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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殇-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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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检察方面并未曾如此做。
松井在1935年退役，于1937年因指挥上海派遣军而复返役。接着，被任命为包括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的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他率领这些军队，在1937年12月13日占领了南京市。
中国军队在南京陷落前就澈退了，因此所占领的是无抵抗的都市。接着发生的是日本陆军对无力的市民施行长期持续的最恐怖的暴行。日本军进行了大批屠杀、杀害个人、强Jian、抢劫及放火。尽管日本籍的证人否认曾大规模进行残虐行为，但是各种国籍的、无可置疑的、可以凭信的中立证人的相反的证言是绝对有力的。这种暗无天日的犯罪是从1937年12月13日占领南京市开始的，迄至1938年2月初还没有停止。在这六七个星期中，数以千计的妇女被强Jian，10万以上的人被屠杀，无数的财产被抢劫与焚毁。当这些恐怖的突发事件达到高潮时，即12月17日，松井进南京城并曾停留了5至7天左右。根据他本身的观察和参谋的报告，他理应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自己承认曾从宪兵队和使、领馆人员处听说过他的军队有某种程度的非法行为。在南京的日本外交代表曾每天收到关于此类暴行的报告，他们并将这些事报告给东京。本法庭认为有充分证据证明松井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对于这些恐怖行为，他置若罔闻，或没有采取任何有效办法来缓和它。在占领南京市以前，他确曾对他的军队下令要他们严肃行动，后来又曾发出同样的命令。正像现在所知道的，这些命令并未生效，并且这在他也像是理所应知的。在为他的行动辩护时他说，这是由于他生病的缘故。他的疾病并没有阻碍他指挥在其指挥下的作战行动。而对于这种暴行具有来任的军队又是属他指挥的。他是知道这类暴行的。他既有义务也有权力统制自己的军队和保护南京的不幸市民。由于他怠忽这些应该履行的职责，不能不认为他负有犯罪责任。
本法庭根据罪状第55项，判决被告松井为有罪，关于罪状第1项、第27项、第29项、第31项、第32项、第35项、第36项和54项，判决为死刑。
听到被判处绞刑，这个双手沾满了无数中国人鲜血的元凶脸色苍白双腿发软，被两名身材高大的宪兵拖出了法庭。
1948年12月22日0点，被判处绞刑的7名日本战犯分两批走上了绞架。松井石根与东条英机、肥原贤二和武藤章4人第一批受刑。4名战犯身穿美军绿色工作服，双手加手铐，连同铁链绑在大腿上，在佛堂中念经上香后，每人喝了一口葡萄酒，4个人并排站在上绞架前。土肥原催促松井石根领头，4个人高喊：“大日本帝国万岁！天皇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凌晨0时1分30秒，午夜钟声响过之后，随着美军上校菲立普的一声令下，4名战犯脚下的活动板弹开了！引颈受绞的4名战犯走上了痛苦万状、短暂又漫长的死亡历程：土肥原6分钟，东条英机9分钟，武藤章9分钟，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在绞索中奔赴黄泉路，足足用了12分30秒。
浩瀚的大海上，一艘盟军的军舰在缓缓行驶，战犯们的骨灰被撒进大海，一阵风浪，消逝得无影无踪。这不是什么祭奠仪式，而是为了防止日本法西斯残余分子利用它为战犯们招魂树碑。然而，法西斯战犯们的阴魂真的就这么随风飘逝了吗？
历史常给予天真的人以无情的嘲讽。当年，日本战时以臭名远扬的金融实业界巨头、大财阀、大军火商而名列日本40名甲级战犯之一的岸信介，在麦克阿瑟“罪证不足、免予起诉”的“宽大”处理下，逃脱了惩罚，和40名甲级战犯一起被释放了。这个当年列名甲级战犯的岸信介后来居然在日本政界官运亨通，平步青云，爬上了日本首相的宝座。
更有甚者，在当年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后来任日本国会众议院议长的清漱一郎的主持下，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居然花了1600万日元，在名古屋市为被远东国际法庭处死的7名大战犯树立了一块庞大的纪念碑。
