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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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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有钱的商人,更是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12月22日,林凤翔和李开芳的太平军攻进汉阳,知府董振铎在巷战中拼死。太平军放火焚烧汉口镇,大火绵延十五里,火声隆隆,五昼夜不绝,湖北的财富,都化成了灰烬。
武汉江面宽阔,正值北风刮起,渡江的船只停开了。冬季江水干涸,江中浮出一片河床。唐正财率领水营从汉阳晴川阁用铁链把船只连接起来,作为浮桥,一直通向武昌汉阳门,往来渡兵。江水不起波涛,浮桥十分平稳。太平军士气更加高涨,认为是得到了上帝的保佑。他们在武昌城四周修筑壁垒,日夜围攻。
常大淳这时有所领悟,连忙给皇帝上了个折子。他说,太平军分水陆两路攻打武昌,水上的来势更加凶猛,船上摆满了大炮。他告诉皇帝,听说朝廷在湖南的大军拥有广西炮船,江南水师有广艇炮船及中小号炮船,请求皇上将这些水战部队调集到长江上下游,遏制太军的势头,切断他们的粮食运输。于是文宗下诏,命令徐广缙等人监督办理。
其实,常大淳的这些消息来源并不可靠,他对清军的水师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当时清廷军备松弛,水师徒有虚名,哪里有什么战船!更要命的是,清廷的文臣武将们,对于水战的知识,贫乏到了可笑的程度。常大淳在实战中懂得了水师的重要性,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徐广缙也注意到了水师的作用。他上奏说,有个叫卢应翔的人用炮船在长沙作战。长沙的官员却没有听说过,等到皇帝下诏询问,才得知有这么一个人。
两江总督陆建瀛防守长江沿岸,只有大小舢板八桨船。向荣上奏,请求派遣张国樑率领湖南的炮船。其实湖南哪里有什么炮船?不过是用民船装载大炮而已。文宗下诏,征集登州水师战船,同时招募商船。其实太平军也没有战船,他们后来攻占武昌,挥师东进,将几千艘舟船连接起来,使用的也都是商船。祥厚上奏说,只要金陵留下十艘战船,分别防守芜湖和梁山,就足够了。由这样的官员来指挥对太平军的作战,清廷怎能指望他们打胜仗? 。 想看书来
1852年(咸丰二年)(19)
清廷官员如此糊涂,其结果自然是听任太平军取得了在内河江湖上的优势。直到1853年下半年南昌战役以后,由于郭嵩焘、江忠源和曾国藩这一批湘军人物看到了争取水上优势的必要性,促成曾国藩在衡州大力创办湘军水师,又经过多次反复的水上博弈,清廷才掌握了水上的制胜权。这又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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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离开岳州以后,晏仲武起义军没有跟随洪秀全北上,他与张幺、黄陈之和杨见之等人再度起兵,联合临湘李君瑞和李清安等人的义勇军,与追赶太平军的清军作战。
晏仲武所部于12月中旬在新墙截获了清军副将巴图押解的三万两饷银,然后以梁夫岘、隆奉庵和黄福滩等处为根据地,一时声威大振。
徐广缙命令总兵阿勒经阿和提督衔副将邓绍良率领兵勇前往镇压。江忠源的楚军也没有尾追太平军北上。因为江忠源怨恨向荣过去压制乌兰泰,又知道向荣不会采用自己的谋略,不打算与他共事。
张亮基体谅江忠源的心情,命令他率部留在湖南,与邓绍良部一起攻击晏仲武的起义军。
邓绍良和江忠源的部队先后抵达新墙,与晏仲武的起义军接战,双方各有伤亡,但晏仲武的部将赵捷权等四人被俘。
江忠源率领两千多名楚军围攻黄福滩、梁夫岘和隆奉庵等起义军根据地,重创晏仲武的部队。
12月27日,清廷追究岳州失守的责任,将徐广缙革职留用,将湖南巡抚张亮基和提督鲍起豹降四级留用。
