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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密码》起于卢浮宫，经圣叙尔皮斯教堂、维莱特城堡、伦敦圣殿教堂、威斯敏斯特教堂、牛顿之墓，止于罗斯林教堂。《伏藏》起于雍和宫，经拉卜楞寺、塔尔寺、色拉寺、大昭寺，止于布达拉宫。都是宗教路径。阅读的过程几乎就是朝圣的过程。
《达·芬奇密码》破译的是达芬奇的名画，《伏藏》破译的是仓央嘉措情歌。《达·芬奇密码》抵达的是基督教的历史和精神，《伏藏》抵达的是藏传佛教的历史和精神。
所以，你可以鄙《伏藏》是对《达·芬奇密码》的模仿，也可以视其为致敬，还可以尊其为挑战甚至超越。
《达·芬奇密码》身为标准的“好莱坞模式”小说，能够超越同辈，成为风靡全球的超级畅销书，不在于它的感官刺激，而在于读者奔着感官刺激去，却意外获得隐秘的宗教历史，更意外经受宗教的洗礼。用玩笑话说，能把俗人读成圣徒，当然是惊喜。
阅读《伏藏》也有同样的惊喜。中央民族大学一个藏学家突然被害，读者最初关心的是凶手是谁、背后隐藏有什么惊天大阴谋这一类俗套悬疑。一旦发现破案的关键是西藏几百年前的传说，是一个被宗教放逐被民众爱戴的*的坎坷命运和深广的情怀，我们开始关心西藏的历史和西藏的命运和西藏的精神。读到布达拉宫“引爆”，仓央嘉措遗言水落石出，也许我们得到的远非故事大结局悬疑大揭晓，而是一次醍醐灌顶般的觉悟和升华。
简而言之：阅读悬疑，读懂西藏，得到洗礼。
　　　　　　　　　　　　　　　　　　《伏藏》和仓央嘉措情歌
《伏藏》，以六世*仓央嘉措遗言为悬疑目标，用仓央嘉措情歌为破译密码，完整地呈现出仓央嘉措可歌可泣的一生。仓央嘉措的命运，是小说最揪心最动容之处。仓央嘉措的情怀，给这部看似充满凶杀恐怖的悬疑小说以圣洁的光辉。
仓央嘉措，六世*。公元1683年生于藏南门隅地区宇松地方的一户世代信奉宁玛派佛教的农民家庭。1697年，仓央嘉措被选定为五世*的〃转世灵童〃，是年9月，自藏南迎到拉萨，途经朗卡子县时，以五世班禅罗桑益喜（1663～1737）为师，剃发受戒，取法名罗桑仁钦仓央嘉措。同年10月25日，于拉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典礼，成为六世*喇嘛。在此之前，仓央嘉措生活在民间，虽然家中世代信奉宁玛派（红教）佛教，但这派教规并不禁止僧徒娶妻生子。而*所属的格鲁派（黄教）佛教则严禁僧侣结婚成家、接近妇女。对于这种清规戒律，仓央嘉措难以接受。他不仅没有以教规来约束自己的思想言行，反而以宗教领袖的显赫身份，根据自己独立的思想意志，写下了许多意缠绵的〃情歌〃。　1708年，仓央嘉措遭受政敌*，被康熙帝废除*职务，解押赴京途中失踪。他的归宿，成了一个永远的迷。或说病逝于青海湖；或说被政敌拉藏汗秘密杀害于途中；或说被清帝囚禁于五台山，抑郁而终；或说脱困后云游到前后藏、印度、尼泊尔、甘肃、五台山、青海、蒙古等地弘法利生，最后圆寂于内蒙腾格里沙漠中的承庆寺。
《仓央嘉措情歌》有66首，藏文原著，有的以口头形式流传，有的以手抄本问世，有的以木刻本印出，足见流传之广，藏族读者喜爱之深。中文译本海内外至少有10种，国外有英、法、日、俄、印地等20多种文字译本。
