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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要的最后岁月-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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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驾驶室走出来，回到自己座位上时，汪精卫一伙才感到虚惊一场。
当天下午，飞机徐徐降落在昆明机场，汪精卫往下一看，又是吓了一跳，机场上排列着黑压压的欢迎人群，以云南省主席龙云为首的各厅、署、局长们一大堆都在下面等候。龙云此举，无非是想讨汪精卫欢喜，但汪精卫做贼心虚，生怕人多耳目多，张扬出去，使阴谋过早败露，于是佯称“因飞机颠簸太甚，脉搏有间歇”，身体不适，不能见客。下飞机后，一头钻进小车，抛下大批欢迎的人士，急急驶往龙云为他安排的高级别墅。
溜出了重庆，汪精卫心中舒了一口气，但他知道昆明决非久留之地，蒋介石的特务在这里势力很大，万一被他们盯住，那就不容易出去了。于是，汪精卫便向龙云摊牌，他以政治无赖的口吻说：“我现在把全盘经过透底告诉了你，你如果不同意，可以马上打电报通知重庆，并把我扣留，那你可以立一大功。不然，你就马上送我到河内。”龙云由于多年来与蒋介石有矛盾，他不想去立这个功，于是满口答应，将汪精卫送出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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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奸汪精卫（2）
12月19日，汪精卫一伙乘坐龙云为他们包租的一架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仓皇逃
往河内。
汪精卫一伙逃到河内后，住在市内高级住宅区高朗街27号朱培德公馆。这是一栋三层楼的小洋房，四周是小花园，此时虽是隆冬季节，但这座南方城市却仍然云淡风轻，阳光明媚，梧桐掩映，景色如春。在汪精卫所住的地方，日本人为他们设立了特别警戒，汪精卫总算从紧张中解脱出来。他望着窗外精致的小花园，不禁长长嘘了一口气。
汪精卫刚到河内，日本首相近卫就迫不及待地于12月22日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提出承认伪满洲国、###防共、经济提携三条对华原则。汪精卫立即予以响应，并于29日，在香港《华南日报》上公开发表致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的臭名昭著的“艳电”，这是汪精卫集团公开卖国、投降日本侵略者的宣言，从此，汪精卫终于堕落成一个汉奸卖国贼，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汪精卫叛国后，蒋介石曾命戴笠派人到河内刺杀汪精卫，结果未能成功，汪的死党曾仲鸣当了替死鬼。汪精卫虽然侥幸不死，却受了很大惊吓，感到危机四伏，
随时都有丢命的危险，因此惶惶不可终日。
1939年4月25日，汪精卫受日本侵略者之命，离开河内到上海去组织傀儡政府。当汪精卫乘坐的日本轮船“北光丸”行进在茫茫大海上时，这个大汉奸的心情十分不好。他知道自己已经彻底卖身给日本帝国主义了，但却不知此去上海，日本人能否重用他，瞻望前途，颇感渺茫。想当初，青年汪精卫去刺杀清廷摄政王载沣时，曾“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是何等的激昂，何等的豪壮，可如今去当汉奸，又是何等的寂寞，何等的凄凉。面对风声、涛声交相鸣奏的大海，他感慨系之，不禁铺纸挥笔，写了一首诗：
卧听钟声报夜深，
海天残梦渺难寻。
柁楼欹仄风仍恶，
灯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
神州重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
检点平生未尽心。
