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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时代-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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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因此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不法之徒。战争和国内动乱造
成经济失调与乡间警政瓦解，使这种灾难更大大恶化了。农民比城市居民更
加看重治安问题，因为他们一般更容易遭遇危险。既然治安是正常的和有成
果的劳动的首要条件，因而奇 …書∧ 網，对于全国来说再没有比恢复治安更为有益的事
业了。所以波拿巴的威望将因此大大提高，就象当年亨利四世和路易十四一
样。
困难不只是在要抓到强盗，都是让军队增援宪兵队就能办到的事，而是
在于能做到依法判处他们。证人和陪审员都知道他们是易于遭到报复的，因
此有些人保持沉默，另一些人从宽发落罪犯。共和八年，许多轻罪案件已改
送法庭判处，并且已授权郡守监督遴选陪审员，而这个权力原属治安法官行
使。但是效果却仍旧微不足道；何况镇压的迟缓至少部分地削弱了镇压的效
果。在类似情况下，旧制度下王国政府曾借助于一种特殊的审判制度即“宪
警法庭”简化手续就地判决正法：“拿获即刻绞死”。波拿巴也求助于一种
非常手段，在西部、普罗旺斯和来因地区已设立军事法庭，他丝毫没有要废
除这些法庭的意图。然而，他也愿意以永久而正规的形式恢复旧制度的简易
的镇压办法。
这就是共和九年雨月十八日（1801 年2 月7 日）法律的目的。这项法律
授权政府在波拿巴认为适当的郡（他选定了三十二个郡）里，各设一个特别
刑事法庭，由一名庭长、两名普通刑事法庭法官和另外五人（三个军官和两
个文官）组成；这些人都由第一执政任命。他们对无业游民、积犯、与诸如
此类人犯，以及大批惯盗犯罪如夜盗、路劫、凶杀、纵火、伪造货币、煽动
性集会、非法携带武器等进行终审判决，不得上诉，也不得要求重审。次年，
共和十年花月23 日（1802 年5 月13 日），在每个郡都设立了另一个特别法
庭审理欺诈罪，但是在没有特别刑事法庭的郡里，这个法庭也可以审理多种
盗匪案。此外，共和十一年葡月26 日（1803 年10 月18 日），根据一项元
老院决议案，许多郡停止实行陪审制度；这样就使刑事法庭的法官实际上构
成一种特别法庭，虽然还没有军官干预。总之，由于这些特别法庭一直保持
到他垮台为止，波拿巴在法国的大部分地方都废除了陪审制度。由于特别法
庭现在委任他们当中的一名成员进行预审，所以根据同一理由也就废除了起
诉陪审团。最后，在还存在着正规的司法制度的地方，由于检察官职务的变
化及诉讼程序的改革，司法制度也都加强起来。共和九年雨月7 日（1801 年
1 月27 日）“保安法官”代替了初审法庭中的政府专员，其任务是起草公诉
状；预审部分地变成了秘密的预审，证人在被告不在场时作证。原告和证人
不出庭，目的是为了避免遭到匪帮的报复，因此起诉陪审团就只得根据书面
证据来作出决定。
尽管采取了所有这些措施，我们也不应该认为，波拿巴已成功地在农村
迅速地恢复了井然的秩序。不管他怎样考虑，制止行乞和流浪并不是他力所
能及的。即使是名符其实的盗匪也经过长时间之后才镇压下去。在来因地
区，法国政府好不容易才逮捕到申德尔汉内斯——一个真正的“卡图什”，
①当地居民相当喜欢他，因为他特别喜欢袭击犹太人。尽管如此，但到了帝
国的初年，情况已经无疑地大有好转。既然特别法庭不是用来达到政治目的
的，它们触动的只是社会上的坏人和犯罪者，因此这种法庭没有遭到公众舆
论的谴责。至于说到政治嫌疑犯，波拿巴通常用军事法庭来对付他们。新的
司法改革不仅严惩了职业罪犯，还可以用来阻止那些走投无路的穷人被迫走
