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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密码-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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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偌不帐 爸乙寰裙保ù黧铱刂频牧硪桓鎏匚褡橹└涸鹑宋那可俳贾锰乇鹑挝瘛Ｎ那砍錾碛谙娼侗叩氖来俚暮烂糯蠹遥俏奶煜榈�23代后裔，也是毛泽东的表弟。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生，由周恩来介绍加入共产党，由邵力子介绍加入国民党。他作为共产党的早期干部曾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历任连营团旅师长，也曾任四川省委常委和军委代理书记。他脱党后路遇程潜，加入国民党军统，成为戴笠手下干将。他和蒋经国有类似红色经历，年龄也差不多。戴笠告诉他，蒋介石要他定期和蒋公子谈话，讲解中国国内政情，继续洗脑，这样“太子”才不致于继续受到共产党影响。此后一年半的时间，文强每个月和小蒋见面谈话一次。
蒋经国倒很欢迎这种谈话，他从苏联回来不久，就被幽禁在溪口洗脑，对中国国情和官场习气实在了解甚少，有人来谈谈还不好？他和文强见面时很注意聆听，借此机会了解国民党内各个派系以及重要人物的习性、根底和特点。但是在谈话中，小蒋在苏联受到的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依然影响他的思想，对苏联的好感也不是一下子能从脑海里抹去，一不小心就从他嘴里溜出来。他经常以“大资产阶级”来称呼孔祥熙、宋子文这些蒋家姻亲，对这些当时的大人物显得很不恭敬。后来他接受文强建议，在谈及知名人物尤其是亲戚时，不要用这种不屑的说法。不过，蒋经国从一开始就不想借用他父亲婚姻关系带来的方便。文强虽然同情敬佩小蒋的观念，但职责所在也必须提醒小蒋，不要对苏联屡有好评。文强每次和小蒋谈完话，都做下笔记，呈交戴笠，戴笠再转呈给蒋介石。可怜贵为蒋委员长的儿子又是少将保安副处长的小蒋，仍然受到监视，不能随便说话的。
后来他发现，这种监视是太普遍了。蒋经国从苏联回到中国后，很快就发现国民党编织了相当广泛的情报特务网。当时最大的两个情报单位，一个是戴笠主持的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军统），一个是陈氏兄弟主持的中央统计调查局（中统）。此外，各军种、中央警察、省政府、中央银行及其他官僚机构，也全都设有特务组织机构，互相窥伺，也侦查日本及中共的活动。国民党军队政工人员不但监视军人，也针对特定民间人士进行侦察监控。这种普遍的特务情报网络，他倒不感到新鲜，他感到困惑不安的不是情报机关的任务，而是它们和中国传统的黑社会秘密帮会关系密切，像藤缠树树缠藤一样，错综复杂。他厌恶这种现象，蒋经国以后在他自己的辖区内，努力清除与黑社会的关联。不过，他依然相信非常需要维持一支秘密警察，情报网络也要搞，只是不要跟黑社会有瓜葛。
“蒋公子”不同凡响的行为方式令南昌百姓感到新鲜，也有好感，却令地方官员越来越头疼，告状的越来越多，甚至告到了重庆他老子那里。熊式辉一时也没有什么办法，只有寻找机会，把爱管闲事有些共产党味道的小蒋调出南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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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造册”告状到他老子（1）
熊式辉终于找到了挤小蒋出南昌的机会。
