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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⒁┢泛兔娣郏�取得了胜利。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成功，随后又千里挺进大别山，取得一系列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以水代军”的阴谋。此时，解放区复堤整险工程全面竣工。随后的几年，黄河安然度过几次大汛，书写了治黄史上的新篇章。
　　＇2＇　当时北京的旅游接待工作受北京市外事办公室领导。
　　＇3＇　1956年北京华侨旅行服务社成立，1958年中国国际旅行社北京分社成立。两社的接待对象主要是华侨、港澳同胞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旅游团体，接待工作主要是政治任务，增进友谊。接待人数并不多，主要集中于“五一”、“十一”两个节日前后。1959年接待港澳及外籍华人950人，1964年为2021人。外国来华旅游者更为寥寥。“文革”期间，旅游业基础处于停顿状态。粉碎“四人帮”后，北京的旅游业得到恢复和发展。1978年接待海外、国外旅客迅速增长为万人次。（参见周鸿主编：《北京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76页。）

王笑一　我们也要走出去（7）
＇4＇　郭献瑞，1912年10月生于河南南乐县，1937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抗战时期，在南乐县、广平县参加革命。后调往冀南行署任职。1947年在河北省政府任职。1951年调任华北供销合作社主任。1954年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后任商业部副部长。1960年调任中共华北局委员会委员，兼华北局财贸办公室主任。1964年到河北省永年县指导“四清”和社会主义实验县工作。1969年调北京市财贸组工作，主管物资供应。1972年当选为北京市市委委员。1976年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1979年11月任北京市副市长兼任市财贸部部长。1983年当选为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84年任北京市老龄问题委员会主任。1996年离职休养。
　　＇5＇　1972年9月29日，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1973年1月互设大使馆。1978年8月12日，两国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邓小平副总理访日，双方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
　　＇6＇　松村谦三先生是日本著名的政治家，被誉为日中关系正常化的“掘井人”。青年时代，他与廖承志同为早稻田大学的校友，毕业后曾到中国各地旅行。1928年，松村谦三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在内阁中担任过厚生大臣、文部大臣、农林大臣等职。1955年11月任自民党顾问，为党内领袖之一。1959年10月，松村谦三排除阻挠，以76岁高龄毅然率团访华。这是战后自民党上层政治家首次访华，松村谦三与周恩来、陈毅等中国领导人共商中日友好大计，在交往中结成深厚友谊。松村谦三生前曾五次访华，大大推动了日中关系的发展。1971年8月，松村谦三先生逝世，享年88岁。生前好友三木武夫在致悼词时说，“松村虽然倒下，日中友谊长存。”郭摹�若题赠松村先生的诗写道：“渤澥汪洋，一巍�可航。敦睦邦交，劝攻农桑。后继有人，壮志必偿。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7＇　1978年3月至6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根据中央的意图，派出代表团到各国考察。一是派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织的港澳尽�贸考察组，对港澳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二是由谷牧率领的政府考察团，考察活动以西方五国（西德、英国、瑞士、丹麦、比利时）为主。三是由李一氓担任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去南斯馈�夫考察企业的管理情况。
