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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殇-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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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向南京国民政府、各院部会、北平张副司令、锦州东北边防军司长官公署，各省、市及本省各县通电：‘占山遵电令于本月20日驰抵省垣，就职视事，当兹边围垂危，千钧一发，牺牲所惜，陨越堪虞，惟望远锡箴视……，粉身碎骨也要保卫国家……。’”
马占山新官上任三把火攻得很旺。万事当头，军事为主。他首先加强部署，充实军事力量。他颁下命令，任命朴炳珊为黑龙江省城警备司令；派骑兵一旅旅长王南屏替代马占山为黑河警备司令；将原兴安屯垦军步炮兵约4团的兵力，改编为新编黑龙江省防第一混成旅、委任苑崇谷为旅长，驻富拉尔基，以加强对付景星方面的来犯之敌。
军事上安排停当，他又尽起了黑省代主席的职责，大力安定民生，恢复金融及地方治安事宜。不准任意抬高物价，不准囤积居奇，对于扰乱市面、扰乱国计民生者，严惩不贷。
马占山到任后，最感头疼的是黑省投降之风甚嚣尘上。马占山很快认识到，要稳定黑省局势，准备抗击日军，自己必须旗帜鲜明。为此，各种场合他都竭力痛斥投降派，坚定全省军民抗日决心。以劣绅赵仲仁为代表的亲日派，主张向日军投降，迎张海鹏入省。马占山毫无回旋余地地坚决拒绝，并表示“吾奉命为一省主席，守土有责，不能为降将军”。为瓦解汉奸势力，张贴悬赏张海鹏首级的布告。指明“张贼海鹏，老迈昏愦，贪利卖国，乘外患紧张之时，勾结外人争夺政权，实为国人所共弃”。同时明确宣布区别对待的政策：“张贼所部，均为深明大义之国军，如能率军反正，携械投诚者，一律照旧安署，并酌量升赏；如执迷不悟，甘心附逆，将来大兵到时，玉石不分，难免一齐剿灭。至此张贼叛变，罪止张贼一身，其部下等如不反抗国军，决不横加株连。尔军民人等如能将张贼活擒来辕献俘，或携其首级来献者，在职军人立即加升二级，并奖现大洋1万元。百姓赏大洋2万元。储款以待，尔军民等为国杀贼，不但获得实利，且可留美名于后世，想能勇尽职责。”
内部安定后，他开始与日本人较起了劲。生性倔强的马占山最反感的就是日寇的威胁恫吓。对此，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加以回击，并在各方面严阵以待。日本关东军和驻省垣领事馆曾威胁马占山下野，将黑龙江省政权移交张海鹏。马占山根本不理会日本人的强逼，断然拒绝。决心在战场上兵戎相见。
决心定下后，他立即在省垣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应对之策。会上，汉奸倾向日益暴露的地方劣绅赵仲仁又弹起了投降老调。他认为日寇来势凶猛，不可抗御，主张撤出阵地。并说：“咸以库空如洗，兵无利器，请马氏顾全地方，欢迎张海鹏。”
“赵仲仁，”马占山再也按捺不住了，拍案大怒，“马某奉中央令为一省主席，守土有责，不能为降将军。再说马某出身绿林，位重未阁，亦何惜一死呢……外人入侵，你不抗击，何谓国人？战亦亡。不战亦亡，与其不战而亡，何如誓死一拼以尽天职？！张海鹏、你和日本人都还没看清楚，马某死也不会出卖国土的。有机会你转告张海鹏，日本人，就说他们要黑龙江可以，必须提他们的头来换。不要小看了中国人，中国人中只有个别败类，被金钱迷惑而丧失人格！”
“在座诸公，谁敢再议投降，我处死他！”徐宝珍团长拔出手枪大声道。
铁一般的决心和不可动摇的抗日意志终于压住黑省官员中的投降派。会上决定，动员全省的一切抗日力量，迎击胆敢来犯的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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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占山铁一般的强硬姿态粉碎了日本人诱降的念头。所向披靡的关东军一直认为黑省中国军装备低劣，绝难抗衡，见马占山硬着脖梗就是不服，遂定下了武力解决黑省武装的决心。
