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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型性娱乐-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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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的高门槛
“国学”这个名词很流行，但很多人对什么是真正的国学并不清楚。
“国学不光包括四书五经，还包括文字学、音韵学、校勘学、文献学等。言‘大师’，起码得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在我看来，近代也就陈寅恪、王国维等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学大师’。” 〖BFQ〗
“人们给国学界封了十几个大师，大多数都可以当作笑话看。季羡林先生学识渊博，人品也好，散文也好，但无论怎样，他是研究梵文的专家，梵文是古印度的文字；张中行辞世时，有人称他是‘国学大师’，其实他的建树是在散文上；鲁迅是文学上的大家，也有人封他为‘国学大师’；红学家周汝昌也被叫做‘国学大师’。中国人应该懂国学，但把它变成‘一种浮躁的炒作’和‘时髦’则要不得。”
上面这番话来自何镇邦先生，前鲁迅文学院院长。在一个讲真话成了“奢侈”的时代，望七的何先生讲出这样一段话，的确值得我辈深省。何先生讲话时，我是在场的。9月2日，新浪第四届原创文学大赛推理文学奖启动仪式在新世纪酒店举行，我受朋友王旭东及“智工场”老总甄煜飞邀请，出席启动仪式，并作了即席讲话。
其时我刚从大观园红楼选秀现场过去，喝了一些酒，因此头有点晕。到场的作家有柯云路、肖复兴、石康（最后到）、周德东，评论家有蔡骏，影视公司老总有马中骏，还有谁？我不大记得了。我跟新浪文学大赛倒一直有些缘分，第二届我也厚着脸皮上台讲了话，在气色看起来有些不佳的白烨后面。第四届新开设的这个推理文学奖我很感兴趣，觉得“智工场”发起的这个奖，找准了文学发展的一个路向，绝对会是朝阳奖项。
因此，我的发言主要围绕“推理文学如何朝阳”以及“文学与影视的联姻”两方面展开，由于李少红电影《门》的早期推广我参与了，周德东又到场，我还能举些例子说明。我感觉自己讲得并不精彩，但大家反应还不错。旭东还伸出了大拇指，当然，我想他更多还是鼓励。
何先生讲话在后面，当子航念出他名字时，我才想起以前一个叫孙晓刚的朋友曾经想约他跟我见上一面，当时因为一些原因错过了。现在的何先生看起来精神真是好，而且还挺时尚的。头发虽白，但打理得整整齐齐，一点不“糟”。何先生开宗明义表示了对活动的支持，旋即话锋一转，谈到了对国学大师的看法，何先生的几段真话一下就让会场活跃起来，大家掌声都很热烈——虽然表面有点跑题，但绝对是那次启动仪式的最大亮点。
我估计何镇邦先生有感而发的是前不久某媒体联合某大学国学院搞的“十大国学大师”评选。当时评出了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鲁迅、蔡元培、胡适、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钱钟书等十人，但这样的结果并未深孚众望。我的结论跟何先生相仿，大概十人中只有王国维、胡适、陈寅恪三人够标准。其中又尤以陈、王二先生最合我意。我记得大学毕业论文即以《试论陈寅恪先生诗的悲剧色彩》为题，结果业师以“满篇皆先生，先生何其多”评之，一笑。
