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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史-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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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段插曲（2）
这部戏是当年唯一一部大胆剖露知青返城问题的有影响的剧作。虽然它上演不久就停演了，但留给人们的印象是难以忘却的。
（二）女垦荒队员的呼吁
70年代末，当北大荒农场知青正在上演《今夜有暴风雪》里那动人心魄的大返城一幕时，上山下乡运动的先驱者，50年代中期由内地到北大荒安家落户的女垦荒队员们发出了要求落实政策的呼吁。
问题的起因要回溯到20多年前。1955年秋和1956年春，团中央和北京市团委组织了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先后有220多人奔赴萝北垦荒。在他们的影响下，又有天津、河北、哈尔滨等地组织了几批青年到萝北，他们大多是城市和一般城镇的男女知识青年。50年代中，这些青年按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来讲，在城里找个较为舒适满意的工作并不难，但他们却选择了一条最艰苦的道路——奔赴祖国的东北边疆进行开发建设。
1955—1956年，他们初到萝北时，北大荒还是茫茫无际的一片处女地。是他们自己动手支起第一顶帐篷，同蚊子、小咬，同零下40℃的严寒进行斗争，一犁一犁开出了成片的良田。垦荒队员创业时期的生活异常艰辛，1956—1958年整整3年，每人分到手的钱合起来不足5元，甚至连买张邮票都犯愁。这以后，垦荒队员的事迹一再见诸报端，感动了更多的城市青年，决心踏着他们的足迹前进。
垦荒队员中包括不少女青年，当她们离开城市奔赴边疆时，曾被当作时代的英雄受到盛大的欢送。对未来，她们有过美好的憧憬，也有过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却完全没有想到会遭遇被迫离职的厄运。
1959年初，萝北县建立了国营农场。各青年垦荒队所在的北京庄、天津庄、河北庄、哈尔滨庄，都划归国营农场，青年垦荒队员全部转为国营农场的正式职工。然而到了1964年，农场里开始大量压缩职工。按国家精简职工的条例，精简对象是：连续工作不满一定年限，年老、体弱不能从事原工作的，本人自愿退职作退职处理。当时农场精简职工方案〔64〕青农曹字31号文件第二条第三款也规定：“垦荒队员一般不作退职处理。”但在实际执行中，农场领导却一意孤行，逼迫着许多女垦荒队员退职。
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女队员徐春华16岁报名到北大荒，1963年结婚后有了孩子，农场即强迫她退职。她不愿退，农场领导叫她在数九严冬把刚满6个月的婴儿扔在家，到很远的地方修水利。她万般无奈，只好退职。河北庄女垦荒队员赵锦卓，本来是拖拉机和康拜因驾驶员。1963年孩子刚满月，场里硬让她去上夜班，又派她上山打石头，她走投无路，只好听命退职。
为了强迫女垦荒队员们退职，有的农场和生产队领导使出各种“残酷”的手段。他们把幼儿园解散，迫使女青年回家抱孩子。女青年仍然坚持上班，他们就让她们每人每天收两垧半地的庄稼，完不成就赔偿损失。有的给怀孕的女青年规定打草定额，打了草还要亲自背回来。有的领导还强迫女青年和男青年一起下到河里沤麻，让男青年光着屁股在女青年面前干活，迫使女青年回家。有的女青年不肯就范，领导就向她的丈夫施加压力，以开除党籍相威胁。为此，北京垦荒队的发起人之一杨华不得不带头让自己的爱人退了职。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几段插曲（3）
当初，她们自愿报名到北大荒，不是因为在城里找不到饭碗，是怀着美好理想，为开发边疆而来的。创业中历尽艰辛，没犯任何错误，却被强令退职了。有些人被迫退职后不敢告知内地家人，以免他们得知亲人在北大荒落到这般田地而伤心。
“###”结束后，女垦荒队员曾为此事写信给###中央总书记###。胡是当年青年志愿垦荒活动的倡始者，以后一直关心着垦荒队员的命运。他希望解决垦荒队员的遗留问题，将此事转请黑龙江省委调查处理。省委责成合江地委、合江地委又责成垦荒队员所在的向阳农场党委调查解决。农场党委提交的报告称：当年农场共有118名垦荒队员和支边青年从正式职工中被压缩出来，同时被精简的还有另外800多名职工。如果解决垦荒队员的复职问题，那么其他职工的复职问题也要一并解决。
