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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统一的机会？——阿登纳总理面临着一次重大的政治抉择。
苏联的攻势在西方国家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不止是德国社会民主
党，部分英国工党和法国社会党人也有类似想法。尤其是在法国，苏联照会
中关于召开一次四国会议的提议得到了积极响应。1952　年6　月11　日，法国
政府发表了一项公告，这项公告使法国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更加活跃起来。
公告表示：
“法国政府欢迎四国会谈，但此种会谈只限于对两
个德国（东德和西德）的统一直接有关的内容明确的问
题。在这些问题的决定，应由有关四国全体作出。在目前
谈判阶段，尚不能提供关于这一问题的明确内容。”
英国人的态度也很有意思。6　月10　日，当工党议员诺埃尔·贝克提出质
问，说四国会议是否比继续交换照会能更快地弄清俄国人的意图时，艾登说：
“我并不排除这样的想法。”
只有美国人态度强硬，美国人至始至终认为在这一时刻举行四国会谈是
不适宜的。艾奇逊坚信，同苏联可能进行的谈判还不会有什么用处，他努力
设法对法、英两国政府及社会舆论施加影响，以便最后作出明确的决定。
在这个时候，阿登纳坚定不移地表现了对美国一边倒的外交立场。他不
遗余力地驳斥社会民主党人有关响应苏联中立、非军事化统一德国的观点。
苏联第三次照会（即5　月24　日照会）的发出正好在5　月26　日、27　日德
国条约和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签定的前夕，公众中就批准两个条约是否意味着
德国东西两部分无法统一的争论十分激烈。阿登纳全面反驳这种毫无意义的
判断。他指出：二旦两条约生效，联邦德国将参加到历史上最广大的防务体
系中，能得到可以设想的最大安全，并且在政治上和战略上，再也不是任人
摆布的对象，并且成为合作共事者。这对于处于东西方两大实力集团间鏖战
地带的德国来说，是通过和平途径，消弥现有紧张局势，实现在自由情况下
统一德国的最好选择。
阿登纳设法让公众明白，联邦共和国没有西方国家的支持就不可能存
在。他当时分析道，从政治观点来看，德国的地理位置十分不利，它处在欧
洲的中心，又无可保无虞的边界。自从上一世纪70　年代以来，德国就在寻找
盟友。最初“铁血宰相”俾斯麦想通过1872　年建立的德奥俄三皇同盟为自己

找到盟友和安全，但俾斯麦很快看出，单纯地建立在君主制思想基础上的同
盟不可能长期稳固。三皇同盟很快就破裂了，于是随后形成了两个同盟体系：
1882　年的德、奥匈、意三国同盟和英、法、俄三国同盟。俄法联盟早已存在，
后来在德尔卡塞的倡议下，　1900　年至1904　年成立了英法间的亲密协约，
这一演变过程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作好了准备。二战后，欧洲又形成了
两大实力集团的对抗，为了确保自由，联邦德国比任何时候都要依靠同盟者，
在权力真空的游离只会使德国像东欧一样，失去自由，完全为苏联所控制，
只有西方防务体系才能确保欧洲和德国得到自由与和平。
另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是，联邦德国加入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组织，是否
会刺激苏联转而发动进攻。阿登纳指出，尽可能保持软弱并不能阻止一个高
度武装的极权国家进行侵略。近20　年来的历史提供了两个最好的例证：当希
特勒扩充军备的时候，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方面最初毫无动静。由于希特勒
知道这些国家军事上软弱无力，所以等到他自以为强大到足以很快赢得胜利
时，他就动手干了起来。如果在希特勒开始扩充军备时其他国家也加强防御
力量，希特勒决不会胆敢发动战争。
1945　年后的情况也类似。由于苏俄保持了战争时期强大的武装，而其他
各国则在裁减军备，所以苏俄肆无忌惮地使用它的军事优势征服了现在的东
欧卫星国。尽管苏联当初有这个实力，但假如苏联不得不担心其他国家会出
