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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私生子-第2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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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逸不禁感叹:看来有些人真是能共患难,却不能共荣华啊。

章惇还没有作出表态,因杨逸人还在杭州,刘太后也将弹劾他的奏章暂时先压下。毕竟黄履他们弹劾杨逸只是根据道听途说的传言,并无真凭实据。

虽然,杨逸弄回如此多的银子,凭此一点,大致就能判断那些传言不假。但杨逸是三品大学士,总不能连个辩驳的机会也不给,就治他的罪不是。

刘太后在杨逸“病好”回京之前,压下弹劾他的奏章合情合理,谁也说不出什么来。

而得知章惇对此事一直没表态,杨逸笑了!

有些人,有些事,不表态就是最好的表态。

就让子弹再飞一会吧!

自去年在杭州试点抛秧之后,李贵夫妇就一直留在杭州打理这边的产业,去年的抛秧效果不错,收成上和插秧并无差别,但因能节省很多劳力,不用杨逸再去推广,许多地主大户就主动采用了这种简便的方法耕作。

这使得更多的劳动力能从土地上解脱出来,短期内,这或许会给一些佃农造成困扰,使得他们变成失业游民。

这一点杨逸不担心,树挪死,人挪活,这些佃农没有土地耕作,一定会向工商业转移。

河西走廓打通,朝廷允许私人向官船场订购海船,进一步拉动了大宋贸易的兴旺,大宋的工商业现在正处于一个强劲的上升阶段,各地的作坊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完全可以将这些失地的佃农吸纳。

而现在,杨逸也想打这些失地百姓的主意。

他吩咐李贵置办了几个小菜,加上一壶女儿红,然后把杭州的大掌柜李南通请来。

李南通只有三十岁,国字脸,腮有虬须,身材魁梧,但却能给人一种内敛随和的感觉。

东京、杭州、兰州是韩碧儿重点经营的三个商业终转站。李南通年纪轻轻便能接何宏海的手,坐到杭州大掌柜的位子上,杨逸倒对他多了几分兴趣。

“南通不必客气,坐吧,今天找你来,只是随便聊聊而已。”

“多谢大人,在大人面前岂有小人的位置?小人站着就是,大人有何吩咐尽管示下。”

“行了,坐吧,你站着,我得仰着头和你说话。”

李南通听他这般说,长揖一礼后这才落坐。杨逸天马行空地问了他些问题,李南通都能对答如流,杨逸不禁暗暗颔首。

鹿儿岛、石见、佐渡岛这三个地方,堀河天皇已经割让给了他。当初签订那份合约时,用的是钓鱼岛岛主的名义,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杨逸就没打算将这份合约拿回大宋公示。

到目前为止,知道这份合约存在的,也只是王勇和陆振两个人。

为了加强对日本的控制,除了利用令子和鸠山由纪在平安京安插人手,杨逸觉得有必要开启石见和鹿儿岛的经营,多布几步棋,这样可以与平安京互相呼应。

“南通,我要你帮我办件事。”

李南通立即起身拱手道:“请大人吩咐。”

杨逸摆摆手,让他从新坐下,接着说道:“从今天开始,你利用家里的商贸渠道,招募那些生活无着的百姓,随船带往日本,日本那边我交待过何宏海他们,他们会加以妥善安置的。”

“这……人,具体要招募多少?”

“没有上限,多多益善,不过为了不引起波澜,此事动作不宜过大,当缓缓而行,记住,此事切忌被地方官府察觉。”

“大人,咱们家现在商铺遍布各地,招募生活无着的百姓,这应该不难,不过……

“放心吧,杭州府和市舶司那边我都会打好招呼的,市舶司会放松对咱们家的商船的检查,但你们切记,别因此偷税漏税,咱们家不图那点钱。否则一旦被市舶司的人发现,到时人家恐怕就不好说话了。”

“大人放心,此事以前夫人就曾吩咐过。这一点小人可以保证,咱们家的商号绝没有逃税行为。”

杨逸笑笑,斟了杯酒递给他道:“那就好,至于内地怎么办,这就看你们的了!”

“是,大人,小人一定不负大人所托。”

吩咐完这事,俩人吃了几口小菜,杨逸这才接着问道:“南洋那边情形如何?”

