅朝率领一个营驻扎在县城内，以防内变。他自己督率两个营打阻击，在营外设了三重伏兵。
　　起义军到了离营半里处，见营中寂静无声，起了疑心，不敢贸然进攻。江忠源派出几十名骑兵诱敌。起义军果然上当，蜂拥而进。
　　江忠源一声号令，伏兵杀出，将起义军截为几段。起义军首领手持大刀，一阵砍杀，连伤几名楚军，但楚军毫不慌乱，一齐挺矛刺杀，将义军首领戳死。
　　杀向县城的起义军，遭到李辅朝所部抗击，落败而逃。
　　起义军一战失利，全军撤退。江忠源命令部队全部出击，一直追杀到双江口，才收队归营。
　　这一仗，楚军斩杀起义军几百名精锐，俘虏一百多人，缴获大量炮械和旗帜。经过核查，得知被刺杀的起义军首领名叫张大武，是征义堂的教头。
　　江忠源趁势张贴告示，声称凡愿脱离征义堂者，可以领取良民牌，不予追剿。
　　当天夜里，征义堂五千多人到楚军营中领取良民牌。第二天早晨，领取良民牌的达到一万多人。
　　江忠源知道征义堂的势力已经瓦解，连忙分兵，直捣三坪洞和山口两处征义堂的根据地。张亮基调来的援军，在云南总兵经文岱等人率领下，也冒雪向平江的卢洞、十八盘和福石山进军，抵达征义堂根据地的东北部，防止起义军撤离。浏阳团练和平江团练出动几千人，配合楚军扼守各处要隘。

1853年，咸丰三年（5）
二十五岁的浏阳人李兴锐是个出身贫寒的读书人，从上年起开始在家乡办起了团练。当江忠源的楚军开始攻击时，他便率部加入对征义堂的攻击。
　　1月31日，楚军进占古港，江忠源下令进攻。楚军一举击败曾国珍和邓万发的阻击部队，周国虞所部退守三坪洞。
　　楚军于2月7日除夕追逼到征义堂的根据地双江口，抓获起义军首领朱兴祥、陈国材、陈朝泾和陈德昭等二十多人，全部斩首。义军最高领导曾世珍负伤潜逃，也被抓获斩首。楚军斩杀七百多名起义军，俘虏六百多人。
　　江忠源命令余部投向楚军的兵营领取免死牌，各回自己家里。当晚，楚军解散了几千名征义堂会众，周国虞逃往汉阳鹦鹉洲。
　　周国虞和邓万发两人，这次都幸免于难，到下一年才被清军捕获，处以磔刑。
　　江忠源在浏阳用兵十二天，称雄于浏阳几十年的征义堂，被楚军一战解除。赵县令大为惊诧，同时对江忠源佩服得五体投地。
　　湖南的官府征讨会党，就是从这一仗开始的。
　　2月8日，大年初一，江忠源奉命返回长沙。江忠源由于在本省的战功升任道员。
　　27
　　太平军攻占武昌以后不久，他们今后的大对头湘乡人曾国藩登上了咸同时代的军事舞台。不过，这件事情是曾国藩本人也始料未及的。
　　1月21日，曾国藩收到咸丰皇帝于1月8日所下的一道上谕，由张亮基转达。文宗说，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隶属于湘乡，听说他现在原籍。他应该熟悉湖南地方的人情，着令湖南巡抚传旨，令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等事务，他必须尽力而为，不负重任。
　　一道谕旨，使曾国藩成为文宗即位后任命的第二位团练大臣。第一位团练大臣是前任刑部尚书陈孚恩，接到任命的时间是1852年9月。曾国藩得到任命之后的三个月里，清廷一口气任命了四十九名团练大臣。但是，这些人当中真正把团练办成了气候的，却只有曾国藩一个人。
　　曾国藩接到谕旨后，仍然觉得自己不适合带兵打仗。他立即拟写奏疏，恳请文宗允许他为母亲守丧到规定期限。他打算呈报巡抚张亮基，请他代为上奏，历陈不能出山的苦衷。但是，这封奏疏写好了，却没有立即发出去。曾国藩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
