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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殇-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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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吉星团对进攻卢沟桥的日军奋起抵抗后，全国人心激奋，纷纷致电嘉勉和汇款慰问。
宋哲元到天津后，为了取得日本人的信任，于7月15日竟致电上海各界救亡团体谢绝对29军的慰劳，说：“遇此类小冲突，即劳海内外同胞相助，各方盛意虽甚殷感，捐款则不敢受。”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29军的一位高级将领接到吉星文团和日军在卢沟桥发生冲突，冯治安第37师110旅旅长何基淬要率全旅投入战斗消灭这股日军的报告后，即在电话中对旅长何基沣申斥道：“打起来对共产党有利，遂了他们借抗日扩大势力的野心，对国民党有利，借抗日消灭杂牌。我们西北军辛辛苦苦抗起来的冀察这个局面就完蛋了。”
最后指挥官宋哲元为军阀固有的私利所惑，导致了他抗战决心的摇摆不定，他的三心二意，又影响了手下的张自忠、冯志安、秦德纯等高级将领。
当时，驻扎天津的38师师长张自忠打电话给驻北平的秦德纯、冯治安等29军决策人物，坦白地表示不同意对日抗战。
此后，冀察政权就由张自忠代表宋哲元在汉奸齐燮元、陈觉生的陪同下，与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的代表桥本群进行谈判。
日军透过29军高级将领的种种活动，似乎已窥透了中国军的底牌。
为迫使29军就范，香月清司于19日22时发表声明：“从20日午夜以后，驻屯军将采取自由行动。”
这样，张自忠、，张允荣奉宋哲元命令，于19日23时签订了实施停战协定的秘密条款，使7月11日签定的墨迹未干的条款更进一步。
其内容为：为实现7月11日签定中的第三项，约定实行下列各项：
（）
（一）彻底弹压共产党的策动。
（二）对双方合作不适宜的职员，由冀察方面主动予以罢免。
（三）在冀察范围内，如其他各方面的设置机关中有排日色彩的职员予以取缔。
（四）撤去在冀察的蓝衣社、CC团等排日团体。
（五）取缔排日言论及排日的宣传机关，以及学生、群众的排日运动。
（六）取缔冀察所属各部队、各学校的排日教育及排日运动。
又，撤去在北平城内的37师，由冀察方面负责实行之。
20日5时，宋哲元根据上述屈辱条款，发布了如下命令：
一、在北平附近的37师自今20日开始在西苑集结，应于明（21）日集结完了；
二、为了对上述集结进行警戒，置石友三部队一部干八宝山附近，待37师集结完了后翌（22）日撤退。
当日下午3时，北平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访问宋哲元，商定“37师撤退保定附近，由赵登禹部队接防”。
宋哲元等为保持地盘最终完全答应了日军提出的丧权辱国的条件。
7月22日，刚由庐山返回南京主持抗战的蒋介石收到宋哲元报来的电文。
当蒋得知宋哲元绕过南京中央，单独与日军签订和约的消息时，不禁拍案怒骂道：“娘希匹，不成体统！我已再三声明倭寇不重信义，宋明轩仍一意孤行，大兵压境之际不思备战，撤除北平城防不说，还与日本人签了和约，谁给他的这个权力？！”
蒋介石确实冒火。自事变爆发后，他已连电华北，表明了中央将倾力抗战的决心，并多次提醒华北方面的29军勿对日军抱有幻想。
尤其是16日后，日军大批部队频繁调动，并于12日派遣香月清司就任华北日军司令官，替代了患病的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蒋介石更是认定了大战随时都将爆发，因而几乎天天电示华北，并以过去数次日军毁约为例，告诉宋哲元别太相信日军，还是小心提防为妙。可到头来，宋哲元自作聪明，还是背着他与日本人签了和约。
“告诉宋明轩，”蒋介石对跟随他多年的“文胆”陈布雷吩咐道，“撤除北平城防是十分危险的，也是错误的，马上要改正过来。另外对日本人，要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算。另外通知他们把协议签定的经过迅速报上来。”