何先生的意思应该不是反对“国学热”，而是反对打着国学旗号的种种华而不实的活动。我同意——如果国学尚未界定清楚就忙于炒作，声势倒大了，但很可能误人子弟。如果基础的辩识工作都未做好，国学的方向会存在大问题。我估摸，何先生选择这样的场合谈“心中的国学大师”，深意乃在于各种大赛的导向问题一定要先解决清楚，选择什么样的作品以及选择什么样的人物，小了说是反映整个活动的取向，大了说就是一种引导。任何文化活动一定要给读者乃至参与者一种真正优秀的文化样态，反映正确的历史观甚至审美意识，这点至关重要。
在推理大赛的场合讲“国学大师”，我推理：何老先生的弦外之音是：任何评比都不可马虎，不可牵强，否则会误人子弟，遭到内行的嘲笑，爱好者的抨击，辛苦建立的推广运作之功亦可能毁于一旦。这些震聋发聩的话，我相信主办方一定会谨记，当不致重蹈覆辙。
震后，幼稚的许知远与撒娇的余秋雨
他们同样是用某种个体姿态消解集体努力，让一场救人接力变得多少有些灰色幽默。
震后，幼稚的许知远与撒娇的余秋雨
许知远的文字很好，但他最大的问题在“打扮”。不是指他永远不变的疑似高晓松散发以及眉宇间的颓废，而是指他句子里的汪洋自恋之势。第一次看到他的文章时，我认为这个比我小两岁的工科孩子特别会凑字数，因为他引了很多外国人名和他们说过的话。大家知道，我国名字一般二到三字，外国人名加标点在内最少五个字，再加上他们爱挂嘴边的一些欧化句子，一篇1000字就能打住的文章通常膨化至1500字。
后来经常在《经济观察报》看许知远的社评，发现他并不是单纯凑字数，他西化到了牙齿，几乎让人不习惯，难受于在他文章里找不到外国人名标符。来自海外的名人名言成了许知远最抢眼的马甲，并一穿到底。那时是“经观”白衣飘飘的浪漫时代啊，社长浪漫，主笔也浪漫，浪漫得可以半版乃至整版不提经济二字，从美索不达米亚侃到安迪·沃霍尔，从哈耶克聊到村上春树，基本呈现世界名人大团结且环球旅游状。还是要说，许知远的很多句子很拽，跟方文山是两种极端类型，以至于读它的时候有虚妄的期待和成就感，这让我马桶坐得再久也不会觉得屁股痛，大概起到了转移注意力的作用。
地震后许知远写了一篇名叫《灾难、遗忘与不朽》的文字。我并不赞成许的一些说法，但我赞成他不断地写写写，这无论如何是一种权利。许的文章的问题在于他永远喜欢在别人干实事的时候发杂音，喜欢别人没闲暇反思的时候扮思想救世主。他的故作深沉在很多时候都不合时宜，看得出“卖”的痕迹，或许是卖弄，或许是有卖相。他的观点其实从来没新颖过，但他堆砌的许多名字、词、句足够新颖欲滴。具体点说，许的这篇文章与地震灾区那些“我是 X书记，救救我”的声音有异曲同工的地方，他们同样是用某种个体姿态消解集体努力，让一场救人接力变得多少有些灰色幽默。不是不反思，但你总不能在救火车呼啸而过的时候要求讨论它是否有权违反交规。地震刚发生就打出反思大旗，相当于一个人已经提前写好了关于某个国度、某种体制的所有反思文章，加上“地震”二字就交差了。换成火山爆发、海啸、山洪等自然灾害均可如法炮制。
许知远的幼稚曾经也正在骚扰他的灵气，这个能把文字排列得很有意思的微电子毕业生不能幼稚地认为任何线路接上都可以生产功效良好有益人类的电子产品，有些线路是不能接错的，不管接的时候焊工如何巧妙，它总会在某一时刻短路。那个忧伤的年轻人许知远，请你真正忧伤，好吗？
说到余秋雨，我想起九年前当记者时跟他的某些接触，他那时候更像个老师，准确地说是大学中文系辅导员，旁边“小鸟”是漂亮的马兰。现在余秋雨的模样，几乎相当于流行于上世纪70年代的黑白照片上色，总让人怀疑他有时是涂唇膏甚至口红的，有点“娇”入膏肓的感觉。
余秋雨谴责了“天谴论”，但他谴责的样子就像在撒娇。我看到他在某大学回答某学生提问时的问答录，基本避实就虚，看不出他怒火撒向何方。我对他越来越多的对话体深感不满，这级别真是弄得太高了，赶上金庸跟池田大作对话了。另一方面我也明白了，于丹、易中天跟余秋雨之间的差距还是存在的，于丹只敢弄孔子跟学生的对话，还是“翻译”，余秋雨玩的可是自己跟学生的对话。对话体用得越多，人越神秘，越上神坛，因此，当我的朋友江小鱼在博客里老出现“答某某报记者问”时，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准备相机、纸笔，请江用他擅长的“童体”签名，这种问答体足可证明他可能成为名笔、名人啊。