面阻止的话，它是不会这样干的。
因此，结论只有一个：西方防务力量加强一分，苏俄不会转而搞热战的
可能性也就增长一分。
东西方以后的照会交换内容停留在双方原则以及具体问题的分歧上，西
方国家主张以自由选举和确定一个公正的调查委员会作为重新统一德国和缔
结和约的第一步，这一委员会应对两部分德国进行调查，以便确定为成立一
个有资格的自由的德国政府而举行的自由选举是否业已具备先决条件。而苏
联在原则上是不同意一个代表自由政府的德国举行谈判和缔结和约的，因此
坚持于己有利的德国中立和非军事化统一的立场。“照会战”以苏联对西方
国家1952　年9　月23　日的照会置之不理而告终。显然，西方不想冒让德国实
现中立化统一这样的风险。对此，艾奇逊之后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经讲过
一段十分耐人寻味的话。他说：“如果必须让我在一个中立化的德国和一个
苏联阵营中的德国之间进行选择，那么似乎是选择处于苏联阵营中的德国更
好一些。这显然是不能接受的，但是中立化更是根本不可能接受的选择。”
这段话说明当时西方国家对德国问题的基本政治考虑，是必须使德国成为一
种“可以预测的势力”，而“一个由共产主义分子和中立分子统治的德国”
却是完全不可能预测的。阿登纳的立场赢得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他的
绝对信任。
从这时开始，俄国1952　年的照会成为联邦德国和西方国家激烈讨论的重
要话题。直到1958　年西德联邦议院的一次辩论中，还就此发生了剧烈争执。
支持阿登纳的人认为苏联在1952　年的任何时候都没有为德国重新统一提出
过可接受的条件，即实现全德自由选举，牺牲东德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权，照
会攻势的目的是在于“安内”和“干扰”，即以主动出击的态势全力以赴巩
固自己的阵营，促进民主德国的稳定，同时借此把西方拖入一场无休止的谈
判中，以拖延德国条约和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的签定。另一种说法则是所谓的
“机会错过说”，认为1952　年斯大林照会是准备认真对待德国重新统一，而

问题仅仅在于斯大林到底想走多远。因而西方国家应该通过直接谈判来进一
步探测斯大林的意图。然而，阿登纳和西方都不愿选择德国实现中立化统一
这一“危险的解决办法”，认为西德加入西欧一体化，在欧洲统一中实现德
国统一更有益，所以提出了苏联人不可能会接受的建议，如全德政府要享有
行动自由等，从而错过了德国统一的一次历史性的机会。
这已成为一个争辩不清的历史问题。无论怎样，若是出于干扰德国条约
和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签署的目的看，苏联的照会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发挥了作
用。无论在巴黎或是在伦敦，人们对批准德国条约和欧洲防务集团条约总是
迟疑不决，德国国内由于社会民主党的抵制而延搁。各国对这两个条约迟迟
不作出进一步决定，最终使其束之高阁。这一结果令阿登纳最为痛心疾首。

三读条约
这是一项在制定基本法时根本谁也不敢设想的成
就。我们已经取得了这个成就，这是因为联邦政府自从它
成立的那一天起，就选择了一条演进的道路，一条逐步继
续前进的道路；这是因为它没有采取那种吃了败仗的人民
会具有的一些执拗而颇不聪明的立场——“要么全部，要
么全不”。
——《阿登纳回忆录》（二）
缔结德国条约表明阿登纳政府向盟国争取独立的自决权的工作暂告一段
落。正当需要巩固这些所取得的成就和通过批准这些条约以恢复联邦共和国
自决权的时候，反对党又一次来阻挡阿登纳的道路。
1952　年5　月26　日签定德国条约的这一天，舒马赫和他的党拒绝出席签
字仪式。直到1964　年阿登纳下野后写回忆录的时候，仍然感到社会民主党反
对这些条约的态度，对他来说“简直是个谜”。阿登纳认为德国条约的签定
可以为联邦德国带来恢复主权的前景，从而可以最终避免西方三盟国背着联
邦德国去和苏联搞政治交易的巨大危险，防止联邦德国成为四个盟国不同利
益的牺牲者，他认为，“检验任何政策的最终尺度是看它的成果”，条约签
定后，联邦德国将摆脱仰人鼻息和完全孤立的地位，并将成为欧洲联盟的先