杨逸态度随和,李南通也渐渐放开了,不再那么拘束,他含笑答道:“大人,去年咱们船都在跑日本,只顺道去了一趟高丽,南洋那边还没走过,不过,江南商会里面倒是有七八艘船去了。”

“哦,都去了些什么地方?”

“交趾、占城、真腊、麻逸、渤泥、三佛齐都去了,带去的主要是瓷器和丝绢等物,带回的有金银、胡椒、珊瑚、犀角、玳瑁、象牙、龙涎香、沉香等等,无论是带去的物品,还是带回的物品,价钱通常都相差至少十倍以上……

李南通侃侃而谈,杨逸倒是学到了不少新鲜知识,至少知道玳瑁是一种海龟壳了,南洋产地的胡椒一钱银子能买十斤,回到大宋要卖二两半银子一斤。其间的利润以百倍计。

龙涎香、象牙这些更不用说,龙涎香是皇室和大富大贵之家才用得起的香料。

象牙用来制作官员上朝用的笏板,除此之外还可以制作印章、雕刻精美的摆件、坠件、香薰炉、球等各种精美的工艺品。

这些东西在大宋都是倍受青睐追捧的,而大宋的瓷器丝绸、绢布、漆器、首饰等等,销到这些地方同样是十倍、几十倍的价钱。

可以说,只要顺利,一个来回赚半船金银绝对不算夸张。

杨逸和李南通聊了许多,不知不觉中一壶酒喝完,又加了一壶,杨逸从中意识到一个问题,从海外进口的商品大多是珍珠玛瑙、象牙龙涎香这些奢侈品。

这对大宋而言,到底有没有利?

市场有需要,禁止奢侈品流入是不可能的,但随着海上贸易的日益繁荣,这个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才行。

对这个问题,杨逸了解的不是很多,但在后世,对进口奢侈品征消费税,这几乎是各国通行的税法。

而大宋现在没有这项税法,因此引起了杨逸的思索,他手指又开始轻敲着桌面,仔细思量着。

奢侈品不是普通的商品,普通百姓是消费不起的,只有那些高收入人群才能消费,对奢侈品征消费税,也就是对富人征税;这应该是调节收入分配的一种很好的手段,朝廷因此增加的收入,再以二次分配的形式,用于对低收入群体减税补助,从而缩小贫富差距,有利于社会公平,尽可能防止两极分化。

对高收入者来说,他们不会因为增税后奢侈品价格高而不去购买,恰恰相反,让大多数人可望不可及的感觉,正满足了他们的“炫耀性消费”心理。

一件美丽的东西若价格不昂贵,便被会视为不美丽。这种心态在什么时候都是一样的。

而高收入者购买得越多,朝廷的收入越大,也就有更多的能力来补助低收入群体,比如,对那些贫困户的孩子免费入学,或是给他们减税,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

而且日前大宋的商业税收入太低,这也一直是杨逸思索的问题,他在户部查过一些档案,太宗至道年间,商税400万缗,岁入2224万贯,商税占18%。

真宗景德年间,商税450万缗,岁入4721万匹贯,商税占约9。6%真宗天禧末,商税804万缗,岁入15085万贯,商税占5。3%。

仁宗庆历初年,商税1975万贯岁入15359万匹贯石两商税占约12。8%,仁宗皇佑年间,商税786万缗。岁入12525万贯,商税占6。2%。

也就是说,大宋的商税从未超过财政总收入的20%。这对商贸如此发达的大宋来说,杨逸认为这种税收比例是非常不合理的。

商人非常有钱,但承担的税赋不重,农耕的百姓生活困难,大部分赋税却要由他们来承担。

以前杨逸就曾想过这个问题,但他担心增加商税会让大宋的工商业凝滞,因此一直没提出,而现在针对奢侈品征税,这应该是一项可行的办法。

李南通告退之后,杨逸一个人回到书房,写写划划,把自己脑海中比较模糊零乱的想法加以归类整理,逐步拟出章程……

第四卷 第362章 影响大宋经济的因素

原来杨逸提出统一税赋,计亩征收。这是针对农业税的改革,并未涉及商业税。而杨逸对大宋的商业税也一直没有深入研究过。

为了拟出切实可行的章程,杨逸不厌其烦,找来有关大宋商税的资料,仔细加以研究。

总体而言,大宋的商税非常全面,系统而详细,官府在各州、府、县、镇、渡口、墟市、草市有商品集中交易的地方、和商人通行的地方设置了场务、税务、税场等征税机构,派有专门的税监对市场销售的商品或道路过往的商品进行征税。

