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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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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岳斌和彭玉麟一直存在矛盾,尽管胡林翼一度从中调和,但两人间的成见无法最终化解。原因主要在杨岳斌一方。他只是一介武夫,对于彭玉麟这个从军的书生怀有妒意。杨岳斌的官职先前高于彭玉麟。但是,在彭玉麟改任提督时,清廷赋予他统率文官的权力。杨岳斌恨自己不是文官,言谈中常常流露出怅惘。有事上奏,还得由曾国藩转呈上去。 电子书 分享网站
1864年,同治三年(13)
按照许多人的看法,杨岳斌所立的战功,远远超过了彭玉麟,可惜文武相隔,是无法弥补的遗憾。不过,文人们也有不拘一格的时候,交口称赞杨岳斌,佩服他的才能和品德。现在杨岳斌终于满足了心愿,指挥军队专征,部属们个个欢天喜地。
杨岳斌非常感激左宗棠的保举之恩。他听说席宝田上报浙江太平军逃入江西的精兵多达###万,而左宗棠先前奏报只有几千名太平军从浙江逃出,认为席宝田的报告侵害了左宗棠,便对他心生怨恨。
曾国藩和沈葆桢根据席宝田的报告将情况上奏清廷,并且派人飞报湖南和广东,提醒大家要防备太平军精锐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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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贤和汪海洋的部队进入江西,兵力确实不少,战斗力也确实很强。在杨岳斌赶到江西之前,湘军各部已针对太平军的部署,分别进行了攻击和防守。
江忠朝和席宝田率部攻击崇仁的李世贤所部,边晓棠也收拢旧部参战。刘典和王文瑞率部从乐安向北推进,鲍超率部从丰城南下,约定在崇仁城下会师。
王沐率部从抚州攻打金溪,到达浒湾时,被太平军伏击打败。太平军包围抚州。王德榜和王开琳等部驻扎安仁,东扼贵溪,西图东乡。周宽世部驻扎进贤,守卫省城南昌。水师将领孙昌国率部驻扎弋阳,刘于浔率部驻扎盱水。这是湘军在江西用兵以来最为强盛的一次兵力部署。
杨岳斌率部到达江西时,又提议增兵八千人,由于军饷缺乏,没有实现。
西安将军多隆阿在5月18日因伤势发作而离开人世。清廷赐给他优等的抚恤和“忠武”称号,在陕西和甘肃为他建立祠堂。
多隆阿是齐齐哈尔人,转战湖北和安徽有功,为胡林翼所器重。他统领的部队多数是湘军,对太平军陈玉成的部队杀伤最大。他平生不识汉字,但通过耳濡目染,竟然掌握了古代的用兵方法,料敌和决策,如有神助。在旗人将帅中,所立战功可与僧格林沁和塔齐布比肩。
多隆阿统领部队十多年,所得的俸禄和赏赐,都分赡将士,不曾拿回家里。每当有家书寄来,他拿到手里便撕个粉碎,说:“别让它扰乱我的心神。”
多隆阿死后,清廷任命穆图阿为荆州将军,统领多隆阿的湘军部队,率部回援湖北。
穆图阿还负有一个使命,就是与刘蓉会同办理陕西的军事。固原提督雷正绾仍然率部与陶茂林和曹克忠的部队会师,增援甘肃。清廷罢免了讷钦的职务,派将军都兴阿统领宁夏的部队。
陶茂林已经率部完成在神峪河的作战,约雷正绾率部一齐攻打平凉城。城内的回民起义军向固原求援,集结八千精兵向湘军攻击。陶茂林部在米家沟拦截起义军,取得胜利。起义军奔赴大和沟,遭到雷正绾所部的阻击。雷正绾派骑兵出击,将起义军追到纸坊川,将这支起义军全部歼灭。
随后,雷正绾等部逼近平凉扎营。曹克忠所部在长宁驿和马麻镇接连击败起义军。李云麟所部在仙河击败太平军,由于粮食已经吃完,返回兴安。
刘蓉还牵挂着四川的防务。当贵州的起义军攻击南川时,刘蓉增募湘军二千人,由曾志友和成耀星等人率领,增强秀山和綦江的防御兵力。清廷任命刘岳昭为云南按察使,唐友耕为云南提督,但两人都未上任,仍然留在四川驻防。
当时有多路太平军和捻军进入湖北境内。而由蓝二顺率领的顺天军,从湖北郧西进入陕西,声言要为兄弟们复仇。
