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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了几句面短的话，并且宣誓互相效忠和忠于新政权。大厅里的人群兴奋得都跳上了椅子和桌子。希特勒高兴得阖不拢嘴。“他有着一种我永远不会忘掉的孩子气的坦率的快活表情，”当时在场的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后来这样说。希特勒再次登上讲台，向在场的人们说了他最后的几句话：我现在要履行我5　年前在军事医院里一时成了瞎子时所立下的誓言：要不倦不休地努力奋斗，直到十一月罪人被推翻，直到在今天德国的悲惨废墟上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自由的光荣的德国。

　　　　会议至此宣告散会。在出口处，赫斯在冲锋队员的协助下，扣留了一些企图混在人群里溜出去的巴伐利亚内阁阁员和其他要人。希特勒自己则监视着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这时消息传来，一个名叫高地联盟的武装团体的打手们在陆军工兵队营房同正规军发生了冲突。希特勒决定驱车前往出事地点，亲自解决争端，把啤酒馆里的事交给鲁登道夫处理。

　　　　这个决定后来证明是个致命的错误。洛索夫是第一个想溜走的人。他告诉鲁登道夫，他必须到陆军司令部去，发出必要的命＇71＇令。当施勃纳一里希特表示反对时，鲁登道夫绷着脸说：“我不许你怀疑一个德国军官的话。”

　　　　接着，卡尔和赛塞尔也一个个溜了。

　　　　希特勒兴高采烈地回到贝格勃劳酒馆时发现，鸟儿已飞出了笼子。这是这个晚上的第一个打击，他不禁目瞪口呆。他满以为他的“部长们”正在忙于他们的新任务，鲁登道夫和洛索夫也已经拟出了进军柏林的计划了。但是结果是几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甚至连慕尼黑也没有被革命军占领。只有罗姆带领了另一个武装团体“德国战旗”的冲锋队占领了舒恩菲尔德街陆军部的办公处，除此之外，任何战略要地都没有占领，甚至连电报局也没有占领，政变的消息就从这里传到了柏林，冯·西克特将军要巴伐利亚军队镇压政变的命令也经过这里发了回来。

　　　　虽然下级军官和一些士兵中间，有些人同情希特勒和罗姆，但是高级军官在慕尼黑卫戍司令冯·丹纳将军的领导下，不仅准备执行西克特的命令，而且对于冯·洛索夫将军所受到的待遇极为不满。按照陆军的惯例，一个平民竟敢以手枪对着一位将军，就应该当场格杀不论。洛索夫到了第十九步兵师的营房以后，就同丹纳一起会商，立即发出命令，要郊外的驻军赶到城里来增援。到清晨时分，正规军已在陆军部四周布置了封锁线，包围了罗姆的部下。

　　　　在此以前，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到陆军部来见罗姆，估计一下整个局势。

　　　　罗姆出乎意料地发现，除了他以外，没有任何人采取军事行动，占领关键性的地点。希特勒竭力想同洛索夫、卡尔和赛塞尔恢复联系。但是以鲁登道夫名义派到第十九步兵师营房去的信使却没有一个回来。前慕尼黑警察局长波纳现在是希特勒的拥护者，他被派同休恩莱因少校和一队冲锋队去占领警察局。但是他们一到那里就被逮捕了起来。

　　　　这时巴伐利亚政府首脑古斯塔夫·冯·卡尔在干什么呢？原来他离开了贝格勃劳凯勒以后，立刻恢复了理智和勇气。他不想再冒当希特勒和他的打手的俘虏的危险，因此把政府迁到了累根斯堡。但是在此以前，他已在慕尼黑到处贴了如下的告示：一些野心勃勃的同志的背信弃义和欺骗行为，已经把一次符合民族觉醒利益的表示变成了一场个人作呕的暴行。我、冯·洛索夫将军和赛塞尔上校在枪口威胁之下被迫发表的声明一概无效。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以及高＇72＇地联盟和德国战旗这两个武装团体勒令解散。

　　　　这天晚上在希特勒看来是唾手可得的胜利，入夜以后都迅速化成泡影了。他一直坚持的政治革命要成功所必需具备的基础——诸如陆军、警察、执政的政治集团这种地位确立的机构的支持——现在已经垮了。事情很清楚，甚至鲁登道夫的大名也不能把巴伐利亚邦的军队争取过来。希特勒建议，他同老将军一起退到罗森海姆附近乡间，动员农民支持武装团体袭击慕尼黑，局势也许还可以挽救。但是鲁登道夫立即拒绝了这个建议。

