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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密码-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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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规规距距爬了几步,起来说:“小李!我也要当一下猴子。”他显得谦和,但不肯吃亏,被部下骑了就要反过来骑部下。他骑在小李背上走了几步才罢,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他是用这种早操和讲笑话、游戏的方式,来发动和凝聚机关群众,让全专署各机关都像他一样朝气蓬勃和风风火火起来,以便带动全赣南都朝气蓬勃和风风火火起来,建设他的和赣南人民的新赣南。
每天7时半早餐,8时都到大公路一号合署办公地址上班。上班前举行升旗仪式,所有公职人员以专、县两级对口科室单位混合列队,齐集升旗台前,专署科长、主任为班长,县府科室科长、主任为副班长,班长点名向值星官报告当日实到人数。有特殊情况不能赶到升旗的,应事先托人向班长请假。无故缺席者,一次警告,二次记过,三次记大过。蒋专员未出差时,一般都参加。仪式前,主持人讲话,内容多半是昨天发生的突出事情或批评某科室、某人,有时也布置当天公务。
蒋专员对公文处理很注意效率,他经常到各办公室抽查职员们的卷宗夹(按公文的时间性强弱,把卷宗分为红、黄、绿、白色四种),看看有无积压文件。专署规定:急件随到随办,紧要公文当天办出。重要公文三天内办出,次要公文五天内办毕,普通公文一周内办完,依据收发回文期计算,承办人员,如有无故积压延误的,视文件影响情节,轻则警告(升旗式前或纪念周时指出),重则记过、降职。蒋专员发现谁的办公桌抽屉杂乱不堪,也会幽默地当即进行批评。
蒋专员在赣州的时候,上午大部分时间在办公室处理公务,下午经常骑三轮摩托去农村、学校和专署所属县检查工作,去泰和省政府公干,有时也是骑车去。
他开动了全部宣传机器,大造“建设新赣南”的舆论。赣州当时是内地的小城市,人口不到十万,蒋专员到任时,已经有两份地方报纸,一份《赣南民国日报》是江西省党部在赣南地区的机关报,另一份商办的《三民日报》。它们有各自的背景,要这种报纸替蒋专员作宣传,当然是不可能的。于是蒋经国立即创办自己的机关报,名为《新赣南报》,又办了《江西青年》刊,办了新赣南出版社和文化书社。这样一来,就通过自己掌握的舆论工具把蒋专员建设新赣南的口号传播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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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新赣南”计划出台(3)
他感到这样还不够普及,看报看刊看书的人毕竟少。他要把“建设三民主义新赣南”的口号推广到民间,把这些动听的口号在赣南十一个县的城乡要道、公共场所等地用醒目的大字到处涂写,并通令各行政基层人员向全体赣南人民广为宣传,要求做到家喻户晓。他培养的三青团干部和宣慰团派上了用场,街头巷尾,特别在汽车站、轮渡码头、路边茶亭的墙头上都刷写了标语,没有墙头的就用木板,大字醒目标出“五有”:“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工做,人人有书读!”比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提出来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还要具体得多,动人得多。
他在苏联学会了造舆论的一套手法,声势造得很大,决心也下得很大,要“在极短的时间完成大量的工作”,“用很少人来发动几十甚至几百万人来工作!”只是开始的时候不见什么具体措施,连个具体促进的机构都没有,至于达到什么指标,更是无从谈起了,先轰起来再说。
