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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半夜，常恒芳终于赶上了已经出城的陈独秀等人，汇合起来的一千一百多人也不管那么多，打着火把连夜行军。众人都知道湖北新军有骑兵，若是不能尽早脱离骑兵的攻击范围，就这么一千一百多人，还真的不够新军骑兵营打的。在恐惧的催促下，加上有了明确的目的地，部队爆发出空前行军能力，居然一晚上走出了四十几里路。

　　　　黎元洪得知安庆已经是一座空城是在当天晚上，几个从安庆城跑出来的士绅哭喊着请黎元洪进城。留在安庆城里面的会党们发现岳王会已经跑路之后，一部分人开始撤退，另外一部分胆子很大的已经开始在安庆城抢掠。这些士绅们是来找黎元洪求救兵的。

　　　　无论是严刑拷问，还是和气的询问，士绅们既然说的是实话，自然不会问出别的结果。黎元洪倒也爽快的派出了探马。探马很快就回来禀报，安庆城内的情况果然如同士绅所言。黎元洪把张彪统制大人留给自己的那个标守住大营，派了自己麾下的两个标前去“解救安庆百姓”。这可是一个大肥差，既然安庆已经是一座空城，那么这城里面剩的一切东西都可由这些湖北新军任意拿取。特别是那些会党，身上定然有值钱的东西。把这些乱党杀了，一来可以用人头换取奖赏，二来这些会党身上的财物可就完全归新军所有了。

　　　　城墙上早就没有了守军，黎元洪的部队倒也没有因为面前的这笔庞大的收益而失去理智。他们先是上了城墙，然后快速占据了各个城门。此时居高临下看下去，只见城内已经是火光和哀号同起。守住了城门和城墙之后，城内的这些乱党可是插翅难飞。有些湖北新军的士兵看着会党们抢掠，急着想下去干掉这些胡作非为的“乱党”。军官们冷静的阻止了士兵的冲动，“急什么，让他们再抢一阵。”

　　　　士兵们没有想通这里面的弯弯绕，但是军官们却心知肚明。只要歼灭了这些乱党，乱党们携带的财物可都是新军们得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乱党抢的越多越好。湖北新军完全没有理由替安徽人省钱啊。

　　　　岳王会逃向合肥的骨干部队们运气不错，湖北新军的选择给了他们一晚上的时间。而且岳王会的好运还在继续。天亮微明之后，湖北新军从城头杀下去全歼了会党。被俘的会党们虽然不知道岳王会到了哪里，但是他们却知道其他会党去了哪里。湖北新军的骑兵随即出动，开始追击那些逃走的会党。为了活命，会党们说的都是实话，湖北新军骑兵营的斩获极丰。为了能多拿钱财，湖北新军骑兵对撵上的会党们采取了斩尽杀绝的模式。从会党身上搜出的财物让骑兵们一个个欣喜若狂。

　　　　在这样的好运下，岳王会又得到了一天的行军时间。黎元洪并没有要追上岳王会斩尽杀绝的想法，当然，如果岳王会距离安庆不过三五十里的话，黎元洪也不会轻易放过岳王会的残部。但是等到湖北新军开始搜索岳王会下落的时候，岳王会终于脱离了湖北新军的攻击范围。

　　　　黎元洪一面得意洋洋的命令把已经夺回安庆的消息送回到武汉，一面集结兵力开始进攻池州。等他到了池州，这才发现池州的士绅们已经恭敬的等在门口迎接了。光复会听从了鲁正平的建议，他们撤退前专门组织了池州士绅们，让他们维持池州的秩序，避免湖北新军冲进池州抢掠。

　　　　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更何况这些士绅里头颇有几个举人出身的，黎元洪也不好为之过甚。池州上下终于逃过了一劫。

　　　　湖北新军二十一协协统黎元洪带兵二日收复安庆与池州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北京，这对于清政府本该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在一个王朝的末日，任何好消息带来的效果都是负面的。已经开始激化的政治争端并没有因此而平息，相反，京城内的斗争愈发激烈起来。

　　　　袁世凯恭恭敬敬的在灵堂的排位前跪下磕头，作为孝子，王士珍也披麻带孝的跪倒还礼。王士珍曾祖父王朝正，精于医术，长于书法，祖父王履安是个秀才，工医之外，长于武术，有戎马书生之称，王士珍父亲和伯父早逝，他与寡母相依为命，寄居在正定城内东门里伯母娘家，靠母亲替人做针线活艰难度日。王士珍兼眺两房，9岁时入私塾攻读诗书，由于聪明好学，王士珍15岁时，被正定镇台叶志超看中，收在属下当勤务兵。这才走上了军事道路。

