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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范儿-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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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短，学术上骄傲自大，是我的最大毛病。”不过，他又说，“但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陈寅恪、胡适当不在此列。但他对业师刘师培却颇有微词，认为他“著述征引的材料，有时只凭记忆”，所以难免失误。
且先看几节他的自述，以及与弟子谈话时对他人的评论。
“前人校释是书，多凭空臆断，好逞新奇，或者所得，亦茫昧无据。”（张德光《庄子补正》跋）“这两位诗人（元遗山、吴梅村）的诗，尤其是吴梅村诗，老实说，比我高不了几分。”（王彦铭《刘文典先生的一堂课》）“弟近来所发见的，在老大哥面前，说句狂话，实在比石臞、伯申贤乔梓的东西坏不了许多，要比起曲园来，竟可说‘好些’呢！”（《刘文典全集》卷一，第807页）“别人不识的字，我识，别人不懂的篇章，我懂。你们不论来问什么问题，我都会予以解答。”（郭鑫铨《初识刘文典先生》）
据传20世纪30年代末，在西南联大上课时，他偶然提起跟章太炎学《说文》一事时，顺便说了一句“鲁迅也参加学习”，同时一举手伸出小拇指。解放后有人揭发他反对鲁迅，刘辩称“那是尊敬他的表示”。伸小拇指是褒是贬，已无从考证。本意如何，唯刘文典自知了。
刘文典的《庄子补正》共10卷，于1939年出版。由于不肯轻易誉人的陈寅恪也作序赞曰：“先生之作，可为天下之慎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刘文典由此获“庄子专家”的美誉。每上《庄子》课时，开头第一句总会自负地说：“《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言下之意，他如不懂，别人就更不懂了。曾有人问他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口出狂言：“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文典。”学界流传的另一个版本是“有两个半人懂《庄子》”。除庄周、刘文典外，还有“半个”，那“半个”，一说是指日本某学者，一说指冯友兰或马叙伦，因他俩都曾从哲学的角度讲授过老庄。
刘文典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二人曾在西南联大共事。在昆明时，某日空袭警报响起，师生们争先恐后到处跑，刘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身体羸弱，视力不佳，行动更为不便。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同学要搀刘，刘不让，大声叫嚷：“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搀扶陈先走。而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面露不悦之色，于是他对同行的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替谁跑啊？”
刘文典看不起文学创作，他认为“文学创作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一次有人问他可知道名噪一时的巴金，他喃喃自语：“我没听说过他，我没听说过他。”昔日在西南联大他也不把朱自清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放在眼里。刘文典曾言：“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元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该拿4块钱。”
西南联大青年教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因教务繁忙，陶久没去拜见老师。某日，陶拨冗专门拜访。一见面，刘文典就劈头盖脸地把他一顿臭骂，说他是“懒虫”、“没出息”，“把老师的话当耳边风”。陶光被骂得莫名其妙，忍无可忍正要反击时，刘文典一拍桌子，更加大声说：“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的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吗？”口气由硬变软。陶光听到老师是想把自己当作“吹牛的本钱”后很受感动，几乎破涕为笑。师生的情谊从此更深了。后来刘文典特地请陶光为自己的著作题签。
西南联大时，刘文典的学生李埏在向他借的一本《唐三藏法师传》的书页中，发现了一张老师用毛笔画的老鼠，遂要求老师解释。刘文典听后大笑不已，说自己在乡下看书时点香油灯，灯芯上的油会滴在灯盘上。一天深夜他在灯下看书时，见有老鼠爬到灯盘上明目张胆地吃起了盘子上的油。他本想打死它，但转念一想，老鼠是在讨生活，我读书也是为讨生活，何必相残呢？于是随手用毛笔画了一幅老鼠像夹在书中。李埏感慨：“先生真有好生之德！”
刘文典在课堂上往往会发惊人之语。一次，学生向他讨教如何写好文章。他信口说：“只须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学生不解。他说：“‘观’，是要多观察；‘世’，是要懂得世故；‘音’，是要讲究音韵；‘菩萨’，即是要有救苦救难，为广大老百姓服务的菩萨心肠。”
梁启超：革命先驱，国家脊“梁”
梁启超（1873。2。23—1929。1。1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著名学者。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