当时有人就评论说,蒋专员这套计划不过是从苏联的五年计划、十年计划搬过来的,是脱离实际的“空谈”。
赣南当时没有一座高压电线塔,没有一处成型的水库,没有一部拖拉机;没有一所科学实验室;没有一所大学;专员公署没有一个曾经从事实际业务的工程技术人员……在这许多“没有”的基础上,要建设现代化的“五有”,谈何容易。但那么落后封闭的赣南,总得有人去改变,蒋专员既然有“太子”身份又愿意干事,都欢迎他折腾折腾,取法乎“五有”,仅得个“三有”“二有”的也好,总比什么都没有的强嘛。
后来建设新赣南的“三年计划”慢慢具体起来。从1940年起,他在赣州创办了“新赣南经济建设干部训练班”。先后培训了大约四百名左右的干部,分派赣南各县做基层领导工作。专员公署设置了一些经济开发单位。
蒋经国到任前,赣南的经济主力是矿业和落后的农业,生产品只够地区消费量的一半。他推动兴办工厂发展赣州工业,成立一些小型工厂,如碾米厂、烧窑等等乡村企业。从上海迁来缝纫机械厂、吉挺机械厂,以后合并为通用机械厂,以后又改名为气压机厂,再分为齿轮厂和赣南机械厂。现在赣州的江西省齿轮箱总厂 ,其发展历史,即可追溯到三十年代末蒋经国从上海迁来的两家机械厂。蒋经国还从其家乡奉化溪口迁去武岭罐头厂,对赣州食品工业的发展,也曾产生一定的作用。
小蒋还试行“耕者有其田”,在离赣州城十多里的吉埠,信丰县的游州,上犹县的广田,大余县的左拔,南康县的横市、坪市等乡村,搞了“耕者有其田”的示范区。其办法是按照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设想,把地主多余的土地收买过来,发给农民耕种,分若干年逐步偿还。新组训的农业官员下乡,鼓励农民养蚕,并发动每个“保”(百户为一保)挖掘一个池塘,不仅可以养鱼,还能用来灌溉菜园。
民以食为天,首先要解决“人人有饭吃”的问题。当时的赣南有许多老百姓吃不饱,但有三类人是没饭吃,一类是犯人,一类是讨饭佬,一类是鳏寡孤独残者。
小蒋解决第一第二类人的吃饭问题,先是救济,后来变救济为自力,犯人坐吃山空,讨饭的四处讨吃,没有保障。蒋经国仿效苏联的办法,办起强民习艺工厂,让犯人和讨饭佬都参加劳动,让有劳动力而没有自由或有自由而好吃懒做的人,自食其力。
鳏寡孤独残的人没人管,没饭吃,就让他们每天就到“救济食堂”吃饭去。
在赣州市体现“建设新赣南”则是开拓街道改善市容。蒋经国曾亲自带领专署人员到建国路参加拓路劳动。他身穿背心短裤,领唱着《大路歌》,领头拉石滚辗压路面,为建设新赣南干得十分卖力。
开拓街道改善市容需要大把的钱,钱从哪里来?小蒋有办法。
赣州市区北门外和赤珠岭、煤油场一带,隔河相望,却没有桥梁过河,往来行人全靠渡船往返,人在渡口候船既拥挤又费时间,很不方便。
有一次,日机轰炸北门城内的赣州发电厂,炸弹偏落在城外渡口附近。恰巧那天蒋经国和曹副官前往赤珠岭青干班,在渡口候船,不免受到一场虚惊。于是蒋经国想到不能使渡口停集太多的行人,那不是找挨炸吗?他要在这里修建一座浮桥,既可便利城乡交通,又有利于防空疏散人口。
建桥之议既定,但一时缺乏营建资金,不知哪位高人献策,由蒋专员出面请客,用即席写缘的方式,筹集建桥资金,桥名定为“忠孝桥”。
掏富人的腰包,小蒋认为是个办法。于是,事先发出宴请礼帖,把地方富绅、银行经理、企业老板均列为上宾,在赣州公园励志社设西餐,由蒋经国亲临作东。那天,赴宴者个个衣冠楚楚,他们看到宴厅里“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很够面子,人人兴高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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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新赣南”计划出台(4)
