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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史-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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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余人，占全县农村青年总人数的2／3以上，占全县农业劳动力总数的1／4以上，有的公社70％以上的农活是由青年干的。在河北省宝坻县，至1963年底，全县回乡知识青年总数达15000人，占农村青年总数的36％。在教育事业特别发达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解放后陆续从中小学和大学毕业的回乡知识青年，到60年代初已达7万，占全州农业第一线青年劳动力总数的85％。再有，广西召开回乡知青积代会时提到，到1963年为止，几年来全区回乡知青已达上百万。1964年广东省报道，近3年有56万多家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回乡，如果从1958年算起，回乡知青总数已达76万人。而据同年湖南省的统计，全省回乡知青人数更多达300余万。
回乡知青的处境（2）
与50年代相比，回乡知青群体的构成，也已经有了可观的变化，不仅有高小、初中毕业生、肄业生，而且包括了高中生，甚至因病或其他原因退学辍学的大学生；不仅包括正规全日制学校的学生，也包括从1958年“大跃进”期间各地大批涌出的民办学校、半工半读学校和农业中学毕业的学生，还有因学校停办而返乡、随父母精简而回乡的学生等等。由于回乡知青与农民一样，不存在户口、城市供应和日后分配等一系列问题，所以算不算回乡知青，也就毋须像对城市下乡知青一样，有那么细致的规定和明确的界限。
作为接受了正规的学校教育，具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并多少接受了现代文明熏陶的知识青年，回乡知青在农村人口比例中的增长，对于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是具有巨大意义的，国家对此也寄予厚望，即如《人民日报》社论所说：
这不但对于加强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有重要意义，不但对于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逐步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为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决不是一项临时的措施，而是今后很长历史时期内都要认真做好的工作；决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情，而是一项具有革命的战略意义的大事情。
并不只是要他们起增加劳动力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要他们起增加革命力量的作用《热情关怀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人民日报》，1965年5月5日。。
广大的知识青年回到农村参加生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们不仅直接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加了新的劳动力，而且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增添了大量的后备技术力量，为加强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增添了力量。他们不仅要继承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伟大斗争中做出贡献，不仅要继承老一辈农民长期积累起来的丰富的生产经验，而且要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学会和掌握新的技术，成为有觉悟、有文化的社会主义的农民。