汪精卫的这首诗，半是怀旧的回音，半是穷途的哀鸣，半是汉奸的辩解，半是叛徒的自白。华丽的辞句下，全是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谬论，把一个做了汉奸而又没坐稳的卖国贼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汪精卫颠颠簸簸，从河内到达上海后，便与北方的王克敏、梁鸿志等汉奸紧密磋商，作筹组伪中央政府的准备。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同周佛海等人乘机飞往日本，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进行卖国交易。在取得日本的支持后回国，加紧了组建伪中央政府的步伐。
8月28日，汪精卫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伪中央党部，以汪精卫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宣布以“和平###建国”为投敌卖国的纲领。伪中央的成立，为汪精卫上台作伪国民政府主席制造了所谓“党统”、“法统”的根据。
1940年3月20日，在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导演下，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精卫春风得意，率伪政府各院、部、会主要人员陈公博、周佛海等宣誓就职。汪精卫在就职典礼上宣读了所谓的《还都宣言》，声称：本政府为全国“惟一的合法的中央政府”，与日本要实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凡属一般将士，“务必一体遵守，即日停战，以期待命”。
汪伪政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产物，是作为日本推行侵华政策的工具而存在的傀儡政权。汪精卫自以为他的伪政权“登高”一呼，就会群起响应。然而，回答他的却是中国人民掀起的声讨汉奸的巨大浪潮。沦陷区的上海，北平等地，先后发生了学生罢课游行的运动；重庆国民党政府公布了以汪精卫为首的100多名汉奸名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发出《讨汪救国通电》。全国到处都是讨汪的滚滚激流。
大汉奸汪精卫（3）
汪精卫当上第一号大汉奸，日子并不好过。首先，他以国民党副总裁的身份叛国投敌，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头号卖国贼，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其次，日本侵略者虽然支持他建立伪政权，但为了还要拉拢蒋介石，一再推迟成立伪政府的日期；伪政权成立后，又迟迟不予承认，在日本主子不赏脸的情况下，汪精卫无法向
中国人民进行欺骗。想到这些，他内心总是闷闷不乐、郁郁不展。
1940年11月4日，汪精卫以伪政府“行政院长”身份，与日本签订《中日基本关系协定》。这一天，他穿了一套漂亮的礼服，当日方大使阿部行将到达之前，他呆呆地站在中央礼堂前的石阶上等候。一会儿，他抬起头来，望着远处缭绕在紫金山上的白云，想到自己死心塌地为日本卖命，充当汉奸，但日本主子依然不信任自己，迟到现在才勉强搞了个《中日基本关系协定》，而且只派个大使和他签字，甚至这个大使还迟迟不来，让他在这儿痴痴等待。他想到这里，忍不住两行清泪，从眼眶沿着双颊一滴一滴地往下直流。突然，他双手抓住自己的头发，用力地扯，用力地拉，然后俯下头，鼻子里不断发出“哼哼”之声，泪水渍满了面部，的确，汪精卫为了替日本人卖命，劳碌奔波，心力交瘁，却不能得到主子的欣赏，他不能不感到委屈，自怨自艾。
精神上的苦痛，身体上的劳累，再加上他1935年南京遇刺后子弹尚留在体内，本身又患有糖尿病，这些创伤交织在一起，使汪精卫的身体日益衰弱。
1944年元旦，汪精卫清早起来，便觉身体十分不舒服，接连两天，都是如此，这才引起他的注意。4日晚，汪精卫请来私人医生诺尔为他诊断，诺尔通过初步的诊断及观察汪的行色，认为有癌症现象的可能。汪精卫却不以为然，又过了两天，他感觉到腰部以下逐渐麻痹，并不时伴有高烧，由于病源不明，诺尔也不好对症下药，这样，就拖了下来。
到了2月，汪精卫病情继续发展，呈严重趋势。正好，他夫人陈璧君也患胃病，延请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教授黑川利雄到南京为她治病。黑川为陈璧君治病时，顺便为汪精卫进行了诊断，认为汪精卫病情已到了十分危险的阶段，必须动大手术不可。经黑川与日本政府商洽结果，决定将汪精卫送往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进行治疗。
