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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要的最后岁月-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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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戴季陶的学生、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校长胡伟克见他生活实在不便，便将他们夫妇接到杭州苋桥小住，并派人多方照顾。好长一段时间后，赵夫人病情好转，戴季陶身体也渐康复，睡眠与饮食俱已恢复正常。他不便再打扰学生，而且也留恋牧歌生活的孝园，于是，向胡伟克辞别，又回到南京孝园别墅。此时，辽沈战役已经结束，平津，淮海战役也快结束，人民解放军正陈兵千里长江，南京和整个国民党统治区一片混乱。
美国政府看到蒋介石政权的倒台已无法挽回，不肯在军事和经济上再大量援蒋，企图以中途换马的办法来挽救危局，于是便授意国民党内其他派别向蒋介石施加压力，逼蒋下台。这样，让蒋介石辞职，由李宗仁出面进行“和谈”的暗中策划便逐渐公开化了。在形势与各方压力下，蒋介石迫不得已，只得同意以“主动下野”的办法来促成“和谈”，然后争取时间以利再战。对于和谈，应该说，戴季陶从内心是不感兴趣的。还在抗日战争刚刚胜利的时候，蒋介石企图在和谈的幌子下准备内战，戴季陶就坚决反对。可现在，时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共产党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而相反的是，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军事、内政、外交等各方面都陷入空前的危机，整个蒋家王朝面临最后灭亡。戴季陶，这位蒋介石的大谋士，国民党的忠实文臣，既反对与共产党和谈，又想不出什么绝妙的好计，以挽救当前的危局。因此，面对“和谈”的声浪，他只好以病为由，装聋作哑，默不作声，陷入“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
理论家戴季陶（2）
这一年的11月13日，国民党的另一忠实文臣陈布雷自杀而死，戴季陶听到消息后
十分悲痛，“哽咽半晌，不发一言”。他想起在上海办报时与陈布雷的友谊，想起这多年两人的交往，也想到陈布雷为国民党政权鞍前马后，劳碌一生，却落得如此下场，顾影自怜，大有兔死狐悲之感。虽然如此，他还故作镇静，当有人问他对陈布雷自戕的看法时，他装腔作势地说：“照佛家道理，是不许可的。”明确表示他不赞成自杀之举。
年底，国民党内外形势已是江河日下，在此情况下，国民党中央计议，在适当时候，将政府南迁广州。这一决定在南京城里引起了一片波澜，国民党大小官员都如惊弓之鸟，匆匆打点行装，准备随时逃往广州。
这时，国民党广东省主席宋子文根据蒋介石的意思，打电报给戴季陶，邀他到广州小住。同时，宋子文还命粤省驻南京办事处主任何树祥亲自面谒戴季陶，反复劝说他，请他速作决定，在近期成行。
除广州外，戴季陶当时可去的地方还有两个：一是台湾；一是四川。对于台湾，他态度很鲜明，坚决不去。虽然当时很多国民党的高级官员纷纷往那儿跑，但他却不愿意去那个孤岛。当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郑彦棻劝他到台湾去时，戴季陶不假思索地说：“不必！”四川是他的出生地，他是可以回去的，但此时，他又不愿作为乱世败将逃回家乡。几个地方相比，他较愿意去广州，那里有他曾惨淡经营的中山大学，他曾与孙中山一起，在那儿奋斗了很长时间。因而，广东能像故乡一样唤起他浓厚的感情。
1948年12月28日，戴季陶偕夫人赵淑文及随员乘美龄号专机飞往广州。当飞机徐
徐起飞时，他不无伤感地眺望金陵古城，但见苍山如黛，冬日似血，长江无语东流；从鼓楼至挹江门以北地区，那数以千计的小洋楼，绝大部分是国民党达官要们的住宅，现在已是十室九空；新街口、花牌楼、夫子庙一带，向来是南京最繁华喧闹的地方，“车如流水马如龙”，盛极一时，现在则行人稀少，街道冷落。这六朝形胜之地，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朝气，到处笼罩着一种寂寞清冷的气氛。戴季陶看到这幅破败景象，不禁吟起了元代诗人萨都剌“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的词来，心想，现在该是七代了。想到这里，他不觉心里一沉，整个身体就像一下子坠入一片万劫难逃的汪洋苦海中，看不到生机，望不见彼岸。
