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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要的最后岁月-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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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章士钊到香港后不到一个月，便因频繁的活动、过度的兴奋及对香港气候的不适，再加年事已高等原因，到6月下旬便病到了，而且一病不起，迅速转重，虽经香港医生尽力医治，却终不见好转。
6月30日，章士钊病情恶化，持续高烧，渐不能言语。老人自知难以生还，他示意家人拿来笔和纸，然后伸出颤抖的手，写下了最后几句话：“赶快报告总理，接我回去，我要回北京。”不久，便处于昏迷状态。
周恩来得知章士钊病重的消息后，立即指示医疗队紧急赴港，尽一切办法稳定病情，然后护送老人回京医疗。然而，当医疗队风尘仆仆地赶到香港时，章士钊已于7月1日凌晨与世长辞。他为祖国统一大业，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章士钊逝世后，香港各界举行了公祭，许孝炎、宋宜山、童冠贤等国民党故旧及港澳同胞1000多人参加了公祭仪式，深切悼念这位国民党的###，表示要继续老人未竟的事业，早日促成祖国统一。
章士钊的骨灰由专机运回北京后，7月12日又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朱德、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郭沫若等出席了追悼大会。郭沫若致悼词说：“章士钊先生解放前夕为国共和谈奔走……章士钊先生为国家的统一大业，不辞劳苦，鞠躬尽瘁，始终怀念在台湾省的故旧……盼望早日实现祖国统一。”这是对章士钊最恰当的评价，也是章士钊内心最真情的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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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高参杨杰（1）
1945年8月的一个下午，盛夏的昆明显得比往年燥热，街上行人很少，马路上树枝一动也不动，整座城市似乎没有多大生气。这时，一辆黑色小轿车驰进昆明市三节桥靖国新村，在一座造型典雅的小洋楼前停下，车门启开，走出一个身材魁梧、具有军人气质的男子，他就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军事家杨杰。
杨杰健步走进小洋楼，在客厅沙发上坐下，他似乎有些疲倦，靠在沙发上半晌没说话，随员劝他去洗个澡，好上床休息，但他拒绝了。一会儿，他上楼进了卧室，推开窗户，顿时被眼前秀丽的景色迷住了，从这里可以看见远处叠翠的西山以及市内座座红楼。窗下，是一个别致的花园，有假山、绿树、青草、红花，红绿相映，争奇斗艳。杨杰一时倦意全无。他是云南大理人，一进昆明，便感到家乡的温暖、可爱，现在，他更像天外游子回到了母亲的膝下，分外亲切。多少年来，在外南北驱驰的种种艰辛，一齐涌到了心头，……
1907年一个寒冷的冬天，刚刚考上云南陆军武备学堂不久的杨杰，因其学业成绩优秀，被保送到当时中国最高军事学府——保定北洋军官学堂深造，他便离开四季如春的昆明而北上保定。在保定军校，他刻苦学习，认真训练，深得校方赞赏。1911年春，杨杰东渡日本，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并于这一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1913年，杨杰学成归国，入滇军服务。先任步兵团长，很快升任旅长，并率部入川，任重庆卫戍司令官兼重庆道尹，不久任四川政务厅长、重庆警察厅长，升任陆军少将。1915年12月，护国战争爆发，他积极参战，在蔡锷领导的护国军中，任第五混成支队长、军参谋长和第一纵队司令。
护国战争结束后，杨杰已升为陆军中将，并被任命为北京大总统府军事谘议兼陆军部顾问。但他深感自己军事知识还很欠缺，毅然放弃中将头衔，再次东渡日本，入陆军大学学习。在陆大四年学习中，他足不出户，闭门钻研，努力学习中外战争史及有关历史、地理、战略、战术等方面知识，军事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1924年，杨杰回到梦魂萦绕的祖国，但此时，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杨杰内心十分痛苦。北伐战争开始后，杨杰即到南方投奔蒋介石，参加国民革命军，先后担任军长、总指挥、总参谋长等职。南京政府成立后，杨杰指挥龙潭战役，连续打了几个胜仗，后又参与蒋介石与地方军阀的混战，多次取得胜利，因此深得蒋介石的信任与赞赏。1934年，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又出任陆军大学校长。