驱，这与1949　年德国的情况相比，将会发生质的变化，社会民主党完全没有
理由要如此强烈反对它们。可事实确实如此，社会民主党不仅反对这些条约，
而且搬出了法律武器，联邦德国国内为此而展开的激烈辩论使对两条约批准
的时间一直推迟到了1953　年3　月，签定条约时对德国有利的国际形势到那一
刻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前面已谈到，社会民主党拒绝订立两条约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在苏联
1952　年春夏的那些照会中看到用中立化方式重新统一德国的希望。以此推
论，社民党反对这两个条约，是认为条约将联邦德国同西方捆在一起，使联
邦德国完全失去周旋于东西的立场，从而也就失去通过东西谈判缔结和约统
一德国的希望。社民党尤其反对欧洲防务集团条约，认为这个条约尽管说是
防御性质，却是针对苏联，联邦德国没有必要因此开罪激怒苏联，失去统一
良机。社民党声称，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上没有规定要建立武装部队，因而如
果要在法律上批准联邦共和国加入欧洲防务集团，就意味着变更宪法。
1952　年1　月31　日，在有关德国条约和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缔约国政府会
谈正在全面进行时，社民党联邦议院议员阿道夫·阿恩特和伯恩哈特·赖斯
曼受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全体联邦议院议员在内的144　名议员委托，向联邦
宪法法院提出了一项对基本法原则的监督诉讼，要求联邦宪法法院确定，“未
经补充和修改基本法就规定德国人参加军事武装力量或者使德国人承担服义
务的联邦法律，无论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是不符合基本法。”此即所谓防御
性的“准则控制诉讼”。社民党议员希望通过起诉，在议会通过之前就断定
它违宪。
这项有关基本法原则监督诉讼的提出，在当时为联邦政府签定这两个条
约造成了很大困难。条约签署后，又直接影响到它的批准。
按有关规定，联邦共和国必须是批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和德国条约的第

一个缔约成员国，如果连德国议会是否同意这些条约都不能确定，又如何使
得其他国家政府在它们的议会中争取批准这些条约呢？尤其是法国人对德国
人的不信任仍然根深蒂固，主张法德和解的舒曼和让·莫内并不代表法国的
多数派，著名政治家爱德华·达拉第、爱德华·赫里欧均公开表态反对法国
批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夏尔·戴高乐更是反对缔约的关键性人物。
对阿登纳政府来讲，如果联邦共和国参加欧洲防务集团的法律确属改宪
性质，则意味着改宪首先需要得到德国联邦议院三分之二的多数赞同。阿登
纳不能确定他能够取得这个三分之二的多数，因此，他找到联邦总统豪斯教
授商量对策。
豪斯本人对欧洲防务集团条约是否符合基本法精神也没有很大把握。他
在1952　年6　月10　日给联邦宪法法院院长赫尔曼·赫普克尔—阿朔夫博士写
了一封信，请他作出评定意见。
联邦政府引基本法第24　条作为加入欧洲防务集团的宪法根据。第24　条
规定，联邦可以通过法律把主权转让给国际机构；此外为了和平，它还可以
加入互惠的集体安全体系。
反对武装力量参加安全体系的论点是，联邦不享有国防主权，因此也就
无国防主权可转让。
豪斯问联邦宪法法院院长：“如果说根据基本法第24　条规定，有关成立
欧洲防务集团的上述条约使欧洲防务集团的国际机构有权以成员国公民的兵
役制为基础行使欧洲防御最高权力的话，那么这项条约是否与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的基本法有抵触呢？”
阿登纳并没有坐待联邦法院对上诉提案作出表态，在组织法律专家对此
问题研究的同时，他决心以尽快的速度争取条约的通过。1952　年7　月9　日，
阿登纳提议向联邦议院初读条约文本。
初读条约中遇到了可以想象的社民党的挑战。卡洛·施密德指责阿登纳
签定这些条约是强要将联邦德国典质给西方国家。基督教社会联盟议员施特
劳斯针锋相对回敬道：“我的社会民主党先生们，你们可实在不能要求阿登