蓝二顺联合天国启王梁成富,于6月份从小路行军,突然出现在距西安不远的大峪,把西安的清廷官员吓了一跳。清廷严厉责备刘蓉和李云麟,并留下穆图善的后队在陕西作战。
这支起义联军从长安附近的子午镇和沣河攻占户县,沿着山脚西行,金顺率骑兵拦截,将起义联军击败。
刘蓉见多隆阿旧部大半已经东援湖北,便调李云麟所部从兴安增援省城。清廷又担心兴安与汉中兵力空虚,令李云麟部驻扎汉中,扼守华阳、佛坪和留坝一线,以防起义军进入四川。
李云麟防得了南,防不了北。聚集在陕南的各路起义军,在陕西回民的引导下,到达西安以南的杜曲,距西安不过六十里。
6月12日,金顺与起义军在杜曲开战,在阵中斩杀七百人。起义军西撤,退守秦渡。彭基品率部渡过沣河,向起义军攻击。起义军奔向西北方向的户县,金顺和黄鼎率部追赶到周至的祖庵。
1864年,同治三年(14)
雷正绾和陶茂林的部队在甘肃包围了平凉,城内的回民起义军粮食已经吃光,药材已经用完,紧闭城门,不敢出战。湘军搭起云梯登城,于6月22日攻克平凉。起义军向西北撤退,防守瓦亭,于6月24日攻克瓦亭。
在此之前,在瓦亭以西的靖远,回民起义军首领张保隆向恩麟请降,用计进占了盐茶和固原两城,臬司杨柄锃和总兵穆隆阿受降。固原位于瓦亭以北,标志着甘肃北路已无起义军。湘军便向南开赴张家川。
西安附近再次告急,太平军分别占据楼观、黑水和西驼峪,军营绵延四十里。刘蓉将萧庆高部调到户县作战,由穆善图部协助。
6月23日,刘蓉出城指挥军事,大举征调各路将领,包括钟玉胜、曹克忠、孟宗福、何胜必和黄鼎等部,新旧混杂。
6月29日,刘蓉亲率刘厚基的湘果营会同穆图阿的部队攻击店子头的太平军,被太平军击败,何万春中炮身亡。王谟、米方多尔和济苏彰阿受伤。金顺率领骑兵左冲右突,湖南将领唐友胜从侧面夹击,才将太平军击退。
从这时起,清廷许多大臣议论刘蓉有名无实,不可重用。清廷下诏垂询骆秉章的看法。骆秉章回答:有什么才干,就给他什么职务,人人都可派上用场,不能放弃。
6月份,贵州的苗民起义军攻占天柱和玉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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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坚守着在浙江的最后一个堡垒湖州,在太湖湖畔发起一系列攻击。6月份他们多次攻击长生桥的湘军军营,被蔡元吉所部击退。太平军又趁虚向东南方出兵,袭击菱湖的水师。高连升派洋枪队协助水师防守。正好杨道洽的部队从余杭开到菱湖。太平军见湘军有援兵到来,便退回湖州。
蔡元吉率部攻打袁家汇,接受了七百多名太平军投降。刘培元率部攻打太湖塘和杨溇的太平军壁垒,全部攻破。太平军向西撤往梅溪和泗安。
湘淮军的水师和陆师这时驻扎在夹浦。湖州的太平军向东边的南浔运动,湘淮军水师东援。太平军掉头前进,西奔长兴,企图与广德的太平军会师。郭松林分兵将两支太平军击败,主力继续向长兴推进。太平军回头阻击,在长兴城门口被郭松林所部击败。郭松林下令在西北门修造浮桥渡水。
6月26日,郭松林部完成了对长兴的合围,然后发起攻坚战。太平军在城内掷火,焚烧湘淮军攻城的器械。郭松林督促军士们冒火攀上城墙,付出了伤亡几百人的代价。
湘淮军登上城墙后,太平军从西门突围逃走,放弃长兴。
湖州的太平军知道已无生路,分兵北上江苏,另派一支部队开到南浔,然后集中兵力在荻港抵抗蔡元吉的进攻。广德增援的太平军驻扎泗安。杨昌濬部从牌头开到桐岭扼守,令刘璈等部从武康西攻孝丰。
黄翼升从淮扬水师返回了长江水师。孙昌国率内湖水师攻克了江西的贵溪。杨岳斌到达南昌,陆师大将鲍超已经打败江西太平军,水师无事可干。杨岳斌闲下来了,为了报答左宗棠的知遇之恩,上奏弹劾给左宗棠惹了麻烦的席宝田,说他不听调度,将他连降三级。这个武职官员再一次表现出心胸狭窄,一旦坐上高位,便假公济私,发泄私愤。
左宗棠身为闽浙总督,不得不关注福建的局势。陈炳文和汪海洋的部队在4月份进军江西时,已经袭击了福建的边界,使福建西北部的光泽、建宁和宁化一线大受影响。于是左宗棠在6月份命令康国器部开往福建西北部的重镇邵武,又派张运兰部开往福建西南部的汀州。