这个评价虽然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局限，但与“###”后主要将知青作为被改造对象的“再教育”理论相比，对知青在农村所起作用，期望仍是较高的。
这是些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青年农民。他们与城市下乡知识青年的最大区别，不仅在于一是回到自己家乡，一是离开家乡到农村去，而更在于前者是农民子弟，后者则是城市干部、工人及市民子女，二者间存在着身份上的区别。具体地说，就是户口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待遇问题。这一区别源于解放后一直存在且一度扩大的城乡差别。“消灭城乡差别”是五六十年代喊得最响的口号之一。且不谈这个理论是否成立，事实上城乡差别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因种种措施的实施，而成为几乎无法填平的鸿沟。于是，回到农村的知识青年中的大多数便只能重复他们那些未曾进过校门的父兄的命运，他们与60年代全国的农民一样，被牢牢地禁锢在家乡那一小块土地上，再难有离开的可能。他们在学校学到的科学文化知识本应该使他们成为农村中一支最先进、最有生气的力量，日益增多的中小学生回乡本应该极大地促进贫困愚昧的农村面貌的改进，但在60年代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排斥知识、排斥文明的背景下，他们的作用被抵消，他们的青春和理想也被贫穷落后的农村所吞噬了。
回乡知青的处境（3）
与城市下乡知青相比，回乡知识青年对于农村的环境更易适应，又因有家庭和亲戚的帮助，往往能够获得更多发挥作用的机会，尤其是如果家庭在当地较有势力，则招工、提干、入党，都可以较他人优先，这是一些回乡知青的有利条件。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有利条件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比城市的外来知青更不利的因素。诸如，正因为环境更为熟悉，回乡后所受到的家庭、亲戚、朋友的冷眼、奚落和歧视就更难以承受，所以每当动员中小学生上山下乡时，总有农村的知青提出离开家乡越远越好，最好是到边疆垦荒一类要求。农村中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也常使青年陷入其间而难以摆脱，如果家庭在该村没有势力尤其若是地富子女，处境就更糟糕了。
当然，回乡知青面临的很多问题，是与城市下乡知青共同的。但回乡知青更少得到上级单位的重视和关心，在有些文化不太发达地区，他们单枪匹马，比有同学一起下乡的城市知青更显孤独，这使他们在遇到困难和产生思想苦闷时，更难于化解。尤其是比起城市知青来，他们更少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和希望。只是他们往往在经历了几年的情绪起伏之后，也就逐渐变成与自己父兄一样的普通农民，再不奢言抱负和理想，加之他们居住分散，一般不会像城市下乡知青那样，一遇机会，就发泄出来甚至激起事端，因而也就不太引起人们注意罢了。
山东省莱阳一中的一个回乡知青在给老师的信中所表达的情绪，是颇有代表性的：
自接到没考取大学的通知书后，每天无精打采，又急、又愁、又恨、又苦闷、又吃不下饭。前几天我到县人委去过，我县没有工作分配，我在家里真是坐立不安，真把我急坏了，焦躁坏了。现在人家考上学校的人多幸福啊，愉快啊，进步又多大啊！而我却在家蹲着，干上了农业劳动。由于长期求学，庄稼活十分生，身体非常弱，干起活来十分吃力。通过这几个月，我感到农业社的劳动真不轻，劳动强度真大，天天起早拉晚地到田野劳动，简直把我累得有些瘫痪了，全身痛，腿也麻木了，腰杆无论如何也挺不起来，实在抗不了。而这又不是干一天两天，好家伙，而是要干上它几年几十年。别人不知怎样，我可尝够了。熬到高中毕业，多不容易啊！当了12年学生，又硬逼着推粪登山，参加农业生产。想到这里，气得我脑子有些胀痛，好像要炸开似的。
在家不仅抗不了那样大的劳动强度，而且也受不了群众舆论的讽刺、打击。我母亲和我哥哥也常气我，无论如何他们也不愿我下庄稼地干活。因为我上了这6年中学也不容易啊！全是我哥哥省吃俭用供给我的，现在我哥哥那里困难也不少，家里没烧的，也没钱买，拾吧？又没有时间。
我天天想，倘一直这样干下去，能学点什么哪？能有什么进步呢？将来能成个什么样的人哪？