纳在战争结束了7　年之后，还要去用这些条约赢回那场战争呀！”
初读的条约文本得到了大多数议员的赞同，社民党处于劣势。接着，条
约被提交联邦议院各委员会作进一步的审议。
7　月30　日，在联邦宪法法院院长赫普克尔一阿朔夫主持下，根据社民党
144　名议员的联名上诉，在卡尔斯鲁厄宣布第一庭裁决：该项上诉“在目前
是不允许的”，因为立法机构尚未结束其讨论。
可以想象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决结果并不令人乐观，它没有排除在条约获
批准后社民党可以重新提出上诉的可能性，阿登纳原来想赶在联邦议院开始
夏季休会以前批准这些条约，这种希望落空了。二读和三读原定于9　月3　日
和5　日举行，但各委员会修订条约的时间拉得比阿登纳预期的要长得多。这
期间，8　月22　日，社会民主党领袖库特·舒马赫博士逝世了。阿登纳与舒马
赫一直是政敌，见解对立，在如何判断德国的政治前途方面，两人各抒己见，
在德国条约和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签署之后，两人的关系迅速恶化，极为紧张，
不断发生争吵。舒马赫的去世，使阿登纳在感到十分悲痛的同时，也产生某
种希望，即能同他的继任者埃里希·奥伦豪尔弥合关系，协调两党立场，在
外交上找到共同语言。1952　年9　月19　日，阿登纳专门与社民党的新领导人
第一次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讨论。讨论的结果仍然让阿登纳感到失望，奥伦豪

尔像舒马赫一样固执而强烈地反对这些条约。阿登纳同社民党的论战还必须
继续进行下去。
条约的二读一直拖到了1952　年12　月3　日。由于涉及有关联邦共和国承
担防务份额的讨论，二读尚未开始，已被舆论界吵得沸沸扬扬，有人宣布要
搞巨大的抗议行动，据说在联邦议院进行二读的那一天，鲁尔地区将开着满
载人群的卡车到波恩示威。阿登纳估计到那一天会发生很大的骚动，事先在
联邦议院大厦和通向联邦议院大厦的街道布置了警察部队担任警戒。果然，
12　月3　日，联邦议院大厦的辩论激动人心，大厦外面的街道上也出现了骚动，
乱成一团，最后由警察控制了局势。
9　月份在多特蒙德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社民党中有人
称，如果社民党执政，他们就要选择另一条道路和另一种方法。阿登纳在二
读一开始就向社民党人提出质问，要选择哪一条道路和哪一种方法。归根到
底，主要的并不在于道路和方法，而在于目标。在议会辩论时，阿登纳十分
激动，连珠炮般提出一系列尖锐的针对性指责：
“正如事态的演变一样，谁否定了欧洲防务集团，
谁就否定了欧洲。谁否定了欧洲，谁就是把西欧各国人
民，特别是我们德国人民拱手交给布尔什维克主义奴役。
谁否定欧洲，谁就是放弃欧洲的基督教人道主义的生活方
式。谁否定了欧洲，谁就是德国人民的掘墓人，因为他剥
夺了德国人民生活下去的唯一可能性；而这种生活对他们
来说，是富有意义和宝贵的，这是他们的自由的、以基督
教教义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生活。我不认为反对党的社会
民主党愿意这样做。可是，既然事关整个德国人民，这一
回就应该将党的策略性的考虑撇在一边！”
当阿登纳刚开始演说，德国共产党议员即喧嚣起来了；后几句话是针对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呼吁他们不要同德国共产党搞在一起，引起了社民党议
员的暴怒，齐声大叫：“可耻！”“这是丢人的话！”有人讲：“这就是当
总理的水平嘛。”大厅里混乱一片，直到教长摇铃过了许久，大家才重新静
下来。阿登纳指出，通过西方三国所承担的条约义务，联邦政府做到了使它
们同联邦共和国共同努力，以和平和自由的方式重新统一德国。他说：
“单是三国承担了这种条约的义务，就必须使我们对
于处在铁幕后面的德国人负有赞同这些条约的义务。对于
条约所确定的、三国的这一番好意加以拒绝，对此又有谁
能承担这个责任呢？我们终究应该从过去吸取一下教
训。从1871　年以来，德国一直在努力寻找朋友和同盟者。
因为大家知道，德国尽管在当时是强大的，但没有强大的
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