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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蒋介石所说，慈湖山明水秀，与他老家奉化的溪口实有相似之处。但这里毕竟不是溪口，蒋介石一生喜爱他的家乡，他前后三次下野，都跑到家乡躲起来，在山环水抱的故里盘算东山再起。蒋介石在败逃台湾时，与蒋经国一起曾登上飞凤山顶，极目四望，半晌无语，心中充满了无限留恋。而现在，他死在台湾，柩浮厝，可谓死而有憾。但中共多次声言，实现祖国统一后，蒋介石先生的棺柩可移葬大陆，安葬在他的故乡或紫金山亦可。
　　待海峡两岸共庆统一的时候，蒋介石一定会长眠在他所希望的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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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界元老何应钦（1）
1950年，从大陆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是在惊魂不定的紧张情绪中度过的。6月，解放军渡海攻台的危机刚刚解除，岛上便已悄悄开始了新的权力再分配。山雨欲来风满楼，虽然表面上大家都在喊“同舟共济、度过难关”的口号，实际上，国民党各派之间，已是刀光剑影，酝酿着一场血与火的争斗，各派领袖人物都为重温大陆时期的旧梦而跃跃欲试。此时，台北市北牯岭街一幢陈旧的小楼里，一个曾在大陆权倾一时的人物却异常平静，他就是担任过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的何应钦。这个国民党军事方面的第二号人物历来是威风耍足、风头出尽，现在为何一反常态而心灰意冷，自甘沉默呢？
　　何应钦不是等闲人物，他1890年出生于贵州省兴义县，两次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参与辛亥革命、护国战争。从1924年去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总教官，与蒋介石相处几十年，他深知蒋介石的为人。蒋介石虽然于1949年2月宣布下野，实际上仍然左右民国政局，操纵国民党的领导大权。现在从大陆败退台岛，蒋介石重新复职。复职后蒋介石公开宣称，要汲取大陆失败的教训，对国民党要不惜牺牲感情与颜面，彻底改造。弦外之音，那就是要进行新的权力组合，一些过去与老蒋关系密切的###，将被牺牲掉。何应钦十分清楚，长期以来，由蒋介石一手扶植的蒋经国“太子派”已成气候，振翼待飞，必然要取###派而代之。在这新旧势力消长的过程中，何应钦已是廉颇老矣，他“未成曲调先有情”，过早地开始寻找自己的归宿。
　　何应钦知道，蒋介石对反对过他的人，只要一遇时机，必然要进行报复。现在台湾岛上，国民党的一些派系，随着大陆的失败，有的被削弱，有的人员星散，有的已成强弩之末，蒋介石成了岛上实力最大的独裁者，他完全可以任意报复过去反对过他的各种势力与个人。何应钦检点平生，几十年来，确有与蒋介石产生芥蒂的时候。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何应钦不仅没有表示丝毫挽留之意，反而与李宗仁联名致电武汉方面，促成宁汉合流，还派胡宗铎赴汉迎接汪精卫，给人留了夺蒋之权的口实；1936年西安事变时，他是主战派，有炸死蒋介石取而代之的嫌疑；在蒋桂矛盾中，他曾两度与桂系搭挡，拟行“逼宫”……这些事，何应钦清楚，蒋介石也不会忘记。现在，如果蒋介石旧事重提，他何应钦的日子是
　　不会好过的，因此，何应钦只能小心谨慎，如履薄冰，稍不小心，将会导致杀身之祸。
　　何应钦很长一段时间自称要“闭门思过”，深居简出，不与闻政事。在家里，何应钦除了看书、写文章外，还迷上了高尔夫球，整天沉湎于个人的戏游与玩耍中，完全成了个老顽童。他的这番苦心十分明显，要蒋氏父子相信他已远离政治，不会介入台湾的人事纷争之中，不会造成蒋经国“太子”上台的阻力。果然，蒋介石也确被其表面现象所迷惑，再加上，蒋也念及多年来与何应钦的交情，考虑到他对蒋家政权多少有所贡献，另外，何应钦年已六十，且抽身自退，不能构成对蒋经国的威胁。这样，蒋介石虽然在新政权的人事安排中将何应钦排除在外，但还是给了他一个荣誉性的职务，让他担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随后，又给他一个“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的虚职。这两个部门，都是蒋介石安抚国民党###的“冷衙门”。然而何应钦对此安排十分感激，因蒋介石毕竟没有拿他开刀，让他这个“福将”之星存留下来了。为了表示他对蒋介石的感激之情，何应钦不仅心甘情愿地安居“冷衙门”，而且还要抖擞精神，继续替蒋氏政权卖命。他不断地在台湾发表文章、演说和谈话，吹捧蒋介石，鼓吹###、###。