　　　　而他的生母几天前去世，王士珍立刻申请在家守孝。守孝本来就是官员们必须的事情，袁世凯即使现在身陷党争之中，却也不能强行让王士珍继续出来工作。所以袁世凯得知消息后，立刻就赶来吊孝。他这等身份，祭拜完毕之后，王士珍必须请他到后面小坐。

　　　　两人方才坐定，袁世凯就开口了，“聘卿节哀顺变。令堂养育你如此辛苦，你还要照顾你伯母。今日你身为江北提督，令堂也能安心。”

　　　　王士珍知道袁世凯此行的目的绝非简单的吊孝，虽然他心里面十分哀痛，但是母亲病重时王士珍始终在身边伺候，此时倒也没有完全被哀伤压倒。“多谢袁公。袁公此来，想来还有别的事情吧。”

　　　　“聘卿，湖北新军的黎元洪两日就夺回了安庆与池州。这件事震动了朝野。”袁世凯介绍着最新的情况变化。

　　　　王士珍静静的听着，自打安庆陷落之后，王士珍虽然也在伺候病重的母亲，但是他依然立刻派人前去详查情况。传回的消息实在是令袁世凯与王士珍大吃一惊。岳王会与光复会早就已经亮明了旗号，这倒没什么难查的。但是探子们禀报，在上海消失的人民党，竟然出现在凤阳府一带，不仅如此，从阜阳到合肥，人民党悄无声息的占据了安徽北部的广大地盘。而且攻克安庆与池州的居然是人民党，而并非岳王会与光复会。

　　　　袁世凯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竟然完全不敢相信。但是这些探子是王士珍亲自调教出来的，绝不可能搞些假情报来糊弄自己。一度消失的无影无踪的陈克，不吭不哈的在安徽搞出这么大的一场事，袁世凯就是到了现在依旧不敢相信。

　　　　但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1905年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次年归国，载泽上奏清宣布立宪密折，指出君宪可使“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此折一出，朝野震动。1906年9月1日清廷终于颁布了“预备立宪”诏书。袁世凯主导的北洋集团本来就是洋务派的继承者，既然朝廷已经下定决心“立宪”，袁世凯觉得这是自己一展抱负的好机会，一直主张“维新”的袁世凯开始就在努力推动由北洋集团来主导“立宪”。

　　　　从1906年9月开始，袁世凯一方面逐渐交出手中的一部分权力，用来结好朝廷内的满人贵族，并且缓解慈禧有可能对他产生的猜忌。另一方面袁世凯主持立宪纲要的编写，试图占据未来立宪的理论性指导。为此，袁世凯还曾经想过把严复这个著名的唯心人物以及严复的“弟子”陈克召来北京共同参与立宪纲要的编辑工作。

　　　　陈克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根本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反贼。严复以及他全家踪影皆无，想来要么是去避祸，要么严复根本就是陈克背后的指挥者。袁世凯此时完全没有弄明白两人之间关系的念头了。他现在面临的威胁根本不是来自严复与陈克，而是朝内的另外一股极为强大的势力。

　　　　身为北洋大臣，袁世凯本人领导的北洋集团从1895年发韧，十年之间，从一单纯的军事集团迅速膨胀成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无不囊括，满清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庞大官僚集团。君权与臣权是一对此消彼长的天然矛盾体。对北洋势力的坐大，在慈禧有意无意地扶植下，满清朝廷内有形无形地出现了三股与袁世凯北洋集团相抗衡的力量。

　　　　向袁世凯发动进攻的就是这三股势力中，与袁世凯一样坚定支持立宪，但是又将袁世凯的北洋集团斥为“浊流”，而以“清流”自居的另一股“新政立宪集团”。这个集团的首领是有着满清最后一个清官之称的“官屠”岑春煊，以及新政名臣张之洞等人。

　　　　王士珍对满清朝廷里面的这些事情洞若观火，无论是袁世凯领导的北洋集团也好，还是准备把袁世凯彻底赶下台的这股子“清流”也好，对于“立宪”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只有通过“维新”，通过“立宪”才能挽救中国的危机局面，才能够拯救满清朝廷。如果这两股势力能够通力合作的话，绝对可以压倒一切守旧的势力，完全主导朝廷的“立宪”。但是这两股势力却没有合作的想法，至少身为“清流”的势力丝毫没有与袁世凯合作的意向。不仅如此，“清流”反倒竭尽全力想打倒袁世凯，进而夺取“立宪”的主导权。这个事实不能不让王士珍感到由衷的遗憾。