马占山既不买南京国民政府的账，更不买日本人的账。只要日本人有种来，他马占山就有种打。以他的话说：战是亡，不战也是亡，同样是亡还不如拼尽而亡。话说得虽粗，但不乏铮铮铁骨，一腔血性。
马占山早已把自己看作哀兵，但哀兵更能创造奇迹。
江桥抗战
江桥，是洮昂铁路跨越嫩江的必经之道，南北交通要冲。日军要进犯黑龙江省省城，首先必须占领江桥阵地。11月4日，日军以飞机7架掩护，派出4000精兵，在4列铁甲车和数十门山炮配合下，向江桥、大兴车站发起猛烈攻击，企图一鼓荡平马占山黑省的军事抵抗。
马占山见日军大举来犯，毫不退缩，命令守军奋起还击，声震中外的嫩江河畔的血战全面爆发。
马占山的黑省军队论装备在东北军中自然不能与张学良布置在辽宁各地的精锐军相比，但与其他军队相比，马占山的部队从上到下杀敌心切、士气极高，这大大弥补了部队装备的不足。
担任江桥正面防御的是马占山最为得力的卫队团，仗打起来至死不退，顶住了日军的轮番攻击，并在岸边芦苇丛中巧设伏兵，痛歼强渡上岸之敌，稳定了全线防御。
左翼骑兵连发挥得也极出色，在连长阵亡的情况下，连副自动担起指挥之责，杀敌数十。马占山亲赴前线，拍着连副的肩叫道：“好小子，有种。从今天起，骑兵连归你了。”
5日，首战受挫的日军改变部署，驱使张海鹏的伪军为前队，日军在后督饬猛攻江桥。貌不出众的马占山虽没上过一天学堂，更没进过什么军事学堂，但战场的血与火铸成了他的指挥天才。在命吴松林旅和徐宝珍卫队团坚决扼守桥头和江岸阵地的同时，他密令张殿九的步兵第一旅由洮昂溪南下增援。正当战斗打得最激烈的时刻，第一旅前锋部队适时赶到，守军全体官兵顿时士气大振，两军前后夹击，越战越勇，日军全局陷入被动，终于在午后2时，全线溃败。
仅11月5日这一天战斗，日军便拉回伤兵、死尸数十卡车，滨本联队付出了空前的伤亡代价，战后日方公布：此役日军战死167人，伤600多人；张海鹏伪军死伤700多人。
5日的战况不仅震惊了关东军，也震惊了日本国内。日本广播风向急转，一天前还说黑省军事装备陈旧，不堪一击，可一天后，又诡称马占山拥有新式武器等等，关于马占山的报道也突然间骤增。
日军前线指挥官恼怒异常，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也大为震惊。为压住马占山的咄咄势头，星夜从四洮路急调援军，准备更大规模的进攻。
6日晨，当朝阳撕破东方灰色的云幕，随着8架日机的到来，硝烟尚未散尽的江桥阵地，重又被弹雨火海覆盖住。这一日投入攻击的日军，计有滨本步兵联队、高波骑兵联队近4000人，加上张海鹏的3000伪军，日方投入攻击的兵力达到7000余人。
50多门重炮、野炮的狂轰滥炸，8架日机反反复复的俯冲攻击，使江桥阵地一片火海。卫队团在敌猛烈的火力突击和反复进攻面前，伤亡剧增。江桥主阵地形势危急。
关键时刻，马占山亲临卫队团所处第一线，顶着硝烟泰然自若地指挥作战。激战至上午10时，他见敌我反复争夺，僵持不下，便心生一计，急令骑兵为先锋，迂回包围江桥南侧日军。
快速的骑兵部队突然出现在敌侧后，迅猛地横冲直杀，一时令日军队形大乱。日军顶不住马占山的前后夹击，竟把长官抛在后面，各自溃散。骑兵纵马追杀逃敌，那个淋漓痛快。一颗颗人头滚落地上、一股股热血四处飞溅。马占山的这次固守反击，致日军滨本步兵联队几乎被全歼，高波骑兵联队亦伤亡殆尽。之后，马占山再接再励，赶赴江桥北部河套一带指挥，命张殿九旅增援守军实施反击，又将张伪军击溃。
一天的血战，马占山指挥灵活，日伪军被打得狼狈不堪。日军哀叹是自到东北以来空前损失的一次。
江桥之后，马占山又在三间房阵地顽强苦战一周，打退了日军多门师团7个联队的无数次进攻，直到所部被打得不足2千人，方才退出江桥阵地，转进省城齐齐哈尔。
马占山顶住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压力，苦战江桥，打响了正规军武装抗日的第一枪。这一枪之清脆响亮，回声之大，连马占山也大感意外，始料不及。