其实，后者的情况与垦荒队员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他们主要是1959年国营农场建立后，才从各地投亲靠友或盲目外流到当地的职工亲友和其他人员，有的被不合法地吸收为农场职工。而垦荒队员全部是有组织到边疆的，建场前即在当地创业，建场后又第一批成为农场的正式职工。但这样一个了若指掌的问题却被农场领导搅得糊涂一团，使复职的希望仍旧渺茫。
以后，这些老队员又给当初组织她们到东北的团中央等部门写信反映，要求落实政策，也没有得到明确答复。
1979年6月，《中国青年报》记者到黑龙江省萝北县采访50年代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事迹时，几乎每天都有一些当年的老队员（多数是北京、天津、河北等庄的女垦荒队员）反映“被逼退职当家属”的问题。这些60年代初大精简政策的“牺牲品”对在农场范围内解决问题已不抱任何幻想，她们恳请记者将自己的心情、要求转告有关领导、有关部门。
当时，各地知青都在为返城而请愿、而上访。但这些知识青年的先驱者们，在当地安家落户年深日久，早断了返城的奢想。她们表示：只要复了职，就会安心在边疆一辈子。各地知青尤其是北大荒知青为返城焕发的巨大能量显然给这些碰壁之余、心情沮丧的老知青以某种有益的启示，重新燃起希望。她们向记者表示：如果问题实在还不解决，我们就上北京。扛着志愿垦荒队的大旗，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我们这些人决不胡闹，我们通情达理，大家会凑些钱到北京去，直到问题解决。1979年6月13日《中国青年报》第63期《青运情况》报道了她们“强烈要求复职”的消息，使更大范围的人们了解到这批垦荒队员可悯可叹的命运。
然而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往往比它的产生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报社的呼吁仍未给垦荒队员们带来企盼的佳音，她们似乎也没有像扬言的那样扛着大旗赴北京上访请愿。于是只有继续等待。1984年9月15日，共青团北京市委在《关于慰问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情况的报告》中旧话重提，再一次反映垦荒队员的复职要求，“使他们近30年的垦荒历史得到一贯的承认”《荒原上的足迹》，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07页。。
（三）回乡知青的要求
返城风中，一些地方的回乡知青也受到影响，要求国家为他们落实政策。
上山下乡活动的发起和初澜，主要是与回乡知青联系在一起的。直到“###”爆发以前，正式报道从未讳言回乡知青是上山下乡活动的主体。然而，随着60年代末城镇知识青年掀起上山下乡高潮，回乡知青明显受到舆论工具的冷落。
几段插曲（4）
从1968年夏季各地着手动员“老三届”毕业生上山下乡时起，所有农业户的毕业生就被要求“一律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如果说“###”以前少数农家子弟尚可通过艰苦努力考入高等学校，从而改换“农业户”门庭的话，那么，当旧教育制度毁于一旦，高等学校停止招生后，他们在毕业之余的唯一出路就只有子承父业了。
他们从农村中来，毕业后又要回到农村去，对这个似乎顺理成章的规定，许多农民子弟并不愿接受。即便是下放农村，他们也希望能够享受城镇居民子弟的待遇——顶着“下乡知识青年”而非“回乡知识青年”的名义。下乡知青固然带着接受“再教育”（即接受改造）的重任，但作为一种特定的身份，所享有的待遇，非回乡知青所能企及。动员时，他们可以申请到国营农场（或生产建设兵团）当农工（兵团战士），挣工资；下乡时，国家按人头拨给安置费；尤为重要的一点，在未来的招工、招生时，比回乡知青有更多的机会和选择。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一些农业户学生，何以要利用与负责分配工作的军训人员或学校行政干部的良好关系，想方设法冒入“下乡知识青年”队伍。若干年后，正是凭着这种身份，他们有幸获得重新分配工作和进入城市的机会。当然，有此幸运的为数很少，在乡务农成为大多数农家子弟命中注定的归宿。
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的十几年中，农村的普及教育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回乡知青的人数因此猛增。他们一部分来自县镇一级中学，更多的则来自遍地开花的农村中学《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06页。。