上暴乱的道路，象在1789 年所发生的情况那样。“良善之辈”守法的公民
不加区别地看待饥饿的暴民和罪犯，而共和九年的法律也是如此。这肯定是
波拿巴所期望的，因为，据夏普塔尔说，他最害怕的是饥饿暴动。
在放逐雅各宾派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建立特别法庭，这引起了议会各院中
共和派的极大不安。保民院的辩论很激烈；立法院投票的结果是一百九十二
票赞成，八十八票反对。对波拿巴不再抱任何幻想的共和派没有放过这一表
示抗议的机会。尽管如此，还必须给他们以公正的评价：这些新贵名流赞成
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但不是一个武断专横的政府，在他们看来，这些非常措
施在执政府时代并不比在山岳派统治下的国民公会时代更符合原则。然而波
拿巴不愿受任何原则的约束，甚至不受宪法的约束。共和十年他在参政院发
表演讲时直截了当地说，“一部宪法决不应妨碍政府进行工作，也决不应逼
得政府去违犯它。。每一天都不得不违犯成文法，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不这
样就不能前进。”“政府诚然不应是暴虐的。。；但是它不可能不采取某些
专断的行动。”简而言之，宪法只是为开明专制点缀门面而已。保民院的辩
论也激起了波拿巴的愤怒。“在保民院中有一打或十五个只适宜扔到水里去
的玄学家。他们是我衣服上的虱子。我是军人，是大革命的儿子，我决不容
忍把我当成一个国王那样来侮辱。”于是，共和九年的危机导致波拿巴与捧
他上台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之间的决裂。但是现在，波拿巴想要他们批准教务
专约，而在他所有的重大措施中，他们最不赞成的恰恰就是这个教务专约。
这个议会反对派是自己委任的，因此在全国得不到支持。各个利益集团
得到了满足，而且，和平和社会秩序的改善有利于商业的复兴。一家新的发
行钞票的银行在巴黎创办起来，这就是通称为“雅巴银行”的商业银行。法
兰西银行和它的竞争者所发行的钞票使得投机商能够把硬币拨到外地，从而
能在外地刺激经济发展。连年歉收引起了农产品价格空前上涨，这就提高了
有土地的农民或佃农的购买力。在经历过督政府时期那样令人不满的通货收
缩之后，这些人当然喜欢这一意外之财；他们感激第一执政，因为他表现出
非常关注国家产品的产量，并且极力鼓励生产。国家财政状况也有显著的改
善。军事征服有助于减轻预算的重担，因为法国军队现在能够在国外取得给
养。租税在定期征收，共和十年的预算实际上表明，收支相抵还略有节余。
在大城市中，城市通行税正在逐渐取代私人动产税，这就使得富人非常满
意。至于地产税，政府正在研究在各公社之间确保较为公平地分配负担的方
法。后来在共和十一年，每个郡里都有一些公社着手进行了可耕地面积的测
量登记和净产量的估价工作。
国库的情况仍然引起人们的关切。共和十年热月30 日（1802 年8 月18
日），政府企图通过创办一个一般税收专员的办事处或联合会，而在国库部
的工作中取消某些中间包税人，目的就是要迫使一般税收专员贴现他们自己
的证券；但这一尝试失败了。票据继续在跌价中销售。然而，对于国民来说，
主要问题是清算了债务。如同在督政府时期那样，清算债务是靠宣布破产来
完成的。1797 年发行的大大贬值了的“三分之二”公债券，如果人们不愿意
象以前一样拿来偿付购买国有产业，则可以随意以票面价值的二十分之一兑
换成带有百分之五利息的政府统一公债。共和六年发行的公债和拖欠的债务
非常缓慢地分别按百分之三和百分之五的利息整理合并进政府公债中去。但
持券人仍然很高兴，因为共和九年风月30 日（1801 年3 月21 日）的法令起
码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好处；但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结果在共和八年底的恢复最
少对工资收入者和公务人员用现金支付薪水和年金。对于国家军需供应商，