“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
1890年，17岁的梁启超在同学陈千秋的引荐下拜会了33岁的广东南海人康有为。
初次见面，两人竟从早上8点聊到晚上7点。此前梁启超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康有为给他打开了一扇西学的大门，立宪、维新、变法，这是一条全新的道路。梁启超觉得以前学的不过是科举考试的敲门砖，不是真正的学问。于是，他当场拜康有为为师。当时的梁启超已是举人，康有为却只是一名监生。
康有为在广州修建了一所万木草堂，开馆授徒。万木草堂为期一年的学习使梁启超获益匪浅，他后来回忆说“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同时，梁启超的学识和辩才，也开始在康有为的诸多弟子中脱颖而出。
可惜，神州虽大，却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这是一个被内忧外患困扰的国度，平民以不谈国事为戒律，政府贪污腐化无能，对外只希望妥协可以换取短暂的和平，对内则盘算着同洋务运动后兴起的民营企业家争夺财富。
1895年春天，梁启超跟康有为一同进京参加会试。4月，《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梁启超和其他举人们愤怒了，在康有为的振臂一呼下，1300多名举人签名上书，敦促朝廷拒绝和议，着手改革。史称“公车上书”。
这次会试，康有为高中进士，梁启超却榜上无名。出现这样的结果并不奇怪，因为主考官是守旧派代表徐桐，对变法维新深恶痛绝，凡是文章中有离经叛道的，都将摒弃不录。巧合的是，徐桐先看到梁启超的考卷，见通篇都是恣意发挥的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以为是康有为的，当即刷了下来，康有为的考卷却因此侥幸过关。即便如此，副考官李文田还是颇为欣赏梁启超的文采，在文末颇为惋惜地批道：“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公车上书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康有为决定另辟蹊径宣传维新思想。1895年8月，他创办了《万国公报》，随《京报》发行，赠送给王公大臣阅读。梁启超作为主要撰稿人，撰写了大量介绍西方、宣传变法的文章，用饱含深情的文笔打动了许多上层人士，当康有为发起成立“强学会”时，张之洞、刘坤一等封疆大吏纷纷慷慨解囊，出资赞助。
康梁的活动引起了守旧派的不满，次年1月，清廷强行解散了强学会。康有为应汪康年之邀，携梁启超南下上海，筹办《时务报》。《时务报》的精华文章几乎都是出自梁启超之手，他强烈反对自强运动中的技术决定论，由于学习了明治维新的经验，他坚定地认为，为了使中国复兴，政治的改革比技术的输入更为重要。梁启超主张，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是彻底改革教育制度，提供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政治经验这方面的教育。基于这种思想，当湖南开办时务学堂，黄遵宪推荐他为总教习时，他欣然领命。1897年秋，他到达长沙。梁启超的名字引发了人们的热情，有多达4000个年轻人来到长沙报考参加入学考试，结果只有40人被录取。梁启超向学生宣传排满的激进思想，他们秘密重印和散发黄宗羲的禁书《明夷待访录》。为学生写的评语中，梁启超直言不讳地提到，在17世纪征服中国的过程中满人犯下的屠杀暴行，这在当时无疑犯了大忌。1897年冬天，德国强占胶州后，梁启超对清廷十分愤慨，他向湖南巡抚陈宝箴提议，如有必要，湖南应宣布脱离北京的中央政府。
在此期间，梁启超还不忘结交权贵，为康有为援引势力。当他去拜会湖广总督张之洞时，正值张的侄儿娶亲，宾客盈门。张之洞听说梁启超前来，当即撇下宾客，大开中门，将他迎进内厅，与之彻夜长谈。
国家命运危在旦夕，康有为回到北京，再次向清廷上书请求变法。和以往的上书不同，他的请求立刻得到了朝廷肯定的答复。1898年6月11日，光绪发布上谕，宣布变法。6月16日，康有为被召入宫，“百日维新”拉开帷幕。7月3日，梁启超也受到光绪召见。
可惜，满口的广东方言害苦了梁启超，“孝”被读成“好”，“高”读成“古”，皇帝听不懂他的话，大为扫兴，只赏了他一个小小的六品衔，任印书局编译。
比起康有为与皇上几个小时的长谈，梁启超的这次召见并不成功。从此，梁启超痛下决心学习官话，妻子李蕙仙自幼在京城长大，官话十分流利。梁启超流亡日本后，请夫人教他官话，妇唱夫随。
很快，他的官话口语水平大有长进，在社交场合得心应手，不再吃亏了。
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开始后，康梁等人根据皇帝授意，发布了不少实行新政的诏书，如设立学堂、奖励发明创造、改革财政等。
但是，变法的制定者们在政治上既不成熟也缺乏手腕，他们徒有激情而未顾及现实。改革官制，废除八股，取消旗人特权等，每一项改革都冲击着庞大的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维新党行动过于操切，言辞过于激烈，康有为面对一众大臣，竟然说出“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的狂言，实在是书生意气。情急之下，他们想到“围园杀后”。本以为看准了袁世凯，可惜，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并未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袁世凯察觉到风向不对，担心引火烧身，便跑到天津，将康梁等人的计划向直隶总督荣禄和盘托出。事态扩大了，康梁之“罪”已不是同慈禧政见不同，而上升到了“谋反”的程度。震怒之余，慈禧下令逮捕维新人士，“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
