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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家族的战争-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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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派代表人物之间有着近30年的交情，他们结成一张结实的网，占据着权力机关中最重要的职位，越是如此，他们越能发挥作用。
除开沃尔夫维兹和博尔，布什身边的两位重量级人物：副总统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早在1969年尼克松时代就相识了。拉姆斯菲尔德曾经两度担任切尼的上司：先是在他担任“经济机会办公室”（SIC）主任的时候，后来是他担任福特总统时期的白宫秘书长期间。拉姆斯菲尔德出任国防部长后，秘书长职位在由切尼继任。而在老布什上台后，切尼又出任了国防部长。这两人交情至深，两对夫妇常常共同外出度假。小布什2000年竞选总统期间，切尼是其最亲密的智囊人物，在幕后，拉姆斯菲尔德关于反导弹系统的建议同样受到布什的高度重视。
副总统的得力助手是绰号“踏板车”的勒维斯·利比。利比在耶鲁大学上学时与沃尔夫维兹相识，被他教授的国际政治课“深深吸引”。在里根总统任职期间，他在国务院与沃尔夫维兹共事。老布什上台后，利比成为国防部副部长沃尔夫维兹的副手，后者在切尼的领导下负责政策规划工作。在1990年海湾战争期间，沃尔夫维兹是最先要求派遣地面部队的人士之一。
这些强硬派，加上“处于边缘地带”的博尔，一致认为，如果美国不迅速采取行动，两级时代终止后的世界会变得动荡和危险，而且将完全失控。在他们看来，美国完全有权先发制人。小布什容易接受鹰派的做法和观点，后者认为他更像里根而不是他的父亲。
“相信我！”
一边是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尼特精心构筑“非国家恐怖主义”的观念，一边是鲍威尔在为伊拉克争取“通情达理的制裁”，即放宽其购买医药和食品的限制，进一步打击地下交易，因为巴格达可能靠此添置武器装备。在此期间，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沃尔夫维兹和博尔等人更加团结一心，对伊立场更为强硬。
2002年1月，一位同僚说，“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但他们拿不出证据证明巴格达与有关联。”事件发生几周后，沃尔夫维兹派他的朋友，前任中情局局长詹姆斯·伍尔西前往伦敦。伍尔西乘坐美国空军喷气式飞机，任务是挖掘出伊拉克与基地组织的联络人物，但他无功而返。
有情报显示，基地首领穆罕默德·阿塔与伊拉克情报人员曾在布拉格会面。这一消息最先得到捷克内务部长的证实，但是他后来再提及此事时，语气远不及头一次肯定。
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与布什会面时完全切断了布拉格这条线索。此事纯属谣言。阿塔不仅未曾与伊拉克情报人员联系，而且连他是否到过布拉格都不能肯定了。
但鹰派抛弃了“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在随后数月当中，紧抓住这个论据不肯放手。当被问及萨达姆与恐怖组织的联系时，沃尔夫维兹举例说，不久前阿布·尼达尔在巴格达死得可疑。实际上此人多年前就已经放弃了暴力。他还补充说，伊拉克拥有的生化和常规武器若被国际恐怖主义掌握会构成更大的危险。因此需要对伊开战。
他们执迷于自己的构想，他们笃信理论，行为受该理论左右。记者大卫·科恩问博尔：“有何证据表明萨达姆对美国的威胁迫在眉睫？”博尔回答说：“相信我！”
反恐战争不应该仅仅开辟巴格达一条战线，但鹰派认为伊拉克乃症结所在。他们乐于举苏联解体为例，那的确是里根的辉煌胜利，但是他们忘了，老总统并非靠出兵莫斯科而取胜，靠的是动摇苏联的周边国家波兰和阿富汗。
“我把伊拉克列入了日程”
