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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默热红楼故事新勘-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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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原型应是高士奇的西溪山庄,这里曾接待康熙皇帝游幸一次,康熙为其题名“竹窗”;宝钗居住的蘅芜苑,原型应是西溪的“花坞”,这里面积比较大,历来是鲜花繁盛的好去处。另外,《红楼梦》开篇交代的“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说的应是西湖灵隐寺的三生石,“楼台高起五云中”,指的也应是杭州五云山。杭州西溪这么多景点名称与大观园契合,也间接证明了洪昇的《红楼梦》作者身份。
  洪昇的“遗民思想”很强烈,对南明时期那些闺秀名士的事迹很熟悉,《红楼梦》创作中,不可避免地要写进一些耳闻目睹的当时故事,这是小说创作的通则,不足为怪。南明著名抗清志士陈子龙,与洪家亲友关系密切,《红楼梦》中的“木石前盟”故事,借用的就是陈子龙与名妓柳如是的爱情故事。陈柳曾在“小红楼”同居,后来无奈分手。“红楼梦”一词,就出自陈子龙的诗。陈子龙号“无瑕词客”,书中就说他是“美玉无瑕”。柳如是与陈子龙痛苦分手后,嫁给了老名士钱谦益,这正是《红楼梦》中“金玉良缘”的出处。柳如是号“河东君”,书中的宝钗姓薛,薛与柳均为河东望族,宝钗称“蘅芜君”,亦可称“河东君”。钱柳结合后居住在“绛云楼”,书中就让宝玉居住的地方叫“绛云轩”。
  《红楼梦》中的“甄贾宝玉”借用的是南明时期的“真假太子”;所谓“四大家族”,借用的是南明朝廷“马史王钱”四个权臣;所谓“元妃”和“三春”,借用的是南明“三帝一监国”,元春生在大年初一正是显示《春秋》所说的“春王正月”身份。尤堪注意的是,《红楼梦》中姐妹们的好多诗词,都是套用的南明时期名士名妓的诗词,黛玉的《题帕三绝》,套用的是李香君的《诀别口占》,宝玉、黛玉、湘云的咏菊诗,从题目到内容,都是直接搬用的冒辟疆、董小宛和杨龙友之间唱和的《咏菊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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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五个题名者及其文化渊源(6)
笔者怀疑,洪创作《红楼梦》的过程,曾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康熙初期洪昇逃出家庭前,这时由于受家庭和师友的影响,民族主义情绪浓烈,生活又很优裕,所以是用南明志士及秦淮妓女悲欢离合的故事来写《红楼梦》的,书中所说的“末世”,指的是南明残余政权,书中描写的“金陵十二钗”,当然是以“秦淮八艳”等名妓为原型的。这一时期的《红楼梦》,当然是写妓女的小说。袁枚、明义所见到并题咏的那本《红楼梦》,就明确说“其中某校书犹艳”,应该就是前期的《红楼梦》。红学界说袁枚“此老惯会欺人”,说明义没有读懂《红楼梦》,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有厚诬古人之嫌。
  后一时期是康熙二十八年洪昇遭遇人生重大打击之后,盘山逃禅,举家南返,见到家园残破,姐妹夭亡,悲从中来,以自己和姐妹们的人生悲剧为基本素材,重新创作《红楼梦》。凡是熟读《红楼梦》的读者,都知道该书有两套神话系统,一个是绛珠神瑛还泪的故事,一个是顽石造凡历劫自述的故事。前一个神话系统,与洪昇的代表作《长生殿》的神话系统基本相同,似乎应是早期《红楼梦》的遗存。后一个神话系统,则是在“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奈何”心情下创作的神话架构,这正是洪昇经历了一系列“家难”之后心情的必然流露。
  《红楼梦》中揭示姐妹们命运的“判词”与“曲子”,好多难以理解,好多与姐妹们的命运并不符合。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应该也在于《红楼梦》前后两个时期的创作内容之不同,“判词”与“曲子”是早期就有的,而姐妹们的原型变了,所以变得不可理解或与命运不吻合了。其他如“真假两个宝玉”,“绛洞花王” 、“潇湘妃子”的诨名等等,也似乎是早期作品的遗存。
  第二节    五个来源与晚明文化气脉