“九一八”事变后，杨杰力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当日本侵略者向华北进犯时，身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参谋长兼华北第11军团总指挥的杨杰，指挥了著名的长城抗战，赢得了国内外爱国人士的赞扬。但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杨杰对蒋逐渐失望，一气之下，远走欧洲，考察军事。抗战开始后，杨杰任军令部次长、中将加上将衔，他多次向蒋提出对日作战计划，因他的主张与蒋的政策相去甚远，没被蒋介石采纳。再加他在短期内屡屡升迁，引起国民党内各派权贵嫉视，他的性格爽直，又不肯曲意迎合，许多人在蒋介石面前诬陷他，所以，杨杰逐渐为蒋介石所冷落。
1938年，杨杰出任驻苏联大使，他为争取苏联对华支援作了很多努力，也颇有成效但由于他对苏联的政治、经济等方面评价客观，引起国民党内亲美派的不满，1941年被免职回国。回国后，他仅只保留了军事委员会顾问头衔，没有任何职务。杨杰郁郁不展，闲居重庆，一头扎进军事国防理论的研究中，先后写下了《孙武子》、《苏联的国防政策》等书，他主张外联苏联，内联各党派一道抗日。杨杰的主张，深得国民党内正直人士的赞成。这一时期，程潜、冯玉祥、邓锡候、刘文辉、卢汉、李济深，杜建时等人常来他家，一起议论时政，抨击蒋介石的独裁，国民党的贪污腐化，此时，杨与中共南方局有了联系，在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等支持下，杨杰与谭平山、陈铭枢等人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由于杨杰曾是陆大校长，又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他的言论在国民党党、政、军界都有很大影响，这就不能不引起蒋介石的不安，逐步发展为对他产生戒备与仇恨。这样，特务对他的监视一天天严密，跟踪也一天天加紧。杨杰在重庆无法活动，便借口养病，回到老家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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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高参杨杰（2）
这一幕幕往事，对杨杰来说，是如此亲切，又如此辛酸。他不禁想起明朝大将戚继光的诗句：“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草笑平身”，自己一心一意为蒋介石效力，却落得没有容身之地的下场。只有家乡，对自己永远敞开着胸怀，这一回来，他感到心情舒畅了许多，他决心在家乡组织进步势力，使云南形成一个反蒋的基地。想到这些，望着窗外如画的景色，他舒心地笑了。
抗战胜利后的昆明，民主空气异常活跃，无论是民主党派，或是地方实力派，还是一般老百姓，都十分痛恨蒋介石的独裁专制，特别是战后，蒋介石自持实力强大，公然违背全国人民意志，发动内战，更为昆明各界人士普遍反对。这里的民主人士经常举行“星五聚餐会”、“丙戌聚餐会”等等，进行反蒋串连。杨杰回昆明后，经常参加这些活功，向各界人士进行反蒋宣传。
杨杰工作的重点是云南省主席卢汉，当时，卢汉的思想处于矛盾状态，他一方面看到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想为自己留条退路，因此对中共云南的地方组织表示亲近，允许昆明报刊刊登毛泽东的文章及新华社的新闻、评论等；另一方面，他对共产党是否真能打败蒋介石还有疑虑，同时又畏惧蒋介石的狠毒，因此对共产党人及民主人士又敬而远之。
杨杰到昆明后，首先去拜访了卢汉。卢汉十分客气，他佩服杨的学识与军事才华，但又怕与杨交往而引来麻烦，因此只限于礼节上的应酬，而不愿与杨杰交心。杨杰并不灰心，他利用与卢汉同为云南老乡的关系，再次造访，与卢汉坦诚交谈。他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国共两党进行了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共产党的胜利与国民党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一席话说得卢汉心悦诚服，以后，他主动邀请杨杰到家里密谈，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白天谈了，晚上再接着谈，越谈越投机，两人成了莫逆之交。