戴季陶到广州后，开始住在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的招待所迎宾馆，到后来又转往更为幽静舒适的东园宾馆，备受礼待。戴季陶由于病情愈加严重，不常外出。他的神经痛病不时而发，发作时疼痛难忍，没有办法，只得服安眠药片，使其昏沉入睡，即使不发作时，行动也须人扶持。
虽然如此，他始终对政治表现出极大的关心。1949年2月8日，他居然还出席了国民党中央迁广州后的第一次中常会。他在记录本上签名时，手抖得十分厉害，额上不时冒出阵阵冷汗，但他还是坚持开会；在与人谈话时，竟有些语无伦次。他明显感到失去了控制力。他的身体、精神衰弱到了极点，就像一匹拉着破车的老马，走到了穷途末路，也走得精疲力绝。
此时，三大战役已经结束，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作战，国民党政府已是死亡在即，回天乏术了。在这种情况下，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匆匆如丧家之犬，纷纷逃往海外，逃往台湾，广州城里已是风雨飘摇。
这时，又有人来劝戴季陶，希望他去台湾。对于这个问题，戴季陶仍和以前一样，十分坚决，他把手一挥说：“不必去！”他不想离开大陆，他不想抛骨异乡。共产党会取得胜利，会得到中国，戴季陶不再怀疑了。共产党会怎样处置他呢？他倒是考虑了的，他以前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接触过共产党，与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都有过一些交往，他不相信共产党会把他怎样，再说，他老了，而且是病残之躯。此时的戴季陶很想家乡，这种思念家乡的情感比任何时候都强烈，那川江蜀道，似乎比任何地方都具有吸引力，因此，他坚持要回四川去。他儿子戴安国多次劝说也无效果，只好遵命，为他准备好了去成都的专机。但时运不佳，偏偏连日气候恶劣，飞机无法起飞，只好一等再等，想等天气好后再飞回四川。
理论家戴季陶（3）
2月11日，戴季陶神经痛病再度发作，这次比历次都要厉害，巨疼难忍。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呻吟之声不绝于耳，至深夜微微入睡，但到12日凌晨又疼醒。他便叫人烤面包来吃，送来五块，他只吃了三块半，便疼得再不能下咽。他实在没有办法可想，便拿来安眠药，一下子吃了近70粒，然后拉过被子，昏昏沉沉地睡下。
早晨8时，家人到他的房间，不闻声息，便觉有异，急启帐幔，见戴季陶面色灰白，知道不妙，忙叫来医生，进行急救。医生为其注射、洗肠，但为时已晚，戴季陶的脉搏已停止了跳动，再也无法救治。1949年2月12日10时40分，戴季陶逝世于广州东园，终年59岁。这位“###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底”的人物最终走向了死亡。
关于戴季陶的死，一般说法是自杀，现在看来，自杀的可能性较小，误服安眠药过量而致死的可能性较大。这是因为：第一，戴季陶以前曾几次有过错服安眠药过量，而被抢救过来的先例，这次当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第二，如果是自杀，像戴季陶这样喜欢舞文弄墨的文人，一定会如陈布雷一样写下遗书，留下遗言的，但戴却没有，说明他是没有准备去死的；第三，当时他是要回四川的，并且已经订好了专机，作好了回川的各种准备，不可能突然自杀；第四，死前无任何异常举动；第五，戴季陶与赵夫人感情深厚，当时赵夫人患中风刚脱离险象，偏痹尚未复原，极需人照顾，他不会自杀先赵夫人而去。当然，此时人民解放军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时局将发生重大的转换，戴季陶本身病情的不断加重、病痛的长期折磨等诸种因素，也会导致戴季陶自杀，这种可能，还是有的。