说完，蒋踱到窗前，沉吟片刻，补充道：“告诉王外长，再发个声明，凡地方未得中央许可所签之协议，一概无效。”
送走陈布雷，蒋介石心情仍旧烦乱。
过去两年，宋哲元奉他之命与日本人虚意周旋，每次对日本人让步也是他默许的，可时至今日局势大变，宋哲元却再三抗命，步步后退，与中央背道而驰，如此下去，何以维持中央政策之一致，何以面对国人和西方诸强？！他感到这次再凭电文恐怕仍难奏效。
当下，他召来了军政部长何应钦，研究后决定，派参谋次长熊斌到北平，面喻宋哲元。
宋哲元得到消息后，以探望多年的老部下为名，取得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的同意，由天津来到了北平，密谈良久，宋哲元方才如梦初醒，了解到日军用心险恶，也了解了南京中央政府真正抗战的决心。
但此时为时已晚，日军5个师团10万余人，已浩浩荡荡地进入山海关，扑向华北。平津城下，战略态势已发生根本性逆转。有利的战机由于29军的前后摇摆不定，已悄然从手中逝去。等待29军官兵的，是四面被围的艰难处境和被动挨打的不利态势。
7月26日，日军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面见宋哲元，送交了给冀察当局的最后通牒。同时，日军在廊坊首先向38师刘振三旅开火，大战终于爆发。
27日，宋哲元拒绝了日方要求，同时联合29军高级军官通电全国，誓要自卫守土。在宋哲元发布通电的同时，北平四郊已淹没在隆隆的枪炮声中。
1937年8月12日，国民党最高国防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定下了全面抗日大计，并推举蒋介石为全国陆海空军大元帅，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部，指导全国抗战。中国国内在经历了数十年尸山血海的自相残杀后，终于迎来了枪口一致对外的一天。
抗战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就在东京正沉浸在3个月内征服中国的美梦中时，东京万没料到中国已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群山震荡，江河奔涌，都在齐声呼喊着一个声音：驱除倭寇，抗战万岁！
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万众一心，滚过中国大地的怒吼从未像今天这样响彻云端。
东京，跨入战争之门
7月8日，天蒙蒙亮，日本都城东京从沉睡中渐渐醒来。
清晨，报人叫卖“号外”的铃声响彻东京街头，行人无不惊愕。
但更令日本人惊愕的，还是“号外”上那耸人听闻的内容：
“昨日（7月7日）在北平郊外卢沟桥附近，宋哲元麾下的两个连炮击夜间演习的日本驻军，直到8日拂晓，事态突然变化，目前两军正在展开激战。”
在这之后，广播、报纸不断传来现地的详细报道。根据这些报道一般人得出的结论是，对日军无端射击的中国军队，已在日军”英勇”的打击之下，表示投降并被解除武装。
当时，为迎合日本万民的心理，报纸、广播对战争的吹嘘报道往往快得令人惊奇。在日本军部很多人尚不知情的情况下，报纸却早已有鼻子有限地设计好了战争结局。
一大早，日军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急步走进了市谷高地那座灰色的军部大楼。还没到上班时间，大楼里除警卫和值星参谋人员外，几乎没入走动，空空荡荡，清清冷冷。河边大佐却像是没注意到这一切。十几分钟前，值班参谋来了电话，告诉他华北驻屯军来了特急电。
华北此刻来电能有什么事呢？这段时间军部内外到处流言飞舞，有说中国军人排日抗日情绪加剧、华北形势紧张，也有说日本华北驻屯军部分下级军官意欲自由采取行动，再挑起个像当年满洲的柳条湖一类的事件。流言越传越远、越传越厉害，甚至惊动了天皇陛下和近卫内阁。在内阁的亲自干预下，军部派出冈本中佐亲赴华北现地视察，几天前回来报告说：中国驻屯军参谋正进行战争策划的传说纯属虚构，无需担心。
今日华北急电，难道有什么紧急情况吗？河边大佐三步并作两步，急匆匆地跨进办公室。
参谋递上的是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发来的急电。河边急急地展开一看，心忽悠悠沉了下去。电文称：“驻丰台附近部队在夜间演习中，遭中国军队射击，当即展开敌对态势，并进行交涉要求道歉。如拒绝道歉，则以实力将敌由附近击退。”