宾客次第来临,蒋经国频频引车请座,仪态谦逊,问话寒暄,宾客们更是受宠若惊。当白衣侍者递上香茗、点心,小蒋便起立发言,大意是筹建北门浮桥,邀请共商营建经费,希望大家共襄促成。开始,在座宾客对此倡议无不表示热烈赞成,但后来轮到掏腰包了就未免踌躇,由于对捐献数目未便硬性分摊,席间不免交头接耳,一番议论过后,仍未获要领。不料蒋专员成竹在胸,早有点子,他把事先做好的“福、禄、寿”三个字的彩券拿出,说明用摸彩方式作为认捐数额,凡摸到“福”字的认捐二千元,“禄”字的一千五百元,“寿”字的一千元。饭场气氛立即活跃,谁不想得到“福禄寿”呀!接着当众摸彩,开彩。结果中央银行经理李寿如摸到“福”字,应捐二千元;中国银行经理蔡慎斋摸到“禄”字,应捐一千五百元;赣南锡业管理处代理处长王邦范摸到“寿”字,应捐一千元。
蒋经国笑嘻嘻地拿着一张彩券交给王邦范,口里说:“恭喜你得寿字彩,认捐一千元。”王邦范只好认了。
因为“福、禄、寿”三个彩已分定,认捐基数差不多够了数目,其他在座的光大火柴厂经理余行鲁、江西建设银行行长胡钟英等人,就自动写上本人的认捐数目。这时,席间空气突然活跃。原来摸得头彩“福”字的李寿如,他的名字有个寿字,大家正在对他逗笑:“李经理既有寿,又添福,可谓‘福寿双全’,多捐一千元共襄善举,理当,理当!”弄得李寿如哭笑不得,欢喜地掏腰包认倒霉。
事后,大家都按认捐数付清了款。于是人们说:“蒋专员取财有道,花样也新鲜。”
扩建好街道,就着力整顿市容。当时赣州的街道和戏院,都由童子军中队的小孩维持秩序。这些从沦陷区收容来的难童,每天上课以后,他们的工作便是在公共场所值勤。赣州的戏院、电影院不准抽烟和戴礼帽、草帽(妨碍视线),如有发现,他们会先向你举手敬礼,然后请你到吸烟室去或请你把帽于取下来,很有礼貌,观众也不会对孩子有意见。那时,一些后方医院的伤残军人,在别的城市公共场所甚至大街小巷经常无理取闹,可是在赣州就不敢放肆。戏院老板每天按政府规定人数发给伤兵戏票,由医院实行轮流去看戏,没有出过什么问题。赣州的大街小巷都很清洁,也很难发现吵架相打的人,日常有警察和童子军巡逻,如经他们调解无效,马上被带去派出所评理,谁愿意因点小事去吃官司呢?街上的乞丐很少,这些乞丐平时被收容在养济院打草鞋、搓草绳,初一、十五才准上街讨米、讨钱。因为这些措施执行得好,所以赣州的市容有人说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
形式主义与群众运动结合(1)
苏联的“浮夸风”对蒋经国也不无影响,他当时不过30岁上下,年青好胜,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所以在赣南时期难免有作秀、浮夸的毛病。他建设“新赣南”有个突出特点,喜欢大轰大嗡,搞狂欢大庆,讲阔气摆排场,利用节假日大搞热热闹闹的群众活动。用他的话说,这叫做“动与力之美”。
1940年端午节,蒋专员在赣州发起“建设新赣南”龙舟竞赛,设冠、亚、殿军三个奖,各乡镇祠堂的龙船会纷纷报名参加。蒋经国将划木排的青壮年汉子组织了一个“御用”划船队,自己也参加了这个船队,到了端午节那天,喜欢看热闹的人们奔走相告:“去看蒋专员划龙船喽!”
建春门外河边,搭起了一座指挥台,两岸人山人海,赣州的许多大小官员及其太太小姐少爷们都来了,蒋专员的苏联夫人带着一双儿女爱伦、爱章也来看蒋经国参加的龙船比赛。
这时,赣江水面上十几只龙船一字排开,每只龙船的龙头龙尾都各具特色,其中有一条新船,打扮得特别漂亮,划船手穿着一色的对襟衣裤,头上扎白毛巾、腰扎宽布带,一个个威风凛凛,这就是排工队。好玩好热闹的蒋专员也一样打扮,坐在船尾掌舵。蒋专员的两个小孩一下就发现他们的爸爸在新船上,小兄妹大叫:“爸爸,爸爸!”当爸爸的也喜孜孜笑着扬手回答。
过了一会,裁判长的喇叭筒叫了一声,“预备!”枪声“砰”的一响,十几条龙舟同时出发,战鼓咚咚,船桨齐拨,激起朵朵浪花,拖出条条涟漪,好像十几条活龙贴着水面飞跃前进。那条打扮得最显眼的新龙船奋力飞跃上前,超过各船一大截,岸上观众大叫:“加油!加油!”“排工队加油!”
看样子这条新船是稳拿冠军了,没想到中间一艘木雕龙头龙尾的旧龙船不声不响地冲了上去,超过了新船,岸上有许多观众边跑边叫:“水东乡,加油!”“水东乡,加油!”水东乡的龙船越划越快,排工队的新船拼命划也赶不上,只听见岸上的人大喊:“排工队,加油!蒋专员加油!”蒋专员的小孩也喊:“爸爸加油!爸爸加油!”蒋方良急得用俄语叽哩咕噜喊“加油!”