  徐晋如教授在《〈红楼梦〉只是一个俗艳的女子》文中说,《红楼梦》是“晚明文化气脉”的产物,不过是对抗理学桎梏的“淫”风中的一个“俗艳女子”而已。晚明社会的文化气脉“金粉浮华而内里虚弱,极度放纵却又道貌岸然,满口色空理论却又满足于平庸的幸福,抱怨理学僵窒却又窒息人的生机,这是个极度女性化的时代,她对历史和现实的无尽哀怨和病态依恋荒谬地和平共处。” 
  《红楼梦》并不是晚明的作品。按红学界的通常定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创作时间是乾隆中期的十年间,似乎与晚明的文化气脉不搭界。其实,不搭界的不是《红楼梦》的“晚明文化气脉”,而是所谓的作者曹雪芹。乾隆以降,在清代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晚明的“乾嘉学风”,其代表人物和学风特点,明显是另起炉灶,并未继承晚明的文化气脉。如以纪昀、戴震、惠栋为代表的考据学派,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学派,以郑燮为代表的狂放学派,以吴敬梓为代表的讽刺学派,似乎都不是晚明文化气脉余风熏陶出来的。而康熙中叶以前,文坛流行的确实是晚明文化气脉。 
  实际上,晚明文化气脉,并非狭义的晚明,在清初又延续了近八十年,顺康两朝,文坛风气与晚明并无二致。明末清初,“坊间产生了大量的性爱小说和春宫图”,仅以数量来说,产生于清初的大概要多于明末。不止小说界如此,戏剧界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临川四梦”的影响下,明末文化气脉“产生了以水磨腔为特征的昆曲”。在清初涌现出了更多的“写梦写幻”、“言情宣淫”的传奇与杂剧,如《长生殿》、《桃花扇》等不朽名作。是清初文教管理机制的不完善和康熙大帝的相对开明,形成了一个文坛百家泛滥的局面。特别是从康熙八年到康熙五十年,清廷的文化管制相对宽松,使晚明文化气脉得以延续和发展。雍乾以降,朝廷的文化管制日趋严厉,文字狱几乎年年发生,文风也因之大变,完全不具备产生《红楼梦》的适宜土壤和气候,只能产生出《阅微草堂笔记》、《儒林外史》、《野叟曝言》一类的作品,戏剧界属于“雅部”的昆曲也渐渐衰落了,为民间喜闻乐道的“花部”渐渐大行其道,“徽班进京”后,由“花部”演变而来的京剧终于取代昆曲占据了统治地位。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曹雪芹成年后的生活时代是乾隆朝中期,他不可能继承发展晚明文化气脉,换言之,他写不出《红楼梦》,就像今天的年轻作家写不出巴金的《家》、《春》、《秋》三部曲一样,《红楼梦》又不可能是晚明所创,那么,惟一的可能就是《红楼梦》是康熙前中期的作品。康熙朝的士大夫和朝野文人,在声色犬马方面不输晚明,“典型淫声”昆曲的滥觞,也比晚明有过之而无不及,写“意淫”即“极端自恋癖外化”境界的小说也触目皆是。《红楼梦》表现的生活场景,应是晚明文化气脉延续至康熙朝的,达到登峰造极程度的,“在欲望的放纵中沉沦”的贵族生活盛极而衰的历史画卷。
  

《红楼梦》五个题名者及其文化渊源(7)
“晚明文化气脉”的典型代表,要属《红楼梦》中建造大观园的“老明公山子野”了。这个人在书中并未正式露面,但却十分重要,因为《红楼梦》中最主要的生活舞台大观园,就是“山子野”老先生,按照“山子野制度”规划建设的,大观园之美,证明了山子野老先生造园手段之高,凡是读过《红楼梦》的人,似乎都对这位“山子野”老先生的印象很深刻。
  印象深刻的原因,除了大观园造的好以外,似乎与这个人的奇怪名姓也有一定关系。首先,《红楼梦》书中称呼他为“老明公”就有点怪,按照古典汉语习惯,“名公巨卿”一般是指官做的大,社会声望高的人,按照这个习惯,《红楼梦》中把山子野应该写作“老名公”,而不是“老明公”,难道以作者的八斗之才,还会写别字么?似乎不应该,那么,故意把“老名公”写成“老明公”,作者一定另有深意。
  这个“老明公”不仅称呼奇怪,姓名也大成问题。中国百家姓中有“山”姓,虽然冷僻一些,但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个“山子野”似乎并不姓“山”,红学研究中,好多著名红学家都认为,“山”并不是他的姓氏,“山子”二字是一个词,表示他善于叠造园林中的假山,“野”也许是他的姓,就是“一个姓野的善于修造园林的工匠”的意思。譬如,当年监造北京故宫的人,就称作“样子雷”。
  但这样解释问题就更多了,首先是中国是否有“野”姓大成问题,日本人倒是有姓什么“河野”、“星野”的,也许笔者孤陋寡闻,迄今没发现中国有“野”姓。其次是即使是真的有个姓“野”的造园工匠,也谈不上“名公”。在中国古代三教九流中,“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一个造园的工匠,怎么有名气也轮不到“名公”的称谓,就是那个造北京故宫的“样子雷”,也不具备“名公”的资格!