　　1978年这一年中，邓小平连续四次出访，先后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提出学习亚洲一些国家高速发展的尽�验。这一年，有10多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访问了50多个国家。
　　＇8＇　世界大城市会议自1972年在米兰市政府举行后，到1979年已召开八次，每年举办的大城市会议宗旨是交流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等各方面的尽�验。
　　

白介夫　亲历“天安门事件”平反与筹建职教、自考等（1）
亲历市委常委会：平反###
　　苏峰（以下简称苏）：1978年，您参与了北京市委给“###”平反的决策过程，请您谈一谈。
　　白介夫（以下简称白）：我亲历的“###”平反的活动，主要是一次市委常委会＇1＇。大概是1978年8月22日晚上，不太确切地记得了，开会的人记不太清楚，我记得贾庭三参加了，我作为常委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有一个议题，就是为“###”平反，最主要谈的不是下面哪个单位平反，而是整个“###”的平反。那时吴德是书记，贾庭三是副书记，因为舆论界嚷嚷得很厉害了，就是对“###”的平反，所以在那个会议上，大家都同意平反，希望吴德和中央通气，正式给中央打个电话，就是把“###”平反，说这话的都七嘴八舌的。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参加会议的人都觉得应该对“###”平反，就让吴德出面，马上给中央的华国锋打电话。
　　会议从晚上7点多一直开到12点多。尽管大家七嘴八舌的，可吴德一言不发，可能他认为这是中央定的，他不好表态，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当时心里很急。贾庭三那时是副书记，他说：“老吴，你现在就给华主席打电话，表明咱们的态度，尽快平反。”吴德还是不说话，也不去打电话。贾庭三急了，说：“你不打，我去打。”会议室旁边就有个红机子，直接可以打给中央，最后是贾庭三跑出去打的电话。
　　吴德为什么不打电话？我想，他可能觉得“###”的定性是中央定的，吴德他本人也参与了。在这以前，大家都叫反革命事件，并不叫“###”。要他现在向中央讲，他可能不愿意讲了。但是，吴德也没有阻止贾庭三向中央打电话。
　　我对整个“###”印象最深的就是这次会，北京市内部对“###”平反的准备工作，叶林和张彭参加的比较多。叶林当时是负责工业的北京市副市长，张彭是市尽�委主任，他们在底下商量，因为“###”主要打击对象是工厂的工人，所以工会反应比较强烈，就是尽�济口、工业口反应的比较多。怎么解决？在这件事情上叶林和张彭讨论的比较多。这都不是在常委会上，他们是在会前做准备工作。真正常委会讨论的，是郑重其事地向中央表态要为“###”平反。
　　我看到人们在天安门广场怀念周总理
　　苏：在开这个会之前，您认识的人里面有没有私下议论过“###”的定性？
　　白：那议论就不是一次两次了，底下议论就多了。一开始大家对把“###”定成“反革命事件”就有不同意见。议论归议论，参加归参加，参加了的人议论，没参加的人也议论，大家都议论。
　　天安门我去看了看，别人不大敢去，我记得大概是在1976年三四月份，当时已尽�说不让去天安门了。我一个人去的，去的时候对别人保密，大家都忌讳“###”。我下班以后自己一个人去了天安门广场，当时纪念周总理的大字报、标语、文章已尽�有很多。我去的时候正好看到一个人，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西南口发表演讲，悼念总理，那个时候还没有说“###”是反革命事件。那时候对“四人帮”的说法不多，敢说“四人帮”的可能是工人，工厂里边，七机部下面的工厂去的多，他们可能因为胆子比较大。但基本上大家都是偷偷摸摸的，比如说我儿子，他先在家里写悼念总理的文章，写完以后自己跑到天安门，找到电线杆，偷偷摸摸地挂上去。一般人都不太敢公开去挂悼念总理的文章、标语和大字报。但还是有某些胆子大的人是公开的。