凡布帛、什器、香药、宝货、羊彘、民间典卖庄、店宅、马、牛、驴、骡、囊驼等,及商人贩茶盐皆加以征税。

其他诸如蔬菜、柴薪、粮食、鱼鸭等百姓日常细碎交换的商品也经常成为征收的对象。

而大宋的商税征收,分为“住税”和“过税”两种,住税按商品总价值的3%征收商税;过税按商品总价值的2%征收商税。

有极少部分商品以实物征税,这类商品大多是当地征税机关日常需要的物品。这类商品按贯例征税10%。

总体而言,大宋的税率不算高,农业税在统一税赋后,按二十税一(两千斤粮食交税一百斤),由于免去了其他杂税,百姓还乐意接受。而现在商业大部分还是三十三税一。

杨逸认为,这样虽然有利于工商发展,但对农业人口而言,却有些不公平。

而且从手上资料看来,大宋商税在不断增长的同时,也出现几次明显的周期性变化,从真宗天禧年间开始,大宋商税岁入出现了快速增长的阶段,到仁宗庆历年间达到顶峰。

进入皇祐年间后,商税岁入开始回落,并在以后的十几年时间保持低速增长的态势,这种情况反映了大宋商品经济总体向前发展的同时,具有周期波动的特征。

一般而言,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更多的是来自于外部因素,而非经济运行的内部机制,比如政治、军事、经济政策、自然灾害等等对经济发展会产生重要影响。

这更是值得杨逸深思的事情,窗外的天开始放睛了,金兽里的檀香已经息灭,丫环已经帮他换了两次茶,杨逸却仍陷在这些问题中不可自拔;前世他不是学经济的,因此只能以排除法一条条地分析影响大宋经济波动的因素。清娘悄悄地来到书房好几回,见他不时挠头摇脑,极力思索到样子,虽然心疼,却又不敢打扰他,甚至不敢留在房内以免他分神。

杨逸提笔沾墨,先把大宋商税岁入数据列出来:

至道中(995…997年),商税岁入400万贯左右。

景德中(1004…1007年),商税岁入4500万贯左右。

天禧五年(1021年),商税岁入1204万贯。

庆历前期(1041…1044年),商税岁入1975万贯左右。

皇祐三年至六年(1058…1061年),商税岁入700万贯左右。

治平中(1064…1068年),846万贯左右。

熙宁十年(1077年)771万贯。

列完这些数据,杨逸再把政治、军事、经济政策、自然灾害这些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一一写在素笺上,进行仔细分析削减。

首先是政治,总体而言在神宗以前,大宋的政治一直比较平稳,只有到熙宁年间,王安石实施变法,政治上才有大的变动;但从手上的数据来看,王安石变法多年后,到熙宁十年,商税收入仍徘徊在七到八百万贯之间,并没有多大变动。从这一点上来说,政治因素应该不是影响大宋经济的主要原因。

经济政策方,大宋从建国开始,一直就鼓励工商,这一项政策从未变动过,在经济调控方面,朝廷也很少对商品经济进行管制和干预;杨逸能查到的资料中,对经济干预比较大的只有两次,一次是庆历年间范仲淹提出了“厚农桑”与“减徭役”两条;

若是实行下去,这两条法令会对大宋的经济产生一定影响,但事实上,范仲淹的改革只持续了一年,很快就被废除了。

另一次是王安石在熙宁年间,颁布了均输法、市易法、免行钱、募役法等等,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对经济进行了干预,但从熙宁十年的商税收入来看,这些政策总体上对大宋的经济影响也不是很大。

再看自然灾害,大宋的自然灾害不少,特别象黄河决堤这种大灾,都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仔细分析后杨逸发现,大宋建国以来,共有两个自然灾害频发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建国初(960年),到真宗后期(1020年),这一段时期几乎每三到五年,便有一次大范围的灾荒,而水灾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自然灾害。