1938年春夏之交，赣北战事稍见平静，熊式辉决定创办集训区、乡两级行政骨干的“江西地方政治讲习院”，选定坐落郊区梅岭原用来集训学生的夏令营作为院址，派在保安处无事可做的小蒋兼任江西地方政治讲习院的总队长兼训导处副主任（主任是民主党派的名人许德珩），负责训练基层政治干部。
有事做就行。小蒋把拟定的办院初步方案给了喻松一份，要他加以研究提出意见。喻松看后，获知该方案把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都集权于总队，设总队长和总队政治指导员统揽其事。他认为总队的职责过重，似应设置相应的机构以补不足。小蒋便恳切地要喻松去和他共事，并希望他能出任总队政治指导员之职。喻说：“保安团的工作怕离不开。”小蒋说：“这个你不用去管，完全由我去办。”
几天之后，地方政治讲习院的组织方案和主要负责人选都决定下来了。熊式辉本人兼院长，省政府委员肖纯锦兼教育长，下设三个处和军训总队。教务处长王造时，教育厅厅长程时痊兼副处长；训导处长许德珩，小蒋和民政厅厅长王次甫兼副处长；建设厅代厅长杨绰庵兼总务处处长；蒋经国任军训总队队长，原保安二团长曾戛初兼副总队长（因筹建预五师未到职），喻松任总队附。雷洁琼为妇女连生活指导员。教师中多系民主党派知名之士，学者名流，如孙晓村、潘大逵、彭文应、程希孟、许鹏飞、陈忠经、罗时实、熊芷、沈兹九、刘清杨等。中###员夏征农亦参加任教务处出版股股长，主编院报。该院第一期招收和调训区、乡、镇人员共1200余人，训练期为三个月。参加受训者，一部分是沪宁沦陷区流亡的大中学校青年学生，另一部分是江西省本地人中志愿担任地方各级行政干部的人员。入学前均须经过甄审和考试。
一开始，蒋经国、曾戛初和喻松便把军训总队的工作全盘规划出来了，计划将千余名学员分别不同班次编成三个营、十二个连，以便实施军事训练和生活管理。可是，大批的军事干部来自四面八方，行动难于划一。为了使他们对学员的生活管理有个明确的认识，对军事训练有统一的规范，于是赶在5月1日开学之前，对军事干部进行了一次统一步调的短期教育。
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高潮时期，熊式辉为了迎合这一历史潮流，有意把讲习院办成江西的“民主橱窗”。因此，延聘来的导师，如许德珩、王造时、罗隆基（未到职）、雷洁琼、潘大逵等人，都是较为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而且把现任厅长列为副职，就更见其标榜的用心。
开学不久，天气阴凉。有一天在操场上开会，场上建有一个小讲台，那是给首长预备的，可以遮阴避雨。大会由兼院长熊式辉主持，省府委员肖纯锦等也来参加，他们都站在台上，熊式辉在讲桌后“训话”。本应也在台上的蒋总队长，穿着一套褪了色的草黄色粗布军装，腰扎士兵皮带，光足丫子蹬草鞋，站在台下听讲。
开会不久，忽然天昏地暗，大雨滂沱。站在场子上的官佐学员，当然是硬着头皮淋雨，尤其是蒋总队长，站在前列，正好在讲台滴檐下被淋得更凶。熊式辉请他站上台去，他谦逊不肯上去，一直站在那里不动，全身上下一齐湿透了。弄得熊式辉挺尴尬，内心感到不安，也不好夸夸其谈了，草草结束讲话之后，对左右说：“把讲台的顶棚拆掉，开会时下雨大家淋雨，要同甘共苦嘛！”
次日顶棚果真拆掉了。以后熊来开会时，也轻车简从，不再讲究排场了。小蒋的作风把他将了一军。
熊式辉举办讲习院的目的，除了装点“民主橱窗”，主要是在蒋介石面前夸耀他那套能从根本上巩固政权的所谓“新县制”，并东拼西凑地编出一套“理论”，说什么“中国的行政制度是个倒宝塔，头重脚轻，应该把它颠倒过来，才能稳如泰山。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充实基层，加强区、乡两级的力量，政权基础才能巩固”等等。
小蒋对于上司熊式辉的这套“理论”，始终不予表态。有一次，熊式辉刚上过大课之后，小蒋和喻松同站在总队部办公室门前，喻松故意对他说：“刚才熊院长说的这些，全是自欺欺人之谈，还是换汤不换药的老一套。”蒋经国听后，不作任何表示，只是一笑置之。
