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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萧夜还说道：“努尔哈赤这次还组建了好几个朝鲜牛录与半牛录，据说是用女真人管朝鲜人，用朝鲜人管汉人，又用蒙古人来管汉人！”

　　　　这些新组建的朝鲜牛录对于海北军来说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过去努尔哈赤虽然有心化家为国，但是始终采取极端的爱新觉罗与女真本位主义，稍不顺从就采取杀戮政策。

　　　　别说是汉人、朝鲜人与蒙古人，就是女真人对努尔哈赤甚至努尔哈赤的亲眷部族稍有不敬，努尔哈赤也立即横加杀戮。

　　　　因此从万历四十七年开始，努尔哈赤控制过的汉民足足有数百万人，俘虏的朝鲜兵亦有上万人，但是努尔哈赤从来没考虑过怎么好好利用这些人力资源，始终是以奴隶与炮灰的眼光来消耗他们。

　　　　而现在努尔哈赤不但编立朝鲜牛录，而且还玩起了分而治之的手法，柳鹏就不由感觉得到一种危险的气息：“老奴这一回除了编立朝鲜牛录之外，还有什么作为？”

　　　　萧夜当即说道：“暂时还是鸭绿江一线行动，只不过朝鲜国希望我们能派兵进驻平壤！”

　　　　这次女真大军是沿着鸭绿江行动，虽然一度越过鸭绿江杀入义州杀戮收降朝鲜军民，但是整体来说仍然是一次边境冲突，只是除了重创东江军之外，后金军还击溃了多支朝鲜军队并俘虏收降了上千朝鲜军民。

　　　　但是朝鲜君臣却仍然因为努尔哈赤的越境而胆战心惊，他们第一时间就希望海北军能出兵支援，只是他们，而是希望海北军能派出精锐驻兵平壤北方的平城，一旦后金军侵入朝鲜直向平壤，在平城驻守的海北军就能帮驻平壤的朝鲜君臣挡住南下的后金军。

　　　　现在海北军现在朝鲜的驻军只是一个加强连而已，总兵力不过一百二十人而已，朝鲜君臣一致认为这点兵力实在太少，简直是杯水车薪，海北军应当出兵千人常驻平城，而且他们还表示海北军如果进驻义州、铁山，他们也是不胜欢迎，但是最好的方案仍然是驻兵平城。

　　　　甚至在一直不肯松口的驻军费用与供应问题上，朝鲜君臣也是第一次松口，答应海北军能分摊一半的驻军军费，只要海北军能及时派兵进驻平城，朝鲜君臣表示一切条件都可以谈！

　　　　除此之外，他们还希望海北军能在大同江口派驻几条快船，方便双方使者及时往来。

　　　　这是随时准备要跑啊！

　　　　事实上，建奴如果全力征伐朝鲜，柳鹏觉得海北军即使在平城驻兵千人，仍然不足以对抗蜂拥而来的数万建奴，何况朝鲜君臣对海北镇仍然百般提防，只肯让海北军驻兵平城，一旦建奴用兵平壤，平城的海北军必当首当其冲，却不愿意海北军进驻平壤。

　　　　因此柳鹏觉得朝鲜君臣的如意算盘打得太妙，海北军如果出兵朝鲜那必须常驻平壤才行，柳鹏决心与朝鲜国慢慢谈，不怕朝鲜君臣不同意海北军进驻平壤，只要朝鲜君臣控制在海北军的手里不肯投降，那么建奴就不能完全控制朝鲜。

　　　　至于朝鲜要求海北军进驻义山、铁山等沿边诸地，柳鹏对于这一要求可以说是哭笑不得，朝鲜君臣这是想让海北军在火上烤。

　　　　只是他也知道朝鲜虽然不堪战，但仍然是牵制建奴的重要力量，就象东江镇一样，东江镇战胜建奴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牵制建奴却是尚有余力。

　　　　只要朝鲜君臣站在海北镇这边，那边海北镇就可以放心经营辽南，因此柳鹏当即说道：“派兵千人是不是有点多？”

　　　　那下面的江浩天当即回答道：“绝对太多了，现在不管是辽南一还是登莱，兵力都是十分吃紧，而且派兵朝鲜，一切战费供应多半都得自己来出，而且哪怕有上千战兵仍然不足以扼守平城之地，反而容易在建奴围攻之下受了损失，但又不能冷了朝鲜君臣的一片赤诚之心，我觉得可以依照琉球国例，派一营兵进驻大同江！”