你来信还批评我，说我悲观失望，发牢骚，不满，我坚决不接受。青年人都有远大的理想，哪一个不想在黄金的青春时代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呢？我是充满理想并一时不停地向正确道路前进的人，不愿白白度过一生而愿给祖国增光的人。但是国家不给我适当的工作，这怎能不使我因为不能为祖国工作而感到十分失望，悲伤呢？倘若国家给我工作，给我一件有出息的工作，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我将欢天喜地为祖国工作，为祖国献出所学的知识，并以创造性的劳动来推动革命前进。
回乡知青的处境（4）
现在让我参加农业生产，在家里没有一点学习时间，原来学的东西也会忘尽了的，这就浪费了6年中学教育。这多么可惜，多么伤心，又多么残酷啊！
老师，倘叫我这样下去，脑子会生锈的。
敬爱的老师，我真过不惯这种生活，我请求您，哀求您，望您费心地叫学校给我找一个工作吧！
这封信虽然是1958年写的，但其中所反映出的知识青年回到农村后的苦恼，同样反映在60年代的回乡知青身上《在农业劳动中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人——复焦洪瑞同志》，《中国青年》，1958年第1期。。据1962年团中央青农部的统计，安心留在农村务农的回乡知青，仅占回乡知青总数的30％左右，不安心的主要原因，除了生活艰苦、劳动过于劳累之外，深感在农村“没前途”恐怕是最重要的原因。三年灾害之后的中国农村，在经历了十分短暂的恢复阶段之后，紧接着是一连串政治运动的困扰，农民普遍的生产积极性尚且无从发挥，知青个人的才干、他们所学的文化科学知识又何来用武之地？尽管各种宣传机构一再宣传农村需要有文化的新农民，并树立一系列在农村大有作为的知青典型，但这些典型所具备的条件，并非大多数知青都能具备，何况有些典型本来就是人为树立的结果。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回乡知青，对农村的现实往往比城市下乡知青更了解，许多人在考不上学，知道自己只有回乡生产一途时，就已十分消沉，回乡之后的现实更使他们失望。这种现实虽然是回乡和下乡知青所共同面临的，但在城市知青尚且被动员下乡的情况下，回乡知青明知自己进城的可能愈加渺茫，尤其是女青年，唯恐会“围着锅台转一辈子”，因而更为悲观。
除了对自己前途的忧虑之外，从学校出来的学生与农民难免发生种种矛盾冲突。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这些矛盾产生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其中一些，属于知青缺乏社会经验，缺乏对农民的理解，对周围环境期望过高，因而做出过激行动，甚至不自觉地为极左路线充当了马前卒，导致了自己与农民的对立。如据当时报道，经常有青年因对队上干部和社员私分粮食、做投机买卖不满而提出批评，遭到干部的报复。还有报道说安徽宿县有个知青，父亲是铁匠，由公社工厂下放回到农村自由营业，他回乡后就和父亲一起干，对父亲看人议价、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思想很不满，常和父亲发生口角，很害怕自己将来会走资本主义道路等，今天来看就未必全是农民一方的不是，至少需做一些具体分析。还有一些，是因农民本身存在的种种落后性，以及农村干部的作风不正引起的。而更多的情况，则是各种因素错综纠结在一起。1964年团中央青农部曾在辽宁省盖平县九垄地公社古家子大队对回乡知青的情况进行过一次调查，是很有普遍性的：
这个大队到1962年为止，共有96名知识青年回乡，其中高小以上84名，初中、高中17名。知青们爱提意见，对不合理的开荒、劳力分配不当和党团工作都提过意见。1962年1月，知青又和队里闹了一场“大字报风波”。
起因是这样的：当年队里有13户人家纺草绳，其中9名是干部。他们用的草是队里以每斤15角卖的，纺成绳后，每斤的议价是3角，一天可挣20来元，而在队里劳动，一天只能挣1元。不少社员背后有意见。念过8年书的于耀江气不过，就写了一张大字报，说草是集体的，不能只肥了几户，建议队里提高草价，说纺草绳过高的利润就是剥削，把这张大字报贴到了大队办公室墙上。队干部很恼怒，说：“你乱提什么？若不叫共产党领导早就揍你了。滚出去！你一年才挣800分，你没有提意见的资格。”说着就往外推。高中毕业生刘福全看到不公，也写了一张。第四天高中毕业生伊正和也贴出一张大字报表示支持。于耀江不服，又贴出了两张。一时间满墙都是大字报。党支部连续三天找他们，说大胆提意见是好的，但意见提的不切实际。青年不服气，党支书烦了，说他们是“钻空子”、“攻击”、“臭理论”。党支部说是团支部发动的，叫团支部做了检讨。事情总算没有闹大，于耀江也算接受了教训，他说，吃一堑长一智，咱这个四棱木头算从圆眼钻出来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回乡知青的处境（5）