　　1950年9月，何应钦发表《从抗战胜利展望###抗俄战争的前途》。文中大肆宣扬：“今天我们###抗俄的战争，就国家的立场言，是为独立自由而战，就人类言，是为正义和平而战。”1953年10月，何应钦发表《蒋总统的伟大人格》，肉麻地吹捧“蒋总统不仅是一位天才军事家，而且具有政治远见”，鼓吹“在蒋总统领导下，完成反攻复国任务”是不成问题的。正是这种顽固###的态度与拍马逢迎的献媚，使得何应钦与蒋氏父子的关系能比较和谐地维持下来，他在“冷衙门”中的这些荣誉性的职务也才得以保持三十多年。何应钦不光发表文章，为蒋介石献计献策，而且还身体力行，为蒋氏父子效力。朝鲜战争爆发后，何应钦以陪同夫人王文湘赴日治病为由，以私人身分访问日本朝野，各方游说，希望日本尽快同台湾签订和平条约，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对抗共产党中国，跨出了联日###的“国民外交”运动的第一步。由于何应钦的努力，促成了后来《日台和约》的签定，到50年代中后期，日本首相岸信介访台，使日台关系出现了短暂的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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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界元老何应钦（2）
1961年，何应钦召集一些无聊文人进行座谈。会上，他大讲自己一生“###”的“经验”及共产党的所谓“暴行”，并授意这些文人以此为素材编成话剧剧本。剧本完成后，何应钦仔细进行审阅，并亲自动笔修改，将剧本定名为《龙》，然后由政府出资，交由话剧团排演。排演后，何应钦不辞辛苦，亲自率领《龙》剧组出访国外，先后在瑞士、挪威、瑞典、丹麦、西德及美国演出，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1962年，何应钦作为台湾“特使”，赴南朝鲜参加该国第17届独立庆典。在南朝鲜。他与朴正熙大统领进行密谈，强调台湾、南朝鲜利益一致，应该联手合作，共同抵抗共产主义。
　　何应钦时时不忘吹捧蒋介石，每逢蒋介石生日，他总要发表文章，对蒋颂扬一番，时而称蒋是“国家永恒的重心”，时而称蒋是“###先知”，时而又称蒋是“民族文化中兴的导师”等等，不一而足。
　　正因为何应钦时时不忘向蒋介石讨好，蒋介石也有时表示一下亲热，以示回报。1959年，是何应钦的70大寿，蒋介石亲自书写了“同舟共济”的寿屏，派人送到何家，何应钦望着寿屏上的四个大字，十分感动，叫人悬挂于书房正中，一则是为了表示自己对蒋送屏的受宠若惊，经常看到这几个字，以作为忠于蒋介石的鞭策；二则是为了向人炫耀，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是常人所难能比拟的。1975年，蒋介石因病逝世，何应钦如丧考妣，悲痛万分，他写了一副挽联，亲自送于灵前，联云：
　　“追随凡五十年，谊为部属，情若两家，语忆亲题，安危同杖，甘苦同尝，弥感
　　深知蒙重任；哀思合亿兆众，世事方艰，大元顿远，全民奋起，团结自强，中兴
　　复国，完成遗志慰公灵。”
　　何应钦还参加了蒋介石大殓奉厝典礼，并不顾年老体衰，亲自护送灵柩前往台北市南六十公里的慈湖。这里有蒋介石的行馆。何应钦走进院内，见房中一切依旧，而斯人已萎，不觉感物伤情，失声嗟叹。联想到自己已86岁高龄，老蒋死后，不知小蒋对自己如何，瞻望前路，恐怕是“西出阳关无故人”了，心中的愁苦，竟化作纵横的老泪，涌出了眼帘。