1852年的局势,对于清廷而言,比前一年更加危急。不仅南方的起义军在年底打到了武汉三镇,北方的起义军,也在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
起源于山东的捻军起义,是朝廷的心腹之患。从康熙朝开始,就有游民聚集在一起,有的结拜为幅,有的结拜为捻。后来,捻日益增多,淮北和徐州之间,一伙人聚集在一起便为一捻。有人说,他们用纸做成捻子,浸在油脂里,可以点燃,所以叫做捻。
清廷从上一年起,就在北方加强了对捻军动态的监视。河南夏邑有人告状,说捻军抢劫了御史张沣翰,而南阳也发生了盗劫案。文宗下诏,斥责河南巡抚,并且命令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和巡抚严加搜捕。接着,清廷接到报告:安徽的寿州也出现了强盗。
这一年,陕西人李僡出任山东巡抚。山东兰山的幅军抵抗清军,杀死把总,他们的首领活动在江苏西北部的徐州、邳州和山东南部的峄州、费州之间。这时,山东捻军袭扰江苏东北部的海州,安徽捻军攻打河南东部的鹿邑和宁陵,而江苏西北角上的丰州和沛州,以及山东西南角上的曹州和单州,也发生了骚动。
不过,清廷的注意力,还是集中于太平军的进攻,因为湖北的省城,眼看就要落到洪秀全的手中。
1853年,咸丰三年(1)
24
太平军与清军争夺湖北省会,拉开了1853年战事的序幕。
太平军从年初就继续攻城。向荣率领一万人的援军驻扎在洪山,虽然号称劲旅,却被太平军的壁垒所阻隔,无法靠近城墙。他秘密派人进城,邀约常大淳出兵夹击太平军。常大淳认为城内人心不稳,如果打开城门,会动摇军民的意志,于是回绝了向荣的提议。
1月10日,向荣从洪山进攻,击破太平军的几十座营垒,致使太平军乱了阵营。向荣率部将太平军逼到沙河,太平军伤亡惨重,尸体枕藉,堵塞了河水。
向荣见部队距武昌只有三里路,便派人呼唤城内的守军,再次邀他们夹击太平军。无奈城内兵力单薄,缺乏战斗力,而常大淳为人过于谨慎,还是不敢出兵。恰值天气寒冷,又下大雨,淋湿了火药,向荣便收兵回营。常大淳失去了最后一次为武昌解围的机会。
太平军在长沙攻坚时积累了经验,决定在武昌城下如法炮制,挖地道轰炸城墙。这一次,他们看准了江边的文昌门。1月12日,林凤翔在李开芳的配合下,带领先遣队挖掘一丈多长的地道,在城根埋下地雷。
守城的清军把管子埋在地下,把耳朵凑到管口谛听,隐隐约约听到挖掘的声响,请求从城内挖地道灌水,淹没城外的地道,常大淳没有批准。
当天,地雷爆发,城墙坍塌,太平军攻上城墙。太平军的旗帜还没飘上城头,城内守军和城外的援军就望风而逃,都躲进了武昌附近的城镇。太平军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进占了湖北省城。
清军防守武昌,大不同于防守长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武昌城内没有聚集懂得军事的人才,也没有一支骁勇善战的楚军。六十岁的常大淳也是湖南人,但他年事已高,遇事犹疑不决,以致丢失城池,自己投井自尽,家人十几口也跟着丧命。清廷官员都把武昌的失守归咎于他,后来的人谈起这件事,都摇头叹息,为他感到遗憾。
太平军进入武昌,杀死了布政使梁星垣和按察使瑞元以下的高层官员。江夏县的知县绣麟持矛巷战,奋力搏斗而死。王定安的《湘军记》记载,武昌的绅民妇女,几十万人悬梁投水,死人之多,为两百年所未闻。
太平军攻占武昌,湖南大为震动。自从太平军离开湖南进入湖北之后,各路增援湖南的清军,都跟随太平军北上。长沙的守军只剩下四千名,其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就是江忠源的楚军。巡抚张亮基听说湘乡人罗泽南和王錱两位书生,把团练办得有声有色,便命令他们各自招募一营湘勇,准备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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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岁的王錱是个很有主意的人,他为湘乡团勇制定的营制,不仅具有独创性,而且在后来通过实战的检验,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编练制度。这种营制,后来基本上为曾国藩的湘军所沿用。