太平军大举深入江西,也使湖南的官府感到了紧张。恽世临下令增募部队驻防,兵力超过两万,分别驻扎在各府。
自从有了厘货盐茶税这个财源,湖南的官员充实了公库,也喂饱了私囊。这个省供养的部队越来越多,将士们坐在军营里,无须作战,比清军绿营更为刁滑懒惰。一些将领通过谄媚取巧,升官发财。咸丰年间,巡抚忌讳向清廷上报有太平军进入本省。自从毛鸿宾任巡抚以后,风气彻底改变,每次上奏,必言“东西同警,群寇迭至”,巴不得把形势说得恶劣无比,便有理由供养更多的部队,提拔更多的武官。
许多人认为战争不利于财富的增长和积累,其实财富并没有在战争中消失,只是通过战争进行了重新分配。这种分配当然带有暴力性,而决定性的调控能力,只有独裁的军事首领才能获得。中国的军阀们深谙其中的奥妙,他们从中享受的乐趣,是别人无法理解的。就咸同时期而言,在内战中作战双方为了解决军队吃饭问题而采取的厘金制度,使军人们只要在道路上设立关卡,就能合法地把手伸进商人的腰包。这种取财之道延伸到和平时期,就成为强权者聚敛于民的一种定式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1864年,同治三年(15)
湘军的大帅们通过历年征战,完全想通了财富不灭的原理。在他们眼里,战争不但没有带来贫穷,反而挖掘出了巨大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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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一省,有山有水,百姓自古吃稻米,喝鱼汤,虽无富豪之家,也不至于饿死。这里的官府收不到多少赋税,一省的收入只比得上江浙的一个大郡。
但是,自从太平军兴起,湖南便成为清廷军饷的一个大源头。一开始靠的是捐输,平头百姓捐钱做官,来支助军队。后来采用了起始于扬州的厘金法来供给军饷,较之于依靠捐输,似乎是个更好的办法。
有人认为,捐输其实是个笨法子,流敝很大,伤风败俗。胡林翼说:“如今谋划军事的人,都喜欢谈论团练,说到军饷,则急于从捐输获得。因为这样能得到大笔的钱财,不用费什么力气,就能取利。如果朝廷怀着无本取利的心思,则政事就会腐败,命令刚下,百姓便会暗中窥探。”
而且,捐输的获得并不容易。索求捐输,必然会避开富贵权势之家。曾国藩创建湘军之初,大义凛然,想要抑制豪强,摧毁官官相护的关系网,命令已故总督陶澍家带头捐献一万两银子,给乡人做个榜样。陶澍的儿子找巡抚告状,把家里的田产文券送给藩司,官员和读书人纷纷抗议,曾国藩不得不作罢。
后来,湖南布政使李榕提倡大户领先捐米,当时曾国荃号称拥有一百顷田地,按照法律,属于上等人家,当在应捐献之列。可是李榕无法过问这件事。而他作为首倡者,立刻成为权贵们的眼中钉,京城的流言终于毁掉了这个官员。
这样一来,捐输的实行,会使好心人受到盘剥,却肥了不肖之徒。实行的时间长了,剥光了好心人的银子,就不会有什么效果了。总计全国每年得到的银子不过二十万两。清廷发现这个办法为害政治,于是宣布停止。
然而,自从1851年以来,盛衰相参,民间捐输的银子,总计也有了一千万两。因捐输得官的人其实并不多,比军功保荐的还少了十分之三,而他们的才智、为官之道或许还强过正途得官的牧令太守。所以说,捐输为害政治不假,却未必给吏治带来了什么混乱。
雷以諴在扬州用了钱江的计谋,上奏确定商税和关税的税率,本钱一千而取三十,也就是按本金的百分之三收取。向店铺收税,则是按收入的百分之一收取。厘金的意思是每金取一厘。
扬州虽然是厘金的发源地,但是实行最得力的地方,却是湖南和湖北。后来东南各省纷纷仿效,军饷缺乏不找农民要,对农民宽松,对商人严格,对内宽松,对外宰割。
曾国藩率部于1854年底攻克武昌,攻打九江,便命令胡大任、何玉棻和孙谋在汉口办理厘金。百姓向总督杨霈告状,杨霈下令逮捕胡大任等人。胡大任是礼部主事,好歹有些来头,曾国藩也行文给杨霈,为胡大任争辩。杨霈不得已,便把过错推到藩司头上。