戴季陶可以说死得不是时候，当时，国民党正处于失败的前夜，党政要员都在为逃往台湾、应付各种事务而疲于奔命，没有谁来多理会这位“党国元勋”的突然死去。在戴季陶临终前，国民党高级人物中，仅于右任来了一下，因他要赶飞机去南京，也只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戴季陶逝世的当天下午3时，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的第178次常会上，由秘书长郑
彦棻报告戴逝世的经过，会议决定成立治丧委员会，由孙科任主任委员。14日，治丧委员会例行公事地简单举行大殓后，便匆匆了结此事。
至于戴季陶的把兄弟，称戴为“畏友良师”的蒋介石，虽然“闻耗悲痛，故人零落，中夜唏嘘”，也只是迟到3月31日才发出明令褒扬，谓戴季陶“才识恢宏，勋尤懋著”云云。
戴季陶大殓后，由其长子戴安国护送灵柩直飞成都。4月3日，与原夫人钮有恒合
葬于成都郊外西枣子巷黄太夫人墓地。
戴季陶死了，应该说，他是带着遗憾死的，是死而有憾。他曾亲笔书写过陈其美的一副挽联，联云：“扶颠持危事业争光日月；成仁取义俯仰无愧天人。”戴季陶在辛亥革命的年代，在追随孙中山的岁月，曾做过争光日月的事业。即使在国民党的政权里，也做过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但俯仰无愧天人吗？他是有愧的，他不能真正地以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为重，对共产党怀有偏见，在关键时刻不仅不能与共产党合作，相反逆历史潮流而动，站在了共产党和人民的对立面，顽固地###、反人民、反革命。所以，他始终不能回答为什么共产党受到人民的拥护，在全国取得胜利，而国民党最后众叛亲离，归于失败的原因所在。值得庆幸的是，戴季陶在人民解放战争高歌猛进的时刻，没有远走台湾孤岛，而把他的躯体留在了大陆，留给了生他养他的四川大地，没有“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的遗恨。从这点来说，戴季陶倒是没有太多的遗憾。
财神爷孔祥熙（1）
1947年秋天，正是秋风惨淡秋草黄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已进入战略反攻，国民党在前线损兵折将，一败涂地，整个国民党政权即将崩溃。此时，上海虹桥机场上，一行人急匆匆赶到。为首一人矮矮胖胖，雍容华贵，派头十足，他，就是蒋介石的连襟，刚刚卸下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号称中国第二大富翁的孔祥熙。他准备乘飞机前往美国。秋天的上海，细雨霏霏，到机场为孔祥熙送行的人不多，而且主要是金融界人士。此等场面，与他没下台时相比，确有天壤之别，再加时令不好，秋雨纷纷，让人多有凄凉冷落之感。孔祥熙去国万里，不知什么时候能再回来，心中自然有一丝淡淡的愁云，但一想到他去国的原因，马上感到一种解脱后的轻松，好像脱离了苦海，眼前是充满无比诱惑力的新岸。
抗战后期，孔祥熙因鲸吞巨额美金公债的丑闻被弄到了国民参政会。在危急关头，蒋介石念亲戚之情，亲自出面，给各方面做工作，希望能放他一马。但由于孔祥熙贪污数额太大，参政会还是提出了质询，他的丑闻不胫而走，他再也混不下去了。1945年5月，他不得不“辞去”行政院副院长职务，7月又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仅只剩下中央银行董事长、国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委员这些有名无实的头衔。
参政员们仍不肯罢休，非要戳他一下，因孔祥熙贪污案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无法抵赖。蒋介石起初想不了了之，但因不断有人追问，实在拖不下去了，只得在形式上委派俞鸿钧等人进行查办，孔祥熙也表示对赃款将“分期吐出”。孔祥熙表面上“认罪伏法”，表示“分期吐出”赃款，实际上，他下台后，准备一走了之，作了流亡美国的种种准备。
1946年，孔祥熙在上海对其财产作认真清理，把能带走的东西尽量转移到香港和国外。1947年，他到了北平，与昔日的亲朋好友一一作别。然后，在这一年夏天，回到了他的老家山西太谷。
