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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时代-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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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几乎都由于恐怖时代的过激行动而感到幻灭,或者
被迫沉默了。希望和法国人一致行动的人到处都能找到,例如在南部德
意志就有。甚至在普鲁士,拒服劳役和抗交封建赋税的也越来越多。谣传国
王将废除这些苛捐杂税;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即位时就收到了大批请愿
书。在大洋的彼岸,纳里尼奥翻译了《人权宣言》;在美国,华盛顿及其随
从怀疑杰佛逊和共和党人①已被平等狂毒害了。
各处的贵族,甚至在辉格党的各大家族中,都吓得惊慌失措而聚集在国
王的周围;各国的政府都加紧了控制。除了屈服于保罗一世的残暴专制下的
俄国之外,奥国是首屈一指的,因为在那里,科洛雷多从此成了实行愚民政
策的警察国家的化身,而梅特涅后来又被认为是始作俑者。在普鲁士,直到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死前企图实行同样制度的沃尔纳险些被解职。在耶
拿,费希特因为宣传无神论而被控告,遭到了魏玛公爵的抛弃,并在1799
年被迫放弃了教授职位。在英国,1794 年以后,人身保护法停止执行,“煽
动性的”社团和出版物也遭到了禁止。1799 年,皮特强迫印刷商表明他们的
忠顺,把非法组织的成员流放七年。在美国,联邦党人利用和督政府断绝关
系而通过了针对法国民主主义者的“移民法案”,还通过了针对社团和报纸
的危害治安取缔条例。在拉丁美洲,已经有人为自由事业献出了生命。“雅
各宾派”所激起的恐怖,虽然并非全无根据,但却是被人夸张了。那些少有
的赞美法国的人,象康德、费希特和在着手批判伯尔尼的贵族和符腾堡的寡
头政治的年青的黑格尔,都非常谨慎地规定自己只响往合法的与和平的进
步。没有一个国家自发地效仿法国;传播法国革命原则的,就是法国的军队。
虽然反动势力很猖狂,但不能说它们谴责了所有的改革。开明专制已经
表明:某些改革是可以同君主专制政体和贵族社会相调和的。旧制度的各国
政府承认法国制宪议会的成就并非一无可取,因而羡慕法国行政上的统一和
它对财政特权的废止。英国的例子进一步向欧洲大陆上的农业国表明了圈地
的优越和农奴制的落后。然而,只有在德意志,尤其是在巴伐利亚和普鲁士
才进行了改革,这种改革把西方影响和本国传统结合起来。
德意志的启蒙运动虽然在学者中间失去了威望,但已经教育了资产阶级
和政府官员。在巴伐利亚新掌权的蒙特热拉伯爵就是启蒙运动的信徒之一。
在柏林,奥国的大使尖刻地说过,普鲁士的官僚谴责法国的敌人想“把理性
的统治从地球上清除掉”,而普鲁士的伟大正应是归因于理性的统治。普鲁
士的高级文官形成了社团,事实上采用互荐的方法吸收成员,保持了强烈的
团体精神。他们很不高兴地注视着国王不断扩大“内阁”权力,以至一切都
由国王和他的“秘密顾问”来决定;国王及其“顾问”对西里西亚和波兰的
一些省份的亲自治理,曾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统治时期招致了灾难性的
后果。这些大官愿意把国王置于法治之下;1794 年完成了弗里德里希法典起
草工作的威廉·卡莫,就在法典中写入了关于个人自由、法官的终身任职以
及宗教宽容等条文。他们同时也认识到:弗里德里希的国家实行的是农奴
制,各省都珍惜自己的特殊制度,彼此为关税壁垒所分隔,都认为自己是一
个自治的“民族”,因而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最后,象波罗的海沿岸
各国一样,普鲁士二十几年来已经变成大量出口粮食和纺织品的国家开明人
士注意到,萨克森的农学家阿尔贝·塔埃开始把英国的农耕方法介绍到丹麦