湘勇以队为基本单位。一般十二人为一队,有抬枪的队人数多两名,十四人为一队。每队设什长一名,伍长一名,副伍长一名,另设炊事员一名,散勇和抬枪队员十名。八十五人为一哨,设正哨长一名,副哨长一名。哨长管旗,有四名勇丁保护。副哨长持令旗,执斩首刀一把。护勇二名,兼击鼓吹喇叭。五百人为一个营。每营设四个哨,另外有中军侍勇壮勇游勇各二队。都是十二人为一个队,由营官管辖。一营设三十名长夫。
湘勇的武器,主要以冷兵器和热兵器交替使用。这些兵器包括:普通刀矛,耙叉,长刀,七尺矛,腰刀,火罐,火箭喷筒,神鞭,抬枪,鸟枪,劈山炮,藤牌,短枪,弓箭,三眼号炮。
打仗肯定有伤亡,所以每哨配备了一名整容师和一名缝衣师,年龄在二十岁以上。治伤治病的医生,发药卖药的药师,炊事员及铜工木工诸色人等,由营官统一配置管辖。每队配备两袈帐篷,供宿营使用。
湘乡团勇的号衣都是蓝色镶边,按旗人镶边的式样。衣服有四粒扣子,号铺用白布印字,中书“湘勇”二字,上注营号,左旁注哨号,右旁注队号,下注姓名。每个勇丁都有一副腰牌,上书姓名、年龄、籍贯和住址,还有担保人姓名和入营时间。
每营都有名册。名册上注明本营所有勇丁的基本资料,及担保人姓名。每逢新勇入营都要有人担保。
1853年,咸丰三年(2)
营官以下,所有官佐和勇丁,以及其他随营人员,都各自规定了相关的职责。营官是一营的核心,他的作用是挑选并管好哨长和什长。从营官到勇丁,形成一个严密的金字塔结构。
湘勇组建,遵循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兵归将选,并为将有。兵归将选,就是由营官组阁,如同一朝天子一朝臣。给你五百人的编制,你愿意要谁就要谁。营官自己选择的哨长和什长,自然都会绝对服从他的命令,把他当成自己的父兄,这就是兵归将有。王錱提出了一个用人的原则:什长和伍长,以沉默寡言的人为上选。
营官管理部属,有一定的民主程序。每逢初三和初八,营官设茶,召集各级军官饮茶,商议军务,了解什长是否称职,散勇是否勤操听令。每逢十四和二十九日,营官召集部队公开赏罚升降。每定一桩赏罚,必邀集哨长和什长共同参加,说明赏罚的原因。
营官还要做思想工作。在作战时间以外,要经常召集大家训话,激发听者的天良,鼓舞他们的斗志。营官要常检阅操练,教习阵法,同时要关心兵勇疾苦。
在部队里做思想工作,是罗泽南一个重要的发明。他提出的口号是:白天打仗,夜里讲学;上马杀敌,下马读书。他认为,军人从事着风险极大的职业,很容易陷入拿性命去博取利益的强盗逻辑。这样的军队,最终会败在一个“利”字上。对于军士,必须把思想工作做深做透,部队才可能不畏艰苦,百折不挠。
罗泽南用宋儒理学武装湘勇指战员的头脑,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管理军队的方法。
由此可见,湘军从一开始就是一支注重文化教育和思想建设的部队,并且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军队文化。
湘勇是分了兵种的。不同名称的湘勇,发挥不同的职能。
帮办,是营官的副手,协助营官训练和督查部队,负责侦探、粮饷、文书、军器、武器和名册功单。侍勇,负责传达鞭笞和斩首的命令。壮勇,负责差遣勇丁、递送公文及探信,临阵则跟随营官。游勇,临阵随营,由营官指挥,策应各哨,战斗部队中有缺员时便选补上去。护勇,负责掩护正哨长冲锋,每营设四名。散勇,听从什长和伍长的指挥。探勇,负责探路和探查敌情。伙勇就是炊事员。长夫就是挑夫。
湘勇的号令,以能够发声的器械来传达。王鑫采用的响器五花八门,简直可以拼凑一个戏班。
炮,是最威风的发声器械。号炮是大家都能听到的,湘勇用炮声向全营官兵传达命令。天黑睡觉前放一炮,称为“定更”。天亮起床前放一炮,称为“醒炮”。吹唢呐时又放号炮两声,表示要互相传递消息:开始行军,或开始操练。连放三声号炮,表示必须肃静,上级有命令要下达。晚上突然响炮三声,是通知大家:敌人来偷袭了,准备操家伙战斗。