第二个时期,是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年),这一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连年出现严重的旱灾和蝗灾,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许多地区农业连年歉收,造成大面积饥荒。

但他手上的数据表明,在第一个灾害频发时期,大宋的经济是稳步增长的。

而从仁宗庆历中到神宗初期(1044…1068)这二十多年间,大宋自然灾害比较少,然而经济在这个时期增速却不大。

到熙丰年间,也就是王安石改革时期,灾荒频发,连年旱灾、蝗灾,但这一时期经济也处于一个平缓期,平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些数据表明,自然灾害虽然对大宋经济发展有影响,但不是主要因素。

最后杨逸的目光落到军事上。很快,他就发现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问题。

从真宗天禧年间至仁宗庆历年间,是大宋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一个时期,到庆历年初达到顶峰,商税岁入是原来的两到三倍。

而这一时间,也正是大宋的军队人数高速增长的时期,从原来的四五十万人增加到了一百多万人。

庆历年初,由于李元昊起兵反宋,宋夏之间有长达数年的战争。

军队本身以及战争都会使得朝廷的支出大大增加,而朝廷支出的这部分银钱,主要是向民间购买各种军需物资,这就形成了一种市场需求,对推动物资商品化、和活跃市场交易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而大宋目前农业人口占据主体,广大农民的生活还是以自给自足为主,只有少部分生活必须品需要通过市场交易获得。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因军队的增加,战争的出现,大量支出银钱,就构成了市场消费的主体,其对大宋经济的影响就会突显出来。

到熙宁元丰年间,王安石的一系列改革以及军事扩张,本来也应该促进市场的活跃,但这期间经济并没有太大的发展,商税岁入也增加不大;杨逸细细想来,原因除了自然灾害外,主要还是出在军事上。

首先,王安石一上台,就开始裁军,把军队人数从一百多万裁减到了五十多万,实施保甲法,所供保甲之费用,才是养兵的十分之一二,这大大减少朝朝支出的同时,也减少了市场需求,导致经济市场萧条,经济萎缩。

因此神宗虽然发动了熙河之役、伐夏之役,但由于军队人数缩減太多,对市场需求仍处于一种持平状态,这就使得大宋的经济在这段时间没有太大的发展。

杨逸经过一系列的分析,得出一个结论:军事是对大宋经济发展影响最大的因素。

甚至可以说,大宋空前繁荣的经济,大半是靠它每年高达六七千万贯的庞大军费开支拉动的。

而这个结论使杨逸暗暗出了一身冷汗。

因为在他的提义下,大宋这两三年也裁去了数十万军队,之所这两三年经济还能保持高速发展势头,因素也很多,一是战争。

裁去了军队,但战争不断,朝廷的支出不减反增,因此市场消费没有缩减。

二是裁下的军队需要安置,这也让朝廷的支出保持不变。

三是治河,治河消耗大量的物资,加大了市场需求,使得大宋经济加快发展。

四是西夏地区的治理,战利品的发售、河西走廊的打通,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市场的活跃。

这几点加以起,使得大宋的经济在这几年,以一种前所未有速度增长,商税从绍圣元年的821万贯,到去年一跃攀升到2741万贯,达到了立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水平。

但治河一两年便会完工,伐夏之战带来的促进作用也很快会消失,与西域的商贸慢慢也会进入一个稳定的阶段,今后不可以再有这种突然性的增长。

因此,若不分析这些问题,加以解决,大宋的经济发展过两年又很快进入一个变动周期。

许多新发展起来的作坊商栈,很可能会因市场的萎缩而破产,大量的从业人员会衣食无着。

在这个时代,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市场供求关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史书上通常会对那些米粮如何如何便宜、钱在国库里发霉糜烂多少多少津津乐道,认为这才是盛世。

这无疑会给人们灌输一种观念:国库存的钱越多越好。

杨逸作为后来人,至少知道后世的国家为了促进经济发民,要不断加大内需,不断把钱砸在修路架桥等等基础设施上,以保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找到了问题的根源,杨逸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他站在窗前大吼一声:“清娘,我饿啦!”

清娘就像一只闻到花香的彩蝶,立即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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