　　　　也许还有办法，至少可以避免发生不利的结局，鲁登道夫的私人死敌卢伯莱希特太子在听到了政变消息之后，马上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要求立即加以镇压。现在希特勒决定要求卢伯莱希特出来向洛索夫和卡尔斡旋，谋求一个体面的、和平的解决，希特勒和卢伯莱希特的共同友人，一个名叫纽恩蔡特的中尉担起这个困难使命，在黎明时分被派到伯希特斯加登附近的维特尔斯巴赫城堡。他由于找不到汽车，只好等火车，因此到中午的时候才到达目的地，这时，局势已经急转直下，这是希特勒所始料不及的，也是鲁登道夫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希特勒打算做的事是一场政变，不是一场内战，尽管他情绪极为激动，但是他还是完全控制住了自己，认识到他没有力量对付警察和陆军。他原来的打算是同陆军一起进行革命，而不是对陆军进行革命。尽管他在最近的演说中和用枪口对着已伐利亚三巨头的时候显得杀气腾腾，但是他并不想让共同憎恨共和国的人自相残杀。

　　　　鲁登道夫也是如此。正如他对他妻子所说的一样，他很希望把埃伯恃总统和他那一帮人捆起来，高兴地看到他们吊死在绞刑架上。但是他并不想杀害警察和士兵，他们——至少在慕尼黑的警察和士兵——是同他一样都主张全国反革命行动的。

　　　　鲁登道夫现在向徬徨的年轻纳粹党领袖提出了他自己想出来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也许还能够为他们带来胜利而不致流血。他相信，德国士兵，甚至德国警察——他们大多数是退伍军人——是不敢对他这个曾经在东线和西线领导他们取得了伟大胜利的传奇人物一样的司令官开火的。因此他建议由他和希特勒带领他们的支持者游行到市中心去，随后加以占领。他完全有把握的是：警察和军队不但不敢阻挠他，甚至还会跟着他走，听他的命令作战。希特勒开始时将信将疑，但是最后还是同意了。当时看来也没有＇73＇别的出路。他也注意到，太子并没有答复他的调停请求。

　　　　11月9　日德意志共和国成立纪念日上午快到11点钟的时候，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率领大约3000人的一队冲锋队员，从贝格勃劳凯勒酒馆的花园里出发，向慕尼黑市中心前进。同他们并肩走在行列前面的，有冲锋队长戈林、施勃纳一里希特、罗森堡、希特勒的卫士乌里希·格拉夫以及六七个纳粹党的其他头目和战斗联盟的领袖。一幅叄遄制旌透叩亓�盟的旗帜在队伍前面迎风招展。在头几排行列后面跟着一辆卡车，架着机关枪，载着机关枪手。冲锋队员们肩上挂着马枪，有的还上了刺刀。希特勒手中握着手枪。这并不是一支什么了不起的军队，但是曾经统率德国百万雄师的鲁登道夫显然认为，要实现他的目的，这已经够用了。离开啤酒馆往北，刚走了几百码，这些反叛分子就遇到了第一重障碍。在横跨伊萨河通往市中心的路德维希桥上，有一队武装警察把守着，不让他们通过。戈林一跃向前，对警察队长说，如果警察向他们开枪，他就要把据他说押在队伍后面的人质枪毙。在前一禾夜里，赫斯等人已经搜捕了一些人质，其中包括两个内阁部长，目的就是为了要应付这种万一情况。不管戈林是不是虚声恫吓，反正那个警察队长显然相信了他的话，不再阻挠就让队伍过了桥。�

　　　　在海军广场，纳粹党队伍遇到了正在听纽伦堡来的反犹主义者尤利乌斯·施特莱彻讲话的一大群人。施特莱彻是在一听到政变消息后马上赶到慕尼黑来的。他不想被抛在革命之外，就中断了演讲，参加了反叛分子的行列，紧紧地跟在希特勒的后面。

　　　　中午过后不久，游行队伍走近了他们的目的地：罗姆和他的冲锋队员们被国防军包围的陆军部。到这个时候为止，被围者和包围者都还没有发过一枪。罗姆和他的手下人员都是行伍出身，在铁丝网的另一边，有不少战时伙伴。双方都无心杀人。

　　　　为了要到陆军部去救罗姆出险，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现在领导他们的队伍穿过狭窄的府邸街，这条街在英烈祠旁边，通向开阔的奥第昂广场。就在这条狭窄的街道尽头，有大约100　名荷枪实弹的警察把守着，不准队伍通过。