这时,只见蒋专员急忙同擂鼓的打了一个招呼,两人换了一个位置,蒋接过鼓槌,紧了紧腰带,举起鼓槌大叫:“勇上们,冲呀!”他拼命擂鼓,勇士们拼命划,但总是差两三米赶不上去。
快到终点时,那只旧船不知是有意让蒋专员还是缺乏后劲,忽然慢下来了,这时只见蒋专员一下紧似一下地着力擂鼓,众勇士同起同落,奋勇向前。最后,这艘排工队的新船,在观众的鼓掌欢呼声中首先到达了终点——储潭,夺得了冠军。
1940年中秋节之前,他下乡去鼓吹和检查建设新赣南,走了好几个县,到达上犹的第二天,蒋专员突然心血来潮,改变计划,原定在这个县的视察日程缩短了,打算回赣途中顺路前往的南康县也过门不入了,决定提前赶回赣州。因为中秋节快到了,他要进一步去检查、过问他所独创的一年一度的“官民同乐节”(即传统的中秋节),是否准备得如他所部署的称心如意。
举行“官民同乐晚会”时,所有赣州市的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以及街道居民都要派代表参加。会上有他自己主持的一个节目,由他点名,被点名的人要登台听他的指挥,或唱歌,或讲笑话、故事、耍滑稽,或和他肩抱肩地跳舞。总之非演一个节目不可,不会节目的就要被他好不尴尬地捉弄一番。
这一次的“官民同乐节”,因为离他发出建设新赣南号召才半年,他格外重视,办得也格外隆重。置办了整整一百桌大菜的宴席,举行了足足一千人的会餐,名之为“千人之宴”。被邀请的人包括荣军、出征军属、孤寡老人、工人、农民、妇女、学生、干部等十个方面的代表各一百人。
老人们接到蒋专员的请贴,无不喜出望外,互相议论,传为佳话。赴宴那天,这些平日无人过问的孤寡老人,连乡镇长都不正眼看他们一眼,今天竟要成为专员的上宾,当然个个喜笑颜开,穿上压箱底的新衣,老太婆还插花戴朵,脚穿绣花鞋,兴致勃勃地前来赴宴。
而那些被邀请作陪的乡绅、经理、老板等头面人物,今番应邀陪客,心里不免十分尴尬、打鼓,少不得要破费或挨训。但又碍于专员的情面,谁也不敢说什么,只好硬着头皮虚与周旋。更为难的是菜馆老板,他们深知专员这番大开盛宴,既要价廉,还要物美。酒席配菜要做得光彩体面,又只能按“和菜”开账。亏老本是注定了,还要劳师动众,叫厨师到专署大厨房动锅火。几十桌餐器通通要搬到专署大礼堂听候使用。当时赣州的群仙酒楼、民志酒楼、时鲜楼、爵禄酒楼、岭南酒楼、不夜天、金陵酒楼等大餐馆,无不为此“官差”调兵遣将,忙得不亦乐乎,不亦苦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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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主义与群众运动结合(2)
蒋经国这天也穿戴整齐,春风满面,步入厅堂。会餐前举行了开宴仪式,蒋专员发表简短的谈话。他说,被邀请的人,有的为国家作出了贡献,有的为抗日作出了牺牲,有的孤寡无依无靠,值此中秋佳节,应该团聚在一起,共同享受这个良辰美景的节日欢乐。接着进行了赣州市前所未有的大会餐。
他举杯敬酒,表示热情慰问,场面十分热闹。这一天,全市的影剧院等娱乐场所都无一例外地奉命开放,免费让全体参加会餐的人凭证观看。此外,还给荣军每人发了月饼二斤,柚子一个,给出征军属每户发了慰劳金五元,表示慰劳。
酒残戏散,列为上宾的孤寡老人一路谈笑回家,而应邀作陪的各界上层人士,却是个个苦笑在心,闷气而返。
类似这样的群众性的活动,每逢春节、端午、中秋、元旦、“双十”和他老子的生日都是要大搞的。每当这样的日子,大街小巷要张灯结彩,各行各业要争奇斗胜,扎制五颜六色的提灯、龙灯、狮子灯等参加提灯游行。整个市区晚上灯火通明,鞭炮轰响。通宵达旦大闹所谓“不夜之天”。
1941年“双十节”,小蒋组织了五万人大检阅,模仿苏联十月革命红场阅兵派头。有五万余人的浩浩荡荡队伍走过主席台前,高呼口号,蒋经国模仿列宁、斯大林的姿势向受检队伍频频挥手致意,就差没有喊“同志好”、“人民万岁”了。检阅完毕,还举行大游行。
搞一次这样的大检阅、大游行,耗费的人力、物力和金钱,数字是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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