“有一种说法认为，在华盛顿，所有的人都相互争斗，毫不留情，以获取总统的垂青。”那么，鹰派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
鹰派的胜利从9月15日开始。布什激动地倾听沃尔夫维兹的陈述：后者描述了伊拉克政权垮台后地缘政治格局重新组合的前景。在国防部副部长眼里，伊朗以及其他恐怖主义国家将会被美国的盟友包围其中：东边有阿富汗，东边和南边有巴基斯坦，北面和东北面有土库曼斯坦，西北有土耳其，最后还有西边的伊拉克。
布什的一位亲信说：“去戴维营时，布什总统一心想的是‘提本·拉登人头来见我’（这句玩笑话是从萨姆·佩金法的电影《提阿尔弗雷多·加西亚的人头来见我》（又名：《惊天动地抢人头》——译注）中来的）；两天后回到白宫，他改变了想法。一回来，他就对自己最信赖的赖斯说：‘我们先对付本·拉登，铲除他的手下和基地组织，我也把伊拉克列入了日程，她脱不了干系。这是下一步的事。’”2002年4月初，布什首次承认他的目标之一是改变伊拉克政权。2002年10月，博尔大肆吹捧小布什：“我毫不怀疑，布什总统与里根观点一致，布什有能力使伊拉克及其周围地区发生重大改变。”
就在2000年9月，“‘美国世纪’规划组”起草的一份报告还肯定地指出：历史上没有一个时期，国家的秩序和安全如此有利于美国的利益和理想。新世纪的挑战是要维护这一“美国式的和平”并使其发挥作用。报告的起草者正是沃尔夫维兹和利比。
鹰派前进的步伐得到了以色列的完全支持。1996年，博尔写了一篇分析文章，并提供给了未来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分析指出，以色列应与土耳其、约旦合作，努力削弱叙利亚。“要想挫败叙利亚在本地区的野心，排挤伊拉克首脑萨达姆是一条路。”
博尔与在英国发行《每日邮报》的霍林格报业集团合作，他还在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的董事会中占一席之地，这两家报纸均相当保守。与沃尔夫维兹一样，他还参与福克斯新闻电视频道（CNN的竞争对手）的工作，这个频道属于媒体巨鳄默多克，成为博尔和沃尔夫维兹等人的最佳讲坛。博尔还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这一机构是个所谓的“智库”（研究与思考中心），先后向里根和小布什政府输送了大批的骨干。博尔与该所中东研究部的主任大卫·维姆塞关系密切。维姆塞的夫人梅拉与曾担任以色列军事情报机构负责人的卡蒙上校共同创办了中东媒体研究所，以异常挑剔的眼光翻译和分析阿拉伯报刊。
梅拉·维姆塞又和博尔一样与中东论坛合作。该论坛的一名研究员罗瑞·米尔华曾出版《萨达姆反美：战争尚未结束》一书，她力图证明巴格达是1993年世贸中心袭击事件的策划者。
沃尔夫维兹的情况不太一样。他对萨达特前往耶路撒冷发表和平演说的勇气大加称赞。认识他的人评价说，他最操心的不是以色列的安全，而是催生一个温和的###教。在海湾战争期间，当飞毛腿导弹打到犹太国土上时，正是他说服了沙米尔政府不要还击。以色列总理的一位幕僚告诉我们说：“当时要换成沙龙政府，想达成同样的协议可不容易。”
鹰派为了支持犹太国家，尤其支持库尔德集团代表的右翼势力，必然对“不民主”的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华府的盟友埃及和沙特阿拉伯进行无休止的谴责。
在五角大楼内，拉姆斯菲尔德被认为是“公司总经理”，沃尔夫维兹则是“战略制定者，为他出谋划策。”
他们的一位亲信温·维伯称“沃尔夫维兹是制定战略、政策和实施方案的大脑。”游人批评说，国防部长事实上完全受其副手的影响，拉姆斯菲尔德个人对巴以冲突的态度是极其坚决的。2002年8月8日，国防部长在五角大楼开会时提及“所谓的被占领土”，他解释说那都是1967年对以色列开战的国家丢弃的地盘。他又补充道：“以色列人在这些所谓的被占领土上建立了多个犹太人定居点，这些领土来源于他们赢得的战争……以色列人曾将多块所谓的被占领土拱手相送，但另一方不接受。”
鹰派中的异类
在拉姆斯菲尔德、切尼和布什看来，沃尔夫维兹的权威是无可置辩的。早在1979年，沙漠风暴行动发生前12年，作为五角大楼年轻的分析员，沃尔夫维兹秘密地撰写了一份报告，分析海湾地区存在的威胁。他当时就指出伊拉克可能危及邻国安全、危害美国利益。
