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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要的最后岁月-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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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偕幔约旱鄙狭恕昂油贰薄�1902年，清朝盛京将军增祺将他的土匪部队改编，任命他为新民府游击马队管带。1911年武昌起义，张作霖投靠袁世凯，镇压革命党人，逐渐成为东北地区最有实力的人物之一。袁世凯死后，他投靠皖系，被段祺瑞政府任命为奉天都督兼省长。直皖战争中，张作霖窥测方向，助直讨皖，导致皖系失败。从此，张作霖除了以东三省巡阅使一统东北外，势力开始伸入关内，成为影响国内政治局势举足轻重的两大军阀之一。不久，通过两次直奉战争，张作霖击败直系吴佩孚，成为拥有东北、控制北京和天津地区、势力伸展到南京及上海的国内最大军阀。
回顾这一从绿林怪杰到“国家元首”的历史轨迹，张作霖心中涌起一阵自豪感，他环顾左右，俯视阶下，似乎普天之下已莫非王土，率土之滨已莫非王臣了。想到这里，他不觉随着满堂的祝贺声哈哈大笑起来。
登基典礼的狂热过后，张作霖开始冷静下来，他心里十分明白，奉系武力称雄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在国内形势影响下，他所统治的广大区域，治安混乱、财源枯竭、民不聊生、政不安稳，就连他的老巢东北也时常后院起火，这令张作霖十分不安。1928年3月29日，张作霖在北京怀仁堂召集文武百官开会，会上他忧心忡忡地说：“现在国家的财政困难日甚一日，中央各部官员的困苦情形我是深知的，希望大家在国家艰难的时候，有卧薪尝胆之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我开始和大家共勉。”张作霖的语调低沉，可谓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但是这末日的哀鸣并不能改变他日甚一日的困难局面。
1928年4月10日，蒋、冯、阎、桂四个集团的军队同时下攻击令，对奉军展开大规
模的进攻，张作霖多面受敌，频于全线崩溃，情势大为不妙。
此时，一向扶植张作霖的日本当局也鉴于中国政局的变化，开始趁火打劫，对张作霖落井下石了。本来，张作霖是靠日本支持起家的，自然在很多方面对日本在华利益，特别是满蒙特权，给予很多照顾。但随着国内反日浪潮的此起彼伏，张作霖也不能毫无顾忌地满足日本无可遏止的侵略要求，他不想做一只甘心听从日本摆布的走狗，这就与日本产生了许多矛盾。
5月17日晚上，张作霖正和梁士诒、李宣威等人打牌，日本驻北京公使芳泽紧急来访，张作霖知道来者不善，仍陪笑脸与之周旋。芳泽直接了当地提出要求中日合资修筑吉会铁路问题，并诱惑说：“如果答应这个要求，日本可以设法阻止北伐军过黄河。”张作霖可不是三岁小孩，可以被随便哄住的，他不客气地回答：“我们家中的事，不劳邻居费心，谢谢你们的好意。”芳泽见哄不住张作霖，冷笑两声说：“你们打得过北伐军吗？”张作霖有恃无恐，若无其事地答道：“若打不过他们，我们可以退出关外。”芳泽阴沉沉地说：“那时，大元帅未必回得去吧？”张作霖正色地说：“关外是我们的家，愿意回去就回去，有什么不行呢？”
芳泽见张作霖不吃他那一套，便又提出了“满蒙权益”要求，称中国战争将波及京津地区，如满蒙治安受到影响，日本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张作霖干脆闭上双眼，不予理睬，芳泽见此，更加蛮不讲理地威胁道：“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张宗昌的军队是你的部下，你对此事应该负一切责任。”张作霖对日本人早就看不顺眼，听到这里勃然大怒，他从座位一跃而起，将手里的翡翠烟嘴摔成两段，声色俱厉地对芳泽吼道：“此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责，他妈拉巴子的，岂有此理。”随后扔下芳泽，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
东北王张作霖（3）