的范例。他们对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同样感到兴趣,这种学说在汉堡
由比施讲授,在维也纳由瓦特罗特讲授,而在科尼希斯贝克以克里斯蒂安·克
劳斯的讲授最为著名。他对这个君主国的两位杰出的治理者舍恩和施勒特尔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最倾向于接受新思想的人都是普鲁士从德意志西
部或国外招来的客卿:弗兰科尼亚的卡尔·阿尔滕施泰因,汉诺威的卡
尔·冯·哈登堡——他治理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从丹麦来的施特吕恩塞,
尤其最重要的是来因帝国骑士的后裔施泰因,他在1804 年出任大臣之前治
理过克累弗和马尔克,这两个省从来没有采用过“普鲁士的制度”。
这还不是一切。和某些历史记载相反,施泰因和某些政治家仔细地考察
了法国的实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让国民在法律、赋税和行政管理等
问题上有一些发言权,政府就能增加力量和威望。然而,因为他们只把贵族
和富有的资产阶级看作国民,所以他们就把注意力首先转向英国。在他们看
来,在皮特的领导下,英国似乎已经把王室特权和宪法准则、党派竞争和维
持秩序与政府稳定,贵族优势和资产阶级野心、贵族利益和全国利益等等都
协调起来。勋爵们的“私囊选区”、“腐朽选区”①保证了皮特在议会里获
得多数,因而皮特也就迁就他们,但他并不同意他们的偏见。在他提名晋封
的九十五名贵族中,有很多“新人”,他们是银行和商业的巨头,他们使贵
族恢复了生气,并帮助贵族保持富裕生活和活动能力。由于伯克的缘故,这
种平衡和智慧的奇迹使得许多法国革命的敌人归附英国,尤其是象马莱·迪
庞和德·伊韦尔努瓦那些资产阶级和新教徒出身的人。甚至在法国亡命者中
间也有赞美英国的人。在德意志,亲英派在汉撒城市和汉诺威数以倍增是很
自然的,汉诺威的格廷根大学完全受他们的支配。雷贝格和布兰德斯给施泰
因介绍了英国的思想,而施泰因运用它充实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们能在威
廉·冯·洪堡的个人主义教义中找到这种思想的痕迹,因为他主张国家只掌
握警察和军权,而象在英国一样把其它各项管理职责都交给公民的自发组
织;在洪堡的思想中,这就意味着使几乎全部社会生活置于贵族的保护之
下。
特权阶级中大多数人象憎恨“雅各宾派”一样地憎恨这些改革家;面对
着特权阶级的抗议,君主们动摇或退缩了。皮特本人就是一个例子。他虽然
没有摈弃早年的计划,但却把它推迟到后来再实行。在奥国,约瑟夫二世的
土地改革被利奥波德二世中止了,后者的继承人弗兰茨二世在1798 年终于
保留了封建义务和劳役。在里沃尼亚省①,保罗一世满足于使省议会通过某
些和缓农奴制的措施;在多瑙河各公国,他的特派专员吉谢廖夫也没有更多
的作为。在普鲁士,容克地主已经迫使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修改弗里德里
希法典。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则很快地放弃了他在1798 年考虑过的废止豁
免赋税等财政特权的改革计划。的确,他在自己广大的领地上坚决地继续解
放农民,并改革农业经济,但他不敢把这些改革扩展到领主们的领地上去。
普鲁士的贵族仍然垄断着高官显职。1800 年,在六、七千名官员中只有六百
九十五名出身平民。施泰因自己只在财政方面实行了一些技术性的改革;他
甚至没有能够废除国内的关卡。
就这样,法国以外的改革家几乎和“雅各宾派”一样无能为力。只是拿
破仑的统治,或者说,是他的军队的猛烈冲击,才使旧世界得到更新。因此
法国一直成为欧洲帝王们和贵族的眼中钉。那不勒斯的玛丽亚…卡罗莉娜写
道:“我不同情,而且一辈子也不会同情法国人;我将永远把他们看成是杀
害我的妹妹和王族的凶手②,是一切君主的迫害者。”德意志作家施托尔贝
格把法国人称做“西方的匈奴”;英国的纳尔逊虽然不是出身于贵族,但也
轻蔑地把他们叫做“法国坏蛋”。执政府和帝国虽然日趋保守,也一直没能