　　　　只是那边钟羽正却不这么认为：“只有一营兵恐怕没有什么作为，朝鲜国既然想我们派一千人过去，那我们派一千官兵过去也无所谓，反正朝鲜这块地盘咱们海北镇不能丢掉，但这一千人我们应当部署在平壤！”

　　　　这就是有了纷争，钟羽正之所以对朝鲜这么有兴趣，自然想借着这个机会直接控制朝鲜，但是江浩天却觉得他想得太简单，朝鲜不可能允许上千海北军直接驻兵平壤城。

　　　　至于海北诸将也各有各的看法，因此会议开得不大顺利，直到一个意外的消息打破了会场上的争执：“兖州府的丁宫丁专员报告说，邓玉函先生已经抵达兖州府，请求柳帅指示！”

　　　　虽然丁宫作为海北军在兖州的第一号人物，事实上有便宜行事的权力，很多事情不经请示他已经自行决定，但是在邓玉函的问题上，丁宫却不敢擅自决定，毕竟邓玉函一行虽然只有六七人而已，但这可是“国之大事”。

　　　　因此他一面安排邓玉函一行住下去，另一方面却是快马急报柳鹏。

　　　　“邓玉函先生来了？好！”

　　　　柳鹏当即下了最后的决定：“建奴迟早是要征伐朝鲜的，因此增兵朝鲜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再派三百官兵过去，两百增援大同江口，一百进驻平壤，如果建奴真要杀到平壤城下，那么也能掩护朝鲜撤到大同江口，从容转移到海上去！”

　　　　“告诉朝鲜君臣不用慌乱，万历二十年故事尚不远，海北必存朝鲜宗社！”

　　　　万历二十年的故事，自然是指万历援朝抗倭战争，想必柳鹏有了这句话，朝鲜君臣就能吃了定心丸，而柳鹏很快就开始宣布迎接邓玉函的具体安排：“告诉丁专员，一定好好款待邓玉函先生，邓玉函先生若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拿他是问。”

　　　　对于邓玉函的到来，柳鹏是特别激动。

　　　　邓玉函可能是这几百年间踏上中国土地最优秀的科学家，比起许多以科学技术知名的传教士，比方说同船抵达中国的汤若望，他的学术水平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在离开西方之前，他是世界最顶级的科学家，甚至可以不用增加“之一”这个后缀。

　　　　用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他的学术成就，邓玉函是猞猁科学院（意大利科学院前身）的第七名院士，而猞猁科学院的第六名院士则是伽利略，他成为猞猁科学院院士的时间只比伽利略晚了几天而已。

　　　　而且邓玉函的科学成就可以说是博杂来形容，是顶尖的医学家、博物学家、天文学家、机械学家、数学家，罗马教廷之所以把邓玉函派到中国来，是中国天主教会长期以来都希望能获得一位真正的天文学家。

第893章　寄以厚望（）　
天文学在中国的“天人感应”政治之中有着极其特殊的意味，但是在邓玉函之前的西方天主教士虽然能对天文学说得头头是道，让中国的士大夫们以为他们在天文学有特殊造诣。

　　　　但是他们在天文学的实际水平只能用滥竽充数来形容，还好中国历学家一直沿袭完全错误的大统历却完全不知道其所以然，甚至连滥竽充数都算不上，所以才会让这些西方传教士蒙混过关。

　　　　包括利玛窦在内的在华传教士反复争取了几十年，才终于让罗马教廷决定派遣邓玉函、罗雅谷在内的一批天文学家抵达中国，但是最令人讽刺的是他们抵达澳门的时候却发生了南京教案，就连原有的在华传教士都被逐出了中国，他们的天文学自然同样毫无用武之地。

　　　　柳鹏是本时空少数认识到邓玉函价值的人，虽然邓玉函的认识有着历史的局限性，甚至能存在着一些致命的错误，但是他仍然是这个世界最顶尖的科学家，他与顶尖科学家之间探讨的一些学术问题，甚至会让后世的大学生、研究生仍然头痛不已。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邓玉函来到中国以后，曾写信给伽利略请教更精确测量日食、月食的方法，而伽利略因为其天文学说被罗马教廷判为“异端邪说”并逐出教会，因此伽利略不想再与罗马教廷甚至耶稣会发生关系，故此一再拒绝邓玉函的请求。

　　　　在这种情况下，邓玉函于1623年再次写信求助于当时在英戈尔施塔特大学执教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同事，请求他们寄给他推测日月食的资料，并打听是否有天文学方面新出版的书。这封信在发出四年之后才转到约翰尼斯？开普勒（就是发现行星运动三大定律的开普勒）的手中。开普勒接信后，立即回答了邓氏在信中提出的所有问题，并寄了两册自己刚出版的“鲁道尔夫”测表。

