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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罅亢＞�建设经费通过总办大臣奕之手源源不断地移到“清漪园工程”上来。
　　据研究，奕所挪用的海军军费大致有：海军军费的息银、海防捐银、海军衙门“闲款”和海军军费正款等数项，颐和园重修工程仅挪用海军军费就高达数百万两（《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
　　据研究，北洋海军的七艘主力舰，定远、镇远、济远、来远、致远、靖远、经远的购置费为七百七十八万两。而在奕统领海军衙门的九年中，没有购置过一艘新舰（《慈禧大传》）。
　　慈禧、奕等人为满足自己私利，置海军建设于不顾，为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埋下了祸根。固然，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但仅仅在挪用海军军费这一项上，他们就难逃其咎。
　　慈禧在归政光绪之前，不遗余力地笼络自己的朝中势力，逐渐构建起后党作为自己的力量，这就使得王朝政治更加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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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讲　曲折亲政（1）
同治十年，同治帝十三岁，慈禧以其“典学未成”为由，迟迟不肯归政；光绪十二年，光绪帝十三岁，慈禧又将以怎样的借口与形式阻挠光绪帝的亲政呢？
　　一
　　中法战争后的光绪十二年（1886），光绪帝已经十六岁。屡经蹉跎的他，不仅学已有成，而且在“批阅奏章，论断古今，剖决是非”（《光绪朝东华录》）等方面，也具备了一定的能力。时间在一天天地无情流逝着，可光绪帝的亲政与慈禧的归政却不见任何动静。养心殿里，每日无论是召见还是引见，光绪帝依然如泥塑的菩萨一样端坐在前，而慈禧依旧神采奕奕地垂帘于后，听政问政，发号施令。即使光绪帝偶尔对国家军国大事发表意见，也很难引起群臣的注意和重视。此时慈禧的威严仍像一道无形的枷锁，成长中的皇帝无论在治国的韬略上，还是在个人的心智上，都无法自由地发挥。慈禧正以她对权力极度的贪婪欲望，分分秒秒地挑战光绪帝渴望亲政的耐心。朝臣们无法预知这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老佛爷”还会有怎样的表演。光绪十二年六月十日（1886年7月11日），慈禧与光绪帝召见醇亲王奕等人，并发出一道懿旨：
　　“前因皇帝冲龄践阼，一切用人行政，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秉承，因准廷臣之请，垂帘听政。并谕自皇帝典学有成，即行亲政。十余年来，皇帝孜孜念典，德业日新，近来批阅奏章，论断古今，剖决是非，权衡允当。本日召见醇亲王及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谕以自本年冬至大祀圜丘为始，皇帝亲诣行礼。并著钦天监选择吉日，于明年举行亲政大典。”（《光绪朝东华录》）
　　在这份懿旨中，慈禧表达了三个观点：一是自己有言在先，待“皇帝典学有成，即行亲政”；二是皇帝现在典学有成，表现在“近来批阅奏章，论断古今，剖决是非，权衡允当”，已具备了亲政的条件，我应该践约了；三是确立了皇帝亲政的时间，从今年“冬至大祀圜丘为始，皇帝亲诣行礼”，明年即行亲政。
　　懿旨中前两个含义我们已经十分明白，但第三个含义或许就有些疑惑，为什么要把光绪帝的亲政放在冬至皇帝祭天这天作为开始？莫非冬至对于一国之君而言，还有什么特殊的标志性的意义吗？