　　1月23日，曾国藩再次收到张亮基的来信，说太平军已在1月12日攻占了武昌。曾国藩大为震惊。他认为湖北省城的失守，事关重大，恐怕长沙也会人心惶惶，觉得自己理应遵照文宗的嘱托，出来办理军务，保护桑梓。
　　同一天，郭嵩焘赶到湘乡吊唁曾国藩的母亲。深夜时分，曾国藩见到了这位年轻时义结金兰的挚友，和他秉烛恳谈。话题由缅怀死者转到国事上，曾国藩说自己打算守制，无意于出山主持团练。
　　郭嵩焘劝道：“你素来有澄清时局的抱负，现在皇上给你机会了，你不乘机为朝廷效力，怎么对得起天恩？何况戴孝从戎，也是古来的惯例啊。”
　　郭嵩焘知道曾国藩雄心勃勃，想要整顿中国的政治秩序。他对曾国藩说，现在适逢乱世，英雄辈出，为什么不趁此机会大展宏图呢？他这番诚挚的劝告，令曾国藩颇为感动。但曾国藩仍然没有应允，坚持说他已经打定主意要为母亲尽孝。
　　郭嵩焘也很执著。他绕了个弯子，找到曾国藩的父亲，大谈他儿子出山保卫家乡的必要性。老先生深以为然，把儿子找来教训一通。父命难违，曾国藩答应遵照皇帝的旨意办事。
　　不过，曾国藩嘴里答应了，还是拖延着没有启程。郭嵩焘积极奔走，胜过为自己的前程操心。他又领着弟弟郭鹭焘，一起前往曾家劝说催促。曾国藩沉吟半晌，说：“若要我应诏兴办团练，你兄弟二人必须入幕参赞。”郭嵩焘只好答应了这个条件。
　　1月29日，曾国藩和郭嵩焘一起到达长沙，筹练湘军的工作自此开始。途中，他们遇到了朱孙贻、罗泽南、王錱和三十七岁的桐城派古文家刘蓉等人，便和奉巡抚调令前往长沙的一千零八名湘勇，一起进入省会。
　　28
　　禁烟大臣林则徐所器重的江苏人张亮基，在湘军初建的阶段，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为湘军人物提供了亮相的舞台。他不仅提拔左宗棠和郭崑焘这样的布衣，也能与江忠源这样的小官友好相处。而当曾国藩这个品阶与他相当的官员来到长沙时，他表现得更加豁朗大度。。　最好的txt下载网

1853年，咸丰三年（6）
张亮基所领导的湖南官场，为曾国藩提供了非常宽松的环境。不仅如此，他还把两样重要的权力，拱手交给了曾国藩。
　　曾国藩来到长沙，立刻拜会张亮基，商量团练如何办。张亮基知道曾国藩是干练的大臣，索性把全省的团练部队全部交给他总管。这样一来，兴办团练的主持者和帮同者换位了，应诏“帮同”巡抚和布政使的曾国藩在主持，张亮基和潘铎却在帮同。
　　曾国藩和张亮基商讨靖省保民的方案，提出“治乱世须用重典”。张亮基又爽快地把社会治安交给他全权负责，主持和帮同再次换位。
　　于是，曾国藩统管着湘乡团勇和其他团练部队，颁布营制，借用戚继光的兵法进行训练。同时，他着手用严厉的刑法，整顿社会治安。
　　曾国藩上任后，得到了两个情报。
　　第一，随着太平军在湖南境内从南到北一扫而过，湖南本省蛰伏已久的会党，趁机纷纷举事，长沙府、宝庆府、辰州府、岳州府、衡州府和桂阳州的辖地，都有会党活动。对官府不满的百姓们，也纷纷组织起来，举行起义。曾国藩知道，这些造反者虽然没有形成大的气候，但如果太平军再次打进湖南，他们很可能成为内应。
　　第二个情报是省城的兵力。他得知长沙城内驻扎着四千名绿营兵，由许多将领分别率领。一名将领多则统领五百人，少则统领一百人，由游击色钦额总管营务。
　　他又了解团练部队的情况，得知已经练成的团勇，有南县勇、浏阳勇、新宁勇、宝庆勇和湘乡勇，全部由文官统领，其中最大的官员是五品同知王葆生，其余都是起用生监。
　　把两个情报综合起来看，本省治安形势严峻，常规军七零八散，团勇数量不多。于是，曾国藩认为，当务之急是招募兵勇进行训练，同时镇压各地的骚乱。
　　曾国藩在长沙帮办团练的衙门，名为湖南审案局，设在鱼塘街，紧挨着巡抚衙门。这个审案局专管治安案件，凡有加入会党、抢劫及其他严重侵害治安行为的嫌犯，都由审案局审理。