波拿巴高兴的时候就付给他们现钱。
这并不是说，对法国财政方面的信心很足。尽管还债金库采取了措施，
但证券交易所中的政府公债的市价仍然很疲软。亚眠和约签订之后，利息百
分之五的法国政府统一公债的市价为四十八至五十三法郎，而利息为百分之
三的统一公债在英国市价却在六十六至七十九法郎之间波动。但是，如果资
产阶级感到自己可能被一次新危机所摆布的话，它是不愿意给波拿巴制造困
难，从而促使这场危机早日爆发的。遭受痛苦的只是平民各阶级。共和八年
收获之后，在巴黎，一个四磅重的面包价格上涨到十三苏。到了1801 年，
所有的食品都涨了价，因而也减弱了吕内维尔和约所带来的快乐情绪。共和
十一年的收成相当可怜，甚至在大面积耕作的地区情况也是如此。那年冬
季，在巴黎，面包上涨到十八苏，在小城镇和乡间，每磅面包涨到七苏——
和英国的面包价格相同。不再能出口粮食的布列塔尼的面包没有涨价，这是
唯一的例外。
为了应付危机，波拿巴转而采取了旧制度曾用过的办法。警察厅长又重
新把面包商组织成行会共同负责，而且强迫他们建立储备谷仓。这一措施的
结果使许多小面包铺破产消失了。1801 年11 月17 日，政府授命夏普塔尔从
国外购买粮食，但由于政府短缺钱财，因此就又一次要求助于银行家：五名
银行家负责每月要弄到五万公担粮食，结果还是不够。共和十年花月，波拿
巴起用了曾遭贬黜的乌弗拉尔。结果保证了巴黎的供应，面包价格保持在十
八苏。这样做就得需要供应一百多万公担粮食，要化费二千二百多万法郎；
由于粮食按低价卖出，使国家亏损一千五百五十万法郎。首都以外的地方又
出现司空见惯的现象：乞丐成群结队，农民受到煽动，纵火案四起，市场经
常发生骚乱。虽然面包比1789 年还要贵些，但是这次动乱没有造成威胁性
的形势，这是由于没有同时发生政治的和社会的骚动，同时也由于刚刚实行
了加强镇压措施：共和九年雨月18 日法律已产生效果。不管怎样，民众的
骚动只能会促使有产者更加依附于波拿巴：他变成了社会的捍卫者。危机在
共和十年的夏季达到了顶点，这正是波拿巴准备改任终身执政的时刻，这场
危机大大有助于他达到自己的目的。
二、教务专约
然而，为了使社会秩序完全恢复，关键问题始终是要在国内解除反革命
的武装，波拿巴很久以来就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罗马天主教会和解。
那些顽抗派教士仍然是难对付的。执政们的一个特派专员从伊尔…维兰郡的
雷东写道：“不能指望与拒绝宣誓的教士和解。”假如宗教和国家一直保持
分离的话，他们还有什么可指望的呢？罗马天主教徒们是不会承认国家与宗
教分离或信仰自由的；他们充其量只会接受宗教容忍，交换条件是要给他们
一种特权地位；只有付出这样的代价，他们才会同意解除武装，起码暂时会
如此。于是，波拿巴决定做到这一点。共和八年热月30 日（1800 年8 月17
日）波拿巴在罗德雷面前斥责有些人“认为，只要神甫保持沉默，就应把他
们扔在一边，不去搭理他们，如果他们捣乱，就把他们逮捕起来。这就好象
是说：“有些人在你的房屋周围举着火把，你别管他们，假如他们放火，就
逮捕他们’。”那么该怎么办呢？“用照顾他们的利益的办法，把他们的首
领争取过来”，而首要的是选择好这些为首的人。波拿巴稍后对蒂博多说，
“由英国收买的五十个亡命的主教现在管理着法国的僧侣。必须消除他们的
影响；要完成这一任务，就需要罗马教皇的权威。”这就是要签订教务专约
的基本理由。
象路易十四曾经想要做的那样，要请求罗马教皇免去法国一些主教的职
务，就等于是给法国最古老的传统之一，即教会的“高卢主义”①一个致命
的打击。这个传统与波拿巴毫不相干，他唯一关心的是君权的“高卢主义”。
唯一可能触动波拿巴的是蒂博多提出反对的话，“你永远无法使他们真心诚
意地拥护革命。”波拿巴是藐视这一判断的。象曾寻求罗马教会协助的其他
人一样，他相信自己强大到足以把罗马教会置于他的控制之下。
使保王党人失去僧侣的支持，从而削弱保王党人，这还不是教务专约带
来的唯一好处。在新并入法国的地区，尤其是在比利时和来因地区，虽然并