　　苏：当时，您作为市委的主要干部，参加这样的活动，您有没有想过中央会追查这个事情，到时会对自己有什么影响？
　　白：我没想那么多，我想，这么多群众去悼念总理，反映了我们对总理的感情。会不会出事的问题，我没有想那么多。
　　那时候检查、检讨都当饭吃的
　　苏：1978年5月，中央认为北京市揭批工作不力，将贾庭三从贵州调回北京，任市委第三书记，负责清查和落实干部政策。1980年，贾庭三有一个清查工作的总结报告，报告里谈到当时被清查最多的是工厂的，然后是高校的，其中北大清华的老师比较多，市委里的人比较少。在这个报告里，市里的领导吴德和丁国钰也做过几次检查，第一次是在大会上检查，说检查不深刻，后来到了第二次才通过。您有印象吗？

白介夫　亲历“天安门事件”平反与筹建职教、自考等（2）
白：我不记得了。不过有可能，那时候检查、检讨都当饭吃的，多得很。
　　我后来也被要求作检查，聂元梓在监狱里交代了我和她的所谓“关系”。但我拒绝了。后来知道，是我们家与聂元梓早年交往引起的事情。
　　聂元梓和我在延安的时候是中央党校的同学，我们在同一个支部，她和我浴�来的爱人杨惠文＇2＇　都是河南人，两个人一块在被窝里睡觉，一块聊天。聂元梓是与浴�来的丈夫在哈尔滨离婚后，调到北京来的。她在北京大学，离中关村的我家非常近。她常到我家来，那时她是独身，在我家吃个饭，睡个觉，和我们聊聊是有的。
　　“文革”前夕，她也到我家里来过。但“文革”开始后，彼此的地位和处境发生巨大的变化和反差。她一下子成了中央的“文革”干将，全国的“文革”名人，我们则沦为了被打倒的“走资派”，关系越来越怠�。我和杨惠文私下里也议论过，觉得学生造反尚可理解，一个老干部，这样到处去出风头，打倒这个，批判那个，都觉得她变化很大，很不以为然。她和我们之间的距离也馈�大了。
　　“文革”结束后，特别是后来抓“三种人”的时候，有的人不止一次提出来要审查我和聂元梓的关系。据说聂元梓被抓起来后，写了不少交待材料，其中提到与杨惠文和我的关系，怎样说的，我至今不了解。有的同志就向组织反映，要求我到书记处会议上说清楚，颇有点要我交待的意思。我很反感，觉得又要整人了。
　　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我和市委书记贾庭三在旅馆住在隔壁，贾庭三同志跟我说：“老白，你没什么问题，但既然有人提你，是不是到书记处会上讲一讲？把事情讲清楚。”我说：“不讲也很清楚，没必要讲。”于是就没有要我去书记处讲。后来只派了一个书记找我谈话，就是李立功同志，他后来调到山西去了。李立功同志和我谈话的时候，市纪委办公室主任在一旁作记录，于是我就把怎么认识的、怎么的一个过程说了说。过了一个月，作记录的这位办公室主任问我：“老白，他们要留你的谈话记录，你说是就照你上次谈的留，还是你要重新写？”我说：“没什么可写的，你们看着办吧。”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我们党内很多人，被人斗过，也斗过人，一些人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对运动、整风特别感兴趣，一遇事就唯恐天下不乱。这不是因为整我才这样说，而是这种整人思想给我们的国家带来巨大损失，历史的教训应该总结，应该反思。
　　吴德和“四人帮”是有距离的
　　苏：1978年，吴德走了，林乎加来了，您在参加了常委会扩大会议之前知道吴德要走，林乎加要来吗？
　　白：不知道，林乎加来得很突然，走得也很快。常委都不知道他要来，还有就是林乎加来了以后，才出现吴德走不走的问题，调林乎加也很突然，从上海到天津，天津到北京。
　　据吴德的书——《十年风雨纪事》回忆，他当时参加中央“文革”活动比较多，对市里面干部的事项、动态讲的很少，说明吴德对北京的干部群众工作做的不多。
　　在这里，我要说几件我自己亲历的事情，说明吴德和“四人帮”是有距离的。
　　自1973年起，我在吴德的领导下工作了几年。有人觉得吴德是和“四人帮”搅在一起的，但我认为他和“四人帮”之间还是保持着距离的。谢静宜曾在市委常委会上正式传达过，说毛主席让她和健�青保持距离，吴德也是知道的。1976年，叶剑英和华国锋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的绝密方案时，吴德都参加了。作为当时北京市的主要负责人，他不得不和健�青他们打交道。只是吴德同志比较谨慎，尽量不和他们发生冲突。从健�青参观北京天文馆一事就可看出来。