太谷，地处太行山的西麓。是使他最为留恋的地方，这里的山水养育了他。1880年9月11日，孔祥熙出生在县城西郊的程家庄，而离县城西南15华里的南张村，则是他童年生活的所在地。几十年挥手过去，故乡依然是古槐挺拔葱郁、绿水绕村环流，俨然一幅“长夏乡村事事悠”的画图。孔祥熙故地重游，颇多感慨。当他走进孔家大院，望着大厅上悬挂的一副对联，长久沉思。这是他祖父留下的家训，联曰：
做几件学吃亏事以百世使用
留一点善念心田使儿孙永耕
孔祥熙回首过去，检点平生，觉得实在是有悖祖训，如今面对先祖遗训，有何面目。他不禁长叹一声，大院中的其他地方，也无心思看了，赶紧离开了孔家大院。
在太谷，孔祥熙隆重宴请了各亲戚本家，与他们畅述别情，回顾往昔，忙了几天，然后与他们揖手告别。待一切准备充分后，他先让夫人宋蔼龄赴美，自己则于这一年秋天来到上海。几天后，孔祥熙向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发出一电，以“忽接家人自美来电，谓夫人染患恶病，情况严重”为由，请假赴美。不等蒋介石批准，他随即匆匆买了飞机票，离开上海，飞往美国。
此时的孔祥熙，虽然有些许离国的哀愁，但更多的则是离开了舆论漩涡的超脱与轻松，他长长嘘了口气。
美国到了，孔祥熙虽多次到过这个国家，但长时间居住，一切都使人感到无比陌生。他必须慢慢熟悉，慢慢适应。
孔祥熙到美国后，住进了离纽约不远的里佛代尔一幢豪华的别墅。这是他早先花巨资买下的，他与夫人宋蔼龄将长期住在这儿。另外，他们还在纽约郊区花160多万美金买下了一幢高级住宅，同时，为了有时到纽约方便起见，孔祥熙还在纽约最繁华的闹市中心百老汇大街一家星级旅馆，长期租了一个房间，每天租金150美元。如此高昂的消费，连美国富翁也自叹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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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神爷孔祥熙（2）
来到国外，孔祥熙已没有很多事可干了，除了陪他的夫人宋蔼龄看病外，隔一天，他得到纽约去照看他的中国银行。1950年，台湾的蒋介石“总统府”聘他为“资政”，但他远在美国，是不可能跑到台湾去“资政”的，这仅仅只是个荣誉性的头衔而已。孔祥熙觉得自己“无官一身轻”，悠哉游哉，他要在这所谓的“自由乐土”上无忧无虑地度过晚年。
然而，美国并非他所想象的那样是块安定的“绿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的失败，美国与台湾国民党政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
美国总统杜鲁门一直对国民党贪官污吏将他们庞大的美援中饱私囊而愤愤不平，他常对其助手说：“今天肯定有10亿美元的美国贷款在纽约，列入中国人的银行户头。”杜鲁门所指的中国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指的是孔祥熙、宋子文等。
于是，在杜鲁门的直接命令下，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调查孔家、宋家在美国的财产，并对孔祥熙实施秘密监视。对此，孔祥熙做贼心虚，待在家里惶惶不可终日。后来，孔祥熙找到一位美国的朋友，请他帮忙，这个朋友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首先，孔祥熙与这位朋友通过各种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幕后活动，终于打通关节，由美国参议院外委会及美国财政部公布了一个类似“证明”的材料，说什么在美国的全部华侨连同中国银行在内，所有存款不超过5000万美元，这就从侧面否认了杜鲁门关于10亿美金的猜测。然后，孔祥熙破例接见记者，编造了一些谎话。他说：“我家祖辈父辈，历来经营票号、商号，家产总算是富有的，不过，这几十年来，由于通货膨胀，战乱频繁，祖产大部分都损失了。本人投资于国内各工商事业的资本，这次大陆沦陷，也整个荡然无存。民国以来的内战，和大陆的沦陷，孔家损失惨重，目下生活所需，不过是剩下的一点积蓄而已。”言罢神情感伤，似乎他真的是一无所有了。
这一着果然奏效，虽然人们都知道孔祥熙财产数量之巨是无疑的，仅从他在美国的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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