不关心波旁王朝的事业，但是当地僧侣是否效忠法国仍然关系重大，因为这
些地区从来没有组成独立的国家，居民主要是服从神甫；因此，如果要使这
些地区的居民归顺法国，最好先争取僧侣。其次，波拿巴还注意到，即使在
拥护法国革命的人士中，也有不少人在思想感情上仍然依恋传统宗教，并且
对教会的分裂深感遗憾。如果有人能办到使天主教会同1789 年的原则实现
和解，那怕是表面上的和解，他们对这个人该是何等感激？哪个购买教会产
业的人，当他听到僧侣永远不再要求他归还这些产业时，能不感到高兴呢？
波拿巴也指望将来会获得另一种好处。他希望把贵族和反对革命的资产
阶级争取到自己这边来，因此他也不能忽视宗教复兴对他们的影响。1801 年
初，德尔皮什神甫创立了圣母修道会，后来名声很大，象马蒂厄·德·蒙莫
朗西和他的兄弟，以及拉埃内克②这样的著名人士很快加入了该会。慈善性
质的圣会又重新出现了；夏普塔尔在巴黎和某些郡守，象贝藏松的德·布里
都自愿赞助这些组织。宗教又在社会上受到尊重，文学作品抓住了这一主
题。有些作家乐于恢复写宗教主题，并很重视用它来左右文化界的风尚。自
诩为“教会之母”的让利斯夫人正在创作大量的宣传德行小说；觉察到这种
趋势的夏托勃里昂正在写他的《基督教的真髓》一书，这本书后来在庆祝教
务专约签订的1802 年复活节感恩颂典前夕出版了，它以其美学价值来证明
天主教的真理。象丰塔内那样有政治头脑的一些作家则看得更远些，他们认
为，恢复宗教有其社会意义：宗教必然能维护新的等级制度。既然波拿巴正
是要巩固这一等级制度，因而他完全赞同他们的看法。他对罗德雷说过，①
以后又对莫莱重复过：
“没有财产的不平等，社会就不能存在，而没有宗教，就不能保持财产
的不平等。当一个人饿得要死，身旁却有另一个人饱得要吐的时候，他是不
能忍受这种差别的，除非有一个权威对他说：上帝的意志就是这样，这个世
界上必须有穷人也有富人；但是，在来生和在永生中，贫富之分将完全不
同。”
除此以外，丰塔内机敏地看出，政府也将从一项协议中得到好处。1801
年4 月18 日，他写给吕西安的信中说：“没有宗教，就没有政府。精明的
征服者是从来不同神甫争吵的。可以既迫使他们就范，又利用他们。。你可
以嘲笑占卜师，但是最好还是同他们一道吃献祭的小鸡。”
虽然争取罗马教皇似乎还不是最困难的工作，但要完成这一任务却也不
容易。1800 年6 月25 日波拿巴路过维切利时向马蒂尼安尼主教提出一些建
议，由他转达罗马教皇。庇护七世和他的前任不同，他不是好斗的，而是个
温文尔雅，并且有些意志薄弱的人。在与法国革命讲和的问题上，特别是在
要抛弃那些自称为教皇做出了牺牲的主教的问题上，他仍然犹豫不决；而且
他也还要冒疏远路易十八和天主教各国的危险。1800 年8 月，那些不赞成同
法国革命和解的红衣主教宣称，对宪法的忠诚宣誓是非法的。这是庇护六世
从来也不敢做的一项决定，而庇护七世却谨慎地不动声色。另一方面，要拒
绝对天主教会，同时也对教皇国如此有利的一项提议，看来也是不可能的。
这后一种考虑的确是权衡得很重的。首先，法国军队仍然能到罗马来，庇护
七世既不信任占领着他的首都的那不勒斯人，也不信任仍然占据教皇属地的
奥国人。其次，通过免除法国主教的职务，罗马教皇就有权任免“高卢主义”
僧侣，这项权利是法国从来不肯承认的。
波拿巴事先答应了这一点之后，教皇首先以充分的理由提出要求恢复罗
马天主教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红衣主教斯皮纳带着指示被派往巴黎。
11 月6 日到达后，他就立即会见了波拿巴的谈判代表贝尼埃。贝尼埃原是旺
代乱党的宗教首领，他刚刚投诚到波拿巴的阵营里来，一心指望成为巴黎的
大主教和被提拔为红衣主教。法国的方案中自然没有提到国教，但由于斯皮
纳的坚持，贝尼埃让步了，而波拿巴也没有从中看出什么害处。这是出于误
会，因为，在这个领域里，波拿巴也缺乏法律上明确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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