　　历史进入80年代以后，海峡两岸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1981年元旦，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指出“实现中国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对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这一来自祖国母亲的呼唤，在台湾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台湾当局却无视祖国统一大业，以相反的姿态出现。3月21日，台湾国民党召开第十二届代表大会，通过了《贯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以对抗来自大陆的呼唤。
　　为了使这一方案得以实行，何应钦不顾92岁高龄，亲自出马，邀请各界人士二百多人，在圆山国际大饭店举行会议，讨论如何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会上，何应钦首先致词，他一方面大肆攻击大陆社会主义制度是“暴政”，是“奴役”等；另一方面，也承认“中国是必然要统一的，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愿望。今天，全世界的人都了解，统一全中国可以保障世界和平。”那么如何统一中国呢？何应钦顽固地认为台湾是“统一中国的蓝图”，“三民主义统一全中国，已是人同此心”，在何应钦的鼓噪与倡导下，大会提出了建立“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的提案，并很快得到了台湾当局的批准。
　　1982年10月22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举行成立大会，何应钦被推举为大同盟常委会主任委员。他神气十足地在讲台上宣称“大同盟”的宗旨，是要“中共放弃共产主义，统一于三民主义旗帜之下”。何应钦雄心勃勃，似乎他大展宏图的时机已到了，他在讲台上摇头晃脑，手舞足蹈，已“不知今夕是何年”了。
　　事实上，何应钦的“宏图”是不可能实观的，他抗拒不了历史的规律，也抗拒不了自然规律。他虽然身体还康健，但风烛残年，垂垂老矣，看起来，他笑口常开，精神愉快，实际上，在他内心深处，“便作春江都是泪，流不动，许多愁”。白天，何应钦在公众场合高谈阔论，当夜深人静，他一人躺在卧室的时候，便感到了沉重的孤独。他望着窗外，树影横斜，月光如水，渐渐，一切都模糊了，眼前便出观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他的夫人王文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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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界元老何应钦（3）
何应钦早年服务于黔军，护国战争时期，在昆明受伤，王文湘昼夜守护，精心照看，使他得以痊愈。何应钦伤好后，得知这个救命恩人是贵州省长王伯群与贵州陆军第一师师长王文华的妹妹，便深深爱上了这个善良娴淑的千金小姐。1920年，何应钦与王文湘结婚，从此，他们比翼双飞。黄埔军校时，王文湘内主家政，使何应钦无后顾之忧；抗战时期，王文湘随宋美龄参加妇女工作，深入战地后方，鼓舞士气；来台湾后，诸弟亲友，旧属戚谊，多由王文湘应酬接济，使何深得人缘。60年来，他们夫妻恩爱、伉俪情深。1952年，王文湘患了乳腺癌，何应钦尽其所能，积极为之医治，在家里亲侍汤药，尽心尽力。王文湘的病一直延续到1978年4月23日，终于离何而逝。虽然夫人也享年82岁，但何应钦内心的悲痛却是难以抑制的，几年来，总是“不思量，自难忘”，夫人的面容常常萦绕梦中，浮现眼前，令何应钦“剪不断，理还乱”，禁不注老泪潸然。
　　除了怀念夫人外，何应钦常常流露出对往日的留念和对家乡的向往之情。他很喜欢在台湾的一些贵州同乡来访，每当这种时候，他便兴致勃勃地谈起他的家乡，谈起他儿时的趣事，乐得像小孩一样。自从大陆实行开放政策后，何应钦总是拜托一些回贵州的亲友及部属，让他们去打听家乡的近况。当这些人从大陆返台后，何应钦总是饶有兴致地向他们问这问那，问他的何氏老屋是否安然，问他在大陆的亲属是否无恙，问何氏祖宗墓地是否完好等等。这些人都如实向他转告。当他听说何家老屋经当地政府维护，依然保持旧貌，祖茔也由政府拨款维修，何家亲人都盼望他回老家兴义探亲等情况，内心十分高兴。但他口头上却顽固地坚持所谓“三不”政策，在他人生的最后年代，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中国，仍然充