“###”十年中，下乡的城镇知青共有一千四百余万，回乡知青的人数则数倍于此。具体到每个省、自治区，乃至地、县，无不如此。1975年4月10日《人民日报》载：“###”中河南先后有36万城镇知识青年、500万回乡知识青年奔赴农村。7月19日载：1968年以来，宁夏已有50多万回乡知青，14万多城镇知青下乡。不久，又宣布说，江苏省下乡插队的城镇知识青年有5万多人，回乡知识青年达24万多人《人民日报》，1968年11月15日。。
60年代末，旨在夸大上山下乡工作的成绩，壮大声势，吸引更多的中学生响应号召，宣传媒介在公布知识青年下乡数字时，有时将回乡青年也包括在内＇美＇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3页。。以后，又试图通过对邢燕子、程有志、徐敏光、韩志刚、吕玉兰、赵云英、芦忠阳、张大暖、王美季等一批回乡知青的表彰，为上山下乡运动增添光彩。然而，当国家召开有关知青工作的专门会议，制定具体政策时，却是以城镇下乡知青为对象的。实际上回乡知青问题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而回乡知青的疾苦也不属各级知青办关心的范围。特别是1973年国家对知青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后，下乡知青与回乡知青身份上的差距便进一步拉开了。
“###”期间，回乡知青同他们的父辈一样，被牢牢束缚在脚下的那片土地上，当然也没有机会倾诉他们的不满。
70年代末，下乡知青大举返城之际，国家迫于城市就业的巨大压力，在想方设法、广开就业门路的同时，采取了严格控制从农村招工、大量清退城市农民工等措施。1978年初明确提出：“今后城镇用工，基本上不从农村招收。”需要补充职工时，主要是招收按政策规定留城的知识青年，也可以招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国务院知青办：《关于中学毕业生分配政策等方面的问题给江苏、广东省知青办的复函》，1978年5月15日。。1979年3月，国家计委制定了《关于清理压缩计划外用工的办法》，要求各地把来自农村的劳动力清退回农村后，生产和工作确实需要的，经省、市、自治区劳动部门审批，可以补充城镇待业青年和上山下乡青年。所谓“计划外用工”，主要是指工矿企业从农村中招收的合同工、临时工。当时仅河北一省就有这类用工60万人《河北省劳动就业、知识青年安置工作会议纪要》。。就全国而言，必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此后，各地展开严厉清退农民工的活动。此举凸显了农村青年与城市青年、回乡青年与下乡青年在就业方面的不平等。当农村青年流入城市就业的“瓶颈”被行政命令再次卡紧时，一些回乡知青的不满情绪加剧了。
几段插曲（5）
1979年8月，贵州兴义地区安龙县十多名回乡青年在县城贴出一封致全县回乡知青的公开信，集中表达了他们的不满。公开信说：解放前，我们农村贫下中农在暗无天日的反动统治下，没有上学读书和当工人、当干部的机会。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下，我们这一代青年都上了学，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了贡献。但是近几年来，在就业、升学、当兵等问题上，对上山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都分别对待。“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只钻洞”的封建思想仍然存在。
公开信呼吁回乡知青积极行动起来，要求改变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坚决按照毛主席上山下乡和回乡知青要一样对待的政策办”。公开信贴出后，轰动了县城和各区、社，许多回乡青年表示支持。大部分区社干部也表示同情，因为他们的子女中很大一部分也是回乡青年。县委则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公开信的一些措辞有失偏激，但是点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当时，不断有回乡知青投书《中国青年报》等报刊，提出各种各样令他们感到不满的问题。主要有：
“为什么不重视回乡知识青年？”一些回乡青年尖锐质问：去年（指1978年）召开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对城市知青都做了具体安排，为什么对几千万回乡知青却只字不提？同样在党的领导下，为何竟有不同的对待？有的青年认为，回乡知青人数多，有一定文化，是农村从事生产、科学实验、教育、卫生工作的生力军；许多回乡青年在农村担任了基层领导职务，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中间的先进人物，为改变本地落后面貌做出了贡献。但报刊、电台报道下乡知青消息多，报道回乡知青的成绩和活动少，使他们感到切身利益和政治要求被漠视。