　　　　与袁世凯不同的是，王士珍完全没有参与到这件事里头去的想法。王士珍首先想忠于的还是满清朝廷，所以王士珍的心思都落在了安徽最新局面上去。他问道：“夺回了安庆与池州之后，张之洞大人有何说法。”

　　　　袁世凯冷笑一声，“有何说法？张之洞当即弹劾恩铭任上失职，竟然酿成了安徽新军集体叛乱的局面。”

　　　　恩铭现在不知下落，唯一能确定的是，恩铭并没有投靠乱党。张之洞弹劾此时恩铭，直指的是恩铭的岳父，庆亲王奕劻。朝廷里面都知道，奕劻与袁世凯结成了坚固的同盟关系。张之洞的弹劾根本就是在对袁世凯表态。

连锁反应（十八）（）　
袁世凯认为张之洞弹劾恩铭是对自己表示对立的态度。王士珍的看法与袁世凯则有着微妙的不同，他劝道：“袁公，我看张之洞倒未必是这个意思。”

　　　　从袁世凯的本心来说，他一点都不想与张之洞闹翻。虽然王士珍的话是在反驳袁世凯的想法，但是袁世凯非但没有恼火，反倒急切的问道：“聘卿，这怎么说？”

　　　　“袁公，你和张之洞都是外臣，为何现在突然把张之洞叫入京城？”

　　　　“这？”袁世凯对此事也很是不解，虽然心里头也有诸多疑问，但是袁世凯却不敢保证自己能够准确的把握住慈禧的心理。

　　　　王士珍却不去猜度慈禧的心理，他接着说道：“张之洞虽然自诩清流，但是定能与袁公通力合作推进立宪的。既然张之洞出兵夺回了安庆与池州，弹劾恩铭是应有之意。倒未必是对袁公有什么恶意。而且朝廷准备让张之洞做军机大臣，张之洞弹劾恩铭，我觉得他的意思是想让他的人出任安徽巡抚罢了。”

　　　　“原来如此。”袁世凯眼睛一亮。军机大臣看着位高权重，是无数人钻营的目标。但是对于袁世凯和张之洞这等“外臣”来说，却是个明升暗降的安排。张之洞身为湖广总督，掌握一镇新军，门生故吏遍布朝堂，虽然身在朝外，反倒能够遥控朝局。但是现在他身在朝堂，虽然地位看似高了，反倒要受到诸多掣肘。如果一旦交出湖广总督的官位，张之洞反倒没了直接的支持势力。袁世凯精通官场上的权术，只是现在被四面围攻，心里头一时没有想开。听了王士珍的点拨，袁世凯恍然大悟。

　　　　有些事情想明白了，就不必继续说下去。只要王士珍判断的没错，张之洞只是希望在安徽巡抚的位置上安插自己的人，那么具体该怎么执行，袁世凯轻车熟路，根本不用询问王士珍。只要摆脱了张之洞的敌意，袁世凯就可以专心应对自己最大的政敌岑春煊。

　　　　想到这里，袁世凯松了口气。他此行的目的是要解决与张之洞的矛盾，既然张之洞已经指出了解决的办法，袁世凯觉得今天来吊孝的目的已经达到。他并没有继续谈话的想法，王士珍虽然是袁世凯的心腹，但是王士珍本人却不擅长阴谋诡计。更准确的说，王士珍根本不爱参与到上不了台面的阴谋诡计里头。对付岑春煊需要的是恰恰是阴谋诡计，所以袁世凯就准备告辞了。

　　　　没想到袁世凯刚要告辞，王士珍却问道：“袁公，你准备怎么对付安徽的人民党？”

　　　　“嗯？聘卿这是何意？张之洞已经派兵夺回安庆池州，想来他们不会放过人民党的。”袁世凯敷衍道。

　　　　王士珍知道袁世凯这是在敷衍自己，满清朝廷调动新军镇压叛乱是需要出钱的，新军现在都在各地的地方手中，调动一次耗费甚大，所以除了民间的大起义之外，对于地方的小叛乱都是责令地方镇压。但是这次安庆的叛乱，人民党下手极狠，先端掉了安徽省会，把安徽省级官员一网打尽。而且人民党在时间点上又把握的极好，安徽属于两江总督管理，去年的大水灾之后，有至少三百多万灾民在各地流浪。各地民间的造反此起彼伏，两江总督瑞方根本就顾不过来。加上占领安庆与池州的岳王会和光复会居然只是据城自守，等待外地相应，根本没有能够实质性的扩大地盘。所以镇压工作最后居然落到了湖广总督张之洞统领的湖北新军头上。张之洞能够派兵去夺下长江沿岸的安庆与池州，但是张之洞绝对不会派兵深入安徽，去攻打凤阳府的人民党。