　　记不清是1973年还是1974年了，健�青突然对天文馆产生了兴趣。吴德作为北京市的主要领导，就得陪着她参观。由于北京天文馆属北京科技局管，我也得陪着去＇3＇　。她连续三天晚上来天文馆参观，每次健�青来时，我就看吴德躲得远远的，很少和健�青说话。健�青自个儿“视察”，看看这个，摸摸那个。健�青白天睡觉，晚上工作，吴德陪着，我也得陪着　。有一天她看的时候，我坐在一边就睡着了。健�青的警卫把我叫醒了。警卫说：首长在这儿参观，你竟敢睡觉。那个年代，这可不是小事。　。　想看书来

白介夫　亲历“天安门事件”平反与筹建职教、自考等（3）
刚才说的为“###”平反的常委会会议。尽管社会上要求为“四五事件”、“###”平反的呼声很高，但当时中央的态度，尽管有一些松动，仍然认为“###”矛头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是反革命事件。＇4＇“###”发生在吴德任内，对平反的事北京市应该有个态度，大部分干部也有这个要求。吴德虽然没有明确表态，没有亲自给中央打电话表明平反态度，但是他并没有阻止贾庭三打电话，实际上是默认了。
　　苏：您对林乎加的印象怎么样？
　　白：他比较实干，热情比较高。不过，他在北京市的各种会议上，几乎每个部门都被他点名批评，包括尽�委，建委，他批评的主要内容就是工作方面的。他来的很突然，走的也很快，来去匆匆。
　　我的精力主要放在教育工作上
　　苏：1978年的时候，您是否感觉到两条路线的斗争？
　　白：那个时候我的觉悟没有那么高，没有很明显地感觉出来。但群众对于高层领导之间有不同的看法，心里很清楚。
　　苏：有人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文化开始复兴的时期，您感觉到了吗？
　　白：我没有。我到了北京以后，没有多少精力关心这些，我的主要精力放在中小学和职业教育、自学考试上。
　　苏：请您具体谈谈。
　　白：我是1973年正式来的北京，当时任北京市科技局局长。1978年5月，我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并参加常委。不久，党政分开，我就成了常务副市长，主要工作抓教育，还抓科技、卫生和体育的工作。这一直持续到1986年。
　　1978年，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教育工作。北京市的教育工作开始全面恢复，并有所发展。我做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整顿学校秩序和修缮校舍。“文化大革命”对教育的破坏确实很大，不仅是教育体制的破坏，连桌椅板凳和教室也被破坏了。一些房子都快塌了，万一砸死学生怎么办？有的学校门窗玻璃被砸得精光，冬天透着风，根本无法上课。今天这个学校桌椅坏了，明天那个学校喊着要玻璃。我就到处修缮，跑修校舍、买桌椅、安玻璃的事，给学校创造学习的环境，主要维修的是中学和小学的学校。
　　苏：先把基本的硬件准备好了。
　　白：硬件基本具备了，另一个就是办职业教育和高等学校自学考试。先说职业教育，让孩子有学上，是中国老百姓的最大心愿，上学和就业分不开呀，而这又与当时大批的上山下乡的青年返城产生的问题搅在一起。
　　当时高考录取率没现在这么高，只有5％，那剩下的95％没有大学上，怎么办？就算1978年北京市开始办大学分校＇5＇，那也是远远不够。再说了，初中和普通高中毕业后，多数青年也没有出路。这时，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父母文化水平不高，但都有工作，孩子18、20岁毕业了，在家呆着呢。这个社会现象形成的浴�因很复杂，但跟健�青支持家庭妇女在社会上有职业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苏：那时候各地似乎都有这个情况。
　　白：父母着急，孩子也着急啊，他也不想在家呆着让父母养着啊。可这是当时的普遍现象。而且，这些孩子中学毕业以后，什么技能也没有。怎么办？特别是大批的下乡青年回城后，工作岗位也没有，年纪轻轻的，也想上学啊。一些返城青年尽�常在我家门口等着我下班回来，整天吵吵着要上学。真愁人啊！
　　没有职业技能，怎么找工作呀？我就想，是不是可以办职业教育，开一些中低技能职业的课，让孩子们学一学工作技能。况且中央也有这方面的精神。邓小平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尽�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应该考虑各级各类学校发展的比例，特别是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