  红学界一般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曹雪芹的太爷曹玺和爷爷曹寅,都曾任江宁织造。织造府有个西花园,有人认为就是《红楼梦》大观园的原型。问题又来了,江宁、苏州、杭州三大织造府,是明朝设置的,清朝不过是承袭而已,曹雪芹的祖上也未闻新造什么花园,根本用不着请“山子野”来对园子“规划制度”啊?再说,曹家在江南时,曹雪芹尚穿着“开裆裤”,对这个园子以及园子的制造者,也不可能印象深刻啊!
  “山子野”考证不是红学研究中的什么大问题,但也确实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死结。红学界的专家们有一个最省力气的投机取巧的绝妙方法,就是一旦什么问题说不清,就统统归结为作者曹雪芹的“杜撰”,对“山子野”这个死结,也只好如此。小说创作允许杜撰,但杜撰也要有为何如此杜撰的道理啊,如果连这个道理也说不清,恐怕就是无奈情况下遮羞的托词了。
  其实,不止是“山子野”,《红楼梦》中交代的许多同该书创作有关的人物,如“石头”,“空空道人(情僧)”,“东鲁孔梅溪”,“吴玉峰”,“棠村”等,红学专家在曹雪芹身边都找不到原型。这是为什么?说到底是百年红学从根本上就错了,从一开始就没有找对《红楼梦》的真正作者,当然也难以找到上述人物的生活原型!当你抛弃了“胡家店”,跳出了“曹家庄”,跟随笔者到《红楼梦》的真正作者——康熙朝的大文豪洪昇身边一游,这些人物的原型,一个个便都清晰地跃然纸上!
  “石兄”的原型便是以盘山“摇动石”自况的洪昇自己,“空空道人(情僧)”的原型就是洪昇的老朋友、盘山“青沟峰”的住持“拙和尚(拙道人)”,“东鲁孔梅溪”的原型就是洪昇的老师、著名的诗坛领袖东鲁王渔洋,“吴玉峰”的原型就是洪昇的忘年交、著名“西昆体”诗人、玉峰(昆山别称)的吴修龄,“棠村”的原型便是与洪昇外祖父同殿称臣的大学士、著名“馆阁体”诗人梁清标,棠村是他的号,他的诗集就名为《棠村集》!对这些人物的考证,在笔者的系列文章中都有详细描述,这里不再重复。《红楼梦》开篇交代的这么多人的原型,都在洪昇的身边同时聚光,而在曹雪芹身边无踪无影,应该说这是《红楼梦》的著作权属于洪昇而不属于曹雪芹的铁证!
  “老明公山子野”也是如此,如果你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山子野”便无踪无影,如果你相信《红楼梦》的作者是洪昇,“山子野”的原型便会清清楚楚地浮现在你的眼前,令人不能不拍案叫绝!“山子野”究竟何许人也?他就是明朝末期大名鼎鼎的风流文人施绍莘是也!施绍莘,字“子野”,号“山翁”,洪昇就是用他的号为姓,用他的字为名,写入《红楼梦》中的!说他是“老明公”,就因为他是明朝人,而不是清朝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根本不是什么杜撰,一点含糊也没有!
  

《红楼梦》五个题名者及其文化渊源(8)
施绍莘的确切生卒年份,笔者尚未考证清楚,但知道他是明万历至崇祯年间人,有他的作品《瑶台片玉》集可以证实。他与明末著名文人陈眉公是松江(今上海松江)同乡,私交甚密,唱酬往来很多。据《乙丑百花生日记》记载,这年陈眉公六十八岁,施绍莘自己三十八岁,小眉公整整三十岁。陈眉公生卒年代是清楚的,生于1558年,逝世于1639年,由此推断,施绍莘应生于1588年。乙丑年为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这一年施绍莘虚岁恰好三十八岁。
  施绍莘身后名气并不算大,但生前的名气确实大得很!明朝末期,江南文人几乎普遍呈现病态的言情狂潮,而施绍莘顺应了这股潮流,成为当时名动天下的言情圣手!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一生有两大爱好:一是创作言情套曲,二是修建私家园林。《红楼梦》书中安排这个“老明公山子野”来修建大观园,实在是最合适的不二人选!