3月3日，汪精卫带着老婆陈璧君及子女汪文惺、汪文彬、汪文悌、女婿何文杰及随从等多人乘机来到日本的名古屋。这时，太平洋战争已进入最后阶段，名古屋是日本的工业城市，不时遭到盟军的空袭。为了保证汪精卫的安全，日本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在汪精卫到达之前，由日军出面，在给汪预备的病室外侧旷地上，建筑防空壕，并限于一夜之内完成。同时，日本政府还组织日本外科、内科、整形外科、放射科的一流权威医生汇集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组成会诊团，为汪精卫治病。
汪精卫到达日本后，名古屋帝大医院将住院大楼四楼的一间特别室让出来供汪精卫治病、居住之用。这间特别室相当宽敞，有卧室、日式起居室、厨房、浴室、厕所等，汪精卫与陈璧君就住在这里。另外，整个四楼的房间，都让出来，供汪精卫家属及随员居住。即将灭亡的日本帝国主义觉得在这个非常时刻，不能没有汪精卫，因此，尽最大的努力来抢救这个忠实奴才。
经日本各科著名医生会同诊断，一致认为，汪精卫因过去所中子弹留在体内过久，诱发而成为多发性的骨髓肿症，胸骨自第四至第七节间，因肿胀而自背部向前胸发展，以致压迫脊髓神经，必须割除向前压迫的肿胀骨殖，以减轻压力。
3月4日，即汪精卫抵日的第二天，由日本著名外科医生斋藤教授主持施行手术。经1小时左右，手术完毕，汪精卫感觉轻松了许多，其后三四日内情况良好，汪的腿部已能轻微活动，他以为危险已经解除，不日将会痊愈。陈璧君及其子女也都十分高兴。但好景不长，几天后，病情又复呈恶化状态，汪精卫痊愈的幻想破灭。
大汉奸汪精卫（4）
###月间，汪精卫病势转危，汪伪政权的大小汉奸都先后赴日探望。汪精卫望着这些与自己一样的民族败类，心中涌起一种十分复杂的情感，便向他们嘱咐道：
“我死后，文章不要留存，我的###思想曾先后发表，均为世人所知，可留的只有诗词稿。”言毕，眼中已盈满泪水，大小汉奸惺惺惜惺惺，见汪精卫如此，也都十分伤感。
一日，他将陈璧君叫到床前，口授一篇文章，让陈记下，题目为《最后之心情》，文章云：
兆铭于民国二十七年离渝，迄今六载。当时国际情形，今已大变。我由孤立无援而与英美结为同一阵地，中国前途，忽有一线曙光，此兆铭数年来所切望而虑其不能实现。……
铭盖自毁其人格，置四十年为国家奋斗之历史于不顾！亦以此为历史所未有之非常时期，计非出此险局危策，不足以延国脉中一线……
文章一半是凄凉的挽歌，一半是乞怜的哀诉，既有公开的造谣，更多的则是为自己叛国投敌罪行作徒劳的辩解。但汪精卫没有想到卖国者的臭名，岂是一篇文章的辩解所能洗刷掉的，他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陈璧君将文章记录完毕，又交汪精卫反复看了几篇，最后汪点点头，表示满意。汪精卫望着陈璧君憔悴的面容、杂有银丝的头发、昏昏然的眼神，想到当年在槟榔屿鼓吹反清革命时，两人郎才女貌，一见倾情，是何等的风华正茂，“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的誓言还历历在耳，可现在人事全非，不禁生出无限的爱怜之意。
10月，汪精卫病势转危，医生认为极度贫血，于是，先后由他的两个儿子汪孟晋、汪文悌为其输血，但终不见效。
11月9日，盟军飞机对名古屋轰炸日频，帝国医院便将汪精卫移至室外防空壕。因室外缺乏暖气设备，汪精卫夜间受寒而引发了肺炎，由此高烧不退，至深夜呼吸逐渐感觉困难，因防空壕不便叫医生，便拖到第二天。待医生赶来进行急救，已无可挽回了，11月10日下午4时20分，汪精卫停止呼吸。这个头号民族败类终于没有苟活到抗日战争胜利，而接受人民的审判，他过早地结束了其叛国投敌的汉奸生涯，终年61岁。
汪精卫死后，其尸体由陈璧君及其子女护送回南京。此时，抗日战争已接近全面胜利，汪伪政府为汪精卫举行了简单的葬礼，然后，将其尸体葬于中山陵旁之梅花山。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命令工程兵将其坟墓炸得粉碎。
汪坟被毁了，汪精卫的尸骨早化成一缕黑烟荡然无存，但汪精卫这个丑恶的名字，将千秋万代为中国人民所唾骂所不齿。
东北王张作霖（1）
1927年6月初，北方最大的工业城市天津刚从前几个月的惊慌失措中平静下来，工厂开始复工，市面恢复正常，但整个城市在融融的阳光下依然显得有气无力。此时，在一座清朝留下的王府——蔡园里，身着锻面睡衣的奉系军阀首领、东北王张作霖正斜躺在烟床上，边吸着大烟边思考着国内政治局势及奉系应采取的对策。