　　满恐惧与敌意。虽然如此，他思乡与怀旧之情却是与日俱增。1984年，何应钦九五大寿，虽年近期颐，却精神矍铄，他自信可以跨入百岁大寿。这一天，他兴致很高，在九层半寿塔蛋糕前，他拉年轻的副官张法乾合影留念，照片出来后，他嘱咐将此照片寄回家乡，让亲人们看看。后来，这张照片终于辗转寄到了兴义市，家乡的亲人看到何应钦高寿之年，身体还如此健康，都在心里深深祝愿他能活到与亲人见面的那一天。
　　但何应钦毕竟是高龄之人了，从1986年开始，身体逐渐衰弱，明显感觉不适。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时常一人呆在书房里，望着著名画家张大千送给他的一幅《泥荡风景图》长久出神。这幅画是张大千根据何应钦向他所描述的贵州老家兴义县泥荡镇的风景凭想象画成，并在他96岁寿日时送来的，何应钦十分喜爱这幅画，挂在书房中时时欣赏一番。此时，病中的何应钦望着画中泥荡小镇那参差错落的房舍、崎岖的羊肠小路，不觉心驰神往，似乎回到了他的家乡泥荡，那高耸的悬崖峭壁，那南方小镇的风土人情，那泥荡石林的绮丽风光，如一幅长卷在眼前飘过，老人内心深处流淌着一股浓浓的乡恋与亲情……
　　这一年的5月1日，何应钦突然发生脑中风，家人即将他送进台北荣民总医院。该院神经部主任朱复礼为他进行精心治疗，用了最有效的药物和一流的仪器，但终不能使病情好转，只能苟延其生命。这样，年高体衰且病重的何应钦又拖了一年的时间。
　　1987年10月20日上午，何应钦的血压突然急骤下降，经医院全力抢救，并以呼吸器维持呼吸，延至21日上午7时30分，何应钦终因心肺衰竭而结束了他的生命，终年98岁，离百岁大寿还差2年。
　　何应钦逝世后，正在病中已不能行走的蒋经国发布了“总统令”，要求“饰终之典，务从隆厚，以似崇褒”，并颁赠“轸悼耆勋”的挽额。按照蒋经国的命令，台北各界举行了隆重的公祭活动。丧礼后，何应钦的灵柩在各要人的护送下，安葬在台北县汐止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特勋区。
　　

军界元老何应钦（4）
何应钦死了，可谓是寿终正寝。他活了九十八高龄，却不能实现他重回家乡、再见亲人的愿望。他顽固坚持“三不”政策，实际上，他也是海峡两岸骨肉分离悲剧的制作者之一，到头来，他作茧自缚，吞咽了由他自己参加酿造的这杯苦酒，这就是他的可悲之处。
　　

理论家戴季陶（1）
1949年10月，正是“暮景萧萧雨霁，云淡天高风细”的深秋季节。在南京郊外一处小巧玲珑、安静舒适的“孝园”别墅里，国民党###戴季陶神经痛日益加剧，常使他不思饮食，夜不成寐。每当这种时候，他便陷入苦苦的思索、苦苦的回忆之中。他回忆昔日辉煌的岁月，也思索自己未来的归宿……
　　戴季陶，名良弼，字选堂，又名传贤，号天仇，晚号孝园。1891年1月6日出生于四川省广汉县。1902年入成都留日预备学校，1905年秋留学日本。回国后，曾任上海《天铎报》主笔，还为《民呼报》、《民吁报》撰稿。这一时期，他写了大量反清排满，鼓吹革命的文章，一时有“穷达利眼识天仇”的美誉。1911年5月加入中国同盟会。武昌首义后，任孙中山秘书达十四年之久。五四时期，介绍过马克思主义，参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筹备活动，但不久与共产党人分道扬镳。大革命期间，以###的戴季陶主义而出名，受到共产党人的批判。南京政府成立后，任考试院长达二十年之久。1948年因病卸职，被任命为国史馆长，但一直没到职。
　　现在，人民解放军已转入战略反攻，戴季陶似乎已听得见远方隆隆的炮声，他知道南京政府败局已定，自己将何去何从呢？一想到这些问题，他的心情也时而苦闷，时而感伤，时而烦躁，时而悲凉。
　　戴季陶离开南京市中心，到这偏远郊外的“孝园”来居住，一是为了养病，二是为了逃避政治。这里的环境如世外桃源一般，那山中的晨雾、落日的余晖，足足可以使人陶醉。但戴季陶却又安不下心来，他不能离开政治，他一辈子从事政治，一旦离开，又感觉到痛苦。他曾十分坦诚地表白：“但以世风日下，国事日艰，衰病之身，毫无所补，每一念及，则深惶汗。”因此，他身在“孝园”，却念念不忘他的所谓“党国事业”。他总是十分关心时局的发展，如有外人来访，他便关切地询问南京方面的情况，前线战事的进展，共声党方面的动态，社会上的舆论，人事的变更，应变的策略等，且问得十分仔细，并露出伤时之感。不久，戴季陶病痛剧烈，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