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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飞行员-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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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3点左右，场站值班室接到沙河油库的报告，说有三卡车红卫兵已过沙河大桥，正向机场开去。接到报告后，场站参谋长命令警卫连应急分队跑步到营门守卫，但不要带武器。战士们手挽手组成人墙屹立在营门口，以防造反派冲进营区。二十多分钟后，五辆解放牌儿敞篷卡车呼啸而至，从车上下来一百多名军队系统的红卫兵，他们高举红旗和红宝书，气势汹汹地向营门拥来。上午来过的那三位走在最前面，他们一面走一面高呼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打倒‘三反’分子黄晓东！”“打倒一小撮保皇派！”造反派在营门与警卫战士形成对峙。对峙期间，红卫兵有时高唱革命歌曲，有时集体学习毛主席语录。季平化副政委来到营门试图与红卫兵代表对话，但话不投机，越谈越谈不拢。时间一长，双方开始有肢体冲突，嘴仗也在升级。眼看局面就要失控，突见许雅君不顾贺铭、俞素梅等人的阻拦来到了营门，她冲破警卫线，站到了红卫兵面前：“你们不是要抓我吗？我跟你们走，请不要再冲击营门，影响部队的正常工作。”说完旁若无人地向远处的卡车走去。
此时，机场干部战士的一双双眼睛都睁得圆圆的，身子僵僵的，如同泥塑一般，目送着许雅君远去。队伍中有两人在偷偷拭泪，他俩是俞素梅与贺铭。红卫兵也自动闪开一条道儿，让她大步通过，像夹道欢迎英雄似的，他们都被她大义凛然的气势所折服。快上卡车时，造反派的头头们突然回过神儿来：“不能让黄晓东的小老婆这么嚣张！”他们让许雅君停了下来，给她脖子上戴上了预先做好的大木牌，上面用墨笔写着“打倒‘三反分子’黄晓东的小老婆许雅君”，并在她的名字上用红笔打了一个大叉。两个女红卫兵还用理发推子给她理了个阴阳头。面对这些污辱人格的举动，许雅君听凭处治，没有反抗，但两只新月般的凤眼里却向外喷射着鄙视与愤怒的光芒。
许雅君被造反派押到空军学院3号楼一层的一间小屋里，里面有一张单人床，一张三屉桌和两把木椅。两名女红卫兵负责审问她，审问之前，先学毛主席语录：“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许雅君，只要你彻底揭发黄晓东的罪行，与他彻底划清界限，反戈一击，站到革命人民方面来，你仍旧是好同志，仍旧可以飞行，可以和孩子团聚。如果你执迷不悟，仍和‘三反’分子黄晓东站在一起，你就是反革命派，就只有死路一条。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吧！”“你们不要白费口舌，黄晓东不是‘三反’分子，没有什么可揭发的。”“看来你是要顽抗下去了。那好，你今天不揭发，今天别吃饭，明天不揭发，明天不吃饭，什么时候揭发什么时候再吃饭。看谁抗过谁。”说完二人扬长而去。许雅君此时此刻并没考虑自己的处境，而是惦记丈夫的安危，他在哪里？红卫兵会怎样对待他？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他们不给她饭吃，就是给她吃她也吃不下。
当夜，除了门口轮流着守她的红卫兵外，没有人打扰她。想当年她挺着大肚子参加抗洪抢险表彰大会时是何等的风光？谁会想到三年后，当年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女英雄竟会变成群众专政的阶下囚。枪林弹雨中闯荡出来的将军，一夜之间竟成了‘三反’分子？难道真像晓东所预料的那样，那股极“左”势力要改变中国？太多太多的、硕大无比的问号在她脑海里盘旋，搅得她一夜没合眼。