　　《皇朝礼器图》中的天坛祭器“苍璧”古代帝王亲自参加的最重要的祭祀有三项：天地、社稷、宗庙。主要指的就是祭天地、祭社稷（社是指土地，稷是指五谷）、祭祖先；除此而外。还有其他一些祭祀活动。但在所有的祭祀活动中，最隆重莫过于祭天，表示“受命于天”的含义。帝王之术，惟在“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乃至理之言。上下五千年，历代帝王深谙此道。但在万千人中，何以自己偏是帝王之“种”？锦绣河山，何以能摄入自家囊中？必须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否则，这天下坐不得，性命也保不住，何谈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这等大事，马虎不得！可是，怎样的理由才能使芸芸众生坚信不移？于是，帝王们终于在虚无的“天意”里寻得了正名的依据。所谓“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成了帝王们神圣的政治谛理。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对“王”字是这样诠注的：“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实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孰能当？天子也。这天子上可通天、下则润物、中以治人，三位一体，以一代之。所以，就有了“奉天承运”的政由天启；就有了囊括四海、鞭笞六合的不世之伟烈；就有了“以民随君，以君随天”的君权天授的神圣。
　　那么，既然君权天授，皇帝祭天，以示敬意，实属正常。可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偏偏要选中冬至这一天祭天来完成亲政的大业呢？
　　从自然现象来看，冬至不过是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过了冬至，白天就会一天天变长。可古人对冬至的说法，却有着一些人文的含义：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日南至，日短之至，日影长之至，故曰“冬至”。《汉书》中说：“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人们认为：过了冬至，白昼一天比一天长，阳气回升，是一个节气循环的开始，也是一个吉日，应该庆贺。《晋书》上记载有“魏晋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僚称贺……其仪亚于正旦”，说明古代对冬至日的重视。《周礼·大司乐》云：“冬至日祀天于地上之圜丘”，规定了祭天的地点。因此，冬至日祭天是祭祀中的大礼，选择这一天作为光绪帝亲政的开始有着极大的象征意义。
　　

第十八讲　曲折亲政（2）
问题是慈禧归政的诚意到底有几分？
　　二
　　慈禧太后像慈禧的懿旨一经颁布，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满朝文武纷纷猜测，这真的是“老佛爷”的本意吗？醇亲王奕更是心事重重。那么，慈禧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呢？
　　慈禧此时归政的真正用意，历史没有明确记载。但今天回顾这段历史，验之于慈禧一生的所作所为，我们似乎可以对其真正用意做一个符合人性的推断：她并不情愿归政，但形格势禁，她又不得不做出归政的姿态来。
　　就慈禧个人而言，放弃权力就等于放弃生命。
　　慈禧是一个嗜权如命的女人，无论是在热河与八大臣进行殊死的斗争，还是屡次打压奕��，还是立不到四岁的载湉继皇帝位等行为背后，自始至终无不贯穿着她对权力的追逐，她的生命是由权力铸成的，即使是对别人小到蚊虫叮咬般的分享权力的企图，她也会集聚所有的力量拼死反击，以维护自己权力的完整并证明权力的强大。光绪十二年，慈禧已掌握大清朝政二十五年，可这一年她还不足五十二岁。三十多年血雨腥风的宫廷斗争，慈禧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与游刃有余的驾驭能力；充沛的精力和过剩的生命力，使得正处于壮年的慈禧能够从容应付繁重的朝政而没有丝毫的倦怠和不适。她怎能甘愿放弃手中的权力，将其拱手让给“乳臭未干”的光绪帝。
　　然而，严峻的客观形势迫使她不得不摆出一副归政的姿态来。
　　已经成年的光绪帝，是慈禧无法回避的事实。第一，按照清朝祖制，光绪帝早已过了亲政的年龄；第二，光绪帝典学勤勉，成绩显著；第三，慈禧原本就有承诺：俟皇帝典学有成即刻归政。如果她继续把持权力，无视光绪帝的存在，于情于理都无法交代，势必陷入被动而不能自拔，这不是慈禧处世的原则和做事的方式。