余秋雨撒娇的姿态是狂风暴雨式的，他在回答中好像保护了朱教授，同时又像是揭发了他。我看完他的回答，惊叹于他的智商，深为其浩瀚的信息量所折服。所有人由此都激发出去探寻朱教授真面目的居心。这种居心并不叵测，倒有点像余秋雨大手指引导致。
撒娇的最高境界是别人看不出是在撒娇，纷纷自责关心对方不够。比如，我看完说口红、套子、《文化苦旅》什么的，就会扪心自问：当年我为什么不去关心这句关涉小姐提包私货的段子是真的还是谣言，相信了这句话这么久，我为什么不去考证一番就四处散播？一想到这，我投案自首的心几乎都有了。
一句题外话，余秋雨的朋友魏明伦也是撒娇高手，当年我为魏身陷某种人际纠葛采访他，他竟发来亲笔手书长篇反文，但我写稿当然求立场公允，于是，说他不好的流言和他的申辩都一并登了，结果老魏气得嘴都歪了，还说一辈子不会原谅我。我只当他是撒娇，后来在广州一次饭局上，魏很“高姿态”地说算了，原谅我了，我当时想，有什么原不原谅的，撒娇而已嘛，难不成真想捣鼓成“念奴娇”词牌啊。
一头独立特行的猪
不从人的角度，而从猪的角度看，这头因为张曼玉被领导宠爱的猪太容易失败了，我很为“猪的一生”担忧。
一头独立特行的猪
为了不跟王小波名篇PK，我选择了如上标题，歌颂一头猪，一头“特行”的猪，它真的很行。据某报说，这头猪经下乡扶贫的国际巨星张曼玉亲手喂养后，成了一个贫困县“县猪”，该县书记严肃指示，一定要把这头猪养好，以利用其为该县招商引资的“名片”。看来，现在国产名片的材质日新月益，沿海城市大连用足球，富豪演员杨子用纯金，贫困县则用名猪。
幸好有点冷幽默的书记没进一步开动脑筋，否则顺手把猪取名“张曼玉”也未可知。当然，他每天坐在官车里也不知道猪是公是母，本着严谨的为官之道，贸然取一个女明星名可能性不大。从书记带有想象力的指示揣测，他多半是一个诗人，放在“大跃进”年月，一定能写出雄浑壮阔波澜骤起的诗歌，远超今日之赵丽华老师，连名满天下的郭老都能颌首称是。
这个书记有点“搞”，当他被政绩两个字弄得心急火燎的时候，抓不住“人”就先抓撮“猪毛”。这头猪可是张曼玉喂过的啊。书记大人的逻辑大概是这样的：一头猪跟张曼玉扯上关系，那么它就是名猪了，本县知名度疯长，县境内无甚可观，今后投资者来了可以陪他们参观这头猪，吹不了牛，大可吹猪。可是书记唾沫飞溅时有没有想过：如果投资者知道该县有头跟张曼玉有关的猪后，立即决定在该县投资，那这个投资者不是大脑进水了，就是准备干点类似“洗钱”的勾当，因为没有这么弱智的逻辑。现在的投资者个个比“猴”还精，老鼠可能会爱上猫，试想：猴会爱上猪吗？
这件能载入我国部分官员笑话集的事例，其实可以引申出另外一种关切。我们有些可爱的明星到底知不知道自己被一些高智商不干正事的人利用到了何种程度？真是每一个毛孔都可能成为“面子工程”的道具啊。打着“明星牌”算盘的大大小小要政绩的官员，真可能以你们的一切当成“晋身”的包装纸。
老美也爱明星，据说当年猫王的一滴汗甚至鼻毛都可以拿来卖钱。但他们绝不会在几年后把加州州长官邸改建为博物馆。加州现任州长可是粉丝无数的动作巨星施瓦辛格啊，按中国某些官员的思维定势，这官邸可以成为旅游业的一个招牌，拿来赚钱，所以不能住人了。
我现在特别担心那头独立特行的猪，人可以疯，但猪很无辜，没理由让它也疯。书记说了，要好好喂它，吃好长好。可怎么好好喂法，书记没明说，我特别担心，这头猪受盛名所累，吃得太营养，会不会成为膘肥少动的一头懒猪。更可怕的是，现在猪肉价钱涨得厉害，老百姓餐桌上更喜瘦肉多的猪。因此，它的末路估计难招人待见。不从人的角度，而从猪的角度看，这头因为张曼玉被领导宠爱的猪太容易失败了，我很为“猪的一生”担忧。
关于“伪善”的终极PK
商业社会，任何公众人物的姿态都难洗商业味，难免带“作秀”色彩，本就不是圣人，所以没必要以圣人的标准去要求两位大师。
关于“伪善”的终极PK
越简单越有力量！越简约越像大师！
