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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史-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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蟠蚧鳌耙恍〈榻准兜腥恕碧羝鹞涠贰⑵苹到煌ā⒅圃煲幌盗蟹锤锩录淖锒窕疃蠖哉庑┤耸敌腥褐谧ㄕＵ飧霾几娴牡谒奶跤忠淮沃厣螅骸耙磺型獾厝嗽焙偷沽鞒鞘械南孪缟仙街肚嗄辏α⒓捶祷乇镜厍⒈镜ノ弧薄０敫鲈潞螅忠桓鲇肫淠谌荽笾孪嗤摹镀撸慷牟几妗烦鎏ā４耸薄�###”爆发已经两年，形势却仍然十分混乱，流血、屠杀事件层出不穷，连续发布两个布告，既透露出形势的严重程度，也透露了制止这场混乱的极大难度。
为贯彻中央的“七三”通告，广东省革委会、广州市革委会发布了一个《告外地来广州市人员书》。书中提到很多下乡上山人员“以种种借口，擅离岗位，长期插手广州地区文化革命，甚至干了一些违法乱纪，危害群众利益的犯罪行为”。它还特别嘲骂了有些上山下乡人员是“打着造反旗号，披着革命外衣，装出一副受害者的脸孔，公然污蔑下乡上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显然对返城知青和他们的处境谈不到一丝一毫的同情。该布告要求返城知青立即返回本单位，并且强调说，对这个布告采取什么态度，是对广州地区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一个考验。这是在对那些吸收了知青的组织施加压力《南方日报》，1968年7月20日。。紧接着，一场“群众专政的革命风暴”就在广州市街道兴起了。在解放军部队的配合下，各街道都“狠抓阶级斗争”，动手进行对倒流城市的支农青年的政治思想工作，许多知青被迫撤离了据点，拆除了武斗工事，交出了凶器和抢来的物资，纷纷检举坏头头，退出了组织。
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各大中城市在1968年下半年，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以“群众专政”的形势，在城市中进行着“政治大扫除”，这种做法到当年的国庆节前达到高潮，如上海市就曾宣称由“公检法机关、文攻武卫战士、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对社会上所有的阴暗角落进行了一次全面大冲刷，割除了社会毒瘤……”《政治大扫除好得很！》，《文汇报》，1968年9月21日；《本市文攻武卫战士今晨再战告捷，一小撮犯罪分子一个个束手就擒》，《文汇报》，1968年9月23日。所扫除的对象，就包括了知青。他们还每隔几日，甚至天天在夜间突然到车站、码头、各公共场所甚至居民家中去“查户口”，给返城知青和他们的家长，造成了莫大的压力。
返城知青至此，已不可能再对留城抱有任何幻想，返乡已经是唯一的出路。到这年年底，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之后，即使是在校的中学生（也就是如今所说的“老三届”即六六、六七、六八届高中、初中生）想要留城尚且不得，更遑论这些早已失去城市户口的知青了。针对他们的措施都极其严厉，有的城市甚至曾统一收走这些知青家长的户口本和粮本，知青不返乡，粮本就不发回，全家没粮吃。于是，到1968年底，各地知青都陆陆续续地返回了他们下乡之地。
这场知青返城风就这样很快夭折了。它的水平、规模、对社会的影响和结局，与十年后的知青大返城都不可同日而语。但它所反映出的问题，却是十分深刻的。
知青的返城已经预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是根据不足的。它压抑个人选择生活道路的机会，将众多劳动力强制束缚在已经饱和的有限的土地上，在反复不断大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背景下，无端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仇视与矛盾，下乡知青不可能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更不可能在“亲不亲，阶级分”的冷酷环境中与农民“结合”，因为结合总是需要感情的。
但是，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抗争和思考，都没有引起社会应有的重视。
那些红卫兵也就是在校青年，对于他们的先行者，因地区的不同，采取的态度也是不尽相同的，但其中大多数，尤其是北京等城市的学生，态度是相当地冷漠无情。当他们又一次豪情满怀地迈上这条道路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想到，他们将重蹈这些先驱者的复辙。他们甚至忘记了在他们之前，早已有一百多万知识青年踏上了这条道路。直至今日，他们还不无骄傲地宣称，是他们的下乡，卷起了全国知青运动的大潮，是他们为中央提供了这样一个思路。
不是没有人注意过这个问题，有些红卫兵参加过对知识青年组织的批判，指责他们是“为私造反”；也有些比较认真的学生动身到农村，对知青的状况进行过调查，但他们中的有些人却将知青的种种不满和苦闷归结为“素质差”。应该承认，“###”前刘少奇搞的“两种教育制度”以及因此而造成的青年中的不平等，在在校学生，尤其是重点中学学生的头脑中是有深刻影响的，“###”初期对“红卫兵小将”的吹捧，更使他们对自己的估价高到极致。他们带着一种优越感看待比他们先行一步的老知青，心里并不认为自己与他们是一种人。这就是知青这次返城风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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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驱者（1）
知青们为返城进行的第一次抗争终归失败，他们偃旗息鼓，再次回到广阔天地，再次去当有文化的新农民了。