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占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国民政府南迁广州，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已是江河日下，难以挽回。这些使杨杰深受鼓舞，他活动频繁，到处演讲，深得各界欢迎。8月1日，昆明报界请他演讲，他欣然赴会。演讲会上，杨杰快言快语，公开宣言国民党政权一定完蛋，他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国民党统治区好比一条大蟒，黄河流域是蟒的尾巴，长江流域是蟒身和脖颈，现在尾巴、蟒身和脖颈已被解放军拿住，只剩下两只眼睛，一只是四川，一只是广东，目前，解放军正向这两只眼睛刺去，身子与脖颈都丢掉了，眼睛还能保得住吗？”
杨杰精湛的分析，博得编辑、记者们阵阵掌声，会场气氛十分活跃，大家都认定，蒋介石败局已经注定。第二天，昆明各报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刊登了杨杰的演讲，市民争相传阅，纷纷议论，昆明各界迅速掀起阵阵反蒋怒潮。
此时此刻，呆在台湾的蒋介石看到了关于杨杰演讲的报道，气得脸色铁青，连忙找来军统头目毛人凤，大骂一通后，下达了杀掉杨杰的指令。毛人凤即打电报给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命他尽快暗杀杨杰。沈醉接令后却不敢轻易动手，他知道杨杰与卢汉的关系，如杀了杨杰，卢汉不会放过他，他的家小都在昆明，将会受到牵连，因此，他虽然作了种种布置，却一直下不了决心。毛人凤在台北等了几天没有消息，大为恼火，再次给沈醉发电，限他三天执行，否则按纪律严惩。沈醉无奈，只好召集特务，商量暗杀方案，哪知他们的谈话让
沈醉的母亲听到，善良的老人平素知道杨杰的为人，听说儿子要杀杨杰，咬牙切齿要与沈醉拼命，沈醉只好答应母亲，撤消暗杀命令。
蒋介石见军统行动迟缓，十分生气，他亲自从台北飞往重庆，召见卢汉，进行训话，在卢汉返滇时，他命毛人凤另派人到昆明逮捕杨杰，并由原机解回重庆处理。毛人凤急派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率大批特务随同卢汉赴昆，去执行这一紧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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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高参杨杰（3）
卢汉见特务们一同前往，知道必定与杨杰有关，急忙向杨杰发了密电，告诉他，毛人凤黑名单上第一人就是杨杰，蒋介石这次派特务来，将会对他不利，要他火速离滇。
对于特务们异常的举动，杨杰也有察觉，现在又接卢汉密电，他感到事态严重，
因此决定离开昆明去香港。他女婿朱建飞迅急用化名为他代买了去香港的飞机票。
9月9日上午，朱建飞开着小汽车来到杨家，化装了的杨杰迅速上了车，躲在汽车
后座下面，骗过了监视的特务，向昆明机场急驶而去。
从重庆来的徐远举一下飞机，直奔沈醉家，连茶也没喝一口，就催沈醉到杨家捕
人。于是，徐远举、沈醉急匆匆带领一帮特务，包围了杨杰住宅，然而他们却扑了个空。此时，杨杰正好登上飞机，一会儿，发动机升火，飞机离开地面，缓缓起飞，杨杰望着逐渐远了的昆明，眼中噙着一腔酸楚的泪，内心悄然说道：“再见了，家乡！”
杨杰到香港后，住进轩尼诗道303号A4楼一幢公寓。自昆明脱险后，他十分谨慎，平日深居简出，很少到公众场合露面，有时出去，也进行必要的化装，因此来港后，很少人知道他的行踪。
蒋介石得知杨杰逃往香港的消息后，大发雷霆，将毛人凤痛骂一顿后，限期令他找到杨杰，将其杀害。毛人凤领旨后，即飞昆明，也像蒋介石骂他一样，将徐远举、沈醉大骂一通，并派特务重新搜查杨宅。根据从杨家搜出的日记、来往信件，查出了杨杰在香港的一些关系，知道杨杰与香港的李宗理来往密切，同时，从信件中查出了杨杰到港后的详细住址。
得到这些线索，毛人凤大喜过望，将这些信件带往台湾，找人模仿李宗理的笔迹，写了一封给杨的信，然后将信交给保密局行动处长叶翔之，令他赴香港执行暗杀杨杰的行动。
杨杰在香港的处境已是相当艰难，中国共产党对他十分关心，早在五六月间，中共中央便通过潘汉年、张铁生托人转告他，要他迅速离开昆明，转道香港，然后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但杨杰认为西南策反已有一定成效，一旦离开，恐于大局不利，因此没有离昆北上。现在他到了香港，共产党依然关心这位真诚的党外朋友，在杨杰到港后的第十天，即9月19日，就接到在香港的中共地下组织转来的通知，告诉他，已经买好了到北平的飞机票，让他准备一下，马上离港赴平。