使这些人显著地平息下来。关于反法联盟,过去惯用国家利益来解释,而将
整个这场大搏斗归结为一个均势问题,或者归结为如皮特所说的安全问题。
这个结论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对法国人的恶感从来没有妨碍过各国君主
在认为有利的时候同法国打交道;但尽管如此,各国君主并没有放弃顽固的
敌视态度,而且他们的亲信也一直公开表示他们对法国的憎恨。这是一个难
以衡量而又不容轻视的因素。只是为了安抚辉格党人,托利党人自己才公开
否认企图强加给法国一个由他们挑选的政府。1795 年12 月22 日,格伦维尔
在和平条件中包括了大赦亡命者以及归还他们的产业,这就透露了他的真实
思想。1800 年1 月,他在和平条件中又增加了一条恢复君主政体。这位高贵
的勋爵由于必须同共和派谈判而感到厌恶,因为他不能把他们看做是“正人
君子”。而皮特不得不容忍那个被他在1800 年2 月3 日称之为“革命彩票
的最后冒险家”的人,这对他也决不是件愉快的事。
二、思想的冲突
政治的和社会的反动必然会在思想界反映出来。权威和传统再次流行起
来,为数日增的作家和政论家公开地宣扬这些思想。有些人是从信念出发,
另一些人却由私利所驱使,因为各国政府都认识到宣传的重要性,并为这个
目的而拨了一些款项。在那些人中,重要的是法国和日内瓦的亡命者,象里
瓦罗尔和巴吕厄尔方丈、德·伊韦尔努瓦和马莱·迪庞。在英国,坎宁由于
出版《反雅各宾》杂志而加入了这一行列。法国发生的事件通常都被用来对
人民进行恫吓。巴吕厄尔方丈一直很成功地恢复了霍夫曼对“光明会”和共
济会的攻击。但是某些作家在反对理性主义的批评中,把为传统思想提供新
的论据从而提高论战水平,视为一种个人荣誉攸关的事。
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崭新的东西,因为十八世纪期间由于休谟而变得
保守、由于边沁而变得更加保守的英国的经验主义,曾想要重新树立权威和
道德习俗。这个学说的论点是:正象理性能够通过观察和经验而找出物质世
界的规律,并顺应这些规律而支配物质世界一样,理性也能够通过观察社会
生活,从而证实传统制度由于能长期存在而完全符合“事物本质”。在伯克
的哲学中,这种实用主义由于增加了从医学上借来的社会生机论而变得复杂
起来,这种生机论十八世纪在法国蒙彼利埃医学院讲授过,督政府时期由比
夏讲授过。它认为人是由自发的幼芽发展而成的,这种幼芽产生于一种被称
为生命的非理性的力量。同样地,伯克把社会看成是一种植物或动物,而个
人只是它的器官之一,因而社会的权威是作为个人的生存条件而强加在他身
上的,他不能拒绝这种生存条件就象他不能拒绝身体的需要一佯。这种和神
秘主义混合起来的、有些类似浪漫主义的经验理性主义,从英国传到了德意
志,对雷贝格和布兰德斯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据说,早在1793 年就翻译了
伯克的《法国革命感言》的弗里德里希·冯·根茨,甚至梅特涅,都是从这
个思想学派中得出他们自己的政治哲学的。
和这些思想非常接近的是路易·德·博纳尔和约瑟夫·德·梅斯特;1796
年,前者的《政权与教权论》和后者的《法兰西论评》同时出版。他们也把
个人放在从属于社会的地位,而且博纳尔也经常引据事物的本质,但他们都
用上帝的创造来代替生机论。主张专制和威权的博纳尔象醉心天主教教义一
样珍爱王政的传统;他认为上帝为社会安排的结构是永恒不变的。具有历史
感的约瑟夫·德·梅斯特,作为一个忠实的教皇至上论者,不大在乎世俗政
府的形式;在他看来,上帝满足于以其无限明智和灵活手段来保护这个社
会;因此,人必须在事实面前低头。
有时甚至连政治经济学也不免对崇高的理性进行攻击。马尔萨斯对当时
的英国加以观察,在1798 年他坚持认为,人类无限进步的概念只不过是一
种妄想;因为尽管有科学技术的努力,人口增长的趋向仍然比生活资料的增
长迅速得多。因此,有助于增加人口的一切社会改革只会产生加重祸害的恶
果;而只有疾病、瘟疫、饥荒和战争才能调整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平衡。