冲突的白热化，使日本下定了除掉张作霖的决心，他们认为干掉张作霖，东北一定会发生混乱，日本便可乘机攫取整个东北。他们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由他策划执行，河本即派工兵队选择动手地点，最后，他们选定了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叉的皇姑屯，并决定在此埋下炸药，以炸翻张作霖的列车，如爆炸不成功，就设法使列车脱轨，然后乘混乱之际派大刀队将张作霖砍死。
张作霖这次真正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了，蒋介石的军队行将兵临城下，日本人又如此相逼，他明白自己大势已去，无可奈何，只得于5月30日召集张作相、孙传芳、杨宇霆、张学良等文武百官在怀仁堂举行会议，在张作相等人的苦苦相劝下，张作霖终于决定关门收摊，率兵退回关外。
5月的中南海，林木荫翳，花瓣满地，张作霖走出怀仁堂，不禁长叹一声，流水落花春去也。他似乎看到，他所苦苦力撑的北洋军政府已忽喇喇如大厦将倾、昏惨惨似黄泉路近。
张作霖决定回东北的前几天，已接到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密电，说皇姑屯附近近日来日本人不许行人通过，提请大元帅注意。张作霖对这一消息不以为然，但为了安全起见，他故布疑阵，先是宣布6月1日启程，后改为2日离京，但2日他仍呆在北京。
日本一方面为了探听虚实，另一方面仍想从张作霖手中得到点什么，6月2日午后4时，日使芳泽死皮赖脸地又到中南海来纠缠，想逼迫张作霖正式在“日张密约”上签字。张作霖不但不予接见，还在自己办公室内高声大骂：“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着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最讨厌这种办法！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家乡，祖宗父母的坟墓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我什么都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张作霖的办公室与客厅是连通着的，坐在客厅的芳泽听得很清楚，他坐立不安，急得打转。大约过了半小时，张作霖叫人拿出一叠文件，交给芳泽。芳泽满以为大功告成，也没细看，便匆匆离去，待回到公馆一看，张作霖在文件上只写了个“阅”字，并
没签署姓名。芳泽急忙打电话询问，对方说，张作霖已离开了北京。
6月3日清晨1时，张作霖率领一班随从人员离开顺承王府，穿过新绿街道，披着清
冷的月光，从大帅府正门出来。张作霖放慢了脚步。他望着这里巍峨的殿宇、熟悉的花草树木，露出依依不舍的神情，那粼粼的湖水，皎洁的月光，在他眼中，都变得伤心惨目了。
1时13分，在水泄不通的警戒中，张作霖一行出现在月台上，告别仪式开始，凄凉的军乐挽歌般地响起，张作霖强装出愉快的表情，左手紧抓佩剑，行举手礼与前往火车站送行的张学良、孙传芳、杨宇霆等高级将领告别。列车缓缓开动，向张作霖的家乡奉天行进，也在向他生命的尽头行进。
张作霖的专车是前清慈禧太后所乘的花车，共二十二节，张的包车在中间。随张作霖同行的，除大元帅府人员和卫队外，还有靳云鹏、潘复、日籍顾问町野武马、张作霖的六太太和三公子张学曾等。车到天津，靳云鹏、潘复、日籍顾问町野武马等人下车，列车继续前进。
午后，专列抵达山海关，车站有2名日本士兵站岗，态度平静，没什么异常迹象。这时，专程前来迎接的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上车，陪同张回沈阳。一路上，大家边说话边打牌，并不时向车窗外张望，见岗哨林立，也就放心了。一会儿，有人累了，便解衣而睡。张作霖睡不着，便与吴俊升天南海北地唠了起来。
第二天天亮时，火车到了新民，张作霖向窗外望去，只见铁路沿线都有士兵警戒，面向外立，十余步就是一岗，一派森严的景象。目睹此景，张作霖一扫颓败的情绪，扩张的野心又油然升起，他对吴俊升说：“我们关起门来养他两三年，出关后依然是老虎。”吴俊升讨好地说：“大帅是只真正的老虎，我们是老熊，大帅要是再入关，肯定会把小南蛮全造了。”他说完笑了起来，张作霖也哈哈大笑，这是他出关后的第一次如此开怀大笑。
东北王张作霖（4）
就在他们兴致勃勃地沉醉于卷土重来的美好设想时，谁也没有注意到，在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叉地点附近，就再没有哨兵警戒了。