这个队的团支部举办业余技校，要求青年都参加，初中以上青年有意见，说都学过，有这工夫不如学点别的。有5名知青想考大学或高中，一般都在业余时间看书。于耀江张罗三四年了，加上身体不好，1960年没挣到800分，1961年挣了800分，1962年就挣到2700分了。他已打算能考上就升学，考不上就安心劳动。有的青年要求半日劳动，半日学习，党支部同意了，说，学就学吧，不叫学也不安心干。学了一个多月，有的知青看挣分太少，又上全班了。党支部认为，只要家庭同意，就该支持，考不上，过一两年自然就会安下心来《关于古家子大队知识青年几个问题的调查报告》，《团的情况》，1964年第11期。。
这个大队党支部对于青年虽然谈不上进行教育，但还是非常宽容的。还有更多社队干部连这样的水平也达不到，那些地区的回乡知青，处境还要更糟。
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提到了知青的家庭出身问题及其这一问题对他们以及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并用相当的篇幅讲述了遇罗克和他的《出身论》，这里还有必要对家在农村的地富子女的处境问题特别提上一句。当时的“黑五类”所指为“地富反坏右”而“地富”居其首，50年代时他们能否加入农业互助组和合作社，就曾成为过一个问题，60年代尤其是“四清”之后，他们的处境之恶劣已不难想像，如果说在“###”前的大中城市，对待这些子女，尚有“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政策多少进行一些约束的话，那么在农村中，就连这样一个形式上的约束也没有了。
60年代以后，大学校门实质上已经对农村地主富农子女关闭。虽然“###”前没有任何文件明文禁止地主富农子女上大学，却是当时的既成事实。这些情况在“###”之后一度有所披露，其中曾引起过震动的，是钱宗仁（1942—1985年）的经历。
钱宗仁是湖南湘乡县长丰公社浒洲大队人。勤奋好学，却因出身富农而几次丧失升大学的机会。后来只身到新疆谋生，成为实验林场一名职工。“###”期间被批斗并遣送回原籍，1974年落实政策回到新疆阿克苏。他天分甚高，刻苦自学过高等数学等诸多课程，并达到了一定水平。他长达20年的坎坷经历，以及他在逆境中自强不息的精神感动了一位到当地采访的女作家，她于1984年写出报告文学《胡杨泪》《胡杨泪》，《文汇月刊》，1984年第4期。，提出“左”的思想埋没人才和摧残人才等在当时算是非常尖锐的问题，钱宗仁的事迹由此而得以为世人所知，并引起相当大的反响。但此后仅仅一年（1985），他就患肝癌去世，时年41岁。
钱宗仁一生行迹，我们这里不拟多费篇幅，只想根据钱宗仁的自述和几篇曾公开发表过的证明文件，叙述他当年不得入学的经过，这些出自当事人之手的文件，应该是基本可信的上述材料均见于朱正编：《不要忘记钱宗仁》，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
钱宗仁于1962年第一次报考大学，据他在《冤屈集一身，丹心有谁识——一个自学青年的经历自述》中回忆：“我的高考成绩特别优秀，据说列全省前10名中。清华大学录取小组正准备录取我，王寿松（注：钱所在的湘乡二中党支部副书记）赶到招生办公室，将我的政审结论改为‘不宜录取’加盖公章，要回材料，最终被淘汰。”
回乡知青的处境（6）
1963年他再次参加高考，据证明材料：
湘乡县教育局落实政策办公室焦仲付（1983年3月22日）：“（钱宗仁）1963年考取哈尔滨工业大学，该员8月份接到通知后，9月即应入学，由于该大队已开展面上四清，蹲点的公社副书记×××即向该大队的干部打招呼，不让签发迁移户口粮食关系，因该员家庭出身富农，钱再三请求，未予解决，只好空手赴哈工大……”
浒洲大队（1982年3月31日）：“钱宗仁住我大队第二生产队，富农成分，本人系地富子女，于1962年在湘乡二中高中部毕业，1963年考取哈尔滨工业大学，那时我地正在开展农村面上四清运动，由于当时极左路线影响，贯彻阶级路线坚决，四清工作队认为，地富子女不能上大学，加之其父钱福乔那时表现不好，所以就未发迁移证，拒绝了他上大学的机会。”
钱宗仁空手到哈工大，三个月后终被送回。
1964年第三次考大学，据钱宗仁以第三人称写的自传材料（据遗稿排印）：“公社曾书记本已答应了，一位姓伍的公社干部还在钱宗仁的笔记本上签了字，写了些勉励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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