鹰派中的异类是国务卿鲍威尔。沃尔夫维兹曾对一位亲信表示自己之所以会接受五角大楼的第二把交椅，目的就是为了监视和削弱鲍威尔。
双方的对抗毫不容情，好在还没到要置对方于死地。
一位官员提及鲍威尔时说：“他过于谨慎，谨慎到放弃一切大胆的选择，尽管这些选择非常有理。”
“谨慎并非坏事，”鲍威尔反驳说，“我认为那是一种美德。如果谨慎是如此可怕的缺点，我敢肯定多年来与我共事的高层官员们不会把我留在身边。”
鹰派翻出鲍威尔的旧帐：上一次海湾危机期间，地区局势日趋紧张，鲍威尔却拒绝向该地区派遣军舰巡逻。派遣军舰是要给萨达姆传递的一个明确信号，表示美国的决心。这一举措或许能够避免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当时，对鲍威尔的决定反对最为激烈正是沃尔夫维兹。
随后，鲍威尔希望在派兵前能够延长对巴格达的政治和军事制裁。最后，在地面部队开始行动5天之后，不断有情报显示萨达姆的精锐部队共和国卫队中已经有一半士兵撤退，鲍威尔却因为担心美国显得“过于鲁莽”而反对轰炸这些部队。从2001年9月开始，颇具影响力的《标准周报》主任威廉·克里斯托尔写到：“尽管鲍威尔进行了抵制”，老布什仍然发动了战争。
那位当年揭露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记者鲍伯·伍德沃德报道说，早在1993年克林顿执政时期，面对塞尔维亚人对穆斯林的大肆屠杀，身为总参谋长的鲍威尔就已经在向波斯尼亚派遣美军一事上表现得谨慎和迟疑。鲍威尔认为，与海湾战争期间一样，要干涉必然要派遣大规模的地面部队，而美国舆论不会支持士兵冒着生命危险卷入这场在他看来“无法解决”的冲突之中。十年后，波斯尼亚恢复了和平。
鲍威尔的态度引起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奥尔布莱特的不满：“总是说我们军事力量超级强大，光说不用的话，养这样一支军队有何意义呢？”
对布什及其幕僚们而言，克林顿年代使美国蒙羞。某次在白宫开会时，鲍威尔坚持对伊拉克采取温和克制的方式，取得所有盟国的支持。拉姆斯菲尔德的回答是：“科林，你不是在为克林顿工作。”
国务卿的阵营随即反驳，他们刻薄而准确地指出，那些一心要对伊拉克开战的人自己从未有过战争经历。鲍威尔去过越南，尽管实战不多；切尼、沃尔夫维兹、白宫秘书长安德鲁·卡特、总统顾问卡尔·洛夫统统逃了兵役。布什的服役地点也远离战场，在德克萨斯国民卫队，后者被戏称为“抵御俄克拉荷马侵略德克萨斯的最后一道防线”。
“军师切尼”
从国外看美国往往会犯重大错误。欧洲人认为鲍威尔和鹰派的斗争不相上下（或者说欧洲人希望如此）。而事实上，双方的对抗从来就不是平等的。鲍威尔背靠外交部，而外交部的官员们长期以来一直士气低落、缺乏动力。每当涉及敏感问题，他们总得让位于白宫和五角大楼。甚至连鲍威尔身边都被安插了鹰派人物，如约翰·伯顿，负责国际安全和军控的副国务卿，他是由副总统切尼直接任命的。
随着五角大楼份量的增加，不平衡仍在加剧。五角大楼的预算创了历史最高纪录：4千亿美元，这一数目超过名列其后的25个国家军费的总和。
然而，军事首领们仍显得担忧。美国中央司令部负责人汤米·弗兰克斯在4个月期间与布什会面多达20次。弗兰克斯和鲍威尔一样生性谨慎，一位同事说他是政治军官，倾向于躲避而不是行动。海湾战争期间，中央司令部的指挥中心被设在佛罗里达州坦帕附近的麦克迪尔基地，从那里指挥军事行动。五角大楼的战略家们把世界划分为若干军区。中央司令部负责从肯尼亚到巴基斯坦260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世界上70％的油田集中于此。海湾战争期间，司令部负责人是施瓦茨柯普夫将军，当时的国防部长切尼进一步加强了它的力量。从1991年开始，该司令部成为了真正的实验室兼测试中心，用各种方式模拟伊拉克入侵沙特阿拉伯并研究美国如何还击。
几个月来，中央司令部的部分人员和物资被运往卡塔尔新建的美军特别基地，这里与战场近在咫尺。
弗兰克斯将军和三军首领多次向布什表示担忧。如果不在伊拉克周边地区建立基地，受飞行员体能限制，空军难以长期作战。海军担心太多的舰艇被调往海湾地区后，其它大洋会出现真空。令海军指挥官吃惊的是，拉姆斯菲尔德下令从一些航空母舰上撤走了飞机，将这些航母改成了美国远征阿富汗特种部队的指挥基地。再说陆军，他们担心在伊拉克展开大规模地面行动和对伊拉克的长期占领。