除了炮以外,王鑫用来给湘勇传达号令的发声器械,都是中国传统的民间乐器。他采用了人们常见的吹奏乐器唢呐和喇叭,还有打击乐器鼓和锣。
唢呐是哨长之间传递信息的工具,吹一声是召集哨长开会。吹两声是命令哨长带什长一起来开会。
喇叭传达的命令,关系到生活、行军和作战。吹一声,埋锅造饭。吹两声,准备吃饭。吹三声,准备收营行军。连吹数声,是下令急行军。如在与敌人酣战时,喇叭吹作天鹅声响,便是命令埋伏的部队出击,或是命令众人一齐呐喊。
鼓是用来指挥火力和战法的。敲三通鼓,表示威严。敲鼓边,是命令枪炮手放炮。在平和的鼓声中突然重击一下,是命令大炮开火。鼓声急促,是命令部队开始肉搏。鼓声忽缓忽急,则是下令改变打法了。
锣是用来退兵的。战斗中鸣锣三声,是命令部队拼命顶住敌人的进攻。连鸣不止,表示放弃战斗,全线总撤退。
宿营时则有暗号,每夜由统帅发布两个字作为口令。
湘勇在初期就形成了一些纪律和规定。首领们鼓励勇丁献计献策,勤于探索学习,积极侦探敌情,重视军器的使用。提倡勇丁之间培养友情,规定对伤亡者厚加恤养。各级官佐必须明辨功过,赏罚分明。禁止部队骚扰百姓,传播谣言,杜绝各种漏洞。军营出入要严密把关,夜晚禁止勇丁私自外出。作战要慎重,不许勇丁在战争中劫掠财物,打了胜仗不能骄傲。 txt小说上传分享
1853年,咸丰三年(3)
以上各项要求,都有具体的命令。仅以禁止骚扰百姓一条为例,命令中说:湘勇所过之处,务须秋毫无犯,不得求买求卖,强赊强借。擅自挪动民间一草一木者,处以斩首。强奸妇女的勇丁,已成奸者,凌迟处死;强奸未遂者斩首。调戏妇女者要从严治罪。
王錱对于湘勇的训练,有一套独特的心得。他把训练的要求,总结为十一个方面:练目,练耳,练口,练手,练足,练心,练胆,练谋,练识,练气,练精神。
由上可见,湘乡团勇的组建和训练,已经为湘军在制度上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26
在罗泽南和王錱创建的湘勇开到长沙之前,湖南巡抚所依赖的军力,仍然是江忠源的楚军。
太平军攻占武昌以后不久,张亮基的幕僚左宗棠,就给江忠源派了一项作战任务,要他率领楚军进驻浏阳。
巡抚把左宗棠叫去,给他看了清廷批转下来的一份奏折。这是一名御史在年初呈交文宗的,上面记载了湖南的一桩杀人案。言官把这件事看得非常严重,认为应该立即查处。
作为一名刚刚经历过战火的清廷大员,区区杀人案,在张亮基的眼里,根本算不了什么。他更看重的是全省的防务。因此,他接到这份公文时,沉吟半晌,不知该不该发下去办理。
他早就知道,毗邻长沙的浏阳,有个名叫征义堂的会党。这个贫民组织从1834年就已存在,首领叫做周国虞,还有曾世珍和邓万发两名副首领,都是浏阳东乡人。
征义堂的创立,是因为道光年间有个名叫钟人杰的人在湖北通城造反。由于通城距离浏阳不远,周国虞便以兴办团练抗拒造反军队为名,招聚部队,练习刀矛,制造枪炮,形成自己的势力。浏阳有很多百姓加入征义堂。历任县官担心征义堂闹事,不敢过问。上级询问起来,他们报告说:征义堂只是为了保卫家园,没有异心。
周国虞手下的两万多名会众,劫掠私斗。不过,在太平军进入湖南以后,征义堂并没有轻举妄动。张亮基想:如今征义堂并没有起兵作乱,何必兴师动众去逼他们造反呢?
那么,御史为什么如此重视这个案件呢?那是因为,太平军刚刚进入湖南时,周国虞虽然没有跟着起兵,但他派人与太平军暗通消息,准备起兵响应。太平军包围省城长沙时,周国虞派密使往来浏阳与长沙之间,和太平军互通书信。
太平军的密使被浏阳团总王应苹所部湘勇捕获,周国虞等人给太平军的回信,落到了王应苹手里。周国虞见事机泄露,害怕王应苹向官府举报,便以保卫县城为名,派部队进驻浏阳城,封存粮仓,添制武器,对王应苹形成威胁,不许他向官府告密。
然而,周国虞没有料到,他的手下邓万发和曾国珍将王应苹杀人灭口,公然与官府和乡团作对。
上年10月份,各乡团勇在踏浒集结,即将向征义堂进攻。周国虞便派出六十人的先锋部队,驻扎在杓形,阻遏乡勇。又调动会众,准备出击。不久,周国虞的先锋被乡勇消灭,他便率领会众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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