自11月5日江桥一战成名，全国各地人民、各界人士、爱国学生寄发的电文和慰问信，尤如雪片飞来。各界慰问团携带各种慰劳品，甚至赶着猪、牵着羊或怀揣现洋，奔赴前线，慰问马部全体官兵。北乎抗日救国会专门发来电文说：“此次暴日侵我黑省，举国同愤，将军保土卫民，孤军血战，忠勇义烈，钦佩莫名，尚祈整饰军旅，继续奋斗，收复失地，还我河山……”
上海《生活周刊》在发给马占山的专电中称：“奋勇抗战，义薄云霄，全国感泣，人心振奋。”当时我国著名的教育家、诗人陶行知写了一首《敬赠马占山主席》诗：
“神武将军天上来，浩然正气系兴衰；
手抛日球归常轨，十二金牌召不回。”
更令人称奇的是，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为马占山抗日情形所感动，特制了“马占山”牌香烟，竟然一时畅销全国。老板当即派人向黑省运去几车烟，慰劳马占山的抗日勇士。
世界各国的报刊舆论，对江桥抗战也大加评论。《京津泰晤士报》社论中说：马占山是“在充满灾难的中国里，中国高级官吏堪称道仅有的一人……”来自四面八方的慰问电和声援信，把马占山誉为“抗日英雄”。
马占山身为旧军人，不缺钱也不缺势，但他在以往的内战场上，唯独得不到国人的赞誉和支持。今日江桥一战，却令他声名远播国内外，这是他作梦也难以想到的。但更令他想不到的是江桥一战，使其一生都罩上了抗战英雄的光环。1938年8、9月间，当他借道陕北前往重庆时，在陕北受到了毛泽东及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毛泽东高度赞扬马占山积极抗日外，尤其对其江桥抗战赞不绝口。
江桥，是马占山的成名之地。江桥，也是中国军队回击日军大规模进攻的第一块阵地。蒋介石想不到、亿万国人想不通，中国军队的正式抵抗始于远离内陆的黑省边陲，而第一个打响抗日枪声的竟是貌不惊人、“胡子”出身的地方将领马占山。
马占山敢为别人而不敢为，名垂抗战青史！
黄浦江，中国军人请你作证
1932年年初，漫天飞雪弥漫了整个东北大平原。寒风呜咽，人语声悲，东北广袤的黑土地迎来了一个格外寒冷的冬天。天冷，人心更冷。
“九？一八”事变3个多月过去了，在国联软弱无力的调解声中，中国东北像是在一个巨大的泥沼中挣扎，越陷越深。不出百日，白山黑水丰硕的土地一块块落入日寇的铁蹄之下。东三省沦陷，致使中国山河变色，日月无光，整个中国人都感到陷入了漫长而痛苦的黑夜中。
1931年11月末，蒋介石在国内、党内汹涌而来的内外压力下，通电下野。他的下野，应该说与东北中国军不抵抗而导致沦亡不无关系。但蒋介石在中国政坛上呼风唤雨这么多年，国民政府上上下下几乎都留下了他的痕迹，蒋介石下台后，中国仍在旧日的政治航道上徘徊，往来奉化溪口的电文仍标示着蒋介石至高无上的地位。
仅仅1月，孙科发自南京的邀请电便结束了蒋介石闲居故里的生活。而导致国民政府出尔反尔的原因又是因为日本人。
日本人得寸进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显然助长了日本人扩张中国的气焰和野心。身在中国的日军自不必说，就是日本国内的军人和右翼势力也借机排挤、攻击那些反对战争的内阁要员、军中“稳健派”将领，使加速扩张的声势越来越大。日本内阁定下的“不扩大”方针早已形同虚设。
至1931年下半年，日军在继续征服东北的同时，又先后在天津、青岛、汉口、福州、重庆、上海等地寻衅滋事，其中在上海的活动大有不压服中国人不罢休的势头。
1932年1月中旬，潜入上海的日间谍川岛芳子伙同日军特务机关的田中隆吉少佐，打砸焚毁中国商店，并杀死杀伤3名中国警员。与此同时，日本海军战舰30余艘驰入黄浦江，数千名陆战队员在上海登陆。而日本驻上海的最高代表村井领事却反诬一口，并无理要求上海市政府封闭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和《民国日报》。
此时，疯狂的征服欲不仅使日本人失去了理智，也失去了风度，外交官竟也如此不顾公理、不顾尊严。这其中缘由，既有这些日本人身后的战舰和军队，也有国民政府无止境的退让而助长起来的邪恶。