当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刚刚结束访华的行程，滞留北京。他对日本驻华大使林权助说：“救救梁启超吧！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在他和林权助的帮助下，梁启超剪掉辫子，换上西服，在领事郑永昌的帮助下，先逃到天津的日本使馆，再化装成猎户的模样，准备离津。25日，俩人在天津车站的月台上行走时，被梁启超的熟人发现并报告了官府，捕手很快追了上来。俩人跳进帆船，躲至深夜才敢开船，沿白河朝塘沽方向驶去。
捕手发现动静，又乘蒸汽船追来。眼看蒸汽船越来越近，梁启超绝望了，准备束手就擒。正在此时，停泊在白河上游的日舰大岛丸向帆船驶来。原来，林权助事先打过招呼，让大岛丸在此接应。梁启超终于摆脱了清廷的追捕，登上开往日本的大岛丸。望着苍茫的太平洋，梁启超心事沉重，思绪万端，写下“忍慈割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的诗句。
梁启超抵日后不久，康有为也在英国人的帮助下，从香港辗转来到日本。师徒相见，犹如重生，热泪盈眶。康有为告诉梁启超，他的老家被清廷查抄，幸好梁宝瑛和李蕙仙已携家人逃到了澳门。梁启超立刻给妻子写信，并将近照附在信中。在照片的背面，他写道：“衣冠虽异，肝胆不移。见照如见人。”
从共和派转向立宪派
流亡的生活并不平静。除了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外，在日本内阁大臣犬养毅家，梁启超结识了孙中山。
在以“得君行道”的康有为看来，孙中山倡导暴力反清，大逆不道，自己深受皇恩，断无与他合作的可能。
梁启超却没有丝毫成见，他乐于接受新鲜事物，从善如流，赞成革命，很快便与孙中山打得火热。当时，孙中山的声望无法同梁启超相比，很多东南亚的华侨和日本重臣都是由梁启超介绍给孙中山的。1899年夏，康有为被日本政府驱逐，离开日本去了新加坡。少了老师的掣肘，梁启超同孙中山往来更加频繁。其实，梁启超并非对孙中山笃信不疑。
不久，梁启超联合康有为的13位弟子给老师写信说：“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光绪）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
康有为接信后，怒不可遏，立即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梁启超表面上听从老师的话，内心却很不满。除了政见不同，经济的原因也很重要。梁启超流亡海外，主要靠办刊、卖文维持生计，生活清苦。而康有为声称有光绪的“衣带诏”，以保皇为名一路大肆敛财，掌握了百万巨款，却并未很好地接济梁启超。
到檀香山组织保皇会后，梁启超对当地华侨说，他组织保皇会，名为保皇，实则革命。此举顿时得罪了改良、革命双方，很多人指责他“挂羊头，卖狗肉”。然而没过多久，梁启超的态度就180度大转弯，彻底摒弃了用暴力革命建立共和的主张，转而支持开明专制的国体。
思想的转变源于他1903年应美国保皇会之邀游历了一番美国。在这片曾被他称作“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的土地上，他失望了。他见到鳞次栉比的高楼、兴旺发达的工业，却也见到了世纪之交的怪物——托拉斯，见到了马克·吐温笔下暗箱操作的“黑金政治”，更见到了华侨社会帮派林立、互相残杀的种种丑陋现象。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共和不适用于中国。信仰崩溃的梁启超写道：呜呼痛哉！吾十年来所醉、所梦、所歌舞之共和，竟绝我耶？吾与君别，吾涕滂沱。
回国后，他冷静地想了想，认识到以中国之大、国情之复杂、民众素质之低下，搞起革命来，一定是多年大乱。而最终收拾动乱的人，一定是有极大能量和权术的独裁者，到底还是专制。梁启超给革命开出的公式是：革命——动乱——专制。给立宪开出的公式是：开明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
从此，梁启超走上了坚定的改良主义的道路，利用各种渠道不遗余力地呼吁立宪。
革命党对梁启超的转变极为不满，他们在东京创办了《民报》，第三期就下了战书。一场立宪派同革命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论战拉开了帷幕。
革命派说：要自由，就得流血牺牲。
梁启超说：暴力革命得不到共和，只能得到另一个专制。
革命派说：日本、英国搞君主立宪，也要流血。
梁启超说：法国大革命，动乱80年，血流成河。其他欧洲15国，君主立宪，都和平完成转型。共和当然最好，但鉴于中国现实，只能从立宪做起。
革命派说：既然立宪是过渡，共和是最终目标，为什么把时间耽误在过渡上。
梁启超说：因为渐进改革损失小。
两派你来我往，革命派占据着《民报》，章太炎、胡汉民、汪精卫轮番上阵。立宪派只有梁启超孤身一人，阵地是他1902年创办的《新民丛报》。
通过和革命派的论战，梁启超确立了舆论界骄子的地位，并代替康有为成为立宪派新的精神领袖。
同时，在论战过程中，梁启超发明了一种介乎古文与白话文之间的新文体，后世称之为“新民体”。由于百姓和士子都乐于接受，新民体传播很广。用这种读者喜闻乐道的文体，梁启超写下感人至深的《少年中国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的铿锵之语激荡着那个时代无数年轻人炽热的心灵。
黄遵宪就极为推崇新民体，称赞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再加上梁启超善用“拿来主义”，直接将日文的汉字词语引入中国，诸如“政治”“经济”“哲学”“民主”等等，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而这其中，有一个词是梁启超的原创，那就是“中华民族”。
不过，梁启超文采横溢也是一件可惜之事，他写惯了报纸文章、论战文章，只追求打动人。他的一支笔可以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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