不久,太平军又攻占了武昌和汉口,厘局便在湖南兴起。郭崑焘特别喜欢谈论厘金,倡议起用士人,派他的弟弟郭崙焘辅佐总局,而府县厘局任职的人都是诸生,容易与商人相处。院司虽然也担任委员,不过是挂个空衔而已。后来,官员们略为资助一些薪饷,再后来,陆增祥总管省局,才把权力交给官员,诸生们也都因保荐而得到官职,一个个文质彬彬,衣冠整齐,簿册井井有条,下级服从上级,但税收却越来越少。
布政使吴元柄和涂宗瀛削减办公经费,灯油和茶叶,令他们自行解决,每年也能省下一千多两银子。然而湖南的厘税,起初每年能收一百三十万两,到了陆增祥和吴元炳时,每年只有一万两。
江西物资丰饶,面积广阔,起初湘军靠着江西供饷,而后来这个省多次受到战火摧残,不能长期供饷。湖南的军需得到充实,是从湖北开始的,后来打开了上海这扇门,都是靠厘税供给,这就是吃军队所在地的租税。
湖北有四川这个近邻,得天独厚,多数厘税都是从川盐而得。在和平时期,淮引正课不超过三十万两银子,还天天抱怨盐税太重,拖欠的税收年年积累。太平军占领江南以后,盐运阻塞,四川的盐靠着船运沿长江而下,官府便在沙市设立厘局,尝试抽税,将多余的钱交给官府开支,每年增收的银子多达一百多万两。当时湖南也使用广西的私税,院司打算按照湖北的办法收取,但无法仿效,然而每年也能收取三四十万两银子。
1864年,同治三年(16)
1857年,骆秉章采纳左宗棠的提议,首次减少湘潭浮折漕粮,确定军需公费,先前私取十五者,全部改为公取一,藩司以下的官员兴高采烈。
当时湖南因交通阻隔,与外界联系很难,凡事由巡抚独断专行、骆秉章决定实行这个方案,便修改征收公粮的章程,每年增收了二十多万两银子,百姓便减少了几百万两银子的赋税。湘军再次攻克武昌之后,胡林翼也仿效实行。曾国藩在江西也仿效实行。湖北和江西的税赋翻了几倍,所以湖南也增加了许多银子,但这些银子都用于打仗,百姓并没有得到多大的好处。
后来,骆秉章任四川总督,设立夫马局,津贴捐输就更是拙劣的办法了,不仅仅是因为本身就很难办。舍本逐末,竞争利益,也要看什么样的人,使用什么样的法子,才能取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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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涂炭生灵,影响民生,却没有消灭财富。战争是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军人的收入增加了,百姓踊跃参军。部队打了胜仗,收缴的金币和珍货不可胜数。
湘淮军攻克苏州时,一名主将卖掉的废锡器,达到二十万斤。所有人卖掉的加起来,就有一亿斤了。凡是战胜之师,都无须等待别人供给军饷。
湘军初起时,从南海调来水师大将,湘军设宴欢迎,商议开支二万钱,还为费用太高而叹息。当时,江南粮台委员从苏州前往金陵,拥有八所公馆。帷帐姬妾,不用跟随迁移,各处都有现成的,因此才会被太平军打败。
而湘军起于贫苦,将士一同忍受饥饿,转战五千里,军饷都靠厘金供给。尽管大帅们频频上奏,请求向四川和广东征调军饷,但都被当地的总督和巡抚所把持,指望的数额,实际得到的不到十分之一二。
刘蓉和蒋益澧是个例外,他们出身于四川和广西的监司,得到了总督的协济。刘蓉在陕西作战,四川不再为他供给军饷。蒋益澧率部进入浙江,屡战屡胜,饷源自然丰厚。
湘军起于寒酸,终于富有。攻打捻军时,清廷的京官来到湘军和淮军当中,将领们都给他们送礼,动不动就拿出一万两银子。看一个大帅是否有能力,只要看他筹饷的手段,就能知道了。
五口通商,中国每年收入七百万两银子,加上货厘盐税,又可得一千万两,而刨去军费和官府的开支,俭省节约,藩库扣留下来的,也会有一千万两,所以说国家的富裕莫过于当时。
算账的人看不到大头,听信了小官吏们所说的假话,说什么财政困难,费用浩繁,收支不能平衡,漏洞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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