于是乎“下一站大师”的张艺谋、徐克、陈凯歌甚至冯小刚都争先恐后拍片名只有两个字的电影：《英雄》、《七剑》、《无极》、《夜宴》。两个字掩藏不住蓬勃野心，两个字照见“神坛”所处方位。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华语影坛很快就有跟黑泽明黑大师《乱》相似的一个字电影出炉了。
名字简约而不简单的李敖与金庸是早就有“大师”尊号了，因此不用再费尽心思将作品改个小名，《我将归来开放》改叫《归》，《射雕英雄传》改叫《雕》，这可能会冒丢失铁杆读者之虞，甚至被当成伪书。“伪善”可以，“伪书”不行。李敖曾经颇精辟地形容金庸“伪善”，但也有论者将这个“高帽子”戴在李敖自己头上，面对两人谁“伪善”的争执，最公平的做法是赶潮流来场PK赛。天遂人愿，几乎在同一时间，两位大师一位北上京华，一位东赴宝岛，媒体播报中一二场景又正符合我辈好事者“大师暗战”的冀期。当然，这绝非他们本意。
###在北上之前是在《李敖有话说》连打了好几期自己作品广告的，大有“不看我这本书的人都傻X”的嚣张气焰；而金大师也不是省油的灯，在台北机场他就开始将新版作品举在胸前，摆出的“poss”也是“快来买吧”。促销方式各擅胜场，但金大师的商业头脑显然是###需要学习的，因为他关于作品改编的部分细节早就公诸于世了，引众人翘首。本着大师与“简约”的正比关系，将韦小宝老婆的数目降下来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何“降龙十八掌”涨成了二十八掌就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不过，这个悬疑反而会增加金大师新版的神秘感。###呢，以前零星地看到他那本许多人都看不懂的《北京法源寺》欲冲击诺贝尔文学奖的新闻，这多半是在“娱乐版”，现在伴随登陆也有了“新著将出版”的豆腐块资讯，但更多的还是《李敖和他的女人们》诸如此类的“艳史”“野史”流传坊间，这些东西###大概是挣不到钱的。因此，从“有效传播”角度讲，办过报纸的金大师总归要比办过杂志的###成功。
大师似乎都有“健忘症”。
###无数次在书上、采访时说过不回大陆，在《李敖有话说》里也发过誓，这是我亲见的，因此，突然推翻立场，宣布要返京，还是坐飞机，内中转变也太大了，睿智如###者一下也不知如何圆这个场。看到###回答《北京晨报》记者就此提问时“顾左右言其他”的情景，真是全然没了“不是林黛玉，没有眼泪”的潇洒劲儿。金大师最让人记忆犹新的是开始时把张纪中那部被人诟病的《笑傲江湖》吹上了天，欢呼是自己作品改得最成功的一部，后来发现这部戏在网上被人恶贬后马上“顺应民意”改为批评，真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举这两个例子，似乎只想证明两位大师都“伪善”，五十步笑百步，但实情恰恰相反。我以为，在商业社会，任何公众人物的姿态都难洗商业味儿，难免带“作秀”色彩，本就不是圣人，所以没必要以圣人的标准去要求两位大师。“为了销量而选择表达方式”也好，“民意秀”“广告秀”也罢，他们做出任何举动都自有他们认可的道理，没什么道德评判的必要。不能要求金大师像梁羽生梁大师那样，书都快被人拍成系列了，却连徐克的面都没见过；也不能要求###像鲁迅那样，无一字是废话，无一句是垃圾。“金庸式伪善”抑或“李敖式伪善”是生存之道，大师都是大师，入世法则不同罢了。
我不能同意朱学勤等学者对李敖的判断，他对当下社会显然还有巨大价值；我也不能认同王彬彬等学者对金庸的判断，他对中国文学的确贡献匪浅。任何人都有青年、晚年，任何人都会从早上###点钟的太阳到夕阳，任何人都可能前后矛盾、判断失准，任何人对财富的合法要求都应受尊重。想赚钱不表示“泯然众人”，说错话并不代表就是“变色龙”，他们自知“失言也多”，他们还没妄称自己的话“一句顶万句”。对大师人格的过分苛求不仅徒劳，更是对生理规律的不尊重，年过七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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