　　　　但是当此两册测表于1646年才到达澳门的时候，邓玉函已去世16年了，但它们对汤若望及后来者还是起了很大作用。

　　　　而邓玉函在自己的人生之中是第一次接受如此热烈的款待，虽然他知道柳鹏非常重视自己与自己所学的知识，但这种热情款待的水准远远超过他的预期。

　　　　虽然在欧洲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甚至受到教皇的接见，但是与他在海北镇接受的款待根本不值得一提。

　　　　海北军在兖州的第一号人物丁宫丁专员几乎是全程进行陪同，从食物到住宿满足了邓玉函的一切需求，而且邓玉函团队的每一个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按照同行华人的说法，即使是中国的重要官员下来巡视也未必有这样的待遇。

　　　　在得到了柳鹏的命令之后，丁宫派了三百兖州守备总队的士兵护送邓玉函去龙口，还派了自己的结义兄弟平同峰一同随行

　　　　邓玉函与几位天主教徒对于这位同行的商人平同峰非常感兴趣，他们知道平同峰是奉了丁宫的命令来护送他们前往龙口，也知道他是一个重要人物，因此企图把他发展成一个天主教徒，但是他们的企图却以失败而告终。

　　　　他们很快就发现山东虽然属于天主教传教的蛮荒之地，但是与中国其它地方并不一样，这里的各种教门对于天主教早有警惕，不管佛道这样的正教，还是灰色身份的地下教门，他们不但知道是天主教是怎么一回事，而且对天主教都有了一套应对的策略。

　　　　这个发现让邓玉函与这些天主教传教士吃了一惊，但是因为柳鹏的迎接规格如此之高，让他们仍然是充满了信心。

　　　　这位山东的大军阀不但允许天主教在他们的辖区之内自由传教，而且还知道邓玉函的真正价值，那么有了这位领主的帮忙之后，他们在山东的传教事业肯定会获得很大的成功。

　　　　但是邓玉函仍然没想到会同柳鹏的第一次谈话竟然如此坦率，柳鹏直接告诉这位天主教传教士：“我不愿意让我的王国成为一个基督的国度，也不愿意我的继承人成为一位天主教徒，如果他信仰了天主教，那么我肯定会考虑废掉他的储位！”

　　　　邓玉函曾经对柳鹏寄以厚望，甚至听人说过柳鹏之所以不愿意改信天主教是因为他拥有很多妻子，而天主教徒却必须践行一夫一妻的缘故，但是柳鹏如此坦率，邓玉函脸上反而带着微笑说道：“您虽然不是基督的信徒，但您也不是基督的敌人！”

　　　　柳鹏的神情缓和下来：“我之所以要请邓玉函阁下来到我的领地，是因为我对邓玉函阁下寄以厚望，甚至希望您能发挥至为关键的作用，所以我才允许天主教在我的领地之内自由传教！”

　　　　柳鹏继续说道：“只要邓玉函阁下和他的团队尽心尽力地为我服务，那么我会允许天主教团在我的领地自行传播教义，您应当知道，我向来是主张信仰自由。”

　　　　在某些传说之中，钱学森是价值五个步兵师的男人，而在柳鹏眼中邓玉函虽然不能价值五个步兵师，但至少能价值五个步兵营甚至五个步兵团。

　　　　而邓玉函也很欣赏柳鹏的坦率，而更重要的关键邓玉函虽然是一位传教士，但也是一个普通人和一位科学家，他能从柳鹏这里感受到极度的热诚与出乎意料的重视。

　　　　在欧洲他虽然是最顶尖的科学家，但是那些领主与国王对他的重视跟柳鹏相比简直就是九牛一毛，因此他很坦率地说道：“只要阁下允许在您的辖区传播基督的光辉，我愿意竭尽全力为您效力，直到主召唤我的那一刻！”

　　　　只是邓玉函就很快询问起了另一个问题：“您需要我在哪个方面提供帮助？是铸造火枪火炮还是铸造盔甲？或者想在治金学、机械学有所发展？”

　　　　邓玉函是一位优秀的博物学者，虽然他主要精力是在医学、天文学、数学之上，但凡派遣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往往都有博杂众学的专长，不管是铸炮造枪还是农业，他们都能露一手。

　　　　只是柳鹏早已尼下定了决心：“我希望您能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并得到很好的治疗，当然你在这段时间应当能成为我的医学顾问！”