仓央嘉措情歌所唱，有初识乍遇的羞怯，有两情相悦的欢欣，有失之交臂的惋惜，有山盟海誓的坚贞，也有对于负心背离的怨尤。由于作者特定的宗教身份，所有的爱情最终指向的是幻灭，所以神王比常人更多地体验到怨憎会、爱别离的人生苦难和求不得、恨不能的无奈。然而愈是如此，便愈加凸显示出人间情爱的珍贵美好。
仓央嘉措因为他的情歌，成了西藏历史上最富争议的人物。通常认为仓央嘉措是宗教的叛逆。但在杨志军看来，仓央嘉措不仅没有背叛宗教，反而是对宗教精神的弘扬。因为杨志军认为，宗教的终极精神和世俗的最高理想应该不谋而合，它们的彼岸都是：爱情。所以，严厉的宗教和浪漫的仓央嘉措情歌才能在青藏高原上并行，在西藏人民心*存。
在《伏藏》中，杨志军写到：
在西藏，人们常常会进入遥远的历史，去体验内心需要的生活，六世*喇嘛仓央嘉措和他的情歌便是每个人的体验和经历。他是神王、诗人、歌手和情圣，是西藏所有青春男女经久不衰的偶像，是所有女子的情人，是一个莲花芬芳、魅力无穷的秘密。而喇嘛们却警惕地强调着他的教主地位：我们崇拜他，就应该多念些经文，多行些善事，做一个好人。神圣的宗教情感和美丽的男女之爱被仓央嘉措融合成了一个形态，他因此成了一个僧俗共尊、妇孺皆知的人。
在我的意象里，仓央嘉措的爱情是液态的，如奶如水，它在坚硬直立的万山丛中，浇灌出了遍地的柔软和美妙。教主的地位和爱情的追求从一开始就成了灵肉抗衡的激烈比赛。但是我们知道，在所有的比赛中，爱情总是胜利者。美妙的情歌和撼天地、泣鬼神的爱情穿越时间的迷雾，抵达今天，从而使教主的身份日见彰显。遗憾的是，历史曾经全然误解了仓央嘉措，以为他是宗教的背叛者，是忤逆之僧。人们没看到信仰从来不拒绝爱，历史悠久且纷争不休的宗教，正需要爱的洗礼。佛教营造的不是外部环境而是心灵世界。心灵在肉体深处，于是有了通过肉体来表达的心灵之爱。这便是仓央嘉措爱情的起源。
仓央嘉措是一个悲壮的胜利者，他付出了*喇嘛的地位和权力，付出了生命，却用爱情与情歌，把灵魂推向了辉煌与永恒；用惨烈的命运，让整个西藏为他疼痛。忧伤的西藏为了一个活佛的爱情悲剧而愈加忧伤。可以说，由于仓央嘉措的存在，整个藏传佛教变得温情脉脉，人民不是原谅了他，而是放逸了他，激赏了他。西藏的信仰因此而深广，狞厉的神像背后，严格的戒律之下，不可遏止的，是巨大的爱情温暖。有了仓央嘉措，西藏每天都是情人节。
与此同时，仓央嘉措用情爱的眼泪，撕裂了理想与现实决然冲撞的严酷，撕裂了历史与宗教的刻板。宗教流泪了，是悲泪，也是喜泪。他用自己的血肉填平了凡圣之间的沟壑，让宗教与世俗一马平川；用无所畏惧的生命激情尝试了生佛平等的至高境界，实现了佛性与爱情的水乳交融。他给古老而严谨的格鲁派注入了人性的血液，格鲁派顿时显得飞扬灵动，山高水长。这个包容而宽松的宗教，那些浪漫而朴素的教民，温暖了仓央嘉措及其情歌，弥合了西藏的裂隙——尽管历史上各个教派之间为着理念、权力、教民、属地迸发着残酷的争斗之光，但他们无一例外地拥戴并沐浴着仓央嘉措这颗爱情的太阳。
仓央嘉措，佛法密宗的最高修持者，永恒不衰的西藏代言，信仰的灵魂。
　　　　　　　　　　　　　　　　　　《伏藏》和《藏地密码》