专列路过皇姑屯车站时，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上车为张作霖接风，然后，列车继续向沈阳城小西门外奉天车站行驶。
几分钟后，吴俊升献殷勤地说：“大帅，车已过皇姑屯了，有点冷了，穿上大衣吧。”张作霖也觉得紧张了一整夜，身体既累，也感到有点冷，便站起身来准备穿大衣，此时是6月4日晨5时30分，忽听脚下轰隆一声巨响，列车就像一叶小舟，被一股强大的热浪冲得腾空而起，并迅即跌落于烟波火流之中。待烟雾稍稍散去，人们看到，专列上所挂的三节贵宾车全被炸翻，张作霖所乘的包车被崩出三四丈远，只剩下两个车轮和钢梁底盘，其他如车顶棚和车窗等全部被炸得不知去向。
张作霖的卫队即从后边的车厢下车，紧急进行抢救，从包车中抬出吴俊升、张作霖。吴俊升头部被一铁钉洞穿，早已毙命，张作霖被炸得血肉模糊，但还一息尚存。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即从附近拦了一辆结婚的汽车，将新郎新娘赶出，把张作霖抱入车内，护送到沈阳大元帅府。这时，张作霖衣服全是血，一条手臂已断，奄奄一息。在医生给他治疗时，他清醒过来，睁开眼，看着周围的一切，充满无限的留恋，但他一生从事军旅，最不喜欢儿女情长，多少话咽进了肚里，只是断断续续地对其夫人说：“我受伤太重，恐怕不行了，告诉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赶快回沈阳。”张作霖再也没有力气讲话了，他微微闭上眼睛，似乎要回顾昔日起于草泽，啸聚狂徒，称雄东北，问鼎中原的辉煌，也似乎要品味一下如今被日本人抛弃、落得如此下场的凄凉，但他的生命已不允许他去慢慢回顾、细细品味了。几小时后，这个曾不可一世的东北王、北洋政府的末代元首便停止了呼吸，死在过去他曾投靠的日本帝国主义手下，终年54岁。
张学良得知父亲身亡的消息后，匆忙化装回奉，先处理了军中急迫问题，稳住东北局势后，21日才发布大元帅去世的消息。这样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通过炸死张作霖、造成混乱、挑起战端、霸占东北的阴谋也就宣告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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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系首领吴佩孚（1）
1932年元旦刚刚过后，北平城里下起了大雪，到处银装素裹，白茫茫一片。连续几天，雪花依旧飘落，朔风呼呼作响，北平古城，呈现着一派寒冷、肃杀的景象。
一天，北平车站突然热闹非凡，站前站后，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月台上聚满了文武官员及各方显要，为首一人是主持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张学良少帅，他躬率部属，如此慎重，亲临车站，是为了迎接一个什么人物的到来呢？
下午3时，列车徐徐到站，在礼炮奏乐中，车门启开，走出一个身穿长袍、体格魁梧、颇有军人气质的老人来。他，就是当年北洋政府时期鹰扬牧野，虎踞中州，呼应八方风雨的吴佩孚大帅。自从北伐战争中被国民革命军击败后，他先是逃往四川，蛰居白帝城、万县、广安、大竹、绥定、成都等地，后经西北甘肃、宁夏、绥远、山西等省市赴北平，因他当初与张作霖有八拜之交，所以先打电报给张学良，说他将“来京长住”，张学良接电后当然不敢怠慢，所以在北平车站摆出了热情欢迎的宏大场面。
吴佩孚虽然预先打了电报给张学良，但对他这位世侄在“九一八事变”中执行不抵抗政策而丢失东北十分不满。因此下火车后，他无视盛大欢迎场面，脸色冷峻，与张学良握手后便急忙钻进小车，将张学良及欢迎人群撇下不管，一个人匆匆驱车进了他在北京东城什锦花园胡同的住宅——吴家公馆。
随从人员都认为吴佩孚使张学良如此难堪，实在有点过份，便劝他应去回拜张学良，使关系有所缓和。吴佩孚仍然情绪激动，恨恨地说：“我是要去找小六子的。”
第二天，吴佩孚来到顺承王府张学良的官邸，算是回拜。张学良执以晚辈礼，将他扶进客厅，并亲自沏茶。
吴佩孚还没坐稳，便忽地站起来，怒目圆睁，用手指着张学良，厉声问道：“沈阳事变，你为什么不抵抗？”
张学良本来对吴佩孚昨天的行为十分不满，今天吴佩孚又如此不讲情面，一时火起，也顾不得礼节，腾地站起身来，怫然变色，抗声回答：“我有命令！”从张学良的答话中，吴佩孚已听出一些分量，但他依旧不让寸分，步步紧逼，高声反问：“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带兵多年，难道这个道理也不懂吗？”