　　　　邓玉函显然是吃了一惊，他不由脱口而出：“阁下？”

　　　　他没想到柳鹏会有这样贴心的安排。

　　　　对于十六世纪来华的传教士，从欧洲前往的中国海上之旅是一段危险重重的路线，跟邓玉函一起启程来华的传教总共有二十二人之多，但是最终抵达澳门的传教士却只有八人而已，或者说只有三分之一的传教士能够活着抵达中国。

　　　　而且这次跨越半个世界的远航可以说是毁掉了邓玉函的健康，在将近两年的时间之内邓玉函完全是被病魔所折磨，即使他最终侥幸地活了下来，但是仍然留下了许多后遗症，这也是邓玉函进入中国之后只活了九年时间的最大缘故。

　　　　柳鹏自然是希望如此优秀的科学家能为自己效力更多时间，因此他告诉邓玉函他的想法：“您现在需要的好好休息调养身体，我为您提供最好的食物与住宿条件，如果您对这些条件不满意的话，可以随时来找我！我还会派遣一位侍卫长、几位秘书官和一批仆人，您平时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吩咐他们，也可以让侍卫长转达我的意见。”

　　　　虽然邓玉函并不赞同“士为知已而死”，但是这他确实是被柳鹏给出的条件所感动，他虽然知道自己将会享受王侯级的生活待遇，但是总觉得柳鹏会让自己立即投入到永不信息的忙碌工作中去，但柳鹏并不是让邓玉函无时无刻五加二白加黑，而是决定让邓玉函好好调养自己的身体。

　　　　虽然邓玉函能在许许多多方面发挥他的长处，但是柳鹏认为他最好还是先调养好他的身体，同时看看能不能在他能不能帮助海北镇在医学方面有所进展。

　　　　这是一个没有疫苗、抗生素的时代，医疗水平极度落后，一个风吹草动就足以致命，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都极度不靠谱，甚至可以说西医与中医有至少近半数的药品事实上是剧毒，即使是邓玉函这样的医学大家也不免俗，在澳门的时候他甚至不得不吞服了“双倍的锑”。

　　　　柳鹏即使不为自己的长远考虑，也得为家人与儿女的长久来考虑，这个时空的婴儿死亡率可以说是高得可怕，一次“时疫”会导致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死亡，很多另一个时空能轻松治疗的疾病在本时空都是无药可医的绝症。

　　　　但即使柳鹏对饶峰铭寄以厚望，但龙口总医院虽然是这个时空规模最大的一家医院，而且兼医疗、教学、研究功能，但是论技术水平还远远比不上普通的乡间卫生院，对大多数病症都是束手无策。

　　　　毕竟龙口总医院现在使用的器材与药品，在柳鹏的眼中除了压舌板与听诊器等个例之外，几乎是一片空白，如果说没有疫苗、抗生素也就罢了，这个时空甚至连体温计、血压计、手电筒、碘酒这些最基础的医用器材都一应欠缺。

第894章　体制调整（）　
而邓玉函终于知道为什么毕方济会说柳鹏“睿智”，他从来没想到这位年轻的领主拥有如此惊人的智慧，看待问题的角度完全更是不同于普通的中国士大夫，经常与邓玉函形成共鸣，跟他进行一次坦率的交流是一件愉悦的事情，特别是在柳鹏拥有足够诚意的情况下。

　　　　自从来到远东之后，邓玉函就从没有过这样茅塞顿开的感觉，但是跟柳鹏开始交流之后，智慧的火花就此起彼伏，别人或许不知道柳鹏想说什么或是想表达什么意思，但是邓玉函却是能第一时间领会柳鹏想要表达的意思。

　　　　不知不觉间，邓玉函不是连连点头就是手舞足蹈，他已经明白柳鹏的意思：“您说得非常正确，对……我知道您在说些什么，您的说是体温计，那是我的朋友伽利略发明的事物！”

　　　　1593年伽利略发明了最原始的温度计，但是误差极大，使用不便，只能用来勉强判断温度变化，而在1611年，伽利略的朋友桑克托里斯改进了温度计的设计，并首次在临床用于测量病人体温，但是改进型的温度计仍然是气体体温计，仍然欠缺实用性。

　　　　而邓玉函与伽利略曾经是很好的朋友，而且伽利略是猞猁科学院的第六位院士，邓玉函则是猞猁科学院的第七位院士，两人成为院士的时间只差几天而已，只是邓玉函现在并不清楚，伽利略现在已经不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