这决不是历史的玩笑。
这次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中，特别是随着日本战后的经济腾飞使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时候。法西斯的阴魂又不时地在日本列岛上空徘徊。
80年代，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侵略中国”变成了轻描淡写含含糊糊的“进入中国”。
日本政界要人频频参拜供奉有侵略战争阵亡将士灵位的靖国神社。
尤其不能容忍的是，日本有些人在为法西斯分子招魂的同时，还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暴行。
日本拓植大学讲师田中正明于1984年6月出版了一本名为《“南京大屠杀”之虚构》的书，胡说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历史。
日本众议员石原慎太郎1990年在美国《花花公子》杂志上发表谬论，颠倒黑白地宣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污蔑日本形象的谎言”。
次年，他又在日本《文艺春秋》杂志撰文大放厥词，声称“南京大屠杀是美国导演的中国政府的政治宣传”，这一次，他不仅污蔑中国政府，否定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甚至连当年曾经明里暗里庇护过南京大屠杀元凶和其他日本战犯的美国，也挨了他的骂。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历史岂容抹煞！南京大屠杀血案累累，铁证如山。
在南京江东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累累白骨发出无言的控诉。在像白骨一样惨白的纪念馆墙壁上，用中、英、日3国文字镌刻着几个沉重的黑色大字：“遇难者30万人。”
历史不会忘记！历史不容重演！
（）
“土皇帝”大摆口袋阵
山西老百姓们留传着这么一句话：“山西有座大山，这座山就是阎锡山。”
在百姓们的眼里，当年的阎督军，现在的阎司令长官就是“太上皇”。
他拥兵30万，独霸山西。共产党的势力难以渗透，蒋介石拿地也没办法，连日本人也对他拉拉扯扯。
用阎锡山自己的话说，这叫“在3个鸡蛋上跳舞，哪1个也不能踩破。”这三方他都不愿意闹翻，又都得应付一下，那么，怎么办呢？对蒋介石还是按照地方政府服从中央政府的态度，可是阎锡山坚持一条，中央军不能进入山西驻军。
当了30多年山西“土皇帝”的阎锡山对蒋介石向来就存有戒心。从当年的袁世凯、黎元洪和段祺瑞历届北洋政府，到今天的蒋介石，阎锡山像个不倒翁在宦海沉浮中始终不倒。袁世凯和黎元洪都曾经想搞掉他，结果都没得逞。蒋介石自然也把独霸一方，雄视中原的阎锡山当作眼中钉。况且当初蒋介石羽翼未丰时，阎锡山总是蠢蠢欲动，先是和唐生智勾结谋反，东窗事发之后，猖狂的阎锡山以又赶忙反过来向蒋介石请缨讨唐，发兵中原。蒋介石看出阎锡山想借机入主中原，与蒋抗争的企图，结果密令韩复榘、何成浚除掉阎锡山。不料，老好巨滑的阎锡山来了个金蝉脱壳，回到山西联合冯玉祥共同公开反蒋，一场中原大战打得天昏地暗。到底是蒋介石技高一筹，中原大战取胜后把阎锡山逼得被迫暂时离开经营这么多年的山西老窝，假借出洋之名跑到日本人庇护下的大连暂避，住进了当年北洋军阀孙传芳的别墅。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入侵东三省，蒋介石又忙着在南方围剿红军，阎锡山又悄悄在日本人帮助下潜回山西，重新坐上了“土皇帝”的宝座。
这一次，阎锡山学乖了，他不再公开反蒋，对蒋介石表面上敷衍，实际上仍是我行我素，除了继续和日本人勾勾搭搭，暗中也和中共有来往。因为，他深知要在三股力量中间求生存。