“政策上为什么区别对待？”70年代末的普遍现象是，下乡知青无论能力多弱，表现多差，最终也能招工、招干；回乡青年表现再好，能力再强，却只能在家务农。1979年贵州省安龙县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县里从下乡知青中招收了28名国家干部，大部分是多次升学、招工被淘汰，文化基础差，表现又不太好的青年；而多年担任半脱产干部的回乡青年中，却没有一人被正式转为国家干部。这引起一些基层干部、回乡青年的怨言。有的人认为上级机关“只怕下乡知青闹回城，不怕回乡知青闹事”；有的人说：手心和手背都是肉，对下乡和回乡知青应一视同仁；有的青年则自怨自艾，“投错了胎”，“命中注定招工、招干没有份，学了文化照样玩泥巴”。
回乡知青与下乡知青间的不平等，归根结底是由于城乡差别和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行政体制造成的。在这种体制下，逐步形成一个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即以市民为主体的城市社会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社会。其轴心是严格的户籍制度。这种制度将全国人民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部分。
与户籍管理制度相联系的，还有住宅、粮食、副食品、燃料供应、教育、医疗、就业、保险、劳保、婚姻、征兵等项制度。在所有这些方面，非农业户（城镇户）均享有国家提供的一些待遇，是农业户可望而不可即的。
两种户籍，不仅是居住地的区别，也不仅仅是就业、工作性质、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区别，而且是一种身份限制。这种身份还具有继承性。城镇青年下乡时，虽由城镇户口改为农业户口，但在他们身上，仍承受着国家予以非农业户的余泽。他们名义上是“农民”，却保留着档案，有专门的管理系统，有安置费、补助款，有国家平价补助的粮食、燃料，有招工、招生时的专门指标。乃至最后，国家按照对城市人口实行“统包统配”的旧模式，将他们收回城市重新分配了工作。而回乡知青“先天不足”，只因他们的父辈是农户，所以他们也就天经地义地被认为应该务农。
许多回乡知青渴望改变这种千篇一律的命运，他们憧憬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奋缔造更灿烂的明天，然而在旧体制的包容下，这种理想不过是海市蜃楼。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才逐步冲破了城乡间的森严壁垒，也为农村知识青年施展自己的才智提供了越来越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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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风采（1）
1979年8月17—30日，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了部分省、市、自治区上山下乡先进代表座谈会。当时，席卷全国的知青返城风气势正盛。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配合新闻单位作好宣传报道，进一步发挥先进典型的社会影响，宣传上山下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于是，肯定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宣扬知识青年“扎根农村不动摇”，便成为会议的基调。
座谈会邀请了21个省、市、自治区的33名下乡、回乡知识青年。他们是：邢燕子、侯隽、程有志、蔡立坚、邱家恒、周秉建、洪调研、何营、王朋森、戈克俭、赵军翔、高崇辉、张志龙、纪庆勤、严洪华、高康良、周学俊、谈龙如、王老虎、张克难、刘敢庭、曹小平、陈跃文、招汉铨、戴彩润、傅衍彭、辛温、居元、刘裕恕、张革、孙立哲、鱼珊玲、肉孜古丽。会议开幕后，又补入河南省的薛喜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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