　　　　他们位居战略要冲，这一次，他们不再退让了。

　　　　但是纳粹党人又想用计骗过去。他们中间那个忠实的卫士乌里希·格拉夫一步跳上前，大声向带队的警官叫道：“别开枪！带队的是鲁登道夫阁下！”

　　　　即使在这个千钩一发的时刻，一个德国革命者，甚至一个业余摔交家和职业打手，也还没有忘记应该怎样称呼一个贵人。希特勒也叫了起来：“投降吧！投降吧！”但是那个不知名的警官并不投降。显然，鲁登道夫的名字对他并不能起魔术般的作用。他们是警察，不是军队。

　　　　究竟哪一方面先开枪，这一点后来一直没有查明。双方都把责任往对方身上推。有一个旁观者后来作证说，是希特勒先用他的手枪开头一枪的。另一个人认为是施特莱彻。不止一个的纳粹党人后来告诉作者说，就是因为施特莱彻的这一个行动，而并不是因为任何其他行动，才使得他长期受到希特勒的眷顾。”

　　　　不管怎么样，反正有人开了一枪，接着就是一阵双方互击，顿时使希特勒的希望化为泡影，施勃纳一里希特倒了下来，受了致命的重伤，戈林大腿上中了一枪，伤势甚重，也倒了下来。在60秒钟之内，枪声就停止了，但是已经有不少人躺在街上——总共16名纳粹党人和3　名警察，有的已经毙命，有的奄奄一息，另外还有不少人受伤，其余的人，包括希特勒在内，都卧倒在地躲避子弹。

　　　　但是有一个人例外，而如果大家效法他的榜样的话，这一天的结局就可能不同了。鲁登道夫并没有卧倒。他以最优秀的军人传统，傲然挺立，在副官施特莱克少校的跟随下，面对着警察的枪口，泰然自若地继续前进，一直到达奥第昂广场。当时看来，他一定是个孤单的、奇怪的人。没有一个纳粹党人跟着他，甚至连他们的最高领袖阿道夫·希特勒也没有跟着他。

　　　　未来的第三帝国总理是第一个飞奔逃命的人。当游行队伍走几年以后，希特勒不顾党内许多同志的反对，任命施特莱彻为弗朗科尼亚纳粹党领袖，恤说，“也许有一两个人不喜欢施特莱彻同志的鼻子的形状，但是当他那一天在英烈祠附近同我一起卧倒时，我就暗自对夭发行，只要他不背弃我，我也决不背弃他。”

　　　　（海登：《希特勒传》＇　《Ｈｉｔｌｅｒ：Ａ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第157页）近警察的封锁线的时候，他原来用左臂挽着施勃纳一里希特的右臂的（这是一种奇怪的但也许是意味深长的姿势），后者倒地的时候把希特勒也拉了下去，可能希特勒以为自己受了伤，他感到一阵剧痛，后来才发现是肩膀脱了臼。但是事实仍旧是，据当时也参加游行的他自己党内的追随者瓦尔特·舒尔兹医生的证词（并且得到其他证人的证明），希特勒“是第一个跳起来向后跑的人”，把他那些躺在街上的死伤同志抛下不顾，他登上一辆候在附近的汽车，马上开向汉夫施丹格尔在乌芬的乡间别墅，在那里，他得到普茨的妻子和妹妹的护理，也就是在那里，两天以后，他被捕了。

　　　　鲁登道夫是当场被搏的。对于没有勇气同他并肩前进的反叛者，他只有蔑视的份儿，对于陆军没有投向他的一边，他感到非常怨恨，因此他宣布，他从今以后不再同任何德国军官打招呼，他＇75＇自己也不再穿军官制服。受伤的戈林被抬到附近的一家银行里，由那家银行的犹太老板给他进行了急救，然后由他妻子陪着，偷偷越过边境到了奥地利，进了因斯勃鲁克的一家医院。赫斯也逃到了奥地利。罗姆在英烈词前面的队伍溃败以后两小时在陆军部投降了。过不了几天，除了戈林和赫斯以外，所有反叛的领袖都被捕入狱。纳粹党政变以失败收场。党被勒令解散。从表面上来看，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完蛋了。它的独裁领袖听到枪声一响就飞奔逃命，名誉似乎已经完全扫地，他的彗星似的政治生涯已经告终。