红军东征之后，中国共产党对阎锡山采取同情和支持的态度，为了抗日“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西安事变以后，阎锡山表示“联共是党与党的问题，我完全同意在大西北能很好地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借助共产党的力量，一方面可以树立自己抗日形象，另一方面又可以借此与蒋介石分庭抗礼，阎锡山以“自强救国”为口号，先后在山西组织了许多群众团体和协会，山西的各种团体协会之多，成了阎锡山的一大发明创造，他自己的头衔也跟着摇身一变，成了“会长”，他先后将他支持的青年救国会和建设救国社等团体合并，成了自强救国同志会，自己亲自任会长，会员有数千人，其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参加，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1936年10月，日军大举进攻绥远，直接威胁到山西。山西一批左派青年其中包括共产党员，倡议组织一个全省规模的抗日团体，定名为“抗日救国同盟会”，号召全国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男女老幼，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救国。阎锡山赶忙派人去说：会长认为组织民众救国很好，但是抗日救国对日本人刺激太大，怕惹出祸来，会长主张“守土抗战”、“牺牲救国”，你们还是把“抗日救国同盟会”改为“牺牲救国同盟会”为好，于是“抗日救国同盟会”改名为“牺牲救国同盟会”，阎锡山兼任会长，还特意把共产党员薄一波请来担任常务秘书。阎锡山还亲自写了牺盟会会歌，歌词的最后两句写得慷慨激昂：“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在牺盟会这杆救亡大旗的感召下，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都纷纷慕名而来，一时间，山西被誉为全国的抗日前哨。
在大好形势下，阎锡山却另有打算，在牺盟会改组后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他说：“假如日本人打进山西，我们该怎么办？”大家对这个问题讨论了好几天，最后提出“建立进步军队是当务之急”的建议，阎锡山一听正中下怀，这才是他葫芦里要卖的药。借机扩充军队，增加实力。于是，以牺盟会为骨干，成立了军政训练委员会，阎锡山自任主任，以“军政干部训练班”、“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等名义，培养进步青年，为建立新军培训干部。
西安事变之后，成立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阎锡山还把组建新军的任务交给了薄一波。
“七？七”事变之后，阎锡山“联共抗日”进一步明朗化。7月31日，他向中共联络代表彭雪枫正式表示：“自今日始，你可以用红军和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公开进行活动。”至此，中国共“产党同阎锡山达成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协议。
虽然名义上服从蒋介石，又公开地联络共产党，可是阎锡山在抗日问题上始终不提抗日二字，他的口号是“守土抗战”，言外之意，你日本人不进攻山西，我就不和你对抗。
阎锡山在和日本人打交道中始终态度暖昧。他曾在日本留过学，在日本政界军界也颇有人缘。当初他中原战败避难大连，到后来重回山西执掌大权，都是日本人暗中帮忙。所以，阎锡山和日本人的关系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们彼此之间有过默契：只要阎锡山不让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势力进入山西，日本就不进攻山西；反之，只要日本不进攻山西，阎锡山也不抗日。所以，当日军咄咄逼人妄图吞并中国的时候，阎锡山用心良苦地提出一个与众不同的口号，叫做“牺牲救国，守土抗战”，既不敢说“抗日”，又不掩饰他的根本立场只是守土，即保护自己的地盘。
可是，谁知日本野心太大，背信弃义，全面侵华战争一开始，就攻占绥远，沿平绥铁路疾进，直扑山西。眼看着日本人要抛弃他这个暗中盟友，自己的独立王国朝不保夕，阎锡山这才不得不勉强抗日，担任第2战区司令长官，他知道自己的家底晋绥军战斗力弱，何况这是他的命根子，不能全赔进去，于是，只好改变立场来个一箭双雕，借助共产党和国民党两方的力量来抗日，同时，他还可以利用国共之间的矛盾以及山西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从中渔利，以保全他自己的地位。
“七？七”事变后，阎锡山曾询问蒋介石山西该怎么办？蒋介石精神抖擞地指着墙上的地图，侃侃而谈：
“我们跟日本人打仗，不怕从南方打，也不怕从北方打，最令人担心的是从芦沟桥打入山西，再经汉中入四川，这是当年忽必烈灭南宋走过的路子。如果日本人占领了西南，再占领云贵、两广一带，我们即使保住南京、上海，这个仗也打不下去。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设法改变日本人作战路线，宁可引他沿江而上，也不能让他走忽必烈的道路。”蒋介石把话一顿，加重语气地说：“山西必须保住！”