“怎么搞的，冈本君刚由华北返回，明明说华北局势平静，怎么几天就闹出这么大事。”河边嘀咕着，转向身边的参谋。
“大臣知道电报内容了吗？”
“电报仅收此一份，先交课长过目，尚未通报别人。”
河边将电报放入档案夹，吩咐道：“速交陆军大臣室。”
8日晨，军部上下已传开了华北发生事变的消息。参谋本部第3课长武藤章大佐听到电话铃响，收回思绪抓起了电话。
“喂，武藤吗？发生麻烦事情啦！……”电话里传来了军务课长柴山大佐颇有些忧虑的声音。
“柴山君，什么麻烦事，快说啊！”
“昨夜华北军来电说，华北军在北平附近与中国军发生了冲突，据说还交了火。真不知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武藤大佐听着，心激动得怦怦跳，他与柴山想的可完全不一样，柴山大佐是参谋本部里第一部长石原莞尔少将的追随者，在对华问题上主张慎重行事，而应集中全力准备对苏联的战备。但武藤大佐却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态度，必要时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所以柴山为华北的冲突忧虑重重时，武藤却激动得几乎要跳了起来。
8日一整天，整个东京上上下下都处在一种乱纷纷的议论中，就是中央军部也处在一种对未来方针猜疑不定的忙乱中。陆军省和参谋本部都在忙着琢磨究竟怎么引发了这场冲突？中国南京政府是企图以此进行全面抗战呢？还是仍像过去一样妥协解决。毕竟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方面出现的变化太多了，什么事不会发生呢？
就在东京情况未明、举棋不定时，日本派驻海外的两支最大的军事集团站出来开口了。
驻兵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大将在向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提交的报告中称：“鉴于华北局势，现命独立混成第1旅团、独立混成第11旅团之主力以及航空部队之一部做好随时出动之准备。”
7月8日晚8时10分，关东军司令部再次就华北事件发表声明，对华北事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心。一支地区性部队对自己管区之外的事情发表声明，不但在关东军中绝无先例，就是在日军中也少有，更何况这份声明的观点如此鲜明：
“兹因暴戾之中国第29军挑战，华北发生事端。关东军正以极大关心及重大决心，密切注视本事件之发展。”
植田谦吉大将在发表上述声明的同时，先后派遣他的副参谋长今村均少将及富永恭次大佐、田中隆吉中佐直飞东京，请求面见中央当局陈述意见，促使杉山陆军大臣和闲院宫参谋总长当机立断，早下决心，以武力迫使中国政府低头。
关东军越俎代庖，直接干涉起中央军部和华北来。
日本朝鲜驻屯军虽没有关东军那么狂，但支持对中国武力解决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得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后，朝鲜军参谋长秉司令官小矶大将的意思，向东京报告称：“由于华北事件之爆发，已令第20师团之一部采取随时出动的态势。”
在东京尚未作出正式决定前，日本派驻海外的部队都争相表示了自己的意见。而这些观点，竟都是要求日本政府和军部对中国开战。
（）
市谷中央军部，紧急会议上出现了十分鲜明的两派。以陆相杉山元大将、参谋本部第二部代部长笠原幸雄大佐、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大佐、作战课长武藤章大佐、中国课长永津大佐等为首的主战派认为：事态不容乐观，除诉诸武力外别无对策。只有增强日军在华北的兵力，根据情况，不失时机给予一击才能收拾局面。
但是，以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少将、战争指导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等人组成的慎重派则认为：当前只有一心完成“满洲国”建设及对苏军备，方能巩固国防。而此时向中国伸手，造成支离破碎之势实在不妥。基于此，参谋本部作战部的意思是以不扩大为方针。