每当旭日东升，集合号音吹响之前，蒋总队长总是身先士卒，在操场上等大家集合。每天早上6时，全体学员例行半小时朝会。在朝会时，多半由许德珩先生或小蒋自己作简短的讲话。其内容大都是有关抗战的胜利消息，以及日寇的残暴行为，间或也讲些国际形势，勉励大家搞好学习，做一个革命干部；要大家动员人民团结抗日，争取胜利。尤其是蒋总队长一定要登台讲话，从不间歇，他说的是一口带着浙江乡音的“普通话”，讲得既通俗，又实际，而且措词生动，引人入胜，吸引着每一个学员全神贯注地静听。因而每天早上的朝会讲话，竟成了颇受大家欢迎的一节短课。
被人“造册”告状到他老子（2）
有一次课外活动，一个中队围了一个圈子席地而坐，唱歌唱得正热闹，蒋总队长也参加进来与他们坐在一起，队员们不约而同地鼓掌拉歌子：“总队长来一个！”他频频点头，笑容满面地说：“好好好，我唱一曲《大刀进行曲》。”
说罢，他和同来的副官二人对唱，虽然他的嗓子并不算宏亮，略带沙音，劲头却非常之足，唱到最后一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他弯着腰低下头，副官乘机双手比划着冲他头上砍去，引得全场的人哈哈大笑。
这天夜深人静时，队员们都沉酣在各自的美梦中。忽然有一个同学惊呼：“有贼！”大家“呼”地钻出了被窝。
只见一个人站在他床前轻声说：“不要叫，莫吵醒别人，肚皮要盖好被子，勿要受凉！”
大家睁眼一看，原来是总队长来巡视宿舍。第二天早晨朝会时，他对大家说：“昨晚我看了大家睡觉的样子，有的人赤身露体光着肚皮睡大觉，会受凉的；还有人穿着臭袜子睡觉，不卫生！”
江西地方政治学院开学不久，“四友实业社”（江西地方官僚资本经营的企业）在院内设置了一个贩卖部，给学员们香烟、糕点及其他日用品。喻松也同总务处打了招呼，让漆裕元在贩卖部的隔壁增设了一个书刊贩卖部，给学员供应宣传抗战的进步书刊。蒋经国也去看过，没有提出异议，多数人也认为有此必要。
可是不多几天，有位什么秘书得知书刊贩卖是喻松设的，便去问蒋经国。蒋经国半开玩笑地对这位秘书说：“设置这个贩卖部，事先我都不知道。但觉得有好处，给人方便。吃的能充饥，看的也同样充饥。”弄得这位秘书哭笑不得，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他常穿一身朴素的蓝布工装服，爱与工人、学生交谈，比较深入群众。小蒋虽然是“贵胄”，但不爱与上层人士打交道，出席校务会议时很少发言。任保安处副处长时，常当面严厉批评高级职员的官僚臭架子和不负责任，引起当时省里高级职员的恐慌，而得到一般人的同情。
在军训总队部，喻松同蒋经国住对面房可以说是朝夕相处，无话不谈。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而喻向他询问有关苏联的情况也比较多。总的说来，他对于苏联没有特别的好感，也没有不满的谈吐，总的评论还是好的。他较多地赞扬托洛斯基，但也没有贬低斯大林。
小蒋说：“托洛斯基有过人的记忆力。比如，用一百个人单行横排着，每人报个两位数字，等到最后一个人报完后的两三分钟，这一百个人所报数字的总和，托洛茨基便正确地说出来了。”
小蒋还说，托洛斯基的军事指挥才能，也素为苏联红军所称道。他颇称颂苏联红军的纪律性和苏联人民的警惕性。他说：“苏联红军执行命令十分严格，凡是规定不能越过的警戒线，任何人也休想前进一步。警戒人员的态度很好，能耐心委婉地向你解释，也很有礼貌地和你说明道理，但原则是决不会放弃的。不管在城市或乡村，只要发现一个陌生人，大家都会警觉起来，会自动地严加监视，一定要把陌生人的来踪去迹查得一清二楚，否则决不轻易放过的。这一切，都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蒋经国还告诉喻松：“苏联的军事力量是相当强大的，尤其是空军，已大大超过美国。苏联现正派出大批空军支援我们抗击日军，南昌将成为苏联红军的驻留基地。”
蒋经国是位闲不住的人。他常说：“不怕工作忙，就怕没事作。”在讲习院工作时，蒋经国身强体健，又爱劳动，干劲很足，与学员同吃、同住、同上课，以身作则，表现出一股朝气。每逢星期六，还带领学生打着赤膊和赤脚，清扫讲习院内的厕所，挑大粪送到农民的地里。夏收期间，他曾几次率领全体学员帮助附近农民抢收抢种。他对插秧割禾样样在行。