蒋介石答应出兵30万，一下子把阎锡山吓呆了。他马上想到：“30万中央军开进来，不用日本人就把山西给踏平了。这跟当亡国奴有什么两样！”蒋介石的决断，直接危及了阎锡山“土皇帝”的宝座，他马上回绝了蒋介石：“既然山西这样重要，我决心用晋绥30万人马，依靠防御工事，拒敌于国门之外。打胜了，日本人进不来；纵然打败了，也可以固守雁门关。”
既然在蒋介石面前说了大话，为了不让中央军染指山西，也为了不让日本人占了他的老窝，阎锡山也只好硬着头皮拿自己的命根子——30万晋绥军去抵挡拥有飞机大炮坦克杀气腾腾向山西杀来的日军。
从“八？一三”事变起，日本帝国主义公开向中国正式宣战。这样，上海抗战开始的同时，华北日军也以第20师团川岸文三郎全部，第5、第10师团各一部，与酒井旅团，沿平绥线进攻南口，另以第4师团第30旅团，与第12留守师团的铃木旅团，攻张北及张家口，大井支队则由沽源经龙泉关侧击平绥路，企图占领察哈尔。阎锡山参加南京国防会议回山西中间，南口失守，日军侵入长城以内，战事眼看着进入阎锡山第2战区晋绥两省范围以内。
顿时，山西形势紧张。山西东北边境暴露于敌，太原也常受敌机轰炸。阎锡山在南京受命第2战区司令长官，急忙直回山西，所面临的便是指挥2战区武装抵抗日本侵略军侵占山西。
8月28日，农历入秋，阎锡山坐着专为他备用的汽车改装的铁甲车，循铁路行驶至原平，然后改乘汽车到达岭口指挥。
代县的太和岭口，位于雁门山南麓一条干河槽的两侧，距山顶的雁门关约10里。阎锡山的第2战区司令长官部就在这儿安营扎寨。
一天，汤恩伯来了，他一见阎锡山便坐在那里抱头大哭，说：“我对不起我的官兵！”接着，汤恩伯叙述了他的部队于南口撤下来以后，由于天镇一带的国防工事无人防守，在日军追击下损失惨重的情况。阎锡山对汤恩伯好言安慰，然后说：“这事我办吧！”
阎锡山心里自有打算，日本人到了家门口，“守土抗战”这回要动真的了，可不能让日军踏进山西的大门。
不过，阎锡山心里清楚，靠自己晋绥军的战斗力是挡不住强大的日军的。那么，靠什么呢？山西，有的是山，就凭着环绕山西的崇山峻岭，只要守住各处关隘，日本人就别想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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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表里山河”的三晋一直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东有太行山屏障，西接黄土高原，北有内、外长城关隘，西面南面是黄河天险。东出娘子关可以挥师河北，平津，南可逐鹿中原，西出潼关可以直取西北，所以无论哪一个朝代哪一个政权，如果得不到山西，在华北就立不稳脚跟。日本帝国主义在“七？七”事变占领平津以后，在华北的总兵力约有15万人，一路沿津浦线南下，约1个半师团；又一路沿平汉线南下，约1个师团；另以其主力3个师团攻南口出长城，沿平绥铁路西进，采用一个大迂回的姿态去包抄山西。
南口失守之后，阎锡山出动了晋军的主力，配合中央军一部，制订了大同会战的计划。他命令李服膺的第61军于天镇、阳高一线上，依托已筑工事，节节抵抗消耗敌人，把敌人引到聚乐堡一带，然后发动预先部署于南北两翼的大兵团钳击敌人，把敌人消灭于聚乐堡一带。
这个计划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战争一经展开，首先是比赛指挥官的智慧与应变能力。当时阎锡山的对手是板垣征四郎。他在日本是一个狡诈多端的人物，有名的“九？一八”事变便是他直接策划制造出来的。他是一个中国通，对中国的情况很熟悉，曾到绥远、山西一带做过长途旅行。阎锡山制定大同会战的根据是：敌人只能沿平绥铁路进攻，不可能丢掉铁路交通线，向别处进攻；敌人要进攻太原，必须走天镇、阳高、大同，过雁门关，沿同一条铁路前进。根据这个设想，阎锡山才决定大同会战的方针。
8月2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红军改编命令，将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总指挥部，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9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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