石原是日本军界的著名才子，尤以一套完整的军事思想镇住了日军中的不少将帅。“九？一八”事变时他以一个中佐的身份出现在沈阳，全盘谋划，为事变的成功和日本侵略东北立了大功。日后多年，日军中一直公认“九？一八”事变是石原思想、板垣实干的结晶。侵占东北，他是赞成而且倾尽全力的。但他的一整套理论都是建立在对苏作战的基点上，因而反对对中国压迫过急。
在接到卢沟桥事变第一份战报后，石原深深感到在中国挑起事端的可怕后果，他从掌握作战全局的立场出发，对各方面表示了下述见解。他说：
“现在可以动员的师团是30个，其中只有一半可以部署在中国方面，所以，不可能进行全面战争。但是，如果事态继续发展，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极大，这样，其结果很可能和拿破仑在西班牙的作战一样，陷入无底的深渊之中。为此，我认为目前应该断然命令驻华北部队一举撤退至山海关的满华国境，然后由近卫首相亲自飞抵南京，与蒋介石促膝畅谈解决当前存在的根本问题。”
石原的确是日本军界的奇才，在中国问题上更是显出了他目光的深远，多年来，战乱频繁的中国国力衰微，1937年前蒋介石对日本人又一直采取妥协退让之策，因而日军年轻、年老的军官几乎都没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因而“主战派”自始至终占据上风。但石原凭自己的学识和经验，认定中国自身巨大的潜能，多次警告日军中的乐观派万万不可轻视中国。中国一旦醒来抗日，则日军有可能陷入中国无法自拔。1936年至“七？七”事变爆发，他一直在努力劝说内阁和军部，尽可能以文化、政治方面的渗透取代经济、领土方面的侵略。但日益专横的军部岂能听他支配？主张对中国行使武力的少壮军官们仍在东京上下活动着。石原的劝说非但没有奏效，反而在日军中树敌不少。
日本军界上上下下无视石原的劝告，显示了他们的浅薄和狂傲，日后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941年当日军统帅部决定对美军动手时，石原再次站出来竭力反对，但他仍未能阻止日军对珍珠港的袭击。日本整个民族几乎成了狂躁的日本军人的牺牲品。石原也因与军方持有异议并多次提出反对意见，而于1941年3月底被战争狂人东条英机赶出军队，编入预备役。战争时期一名军人被编入预备役，在日本被视为莫大的耻辱。
1941年，石原莞尔在军中悲剧性的结局似乎冥冥中预示着4年后日本民族的结局。但这些都是后话。石原莞尔对全面发动对华战争心存疑虑，组阁仅1个月的近卫首相也有难言之隐，他感到自己是在矛盾的漩涡中挣扎。
近卫在日本政界算是文雅的知识分子，但他也难免日本知识分子所常有的多愁善感和胆小怕事。他非常善于接受他人的见解，不论来访者与其关系如何，只要意见正确无不表示赞成。作为一个政治家，这是明显的缺陷，但是却给予一般人以好感。因此，他是在不希望战争扩大的日本民众的一片欢呼声中上台的。不但如此，就连日本军方对这任新首相还是抱有殷切期望的。
近卫本人并没有太多的要求，只是怀着或许自己可以驾驭陆军的幻想才出任首相的。但最终他失败了。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在中国大陆的作战主任池田纯久奉调回东京，某日他访问了近卫。
近卫初见池田便显出十分不高兴的样子，严肃地说：
“池田，到底还是打起来啦！你可知道卢沟桥事变是一些少壮军人搞的阴谋？”
近卫从“九？一八”事变和关东军暗杀张作霖的问题推断，认为这次事变也一定是军方搞的阴谋。
“公爵，战争的发动者并不是军人，而是首相阁下自己。”池田深感不快地反驳说。
“你说什么？”近卫迷惑不解地望着池田反问道。
“不错，公爵，是您的责任。”
池田说着拿出一张7月13日出版的报纸递给近卫，其中关于当地日军与中国方面达成现地解决的方案，只在版面的一个角上作了简单的报道，从1版到3版几乎全是煽动国民支持战争的政府活动。
“公爵，政府高谈不扩大战争，然而报纸上都是谈的战争问题，怎么能不使战争扩大呢？”
池田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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