　　　　王士珍很清楚袁世凯的难处，即便贵为北洋大臣，统领北洋集团，袁世凯也不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但是王士珍依旧坚持自己的想法，“袁公，陈克的事情我查过，一年前他的部众顶多百十人，但是不到一年就能灭了安徽新军。他一无钱、二无粮，能办到这等事情。朝廷若是对人民党坐视不理，再给他半年一年，陈克定然能成了气候。”

　　　　“那聘卿准备怎么办？”袁世凯对王士珍有着足够的尊重。

　　　　王士珍回答的很坚决，“袁公，不妨让张勋来斩草除根好了。”

　　　　听了王士珍的话，袁世凯眼睛一亮，“如此甚妙。”

　　　　从王士珍家里出来的时候，袁世凯心情很不错。只要能解决了张之洞的问题，袁世凯就可以专心对付岑春煊。坐在马车里头，袁世凯在心里头重新理了一遍这次事情的来龙去脉。

　　　　朝廷确定立宪之后，朝野内外都知道这将是决定未来政治命运的一件大事。立宪的特点无非是“责任内阁”，说的更通俗易懂的话，就是曾经把握在满族贵戚和中央政府手中的权力，要以“立宪”的方式正式转到内阁与各省议会手中。庚子年东南自保，实质上确立了各地，特别是南方各省的半独立姿态。只要过了淮河，除了几个通商口岸还能够勉强掌握在朝廷手中之外，地方上的财政大权根本就是半独立性质的。

　　　　这几年，这种局面还只是大家默认的状态，一旦立宪之后，将以法律的形势确立这种政治格局。大权独揽的清廷将把大部分权力转移给内阁与地方。

　　　　对于立宪，袁世凯的如意算盘是一定要统揽中枢，他提出了以内阁取代军机处的方案，并密定让庆亲王奕劻当未来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当副总理大臣。

　　　　但是这等大事，其他势力绝对不会坐看袁世凯北洋集团独揽大权。以瞿鸿禨与岑春煊为首的这批人自诩“清流”领袖，实际私下活动相当频繁。当时还在做两广总督的岑春煊即插足到上海这个近代中国立宪力量最活跃的地区，鼓动成立了国内第一个立宪社团—预备立宪公会，由岑春煊的老部下郑孝胥出任会长，岑春煊自然是不言自明的后台老板。在立宪团体的筹组活动上，“清流”明显占了先着。袁世凯也没办法，只好亲自出马，向立宪派的一些头面人物频送秋波，屡屡宣称“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

　　　　1906年11月6日，清廷公布中央官制，北洋的设立内阁方案被瞿鸿禨说动慈禧全盘推翻，军机处保留未动，吏部尚书鹿传霖、陆军部尚书铁良、民政部尚书徐世昌、学部尚书荣庆均出枢垣，原军机仅留奕劻、瞿鸿禨，后又续添大学士世续、广西巡抚林绍年由瞿鸿禨推荐。这次改制还使袁世凯被迫辞去八项兼差，交出北洋四镇军权。

　　　　“清流”们竟然在中央率先取得了先机。上层走不通，但是袁世凯夺取地方上实权的行动却因为有奕劻的合作而一帆风顺。1906年9月11日，先是将两广总督岑春煊改任云贵总督，云贵总督丁振铎改督闽浙，闽浙总督周馥接岑，使两广落入袁世凯的亲家周馥之手，岑春煊在边地云贵难有作为。10月19日，奕劻长子农工商部尚书载振、军机大臣徐世昌赴东三省查看，眼见着就能把东三省的大权掌握在袁世凯的北洋集团手里。

　　　　但是岑春煊根本不吃这一套，不去云南就职，却跑到信息交通灵便的上海。“始而诈病，继请出洋，终则要索清廷，让借洋款”，意在坐观形势，伺机而动。清廷无奈，1907年3月3日，改调岑春煊为四川总督，岑春煊依然安坐不动。

　　　　几天前，也就是3月30日，邮传部尚书张百熙病故，这可是一个大肥缺，邮政系统收益丰厚，在当前的局面里头，谁能够掌握了邮传部尚书，谁就能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