　　可是，也存在这种可能：一旦慈禧发布归政的懿旨，众臣都同意，公然表示“皇太后圣明”，她将怎样应对？毫无疑问，慈禧一定预料到有这种可能。但三十余年的宫中历练，慈禧早已成为谙熟政治权术的老手，对于审时度势、欲擒故纵的政治谋略，她自然是驾轻就熟。慈禧已经更换了枢臣，她十分清楚，论治国的韬略与才干他们远逊于上届军机大臣们，然而论对自己的忠诚，她却深信不移。在国家与自己的利益之间，慈禧选择了牺牲国家的利益来满足一己之私欲。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正是自己需要他们发挥作用的时候。在这盘政治赌局中，她坚信：在她与光绪帝的政治天平上，这些亲信枢臣们一定会将政治的砝码加在自己的一边。所以，在摆出归政姿态的同时，她有控制局面发展的把握。
　　三
　　不出所料，懿旨发布的第三天，也就是六月十三日，请求皇太后收回成命的折子纷纷呈到了慈禧的手里，主旨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皇太后继续掌权。其中，以军机处领班大臣礼王世铎为首的诸臣工奏折和醇亲王奕的奏折颇具代表性。
　　礼王世铎折中主张：伏请皇太后“训政数年，于明年皇上亲政后，仍每日召见臣工，披览奏章，俾皇上随时随事亲承指示”（《光绪朝东华录》）。皇帝虽然亲政了，但皇太后也要依然每日进行召见，继续批阅奏章，皇上无论有大事、小事都要随时请示。毫无疑问，这种主张就是要慈禧归政不归权，光绪帝即使亲政也不过是一个傀儡罢了。
　　醇亲王奕的折请就更加过分了，用翁同龢的评价来解释就是：“含意深远！”（《翁同龢日记》）“王大臣审时度势，合词吁恳皇太后训政。敬请体念时艰，俯允所请，俾皇帝有所禀承。日就月将，见闻密迩，俟及二旬，再议亲理庶务。……臣愚以为归政以后，必须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件，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光绪朝东华录》）。按照醇亲王奕的主张，连皇帝现在亲政都不合适，即使要亲政也要等到二十岁，亲政后皇帝也务必按照现在的规制，每日请示，再做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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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讲　曲折亲政（3）
醇亲王奕如果说礼王世铎的主张代表了慈禧的亲信大臣们对慈禧的忠心的话，醇亲王奕就近乎于虚伪了，如此表白肯定不是奕的心里话。慈禧归政，对奕来说是一件高兴的事情，应该说他早就盼着自己的儿子能够亲政了。然而，他心里非常清楚：十二年前，慈禧之所以选择了自己的儿子继承皇位，无非是为了满足她继续控制权力的欲望。现在慈禧提出归政，只不过是掩人视听，做做样子，她绝不会轻易交出政权。为表忠心，也为避嫌疑，奕必须要向慈禧与众人传达一个信息：我永远不会以皇帝生父自居；我永远没有任何非分的妄想。
　　在这场政治赌局的轮盘中，每一个人都在固守自己利益的前提下掷下了自己的政治砝码。
　　对这样的结果，慈禧自是欣喜不已：事态正按照自己预定的轨道向前进展。就这样，一向独断专行的慈禧，此时却从谏如流，痛快地接受了醇亲王奕——皇帝生父的建议：即使确定了皇帝亲政，也要以皇太后绝对的权威为永远不变的原则。在这场政治游戏中，慈禧成为最大的赢家：既躲开自己迟迟不归政的舆论责难，又可以名正言顺地继续保持至高无上的尊严。大臣们再次进言以后，慈禧正式发布懿旨：“皇帝初亲大政，决疑定策，实不能不遇事提撕，期臻周妥。既据该王大臣等再三沥恳，何敢固守一己守经之义，致违天下公论之公也。勉允所请，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光绪朝东华录》）
　　就这样，慈禧以臣下屡次恳请作为前提，将训政的提议确定下来，此一结果虽然是慈禧的预设，但却落得个“不得已而为”的美名。我们不得不慨叹：慈禧将群臣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手段已近乎出神入化！
　　四
　　光绪皇帝朝服像为了使训政制度化，慈禧责成礼王世铎起草《训政细则》，经过一番筹划，终于在十月二十六日出笼。在这个《细则》中，除了祭祀、问安等礼仪依然按照垂帘听政的旧制实行，在施政上做了如下规定：
　　一、凡召见引见，皇太后升座训政，拟照礼臣会议，暂设纱屏为障；
　　一、中外臣工呈递皇太后、皇上安折，应请恭照现式预备，奏折亦恭照现式书写；
　　一、乡会试及各项考试题目向例恭候钦命者，拟请循照旧制，臣等进书恭候慈览，择定篇页，请皇上钦定题目，仍进呈慈览发下，毋庸奏请派员拟题……