  《瑶台片玉》甲种上篇记载:“予山居在东西二佘之间,其地土肥水滑,宜花便木。丙辰冬,作半间精舍在山腹,明年作就麓新居在山足,不五六年,树可荫人,而竹皆抱孙矣。更以亭台庵阁,点缀其间,虽不事华饰,然自是幽微妍隐。春花发艳,秋木陨黄,屋角参差。巍巍前山对,几个人只在艳腾腾群花内,盖实录也。夫吾辈进不能膏雨天下,若退又不能桔槔灌园,是真天地间一腐草,亦乌用此四大为?予自分无洪福,不敢负淡缘,凡移花接果之方,开畦疏水之法,莫不悉心悉力为之。近幸有小成,花木畅茂,禽留不去,山隐转奇,桥柳台松,古秀妩媚。春深秋早,日美风恬,得与村翁渔叟,觞花问竹于其间,或令椎髻孟光,携东阁中人,窥花红调竹粉,媒花斗草,以为乐。”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施绍莘确实善于造园,并曾在松江佘山自己的家园内亲自造成一个十分美丽的园林,每日在其间自得其乐。问题并不仅仅在于造园的工艺,关键是文人造园,而不是匠人造园,并且是一个“情痴情种”造园,这就与《红楼梦》的主旨密切相关了。“巍巍前山对,几个人只在艳腾腾群花内”,既是施绍莘造园游园的实录,也是《红楼梦》中大观园生活的实录。
  洪的故园在杭州西溪的“洪园”,是从南宋传下来的、明代两次扩建的一座历史悠久的府邸园林。根据历史记载,这座园林前后经历过三次建设:第一次是南宋高宗御赐的“国公府”,第二次是明朝成化年间洪钟重建的“洪园”,第三次翻建洪园是在万历四十六(戊午,1618)年,根据明末著名官僚文人冯梦桢记载,洪园翻建后,在当时杭州西溪的诸多园林景观中,是规模最大,景色最美的一座园林。
  洪家这次翻建洪园,目的是什么,是谁主持施工,未见历史记载,但这个时间与施绍莘修建佘山花园的时间却是相同的。施绍莘建花园的时间是丙辰年,即万历四十四年,也就是1616年,早于洪园翻建两年,如果当时洪家请施绍莘“规划制度”洪园的翻建,应属合理推断。当时江南私家园林多为文人主持修建,讲究文化品味,例如著名文人李渔,就曾为很多大家族主持修建过不少园林。施绍莘帮助洪家建园,以他本人的名气,以及他在佘山的园林名气,是很自然的事情。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洪园是否是由施绍莘这个“山子野”主持修建,关键是这个“山子野”对洪人生及思想观念的影响,对《红楼梦》作品主旨和内容的影响。洪昇出生于清顺治二年(乙酉,1645),与施绍莘并非同时代人,施绍莘当为洪昇的祖父一辈。但洪昇出生后直到整个青少年时期,却正是施绍莘的言情套曲在社会上大行其道,影响深广的时期。据《瑶台片玉》甲种中编记载:一天夜里,施绍莘写了“南北宫长调各一,已而天明,花日在窗,亲故以予之至也,少长并集,见诸绮语,争录之而去。顷刻间,遍布墟落。更岁余,见村中小儿《大学》《序》首空处,有遍书予词者,亦大可笑矣。”洪昇从小就受言情思想熏陶,一生最爱词曲创作,《瑶台片玉》中描写的学中小儿在《大学》课本空白处抄写施绍莘套曲的行径,应是包括洪昇在内的当时江南小儿的滑稽举动,《红楼梦》中描写的宝黛读《西厢记》,封面盖着《大学》《中庸》一类封皮,与此绝类。
  《红楼梦》中描写的宝玉与姐妹们在大观园中的诸多风流雅事,用施绍莘的话说,全部可以概括为“几个人只在艳腾腾群花内”!其实,《红楼梦》中的好些思想,都可以看出受了施绍莘影响的明显痕迹。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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