1月26日，在上海市政府还未作出答复的情况下，日方再次发出更为严厉的“哀的美敦书”，限令上海政府对村井的要求做出答复，否则将自由行动。
杭州烟霞洞，一门心思准备再度出山的蒋介石对汪精卫、孙科等忸怩作态地表示道：“余不入京，则政府必贸然与日绝交，绝无通盘计划，妄呈一时血气，孤注一掷，国必亡灭。……”
蒋介石回乡一月有余，对日妥协的意志却丝毫未改。
但蒋介石要妥协，日本军人却未必答应。上海市长吴铁城接到中央指示后，立即答应了日方提出的要求，于限期内封闭了上海抗日救国会。村井阴笑着答应了，但身后却又走出了日本军人、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少将。盐泽以日本军人目空一切的姿态发出通碟，限令中国第19路军立刻退出闸北，让日军进驻。
日本人并不领妥协者的情，公然提出侵犯中国主权的无耻要求，吴铁城意识到事关重大，当即电告南京请示。
1月28日午夜23时，盐泽看了看表。向前线早已做好准备的陆战队下达了攻击令。盐泽少将并非没有耐心，他的通牒下达了不足一天。他压根儿就没指望中国方面答复，他想用他的数千名陆战队员，用飞机、舰炮和坦克让中国人恳求着答应他更苛刻的要求。
中国对日妥协者的软弱使日本人过分夸大了自己的实力，过分相信武力的威力。从盐泽事发前后的态度看，他是存心要挑起一场战争，至于他本人急于扩大战火的原因，也许是陆军在中国的屡屡得势刺激了他。
但中日史学界在研究这段历史时，也一致公认：当时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已引起国际社会注目，国联对日本的反击声虽然软弱，但各国对日本都怀有一种厌恶心理，1932年初，在国联大会即将开幕的情况下，日本欲在东北三省成立伪“满洲国”，必然会引来国际社会的谴责声，在这种背景下，“满洲国”很难得到国际承认，为分散国际社会的注意力，”日本人先挑起上海战火，必要时即使他们在上海做些让步，也有利于“满洲国”的成立，有利于日本外交。
盐泽一意孤行要挑起战火，是否得到东京的真传无法查证，但田中少佐和川岛芳子制造事端却是受军部指示。
但南京国民政府对这些内情却一无所知，从而导致判断失误。
直至战火在上海全面爆发后，南京的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军政大员更多的是在指责、咒骂奋起抵抗的第19路军，对上海、全国乃至国际形势的判断他们注意的却太少了。
1月28日午夜时分，上海法租界金菊村蔡公馆顶层平台上，第19路军军长蔡廷锴中将手持望远镜，观察着闸北方向升起的团团烟火，他的内心犹如倒海翻江一般无法平静。
十九路军军长蔡廷楷将军
冬日寒冷的夜风掠过他消瘦而发烫的面颊，使他又时时保持着清醒。
他知道，这一天早晚要来到，但当这一刻真的来到时，他竟是这样的激动，激动得内心甚至震颤。几十年血火刀枪里滚出来了，但他从未为一次即将到来的战斗像今天这样激动过、骄傲过、自豪过。
“不负民族、国家，不辱列祖列宗，这种战争让我做鬼亦无怨！”
蔡廷锴畅快地感叹道，又把目光投向了隆隆枪炮声响起的方向。
这时，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而上将也来到了蔡公馆。
“爆发啦？”蒋光鼐轻声问道，语气平静如水。
“嗯！”军长轻轻答应道，盯着面前十分熟悉的那双眼睛。
两个数年来生死与共的老搭档，都从对方眼睛里读懂了一切。
“我们的路在前面，坚决走下去吧！”不知是谁轻吟了这句两人共赏的座右铭。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第19路军是中国杂牌军，但第19路军数万官兵像一块来自福建的花岗岩，像一块坚硬的钢。
1月29日凌晨，第19路军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表明替死抵抗、尽军人天职之决心：“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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