吴佩孚的幕僚、张学良的部属都怕事情闹僵，影响两人的关系，急忙将话岔开。但吴佩孚还是恨恨不平，坐了一会便要走，张学良心中不舒服，也不留客，将他送至中门。
吴佩孚虽然发了脾气、但张学良毕竟是晚辈，他想到自己的父亲曾与吴佩孚义结金兰，在打打闹闹中非同一般的交情，便原谅吴佩孚了，觉得不能与这位已经下野的倔强老头儿一般见识。隔了一天，张学良亲自到吴公馆看望吴佩孚，也许吴佩孚也觉得自己火气太大，做得有点过份，内心进行了反省。因此这一次，吴佩孚态度缓和多了，他十分亲热地将张学良领进了自己的书房，在书房中，进行了长达两小时的密谈。
在密谈中，吴佩孚力劝张学良聚集兵力，反攻东北，收复失地。但张学良顾虑重重，说自己旧部多已失散，难以聚集，更重要的是，关于东北问题，中央将会采取有效办法，自己不能轻举妄动，而打乱中央的部署。吴佩孚根本不听这一套，他说：“现在日本占领东北，立脚不稳，我们反攻，一定能收复失地，这大好良机，不能错过呀！”张学良无奈，只好说回去商量后，再派参谋长向大帅请示，而匆匆离开了吴公馆。以后，张学良很少往什锦花园来，即使是逢年过节来一下，也只是礼节性地问候大帅，送点节日礼品而已，绝口不谈国家大事。张学良这种“敬鬼神而远之”的作法，使吴佩孚大失所望，他恨恨骂道：“张学良这小子没出息，忘记了自己的国仇家恨，真是不忠不孝。”但他也只能是骂骂而已，自己是下野的败将，无兵无权，说话有谁听呢？无可奈何，只好带着他的一些随员，在什锦花园的吴公馆里，关起门来作大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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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系首领吴佩孚（2）
吴佩孚在北平一住就是好几年，转眼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军兴，华北局势发生巨大变化。这时，在日本帝国主义策划下，一小撮汉奸卖国贼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一些地方，先后成立了若干傀儡政权，这是日寇采取“以华制华”政策的产物。日寇在这些地区收买曾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跃过的失意政客和下野军人，替他们鼓吹，实行所谓的“中日亲善、经济提携、建设东亚新秩序”等侵略计划。吴佩孚曾是北洋政府时期叱咤风云、煊赫一时的大人物，自然也就成为日寇最合适的争取对象。
1938年底，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贤二接受上司的命令，亲自到吴公馆拜访吴佩孚。吴佩孚心里十分清楚，土肥原亲自出马，必定没安好心，因此十分警惕。双方见面，表面上十分客气，寒暄完毕后，土肥原直接了当摊了牌，哭丧着脸，哀求说：“请玉帅出来，救救我们日本。”
听了这话，吴佩孚哈哈大笑说：“我连自己都救不了，还能救你们日本人？”土肥原见吴佩孚装模作样，也不再卖关子了，他干脆一语中的，和盘托出：“请玉帅出来，调停中日和平。”
“好哇！”吴佩孚一口答应，“如果贵国天皇和我国蒋委员长，双方都打电报来要我出面调停，我一定照办，并尽力而为。”
土肥原知道吴佩孚在耍弄他，但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来反驳，竟顿时语塞，好半晌才说：“我们所说的调停，是想请玉帅出山，和日方共同维持中日间的和平。”
吴佩孚也干脆一杆子通到底，他明确提出：“那好，如果一定要我出山，请你们退出中国，连东北也退出！如果你们日本军队还在中国，那中日间是没有什么和平可言的，因为是你们侵略我们中国。”
土肥原不敢再往下说了，他知道吴佩孚不会就范，只好怏怏退去。此后，土肥原又两次登门造访，仍然被吴佩孚顶回。他枉费心机而一无所获。
土肥原不敢到吴公馆来了，他派川本芳太郎继续他的工作，劝吴佩孚投降。这个川本芳太郎，一向以侵华为专业，尤以劝降而著称。他为人狠毒、阴险狡猾，接受任务后，自信一定可以把吴佩孚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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