第二天上午，还是昨天来过的两位红卫兵走进了囚室：“怎么样，想吃饭了吗？”许雅君抬起朦胧的双眼，望着两位身材苗条、满身稚气的女兵，不但没有回答她俩的问题，反而问道：“你俩身段儿不错，是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吧？”“站在你面前的不是什么演员，而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士！你别耍花招儿，老实揭发黄晓东的罪行才是你唯一的出路。”“我要见我丈夫！”“现在不行，等批斗他的时候你会见到他的，你不想见都不行。”
一天过去了，许雅君粒米未进，饥饿已开始令她心慌难忍，四肢无力，头晕晕乎乎的。第二天她仍然拒绝揭发，这下红卫兵造反派们没了主意，万一她真的来个宁肯饿死也不开口可就麻烦了，还指望她提供“炮弹”呢！他们决定给她送饭送菜，所谓的饭菜也就是两个馒头、一碟咸菜。许雅君也不客气，给饭就吃，而且吃得很香，但饭菜只能延续她的生命，并不能摧毁她的意志。她是饭照吃，但态度照旧，仍不揭发问题。怎么办？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人多主意多，红卫兵终于想出了绝招儿，让许雅君去空军大院儿看揭发黄晓东的大字报，用大字报这一锐利无比的武器去摧毁她的思想防线，撬开她的嘴。空军大院儿靠近公主坟，空军首长和司、政、工机关都在大院儿内。此时大院儿的办公大楼已经是大字报的海洋，揭发黄晓东的大字报在三层，除大字报外还有实物展览，是红卫兵从黄晓东家抄来的战利品。
上午9点多，许雅君被押到了三楼，让她亲眼目睹丈夫的种种罪行。造反派揭发黄晓东的罪行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三反”言行：首先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他叫嚣，世界上哪有那么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明目张胆地反对“老三届”；其次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明旗手江青同志，他污辱江青同志的人格，不称她为同志，叫她为毛泽东的老婆；最后是反对突出政治，胡说什么军队成天突出政治不抓军事还叫什么军队，等等。第二方面是生活糜烂。这方面的内容除了大字报外，还有实物为证。一是喜新厌旧，抛弃结发妻子，找了个和自己女儿年龄一般大的小老婆，是典型的陈世美；二是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迷恋舞场，喜爱西方音乐，追求时髦打扮，展出了他的一副太阳镜、一顶帽盔，许雅君的绸质睡衣、白色皮凉鞋、化妆品，以及一张24寸彩色结婚照，等等。许雅君看过这类大字报后，并没有产生心惊肉跳的恐惧感，对这些揭发她早有心理准备。但对另外一些捕风捉影、颠倒是非、胡说八道、恶意中伤、伺机报复的大字报，她是越看越气愤。例如，其中有张大字报是位女干部写的，她说黄晓东利用工作之便，找她个别谈话时有不轨行为。这事儿许雅君听晓东说过，是她想得到提升重用，主动送上门儿来，被他严词拒绝。此人一直记恨在心，现在她终于找到了发泄私愤的机会。
红卫兵让许雅君看揭发黄晓东罪行的大字报，原本是想让她认清丈夫的反动与腐朽的庐山真面目，启发她的阶级觉悟，让她回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勇敢地揭发黄晓东的罪行，彻底与他划清界限。不曾想事与愿违，看过大字报后她更坚定与丈夫同呼吸共命运的决心，特别是见到那些实物后，更增加了她对他的思念与关切，每一件实物都记载着他俩的爱，都饱含着他俩的情，都是他俩幸福岁月的见证。
初进囚室时，她还有些不知所措、六神无主，看过大字报后，她找到了自己要走的路。这时她想起了他多次对她讲过，而且在姚玉兰与贺铭婚礼上重复过的那段话，“只有能共患难的夫妻才是真正幸福的夫妻”。是呀，当他有难时，当亲朋好友都与他保持距离时，他所爱的人依然守在他的身边，有什么事能比这更让他感到幸福的呢！作为她，在他有难时，能用自己的爱去温暖他那颗孤寂的心，给他战胜逆境的力量，使他在黑夜之中看到光明，体现妻子的最大价值，这难道不是一种幸福吗！在囚室里她才真正悟出了一个道理：夫妻之间的幸福不仅体现在欢娱里，也体现在苦难中。感谢苦难，给他俩提供了一个体验这种幸福的机会。想到这里，许雅君忘了自己是在囚室之中，仿佛是转身在新房之内，她的这种思想变化，红卫兵们是万万想不到的。