但是，“###”的这段经历对他们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毕竟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在正常运行的社会中不可能提供的天地。经历过与他们同龄的大中学校学生未曾经过的大起大落的人生，看到过那些叱咤风云的“红卫兵小将”看不到的社会角落的这批知青中的优秀代表，对于自身，对于中国社会和农民，有着更成熟，更认真的思考。在南方一些省市如广州、湖南、四川等地，老知青在思想、理论等方面的探讨是尤为突出的。这些地区“###”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比例较大，素质较高，其中不乏出色的人才。一位四川的当年在校红卫兵回忆说，他当时的感觉是，老知青在思想上比他们更活跃，更成熟，也更激进。学生们当时关注的，多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如两条路线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等，但老知青则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经济方面，他们中很多人熟读过###的《资本论》：“我后来才明白，他们绕了一个很大的弯子，他们反复地用###的理论来论证‘###’前中国社会的种种不合理，其实是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的，只有论证了这些不合理，才能证明上山下乡措施是错误的，他们才有改变命运的可能。”
即便是从自己切身利益出发的，他们的学习和探索，他们的目光所及，毕竟达到了当时的在校学生不可能达到的深度，于是，这个时代最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的号角，最夺人眼目的思想解放的先驱，既未出现于“红卫兵小将”之中，也未出现在当时的社会精英集团中，而竟然就在这些从未引起人们重视的知青中脱颖而出了。
我们在这里指的，是遇罗克的《出身论》和张木生的《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
3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都不得不承认，即使有的人比他们的思想更深刻，更完满，更走在时代前面，但却没有什么能比他们的思想更尖锐，更大胆，对一代青年造成的影响更强烈了，无论从哪种角度，他们都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思想高峰。
然而，即使承认这点的人，也几乎都未曾想到，他们都是“###”前下乡的老知识青年，是那个至今仍被人漠视的群体的成员；而且，那段经历，对他们思想的形成，都起到过不可忽略的影响，尤其张木生，他对中国社会、对农民问题的思考，是直接从他在农村的实践中生发的。
（一）遇罗克与《出身论》
在第八章中我们已经叙述了遇罗克的人生经历。到“###”爆发时，他已经不再是知识青年，但当知青的坎坷道路无疑对他思想的形成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出身论》发表在1967年1月18日《中学###报》的创刊号上，这份报纸只出了这一期就停刊了。“###”是思想专制最严酷的时期，却同时也是对民间各种思潮、各种言论一度失控的时期，只要打着拥护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旗号，往往可以有意无意地干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单纯的青年们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看到了许多在正常社会中也许永远看不到的东西，这成为他们进行自我教育的途径之一，也成为日后思想启蒙的土壤。《出身论》就产生在这种特定环境下，虽然看上去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其实却是理所当然的。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先驱者（2）
文章开宗明义就提到出身对青年造成的危害：“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在它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出身不好不仅低人三等，甚至被剥夺了背叛自己家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参加红卫兵的权利。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而那些貌似冷静和全面的折中主义观点，实际上是冷酷和虚伪，我们不能不予以揭露、批判……”对于那些“貌似冷静和全面的折中主义观点”的毫不留情的批判，正是这篇文章最具特色，最富战斗力，也是当时最为大多数人所不能接受之处。
全文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问题。作者敢于公开地大胆地宣称，盛行一时的那副著名的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是真理，而是绝对的错误。他说，它的错误在于，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而实际上，社会影响也罢，家庭影响也罢，都是外因，而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
第二部分：重在表现问题。这段是全文的重点，也是篇幅最长的部分。作者在这段文章的批判中充分展示了他的锋芒。首先他明确指出，出身和成分截然不同，关于党的阶级政策，当时最权威的解释是“一我们有成分论，二不唯成分论，三重在政治表现”。甚至不少高级领导人谈到出身问题时，也以这段话教导青年，遇罗克却指出，这是不看对象，是把对背叛本阶级的个别分子讲的话，用在这些分子的子女身上了，而成分和出身，却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哪里有一种没有剥削的剥削阶级呢？其次，他提出，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他揭穿了当时最流行的“既看出身，也看表现”这一观点的虚伪，他说：“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用死标准和活标准同时衡量一个人，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吗……究竟一个人所受影响是好是坏，只能从实践中检验。这里所说的实践，就是一个人的政治表现。表现好的，影响就好；表现不好的，影响就不好。这和出身毫无牵涉。”最后，他又指出，出身好坏与保险与否毫无关系。针对一些人常说的“黑五类子女不保险”的问题，他批驳说，这貌似立场鲜明，貌似有阶级观点，其实，这是阶级偏见：“按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