杨杰接到共产党的通知后，十分高兴，他打心眼感谢共产党在他处于劣境时仍然关心他。他觉得几十年的奋斗，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一条光明正确的道路，那就是跟共产党走。他想到此去北平，就要见到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周恩来，还要参加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后，他将把自己所学的军事知识全部贡献给祖国的国防事业，想到这些，他心中不由一阵阵激动。这时，女佣走进书房，向他通报：“杨先生，外面有两位先生找您。”杨杰的思路被打断，他从美好的憧景中回到现实来，望着女佣，他警惕地问：“什么人！找我有什么事！”
“说是李宗理先生派他们来的，他们说有李先生的亲笔信，要当面转交您。”
“那就请他们上来吧！”杨杰不加考虑地说，因为李宗理是他要好的朋友，那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两位“先生”很快随女佣上了楼，杨杰见二人相貌文雅、穿着气派、谈吐礼貌，丝毫没有将他们与“刺客”、“杀手”联系起来，在问过姓名后，热情将他们迎进客厅，并让女佣为他们沏上茶。
待女佣出去后，其中一位“先生”拿出一封信，说是李宗理写来的，边说边双手奉上。杨杰抬眼一看，信封上是熟悉的笔迹，更加深信两人是好友李宗理派来的，便接过信，拆开信封，抽出信纸，聚精会神地看了起来。
两位“先生”见杨杰已经上当，相对一笑，其中一位努努嘴，另一位忽地露出凶相，拔出手枪，对准杨杰的头部，连开两枪，杨杰连哼都来不及哼一声，便扑倒在地，脑袋破碎，洒下一滩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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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高参杨杰（4）
凶手正是叶翔之派来的军统特务，他们开枪后，即仓皇夺门而逃，待人们赴到现场时，凶手已逃得无影无踪。杨杰，这位中国现代著名的军事家、反蒋反内战的民主斗士，没有死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却死在蒋介石特务的暗杀中，这一年，他仅61岁。
中国共产党没有忘记曾与自己共同战斗的朋友。1952年，人民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将杨杰的骨灰从香港运回，安葬在昆明西山墓地。西山绿树葱茏，滇池碧水荡漾，杨杰静静地躺在故乡的怀抱里，与日月同辉，与山水长存。
抗日名将卫立煌（1）
1950年3月14日，北国还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南中国海上，却是风和日暖，波光粼粼，一碧万顷。这时，平静的大海上，一艘从香港开往澳门的客轮正徐徐前进。
在船上，一间豪华的特等舱里，坐着一对年约50多岁的夫妇，男的穿中山装，女的穿旗袍，从气质、谈吐来看，他们不会是一般的等闲人物。是的，他们不是寻常百姓，只要了解一下他们的过去，谁都会大吃一惊，男的就是当年北伐英雄、抗日名将、解放战争时的东北“剿匪”总司令、被共产党列为战争罪犯的卫立煌将军，女的是他夫人韩权华。
卫立煌自打上船后就很少说话，他既兴奋又感慨，总望着神秘的大海长久出神，过去的种种经历一幕一幕，十分清晰地出现在眼前……
1897年，卫立煌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县的卫杨村，辛亥革命时入湖南学兵营，后随军到了上海，参加过上海光复的斗争。1915年赴广州，入粤军当兵，后投靠蒋介石。北伐战争开始后，他随军北伐，因作战英勇，深得蒋介石喜爱，逐级提升，直到当上师长，卫立煌也因此对蒋感恩戴德，忠心耿耿。从1931年起，卫立煌升任第十四军军长，在蒋介石指挥下，率部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残杀过红军和革命群众。抗战初期，他先后担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及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在他任职期间，与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建立了较好的关系。他亲自到过延安，会见过毛泽东，当年毛泽东曾热情设宴招待他。在延安，他还见过周恩来、刘少奇、林彪等中共高级领导人。在他自己的司令部，卫立煌亲自接待过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参谋长。在洛阳，他与新四军将领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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