第二天，红卫兵将保姆和快满三岁的儿子带到了许雅君面前，儿子一见妈妈，便扑进她的怀里哭起来：“妈妈，你为什么不回家看我，爸爸也不回家，我想你，我想爸爸。”“好儿子，爸爸妈妈也想你。我们都有事，不能回家，你要听阿姨的话，明白吗？”“小朋友，你妈妈可以回家，只要她把你爸爸干的坏事儿说出来。”“我爸爸没干坏事儿，我爸爸是好人。”“好儿子，你说得对，你爸爸是好人，没干坏事儿。”雅君激动地搂着、吻着儿子的头，热泪夺眶而出，这是她被关押后第一次流泪。
1967年1月的某一天，司令部龚副参谋长把姚玉兰叫到办公室，非常严肃地对她说：“小姚，你到营房股把家属区第三排第四号房子的钥匙要来，找几个公务班的战士把那套房子打扫干净，安好床板和炉子准备给许雅君住。”“她在空军大院儿不是有房子吗？”“那房子已被红卫兵查封了，孩子与保姆被撵了出来，详细情况我也不清楚。你只管把房子整理好，不要和她多接触。我知道你俩是好朋友，好姐妹，他们两口子还参加过你们的婚礼，但她爱人已被打成‘三反’分子，她又不愿与他划清界限，她现在是反革命分子的家属，一定要与她保持距离，千万不能感情用事，这是政治问题。”姚玉兰明白，黄副主任绝不是“三反”分子，这是天大的冤假错案，心里虽然不满，但不敢有丝毫的流露，只是机械地点了点头。
她一面打扫房子一面寻思：雅君落难我该如何面对呢？和以往一样与她相处，领导一定会干预；冷淡她？又于心不忍。想来想去也找不到两全之策，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不管她今后处境如何，我决不落井下石，决不说违心的话，决不做违心的事儿。现在我要给她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把炉子包括风斗安装得好好的，给她拉足蜂窝煤，让雅君在寒冷的冬天感受到蓝天姐妹的一片温暖。
许雅君搬到西郊机场后，姚玉兰与贺铭偷偷去看过她几次，问她需要什么帮助。令人钦佩和吃惊的是，除了那丰满的身材略略消瘦了一点外，人的面部表情看不出任何变化，没有悲戚，没有哀怨，有的只是自信与坚毅。她一点儿都不像是一个坠入深渊的落难者，她大度地对他俩说：“现在是群众运动，说啥话的人都有，我一点儿都不在意，我坚信黄晓东不是反革命，我也坚信他的问题终有一天会搞清楚，这一辈人搞不清，后来人会搞清。有人让我与他离婚，那是屁话，就是坐牢我也要陪他坐到白头到老，就是枪毙我也陪他上刑场。有人拿停飞要挟我，说不与他划清界限就停我的飞。我是热爱飞行事业，这是我一生的追求，但我不能在他蒙受奇冤时，为了我自己的理想与追求而置他于不顾，那还算什么患难夫妻。”“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现在我的门前是非也多，你们俩以后少来，特别是玉兰，更改家庭成分后，你的日子不会太好过，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说是不唯成分论，实际是很唯成分论的。你们不用为我担心，我一身体好，二心态正，再困难的环境也能适应，我会顽强地活下去的。”开始本是姚玉兰两口子去安慰她，后来她反倒安慰起他俩来，真是个女强人。
“贺铭，你一定要善待玉兰，她为你受了不少委屈，你可不要辜负她的一片深情；玉兰也一样，千万不要有居高临下的心态，夫妻一定要平等相对，你也要格外珍惜贺铭对你的那份情，我多次和你说过，贺铭是男人中的极品，在我身边的男人中，只有晓东与贺铭的心我能看透。要不是你玉兰捷足先登，咱们姐妹的鸳鸯谱儿还不知道怎么写呢？”“你这话不实事求是，你都双飞双宿了，我才飞‘双机编队’，我怎么是捷足先登？”“你别忘了，在我们姐妹中，第一个喜欢贺铭的是谁？死心塌地地等他那么长时间的是谁？说句玩笑话，你不要介意。”说到这里她笑着拍了拍玉兰的肩膀：“你可别真吃醋！”真是位奇女子，身处地狱之中还有心说笑话，还关心着朋友的家长里短。