　　一、内外臣工折奏应行批示者，拟照旧制均请朱笔批示，恭呈慈览发下……
　　我们清楚地看到，根据这个细则，光绪帝没有任何可以自行决定和独立施政的空间，他完全被置于慈禧的控制之下。
　　“恭候慈览”、“恭呈慈览发下”是这一训政体系的最实质的表现：（1）用人权由慈禧裁夺；
　　（2）处理日常事务必须考虑慈禧的意见；
　　（3）召见引见臣工依原仪；
　　（4）披览奏章只有经慈禧阅览后才能下发。
　　显而易见，由垂帘听政到训政，慈禧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名称罢了，而操控皇权的实质不仅没有任何改变，反而更加名正言顺。
　　首先，慈禧可以充分利用训政统治模式来搪塞视听、平息舆论。她可以向天下堂而皇之的表白：我已经归政光绪帝了，至于我继续为王朝操劳，那是群臣的恳请，不是我的本意。
　　其次，慈禧在制度上为自己确立了主宰的地位。
　　有了《训政细则》作为保障，慈禧可以放心大胆地为光绪帝举行亲政大典了。
　　光绪十三年的正月十五日（1887年2月7日），是大臣们按照慈禧的授意为光绪帝的亲政所择的大吉之日。虽然，光绪帝的亲政不过是一场掩人耳目的骗局，但这个仪式毕竟还在向世人昭示光绪帝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不仅存在，还在日益成长。
　　上午九点，十六岁的光绪帝头戴金冠，身着大黄龙袍，精神焕发地在太和殿接受百官的朝贺，并颁诏天下。
　　

第十九讲　光绪大婚（1）
慈禧“归政”光绪帝了，履行了十二年前的诺言。然而，她却通过《训政细则》，使自己获得了在幕后操纵皇权、事事“提撕”的制度保障。但是，对于慈禧而言还有一件事情已经到了无法继续拖延的地步，那就是光绪帝的大婚。
　　一
　　光绪十四年（1888），光绪帝十八岁，对于入关后的清朝皇帝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晚婚的年龄。慈禧迟迟不给光绪帝举行大婚，其目的就是要在权力的巅峰多恋栈一些时日。因为皇帝只要大婚，就应该亲政，况且民间也有“成家立业”之说。然而，慈禧蒙蔽视听的举措或许连她自己都知道漏洞百出、难以服众。人们不禁要问：慈禧究竟要在何时给光绪帝择后选妃呢？
　　光绪十四年六月十九日（1888年7月27日），慈禧终于颁发了给光绪帝举行大婚及亲政的懿旨：
　　“前因皇帝甫经亲政，决疑定策，不能不遇事提撕，勉允臣工之请训政数年。两年以来，皇帝几余典学，益臻精进，于军国大小事务，均能随时剖决，措置合宜，深宫甚为欣慰。明年正月，大婚礼成，应即亲裁大政，以慰天下臣民之望。”（《德宗实录》）
　　这一懿旨昭示世人：慈禧终于允许光绪帝大婚了！
　　没有更翔实的资料来记述慈禧此时的真实想法，但是可以想见慈禧一定是万般无奈。对于慈禧来说，两年前，也就是光绪十二年，在所谓的光绪帝亲政以后，她获得了“训政数年”的机会，实质上就是慈禧继续临朝称制。可是光绪帝日渐长大的年龄并没有给慈禧提供充分的训政时间，因为光绪帝的“晚婚”已经成为慈禧不容回避的事实。虽然，没有关于光绪帝晚婚因而招来朝臣们颇多议论的记载，但是对于这件事情朝臣以及后宫中不会没有看法和议论。光绪帝的婚姻大事已经到了无法继续拖延的境地。
　　这个令人期待已久的懿旨颁发后，朝廷上下颇为震动，反应最强烈最直接的人就莫过于光绪帝本人。在懿旨颁发的当天，光绪帝不再客气，亦不再推辞，顺水推舟地发下了一道上谕：
　　“兹奉懿旨于明年二月归政，朕仰体慈躬敬慎谦抑之本怀，并敬念三十年来，圣母为天下忧劳况瘁，几无晷刻可以稍资休息，抚衷循省，感悚交深。兹复特沛恩纶，重申前命，朕敢不祗遵慈训，于一切机务，兢兢业业，尽心经理，以冀仰酬我圣母抚育教诲有加无已之深恩。……所有归政届期一切典礼事宜，著各该衙门敬谨酬议具奏。”（《德宗实录》）
　　从上谕中，我们可以看到光绪帝当时的心情：
　　首先是按捺不住的喜悦之情。
　　如果说当四岁不到的载湉被慈禧选定为皇位继承人时他还不知皇帝是权力的主宰的话，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教育程度的加深，光绪帝已经逐渐意识到自己仅有皇位而没有皇权的尴尬，他努力地学习，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早日胜任皇权。然而，慈禧在归政问题上的反复，确实令光绪帝的亲政之路曲折而漫长。光绪十二年，慈禧在归政问题上大做文章时，确实使光绪帝大为失望，为此他在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