1926年底至1927年上半年，是国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从广东出发的北伐军以势如破竹的速度先后占领武汉、南京、上海，直系吴佩孚落荒而逃，据守东南的孙传芳已遭惨败，北伐军大有席卷北京之势。但到1927年4月中旬，北伐军中的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双方的军队也在安庆、九江之间对峙。奉军见有机可乘，即向京汉铁路、皖北等地推进，一度进展到西平、上蔡、合肥、六安等地。
想到这里，张作霖得意起来，这个干瘦的老头一扫过去的满面愁容，心中算计着各方势力的消长起落，规划着自己未来的前程。他清楚地知道，是长江岸边的形势变化，才给了他喘息的机会，虽然目前他还能控制一些地方，但奉系军事实力已是强弩之末了。在此情况下，他觉得应采取两个重大行动，一是大树“讨赤”旗帜，向蒋介石暗送秋波；二是抓紧时机，尽快当上中华民国“元首”，不然，机会将很少了。于是张作霖即令军警在广大北方地区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下令杀害共产党著名领袖李大钊，使整个北方地区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与此同时，张作霖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各种“登基”的准备，企图在这风雨飘摇之际，过一过“国家元首”的瘾，实现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
自从1926年4月20日段祺瑞执政府被鹿钟麟赶下台后，北京政府虽频繁易人，但都是以代理内阁总理的形式代行政务，一直没有国家元首。张作霖从东北挥师入关，问鼎中原，所耿耿于怀的，就是要取得这九五之尊的大命。现在北伐军兴，奉系势力已是江河日下，如再迟疑徘徊，将成终身憾事。张作霖有了紧迫感，觉得呆在天津不好办事，干脆举家搬进北京城，这里才有帝王之气。
6月16日，张作霖北京顺承王府召###议，讨论解决北方的政治问题。孙传芳、张宗昌及奉系将领参加了会议，他们深深领会了张作霖的意图，在这多事之秋，他们只能推出张作霖为他们的首领。因此，在会上，孙传芳等积极推戴张作霖就任国家元首，并主张仿照孙中山的先例称元首为“大元帅”。他们说：“际此存亡续绝之交，正我辈奋身报国之日，为拯神州陆沉之危，救元元涂炭之厄，惟有吁请总司令以国家为前提，勉就海陆军大元帅，用以振奋军志，激励士心。”
面对大家的“拥戴”，张作霖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他连客套的意思也没有，迫不及待地说：“好极了，你们要怎么办，我都依从你们就是。”于是，由孙传芳、张宗昌、吴俊升、张作相等八人联名发表拥戴电，要求张作霖就任国家元首。张作霖也于当日发表通电，申述了###反革命的反动立场，表示接受拥戴。
经过匆忙的筹备，6月18日，张作霖任陆海军大元帅的就职仪式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这天，怀仁堂戒备森严，两挺机关枪架在门前，全副武装的士兵排立阶前，另有两架飞机在空中盘旋。午后3时半，张作霖身着戎装，满面笑容地入席，南面而立。这时，鸣礼炮108响，随后，张作霖在稀稀拉拉的掌声中发表就职誓词，他说：“比年以来，四方多艰，国是蜩螗，中央无负责之人，邪说乃乘机而入。作霖者不忍五千年神明衣冠之胄，沦为异类；三万里城社农商之盛，夷为荒墟，勉徇群情，于本月18日就陆海军大元帅之职。”在张作霖一番邪说后，他的推戴者和“兄弟”张宗昌、孙传芳、吴俊升、张作相等人向“大元帅”行三鞠躬礼，表示祝贺。随后，奉鲁军高级将领也上前行三鞠躬礼，同声祝贺新的“国家元首”，当然，也希望自己能官升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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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王张作霖（2）
面对这一片“祝贺”声，张作霖似乎满足了、陶醉了，他瘦削的脸上堆满了笑容，他的思绪也一下子回到了几十年前的东北。
1875年，张作霖出生于奉天海城县，14岁因丧父被迫辍学，改学兽医。20岁的时候，东北地区群雄纷争，###不已，张作霖便纠集了十几个人，在赵家庙一带出没无常，打家劫舍，他自己当上了“胡子头”。1902年，清朝盛京将军增祺将他的土匪部队改编，任命他为新民府游击马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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