半年后，当黄晓东被押往湘西武陵农场劳动改造时，师政治部的郑副主任找许雅君谈过一次话。“许雅君，师党委让我最后和你谈一次话，给你最后选择人生道路的机会。与黄晓东划清界限，你可以留在北京，也可以继续飞行；如果死心塌地和他搅在一起，那你就留下军籍、党籍，与他一道儿去农场劳改，何去何从，你认真考虑考虑。”“我早就考虑好了，老黄走到哪里我都跟他到哪里，就是刀山我也跟着上，火海我也跟着跳。”“党把你培养成一名飞行员多不容易啊！现在你也飞出来了，成了一名全天候机长，正是为人民服务的黄金年华，为了一个‘三反’分子而抛弃这一切，你觉得值吗？不可惜吗？”“郑副主任，话不能这么说，如果黄晓东真是反革命，不用你们劝，我也会毅然决然地离开他，可他不是，他是被冤枉的。如果我这时为了飞行而背叛他，等于出卖我的灵魂。不是我不想飞，是那些造反派剥夺了我飞行的权利，这笔账应该记在他们头上。”“黄晓东是不是‘三反’分子，不是你说了算的，你应该相信党组织的结论。”“党组织？真是天大的笑话。如今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各级党委都被踢开了，哪里还有什么党组织？那些无法无天的造反派有些连党员都不是，他们能代表党组织吗？”“许雅君，你真是中毒太深，无可救药。你将来一定会后悔的。”“你尽管放心，我许雅君从不吃后悔药。就是陪老黄坐牢掉头，我也无怨无悔！”
当得知许雅君真的心甘情愿地与黄晓东去农场劳动的消息后，程大姐专程从沙河机场赶到西郊机场来劝她，挽留她，但仍没能将她留住，最终许雅君选择了苦难，与黄晓东一道被发配湘西劳动。在农场劳动时，她替他干重活儿、脏活儿、苦活儿，从身心上给他无微不至的体贴照顾。在农场他们还生了一个女儿。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1967年7月18日中午，姚玉兰执行送武汉各造反派“司令”回江城的任务。17点40分左右，他们在江城机场安全着陆。机场里一片刀光剑影，四处布满荷枪实弹的士兵，不时有流弹从空中呼啸而过。落地后，“司令”们对机场的异常现象全然不顾，他们都匆匆离去，机组在机场待命。流火的7月，本来就奇热难当，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江城这座火炉大有爆炸之势。由于有人煸风点火，江城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派别关键愈演愈烈，局势已经完全失控，到处涌动着全副武装的军民，各种口号声和武斗的枪声不绝于耳。虽已近黄昏，太阳仍旧很毒，飞机里面跟蒸笼一般，机组人员只有在机翼下站着休息，不敢坐，水泥地面的温度能烤熟鸡蛋，男同志都脱掉布飞行服，上身只剩一件背心儿，姚玉兰可就惨了，再热也得让那件黄飞行服捂在身上。她今天没穿衬衫，飞行服里面只戴了一只乳罩。不久，场站食堂给他们送来了稀粥、咸菜和馒头。大师傅说，市面太乱，买不到副食蔬菜，只有委屈大家了。姚玉兰他们已经饿得眼冒金星，哪儿还管饭菜的质量，都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领航员小汪边吃边调侃：“这饭不错，比当年朱皇帝吃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强多了。”这时有几只蚊子叮在他胳膊上，他笑着驱蚊道：“娘的，你们也敢跟老子争食！”
夜渐渐深了，一轮将圆未圆的月亮昏昏沉沉地悬挂在夜空，星星们不愿见到人间无谓的械斗，都远远地躲进了宇宙深处，风儿怕受流弹的伤害，也收起了轻盈的翅膀。只有本该寂静的大地在颤抖，在燃烧，在喧嚣。姚玉兰机组仍在飞机下待命，忍受着闷热的炙烤和蚊虫的叮咬，再加上没有水喝，渴得嗓子眼儿里直冒火。11点过去了，12点又过去了，机组中的年轻人实在熬不住了，有的竟趴在起落架上睡了起来。姚玉兰来回在飞机下巡视，凡发现睡觉的就将他们摇醒，怕影响任务。姚玉兰所遭的罪比男同志要多得多，她连个方便的地方都没有，晚上在野外上“1号”时还得找个站岗的，要多别扭有多别扭。男同志到夜里累了，找个东西往地上一铺，可以躺会儿，她只能坐着。她是又热、又渴、又累、又困、又害怕，害怕不长眼的枪子儿找上她。真是漫漫长夜，度秒如度年啊！
凌晨3点左右，六辆解放牌儿卡车满载着红卫兵来到了飞机前。在朦胧的月光下，隐隐约约看出他们全都手持钢枪，他们下车后就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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