第三部分：受害问题。这里说的“受害”，指的是“###”开始后很多出身好的青年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控诉，其内容如“大学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大学里出身好的青年功课不好，大受教授白眼”；“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竟被提升做干部”，的确如遇罗克所说，这是颠倒黑白。我们在前边几章已经阐述过，从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国家就一直在###门大力贯彻阶级路线，为工农子女入学大开方便之门，这种做法到60年代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候已达到极点，真正被拒之门外的，是那些出身不好的青年，遇罗克在这段中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了这种做法对青年身心造成的伤害：“‘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类似的例子，只要是个克服了‘阶级偏见’的人，都能比我们举得更多，更典型。那么，谁是受害者呢？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还有什么区别呢？”“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而这又都是先天的，是无法更改的。”
先驱者（3）
最后，他呼吁：“受压抑最深的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这声呼喊即使今天看来，也太“大逆不道”了，其实在那样一个时代会有这样的文章出现，本身就几乎是一个奇迹。
正如今天一些谈及遇罗克的文章所说，《出身论》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就当时来说，大多数人，尤其是青年，并不都是支持它的，即使觉得它说得有道理，却也如一个干部子弟所说，认为遇罗克的心理“太阴暗了”，这是当时社会最普遍的反映。的确，在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批得臭不可闻的时候，在整个社会将阶级斗争之弦绷得紧而又紧，官方媒介反复强调不同阶级之间不仅谈不上什么平等和爱，甚至也绝不能存有一丝调和和温存的时候，遇罗克却敢于公开宣称：人的政治权利，应该是平等的，这实在是太超前了。然而，这也正是这篇文章的真正价值所在。
所谓反响，其实也是极其有限的，看过《出身论》，知道遇罗克的，仅限于北京部分中学生这样一个狭小的圈子。
遇罗克则因此而被逮捕，并被枪决，他为自己这篇思想解放宣言，付出了所能付出的最沉重的代价：生命，以及全家的被株连。
一代青年同样为此付出了代价：“###”使唯出身论的做法变本加厉。“###”之前，总还有个“重在表现”的政策，“###”却连这一政策也撕毁了，当“###”期间在校的“老三届”学生再次大规模上山下乡的时候，他们在校期间付出的一切努力，包括学习成绩和政治表现，都被一概抹平，他们都“平等”地成了新农民、兵团战士，但是，这种平等实际上孕育着最大的不平等，因为几年以后，当他们面临着招工、招生、参军的机会时，被选择的唯一条件就是：出身。
于是一切才华，一切努力，一切表现都付诸东流。
在建国以后的几代人中，知青一代（这里指的是以“老三届”为主体的知青一代）就这样面临了人才选择上最大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对个人来说，是使很多优秀的人才丧失了发展的机会；而从国家来说，则使这一代的精英集团从整体上降低了素质。
十年后遇罗克终获###，他的《出身论》和他后来的遭遇也被公诸于世，这一切对那些心头从未笼罩过“出身”阴云的青年一代来说，恐怕并无出奇之处，但对于曾在那种气氛下生活过的人，却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绝大多数人是到此时方才知道，早在十年之前，就已经有人为消除这种不公平发出过呼喊，成为思想解放的殉道者。
遇罗克被誉为“划破夜幕的陨星”，“黑夜中一道刺目的闪电”，无论怎样赞扬都不为过，他是这一代知青的骄傲。
（二）张木生与《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
遇罗克阐述的，是人的政治权利的平等，而张木生关注的，是“体制”，二者都触到了当时中国社会中最要害、最敏感的问题，也就同样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不过，张木生并未遭到遇罗克那样的厄运，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与他的出身有关系。
在第八章，我们专门阐述过“###”前下乡知青中那些高干子弟的某些特点，张木生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成员。无论他在校时的表现，下乡后的经历，还是“###”中的实践，在他那个时代知青中的干部子弟中都非常具有代表性，所以我们不惮篇幅，在这里详细地叙述他的经历。 。。
先驱者（4）
他原是人民大学附中学生，1964年初中毕业，1965年7月作为北京市集体组织的到外地农村生产队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同陈伯达之子陈小农等人一起，下乡到内蒙古临河县狼山公社。据他本人回忆本段内容，部分来自笔者1994年春节与张木生的谈话，部分摘自吴思的《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张木生认为吴思这部书的记述大体属实。，作为高干子弟，他们当时已大体得知毛泽东与王海容、毛远新关于教育革命谈话的一些内容。毛泽东对王海容说那个上课睡大觉、考试抄别人的学生“有出息”的话，给他的影响很大。从在校时起，他就大量阅读马列著作，课内学习倒被置于次要位置。他们一心效法毛泽东青年时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也坚信凭着年轻人的一腔热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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