可是,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马尔萨斯,通过规劝穷人禁欲而找到了一
种解脱。然而传统主义的思想家一致认为,马尔萨斯对孔多塞和戈德温的希
望给予了致命的打击。
传统主义者把法国革命和理性主义等同起来,他们毫不迟疑地以理性主
义所遇到过的最可怕的敌人,即仇视智慧至上的运动,来全力反对革命。这
个曾经启发了卢梭和“狂飙运动”的运动,在十八世纪末年正在向着通常被
称为初期的德意志浪漫主义发展。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断定智慧将能够解释宇
宙之谜,并且主张理性要保卫自己的自由,不受本能和感情的侵犯,而本能
和感情则是受原子机械运动的物质所支配的。这是一种奋发努力的哲学,科
学和幸福就是这种哲学的报酬。但是,总有一些神秘主义者期待着体验纯属
天赐的启示的神迹;总有一些放荡不羁的人希望偶然的机会能给他们带来幸
福,或者甚至在冒险中寻找乐趣;总还有一些艺术家倾向于想像和幻觉。现
在,时代的车轮带来了新的一代,他们为了赢得发迹的机会而探索崭新的东
西。因此,他们恢复了感情的地位,提出了一套形而上学的提纲,这种形而
上学赋于感情以通过直觉而达到“绝对”意境的能力,而认为理性是不能做
到这一点的。有些哲学家具有与此完全相同的见解。特别是康德,他摧毁了
笛卡尔的形而上学,然后又借助于道德感而创造了另一种形而上学,这种道
德感归根到底就是神圣的直觉。
另一方面,一直没有被理性主义所窒息的神秘主义,在十八世纪末期非
常流行。它通过斯韦登堡、德·帕卡利斯和圣马丹的神灵学得到了广泛的流
传,并且开始渗入到共济会和光明会教义里。它伪装立足于科学理论和科学
发现:从医学上它也借用了生机论,从物理学上借用了磁力学,磁性也被认
为是一种非理性的力量。梅斯梅尔的讲道坛象梦游一样,使精神达到恍惚昏
迷的状态,于是精神便接触到超自然的世界了。甚至天主教教义也不能使约
瑟夫·德·梅斯特那样虔诚的教徒不受神秘主义的诱惑。
然而,对于任何一个这样的运动,如果只考虑到它的思想意识,而不考
虑到它的拥护者的气质和社会状况的话,就不能看出它的深度。大多数神秘
主义者都不能使自己适应社会环境,或者去适应而还没有成功。他们之中包
括病患者和精神不安者,这些人内心空虚,一筹莫展,便注定了他门陷入忧
郁,甚至自杀;也包括一些青年人,他们渴望自立和欢乐,但却受到社会的
限制因而愤激;还包括那些谋求出路的人,他们受到那些因地位、财产或名
望而享有特权者的阻塞而不能得志。这些人想使扶善锄恶的“绿林好汉”的
形象理想化,那是不足为奇的;其中很多人后来由于年龄和成就而变得聪明
起来,那也不使人感到意外。过去总有一些“浪漫主义者”,但在十八世纪,
这些人数以倍增,因为资产阶级的兴起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结构,越来越多的
有才干但很贫穷的青年人变得愤世嫉俗或是心灰意冷。
文学和艺术或多或少受到反理性主义的反动影响。法国人以理性的名
义,强制人们接受一些严格的美学准则,这些准则大大限制了人们发挥独创
性的机会。法国作品成为各地的样板,因而评论家们,尤其是德意志的评论
家,就很容易把这种“古典”艺术斥责为外国进口货。在文学艺术这个领域
里,没有修养的个人主义者有获得成功的许多机会而很少需要冒险,而且实
际上还大有成名的希望。在大自然中,在不为人熟知的国度里,在东方、中
国和美洲,或在被遗忘了的过去的著作中,有人到处寻觅新意创见。英格兰
人和苏格兰人心醉神迷地欢迎伪造的奥西安的诗①,法国人发明了“行吟诗
体”。文学体裁的分门别类遭到攻击,法国古典戏剧中的时间、地点和情节
的三一律也遭到攻击,而莎士比亚则被人用来证明这一切攻击都是正确的。
为了摈弃十七世纪的审美观点,甚至引证刚刚开始发现的希腊精神。变化较
少的造型艺术没有得到同样程度的解放。十八世纪末,从古代和意大利文艺
复兴中寻找源泉的古典精神,由于达维德和卡诺瓦的天才,再度赢得了胜
利。与此相反,器乐的发展有力地激发了新精神。器乐是现代的艺术,它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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