切尼在布什身边发挥着决定作用，他排除了所有这些犹豫和迟疑。如果说沃尔夫维兹可以被称为鹰派人物中的理论家或思想家，那么切尼则是军师，他保证这些人的声音能够传到布什的耳朵里。
内阁开会时，切尼坐在布什右边（出于安全考虑，他的生活和办公地点都相当保密），但在会上很少发言，他更希望随后与国家元首单独交换意见。正是他做出了攻打伊拉克的决定。12年前的海湾危机期间，切尼担任国防部长，他当时的态度与现在完全相同。老布什透露说他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对出兵之事举棋不定，主张用外交手段和制裁的方式解决问题；而切尼认为军事行动只是迟早的事情。他的立场甚至比军方人士还要激进。”
2002年8月27日，切尼在纳斯维尔市老战士协会为先发制人打击伊拉克的行动进行游说，他宣称“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不争的事实；他集结武器装备攻击我们的朋友、盟国甚至我们自己也是不争的事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恐怖组织或嗜血的独裁者掌握，或者双方相互帮助，那将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巨大威胁。”他重复布什的话“我们时间紧迫。”接着又说道：“不行动的危险要远远大于行动的危险。”
在发言的最后，他肯定地表示，美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领土完整、政权民主和政治力量多元化的伊拉克；使该国各民族、各宗教团体得到同样的尊重、享有平等的权利。”
这些原则本应得到高度的赞扬，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就遇到了困难。
2002年7月，布什在西点军校演讲时明确指出，美国有权先发制人，打击被她视为威胁的所有国家。他强调说，在恐怖组织和独裁者（萨达姆）泛滥的时代，二次大战以来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两大理论，即“核威慑”与“遏制苏联”理论，失去了存在的空间和实施的可能。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随时可能发动攻击。”
这一说法符合鹰派理论。8月9日，博尔在《每日电讯》中写道：“对民主社会而言，动用武力先发制人地打击敌人是一个异常艰难的选择。正因如此，欧洲大陆诸强等来了希特勒1939年对波兰的入侵，美国直到事件发生后才向本·拉登开战。希特勒加强德国军事力量，野心早已是路人皆知，大家都意识到并研究过这一点，但一直等到他发动进攻，才不得已进行反击。本·拉登也是如此。如果我们选择恰当时机先发制人，那么完全可能阻止他们的行动。”
“世界的正义之源”
2002年标志着一场持续30年之久的争执落下帷幕。这场争执的开端是美国人在越南战场上的惨败。鲍威尔曾经参战，是那场战争的象征。在他看来，那是一场令美国人蒙羞的战争。鹰派的解释则完全不同：战争的失利是因为政治上缺乏坚强的意志。他们以里根为反例，里根将数百亿美元投入军事计划，从而引发了苏联的解体。第一次海湾战争亦是同样的道理。在切尼和沃尔夫维兹看来，美国过早地停止了军事行动。沃尔夫维兹当时在五角大楼任切尼的副手，从那时起，他就力争华府对伊进行军事干涉，以避免萨达姆摧毁北部库尔德人和南部什叶派的反政府势力；鲍威尔对此表示反对。老布什的裁决对萨达姆有利，任由伊拉克的直升飞机和特种部队屠杀成千的反对派。沃尔夫维兹和他的支持者认为，把萨达姆留在台上的决定实在令人遗憾。然而，11年后，“危险的伊拉克”成为鹰派梦寐以求的论据，促使美国反思其在安全和国际关系方面的理论。
理查德·博尔肯定地说：“我认为美国一直以来都是世界的正义之源。作为唯一的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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