　　曾国藩的表情和举止稳重威严，与人接交，瞪着一双三角眼，眼光凝注对方，看得人毛骨悚然。不过，他优美的须髯有助于缓抚对方的不安。分手之后，他会记下对方的优点和缺陷，准确无误，说明他有一套识人的方术。
　　曾国藩决定重用四十七岁的新田人张荣祖。他是一名在籍的七品知县，曾国藩让他处理各种事务。曾国藩又将道员张其仁任命为总巡，任命夏廷樾和裕麟为团练委员，称为“干练”，有事参与谋议。
　　曾国藩招募兵勇，采用严厉的刑法整顿社会治安，是秉承了皇帝的旨意。
　　2月7日，阴历除夕，文宗下旨，命令张亮基、潘铎和曾国藩共同负责在湖南招募兵勇。
　　2月10日，大年初三，文宗再次颁旨，说自己在皇宫内日夜思考除莠安良的事情。他说，匪徒多的地方，也是良民居多，作为封疆大臣，只有铲除恶心，才能使人民不受伤害，让地方得到安宁。浏阳和攸县等地的匪徒，只有总督和巡抚认真查办，并与曾国藩一道，参照地方形势统筹办理，才能最终剿灭。
　　曾国藩接到谕旨，立即向湖南各个州县发出号令，要求对土匪和逃勇格杀勿论。他自己在长沙招募勇丁，揭开了严厉打击会党和其他造反武装的序幕。
　　凡是破坏社会安定的疑犯，解到之后，罪行一经查实，只有三种处理办法：罪行严重的立即斩首，罪行较轻的用棍棒击毙，罪行更轻的也要挨上千百鞭笞。
　　审案局打乱了原有的办案程序。有些嫌疑人已被州县立案，尚未就审，审案局听说了，立即把他们提来，毫不拖延，讯问出了供词，就立即正法。曾国藩不但要杀一般“恶民”，连贪赃枉法的官吏也不放过。
　　曾国藩认为自己为民除害，问心无愧，即使有人说他尚武，用刑严酷，缺少仁心，他也在所不惜。
　　由此可见，曾国藩在湖南能够有所作为，首先是因为他采取的严厉措施，与皇帝的意思非常吻合，能够挟天子之威而雷厉风行。其次是得到了巡抚和布政使的全力支持，能够放开手脚大干。他借助审案局办案，把势力范围扩展到了全省。
　　曾国藩认为，在这次战乱之前，人们过惯了太平日子，官场作风因循陈腐，官员们脱离了民众，致使违法的人越来越多。于是，他命令长沙城编查保甲，管理好户口人头。他还亲自给各个郡邑的官绅写信，告诉他们，如果发现土匪行盗，只要写密函报告省城，就可以拿出巡抚的令旗，就地正法。可以斩首，也可以用棍棒击毙，用不着再给监狱添麻烦。

1853年，咸丰三年（7）
曾国藩致力于认真考察民间的利弊，改革赏罚制度。他在文章中引用岳飞所说的“不要钱，不怕死”，作为自己的誓言，使人们对他寄予厚望。
　　曾国藩善于用忠诚感召人心，每当有乡下的学者来拜访他，他都是和言细语，谦恭有礼。他会耐心地听完对方陈述意见。如果提议可行，他就斟酌照办。如果提议是他不能采纳的，他也不会横加指责。对于下层的来访者，他也以礼相待。于是人人都想得到提拔，都愿意为他效力。他权衡各人的才智和特长，酌情使用，无论是聪明伶俐的才俊，还是忠厚谨慎的老实人，都能得到合适的位置，可谓人尽其才。
　　29
　　1853年，湖南没有战事，只有团练部队进行小规模的绥靖行动。
　　湖南书生率领的勇丁，能征善战，骁勇无畏，已经引起朝野的高度重视。于是，当战火在湖北熊熊燃烧的时候，江忠源的楚军又被派上了用场。
　　武昌失守后的种种情状，由于路途不畅，经过一段时间，才为清廷所闻。文宗大为震怒，于2月3日下令逮捕徐广缙问罪，任命张亮基代理湖广总督，任命江苏人潘铎代理湖南巡抚，任命向荣为钦差大臣，统帅湖北的清军。
　　为了防止太平军北上，文宗又派大学士琦善为钦差大臣，带领直隶提督陈金绶和内阁学士胜保，从河南出兵。武昌的东边，则由两江总督陆建瀛任钦差大臣，部署兵力，防守长江沿岸和安徽。
　　清廷很久没有打过仗了，文官中很少有人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