　　　　叛国罪审判

　　　　但是根据后来的实际情况看来，他的政治生涯只不过暂时中断了一个时候，而且时间也不大长，希特勒是个很精明的人，他看到他受审判不仅不会断送他的前程，反而能为他提供一个新的讲坛，他不仅能够在这个讲坛上败坏本身也不清白却把他逮捕起来的当局的名誉，而且，更重要的是，也能够第一次使自己名震巴伐利亚一邦之外而传到整个德国。他完全知道，除了德国各大报以外，世界各国的报纸都派了记者前来慕尼黑采访这次审判。这次审判将在1924年2　月26日开始，由一个特别法庭，假勃卢登堡大街步兵学校旧址举行。到24天后审判结束时，希特勒已经转败为胜，毁了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的前程，使他们在公众的心目中同他一样有罪，以他的滔滔雄辩和民族主义热情打动了德国人民，使得世界各国报纸都在第一版上登载了他的大名。

　　　　虽然鲁登道夫是被告席上10个囚徒中最有名的人，但是希特勒马上使得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他自己身上。他自始至终成了法庭内注意的中心。巴伐利亚司法部长弗朗兹·古特纳是这个纳粹党领袖的老友和保护者，他尽量做到让法官保持满不在乎和宽大为怀的情绪。希特勒可以任意打断证人的活，对他们反诘盘问，可以随时为自己辩护，时间不受限制——他的第一次发言花了4　个小时，而这不过是他许多次长篇发言的第一次。

　　　　他并不打算重蹈卡普政变参加者的覆辙，据他后来说，这些人曾经声辩，“他们并不知情，没有打算，也没有野心。这就是资产阶级世界的致命伤——他们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行为？？走到法官面前说，‘是的，这就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我们想要摧毁国家’”。

　　　　现在面对着法官和世界报界的代表，希特勒在慕尼黑做然声称：“我一个人负全部责任。但是我并不因此而成了罪犯。如果我＇76＇今天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站在这里，我是一个反对革命的革命者。反对1918年的卖国贼，是根本谈不上叛国罪的。”

　　　　如果是叛国罪的话，那么领导巴伐利亚的政府、军队和警察的3　个人，同他一起共谋反对全国政府的3　个人也一样有罪，也应该同他一起站在被告席上，而不应该作为主要控告者站在证人席上，他非常狡猾地把形势倒转了过来，使做贼心虚、坐立不安的三巨头处在不利地位：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洛索夫、卡尔和赛塞尔的目标与我们相同——推翻全国政府？？如果我们的事业确是叛国的话，那么在整个时期，洛索夫、卡尔和赛塞尔也必然一直同我们在一起叛国，因为在这些星期里，我们所谈论的除了我们目前因之受审的目标以外，别无其他。

　　　　这3　个人很难否认这一点，因为这是实际情况。要有讲话里带刺的本领，卡尔和赛塞尔不是希特勒的对手。只有冯·洛索夫将军昂然为自己辩护。“我不是个亡命之徒，”他对法庭说，“我在邦政府里占有很高的地位。”这位将军接着把一个老军官对这个以前的下士，这个在狂妄的野心驱使下竟想牵着陆军和邦的鼻子走的失意政客的全部轻蔑都发泄了出来。他说，这个寡廉鲜耻的煽动家的野心发展得多快，没有多少日子以前还表示愿意在爱国运动中仅仅充当一名“鼓手”呢！

　　　　仅仅充当一名鼓手？希特勒知道如何回答：小人的眼界是多么狭窄！请相信我，我认为谋得一个部长官职并不是什么值得努力争取的目标。我认为以部长身分载入历吏，并不是值得一个伟大人物努力争取的事。假使真是如此，你很有同其他部长葬在一起的危险。我的目标从一开始起就比做部长高出1000倍。我要做马克思主义的摧毁者。我要完成这个任务，一旦我完成了这个任务，部长头衔对我来说就只是一个荒唐的称号罢了。他援引了瓦格纳的例子。

　　　　当我第一次站在理查德·瓦格纳的墓前时，我对他不禁肃然起敬，因为：他不许墓碑上刻写“枢密顾问、音乐指导理查德·冯·瓦格纳男爵阁下之墓”。我尊敬他，因为他和德国历史上许多别的人都对历史贡献了他们的名字而不愿有任何头衔。我在那些日子里愿意充当一名鼓手并不是出于谦虚。这是最高的愿望——其余都是不足道的。

　　　　别人攻击他想要从一名鼓手一跃而成为一个独裁者。他并不想否认。命运已经这样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