自杨志军的《藏獒》后，以青藏高原为背景的小说，市场最成功的要数何马的《藏地密码》系列。比较《伏藏》和《藏地密码》：
共同之处：都有西藏，都有悬疑追杀刺激；
不同之处：《藏地密码》以西藏为诱饵，抵达的是刺激。《伏藏》正相反，以悬疑刺激为诱饵，抵达的是西藏。
　　　　　　　　　　　　　　　　　　杨志军和佛教
《伏藏》的背景和藏传佛教的历史，《伏藏》中，有大量丰富的藏传佛教知识和智慧。读《伏藏》的过程，就是一次关于藏传佛教的启蒙。
杨志军在《伏藏》中显现的佛学才识，让人惊叹，是因为他不是宗教外行，而是宗教内行。
杨志军是信佛的，所以他吃素。
但人文社的编辑们常常忘记这一点，为了给他接风洗尘，常常一如既往地满桌荤腥。倒不是记性不好，是因为杨志军的小说里充满了情爱，甚至张扬到放肆的程度，使人在下意识里以为他和很多眉飞色舞的男性作家一样。到了“请请请”的时候，看他含笑不“请”，才想起来，赶紧点几碟素菜。问他，这满桌荤腥就没有一点诱惑？他微笑摇头。问他或者有反感？他也微笑摇头。
杨志军信教却不迷信，是因为他坚持信仰。他认为人生是苦海，信仰是彼岸，宗教是渡船——但不是唯一的渡船。
杨志军不仅信佛，还研究佛，在青海的著名寺庙里，他有好些佛友。编辑问他的佛学水平如何，他含笑道：小学还没毕业。但审读《伏藏》的藏学家却认为，杨志军关于藏传佛教和西藏历史文化的研究，已经是专家水平。
　　　　　　　　　　　　　　　　　　杨志军的文学意义
通常，文学界对畅销小说都有“看法”。杨志军的《藏獒》系列，畅销百万，却能获得一系列“纯文学”大奖，包括“五个一工程”奖和入围茅盾文学奖，这几乎是少有的文学特例。杨志军价值，在于给滞销的“纯文学”寻觅到一条畅销的路径，给迷惘于读者之外的作家以启发。
我们的“纯文学”不乏思考，不乏才华，却常常陷于自说自话而“自绝于人民”。杨志军最早的创作成就是1987年发表于《当代》的长篇小说《环湖崩溃》。即便九年后获得《当代》文学奖，被公认为西部小说代表作，也没能摆脱无数作家永远的困惑：尊重自我还是取悦读者？那以后，杨志军创作了一系列长篇小说《失去男根的亚当》、《海昨天退去》、《大悲原》、《江河源隐秘春秋》、《天荒》、《大祈祷》等，充分表达了他对荒原对生命对存在的忧思，被不少精英读者叫好，影响却始终局限于狭小的圈子。在轰轰烈烈的商业大潮中，都市欲望文学泛滥，先锋的“纯文学”落寞，杨志军甚至经历了好几年的创作荒。直到2005年前后，他才在长久的思考后顿悟，于是，有了武侠般痛快淋漓的忧愤之作《藏獒》系列，和今天这部悬疑引路的博大的《伏藏》。
杨志军的《藏獒》证明了——鱼和熊掌可以兼得，自我和读者能够共存，通俗的外壳和内在的坚持并不矛盾；尊重读者才能取悦读者，坚守理想更能赢得读者；赢得读者，就赢得了更自由更广阔空间，就更能坚守文学精神。
《伏藏》比起《藏獒》系列，形式更通俗，精神却更深远，想必会引发疑问。但如果有众多的读者因为《伏藏》而增加了对西藏历史的渴望、对西藏文化的兴趣、对西藏精神的探寻和对西藏的热爱，在杨志军看来，承担一些疑问也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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