星期日上午，他带领学员下田参加义务劳动。他身穿工作服，赤脚穿草鞋，带头下水稻田，帮农民拔草。当地农民耘田完全靠双手双脚，弯着腰用手拔，双足踩，劳动强度大。在炎日如火，泥水蒸人，稻叶如刀，苗茂不透风等条件下，就是从小做惯的农民，也视耕田为畏途。俗话说：“读书人怕考，种田人怕拔草。”但是蒋经国却率领学员一下田就半天，不怕烈日晒，不怕溽暑蒸，不怕田里污泥脏，不怕苗里不透风。学员见到总队长以身作则，也就拼命去干。农民见到他这样不怕苦，为他们义务劳动，无不感谢。
有一次外出劳动，下乡去帮农民插秧，队员雷少山是一个在小集镇上生长的小伙子，没下过田。当他正在全神贯注地躬着腰杆插秧时，偶然看到左腿爬上了一只蚂蝗，正在津津有味地吸他的血，他吓得惊叫起来，不知怎么办。这时左侧有个人，用手掌替他拍落，还慈母般地说：“这怕什么！”
被人“造册”告状到他老子（3）
他抬头定睛一瞧，竟是蒋总队长。他不觉为自己的大叫大喊脸红，再看总队长插的秧，整整齐齐，笔直顺溜，不由得打心眼里佩服。
休息时，他对喻松和雷少山说：“我在苏联参加过劳动，种过地，打过铁，还扫过厕所。回来后，很长一段时间没劳动，现在手指也显得细了。”
政治讲习院是高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有些人不把小蒋放在眼里，对蒋总队长从苏联列宁格勒政治军事大学学来的军训这一套，不加欣赏。但是每当小蒋率领学员义务劳动、收工归来的时候，看到他们浑身大汗，半身黄泥半身水，整支队伍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抗战歌曲走进院大门的时候，许多教师、职员也就心悦诚服，自愧不如了。
训导处主任许德珩是一贯支持蒋经国的。他常在留学欧美的教师面前说：“小蒋能带头赤脚下田劳动，这种不怕苦的精神，是我们之间办不到的。我们应该认输，承认不如他。”小蒋对这些老人也以父辈视之，以晚辈自居，谦虚谨慎，恭而敬之。
在讲习院要结束时，喻松发现第三营营长在学员伙食上有贪污行为，便据实转报了蒋经国。他把这位营长找来，大动肝火，当众厉声斥责：“你还要不要做人？你这么搞，就离太阳远离土地近了。”
喻松同蒋经国去看过好几处难民收容所。有一次他们到石头街难民营吃了一餐饭，办得还好。一问难民，都说：“只有这一餐好。”蒋经国便批评了乱弹琴的所长。
蒋经国不只是光看难民们的住、吃情况，而且还深入难民之中去询问温饱，并调查难民中能为抗战出力的人才，一有发现，随即登记。例如，韦安仁是小学教员，蒋经国把他从难民收容所调到讲习院军训总队搞文书工作。韦后来跟蒋经国到赣南，当了定南县县长。如遇到难民控诉管理人员克扣伙食，他轻则当众斥责，重则转知有关部门撤换。可见，蒋经国对于他所认为的“四害”，确乎是深恶痛绝的。
当时，讲习院预定8月份停办，喻松顺便问蒋经国：“下一步作何打算？”
他答得干脆：“两个打算，一个是去西北开垦；一个是在江西选个县来作实验。”
大约是1938年的7月上中旬，正在讲习院临近结束阶段，蒋经国勿匆忙忙跑来对喻松说：“老头子来了电报，要我火速回去，这里的事情你照应。”
喻松说：“目前没有什么，不过在结束前你得赶回来，那时可能有许多事要处理。”他连说了几声好之后便大步走了。
这一去就是半个多月，直到7月底才回来。小蒋一回来便急着向喻松询问工作情况，是否有什么遗留问题得解决。
喻松告诉他：“结束工作基本解决。各县保送来的学员已悉数回县，只剩下在南昌招考的几十名区指导员班学员尚留院等候分配工作。”
小蒋立即拉喻松同去民政厅找王次甫厅长。他说明来意后，王次甫一面表示设法解决，一面又诉苦说：“我是老牛拉破车，分下去的人县里不一定接受。”
蒋经国却一变常态，用严峻的口吻对王说：“这个事你要负全责，务必在最近几天里分下去。”用这种责备的语气对人说话，在小蒋是极少有的。
这次蒋经国一回来，喻松就发现他情绪不对头，他变得表情深沉，素有的那种蓬勃朝气也消失了。
第二天晚上，喻松去到他的卧室，他正坐在桌边思索什么。喻松先发问：“这次何以去了这么久？究竟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他咳了一声说：“一言难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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