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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殇-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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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已从轻视中共。红军的阴影里走了出来，他要集中他的全部军力，与中共、红军进行一场生死较量。正当他为第五次“围剿”头几个回合得手而洋洋得意时，日本人却又在华北发难。江北半壁河山的危机，引起了全国各界排山倒海般的抗议狂潮，而他本人也不能坐视整个北方沦入日军之手。这使他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曾在保定陆军学堂和日本振武学校受过军事熏陶的蒋介石心里当然清楚，以他国民党现有的军力根本无法同时抗击日本和中共红军两方面的压力。这样，他必须在抗击日本和剿灭中共之间作出选择。
这种选择太令他痛苦了。两个对手中任何一个得势，都将对他的江山稳固构成致命的威胁，但他在一定时期内又只能树立一个敌手。此时如果放弃对中共红军的“围剿”，调集他的国民党军主力到遥远的北方去抗击日军，他认为没把握取胜。日本毕竟是个工业、军事上的强国，武器装备先进，作战思想领先。与这样一个世界上先进的军事帝国正面对抗，国民党军必将陷入漫长的战争而无力自拔。即使他最后胜了，那也是两败俱伤。而中共、红军则可能坐山观虎斗，急剧扩大地盘、壮大自己的力量，来日终将成为他的心腹大患，这是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更何况他认为初揽大权，根基尚未打牢。所以此时他是不会作出这种选择的。可不放弃剿共的话，就意味着要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不断地侵入北方，不断地践踏中国的主权。而他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权力的象征，在这种情况下逆流而行，他日后的道路上遍布荆棘、困难重重不说，甚至有可能被中国民众愤怒的狂潮所淹没，他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使他茶饭不思，夜不能寐，苦思焦虑着如何解决这一难题。
蒋介石毕竟不是凡夫俗子。他所以能在20年间由一个无名小卒，神奇地迈过他的许多旧长官，跃居中国第一人，叱咤风云一时，除了他能巧妙地驾驭机遇，政治上圆滑善变外，他那决不半途而废的韧劲，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也帮了他的大忙。不论他少年时代对事业的追求，还是他后来顶住国内外惊涛骇浪般的冲击，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都体现了他的这一突出特点。就是日后被中共赶出中国大陆，他也时刻没有动摇过有朝一日反攻大陆的决心。他的这种韧性在某种程度上简直可以说是一种疯狂的执拗。
眼下，正是他的政治私心，和他剿灭中共的执拗，使他决定继续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他还是以剿灭中共为后快，对日本人则采取交涉、拖延的策略。
就在前一天的第一期庐山训团开学典礼上，身兼团长的蒋介石又一如既往前去发表了一通精神训示。他对这些身为高级军官的学员自然十分重视，他知道他们是成就他今后大业的栋梁，他更清楚眼下他们并非个个拥护他的政治主张。治人必须治心，治心方能正本，必须首先让他们明白中央的真实意图。
望着台下戎装笔挺、神采奕奕的学员，他颇有些激动，大声说道：“现在总有些人嚷着要和日本人开战。他们终不知，贸然和日本开战，不啻自寻灭亡。现在开战，日本真是只要3天，就完全可以把我国要害地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中国。所以现在这个时候，说是可以和日本正式开战，那是痴人说梦，太不知道自己，也太不知道敌人了。”
他顿了顿，望着台下虔诚、激动、惊讶、茫然，表情复杂的一张张面孔，提高了声调，继续说道：“现在本党的中心，还是要安定内乱，共党不除，难以抗日。当然对日本，我们也绝不屈服，但要讲策略，要会周旋，我们的外交方针是‘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
他的这番话倒也实实在在展现了他当时的思想，但有一句话恐怕他自己也不会相信。日本3日真能灭亡中国吗？日后蒋介石曾讥讽“日本无政治家，无领袖，其国之危，亦可惜哉！”其实当时他就十分清楚中日两国的实力对比，他知道中国要击败日本不易，可弹丸小国日本要灭亡中国也是难上加难。他所以夸大其辞，无非是想为自己的理论寻找借口，这不过是他政治手腕中的一个小把戏而已。
他的心里，时刻都没有忘记他的老对手，中共和红军，这几乎是他一生中的心腹大患。早在1923年，中共就已被他摈出了合作的圈子。那年，他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访苏时，对苏联的政治制度进行了仔细观察，他发现：“苏联的政治制度，乃是专制与恐怖的组织。”以他的话说，“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相同的。”他还发现。苏联对中国外蒙有野心。这更坚定了他不与苏联、中共合作的态度。不合作，那就意味着只有消灭，他的政治观点历来如此。因而从这一天起，当时还与国民党密切合作的中共和苏联顾问便成了他开始算计的潜在对手。日后，随着他在国民党中地位、权势的不断升高，他的这种观念日趋强烈，最后终于导致了他对共产党人的大规模屠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数年后，正是他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走上了专制和恐怖的道路。历史捉弄了国民党，也把当时贫弱的中国更进一步引向了黑暗。
实际上，他早看出了中共潜在着一股不可遏制的发展势头。他并不怕那些军阀实力派，几年间无数次的较量，各路实力人物、英雄好汉都无一例外地栽在了他的手下，但唯有中共始终是他平起平坐的一个对手。他对各军阀远交近攻、重金收买的手段曾屡试不爽，但在中共面前却根本无法奏效。他明白这个具有自己的主义和信仰的组织如果发展下去，等待他的将会是怎样的命运。所以他不惜冒着失去一切的危险，也要把这个强健的幼虎扼杀在摇篮里。
“九？一八”事变前的两个月，他曾公开宣称：“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为奴隶，亦不可得。”荒谬、反动得令人称奇，这仍是他的一种策略。日后无论他对两广的李宗仁，西北的冯玉祥、还是对曾在淞沪抗战中立下殊功的19路军，他都是置日本人于不顾，以剿灭共产党而后快。他那种由于中共的叛乱而干扰了其抗日的借口在他所做所为的映衬下，显得苍白无力，前后矛盾，他的政治私心，他的独裁统治决定了他只能走3年“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洋务主义老路，他也不是第二个曾国藩而已。
1923年他仇视苏联的原因之一是苏联对中国外蒙有领土野心。但20年后，正是他为了使苏联干涉中共，确保他在中国的统治，竟屈服于苏联的压力，承认了外蒙的独立，犯了连他自己都无法原谅自己的罪恶。
眼下，看着他的数十万正规部队对红军的“围剿”取得初步胜利时，他自然急不可待地要剿灭红军，消灭中共，彻底地了却他心中的隐患。对日本人，他认为时候未到。他要在自己的统治地位稳固后。在中共这个心腹之患去除后，再去会日本人。那时，即使他败了，中国仍是他蒋介石的中国。
我们今天评价蒋介石，不应以极端的眼光看待他。他毕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一个善与恶共存的人，一个对中国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虽然他的一生有不少反动之处，但也有过对日本人绝不投降的闪光一刻。因此说他当时有意卖国，自然有失客观，人们也难于理解。就是做为一个平民百姓，他也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更何况他还是中国的军政领袖，一个对中国古老的民族、悠久历史深感骄傲的人。
但直至全面抗战爆发，他一直都在走着一条弯路。中国有句古语说得好：“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在外敌图谋中国不已的情况下，他却一门心思对内征剿，这毕竟是逆历史潮流的。逆历史潮流而终究是要被历史淘汰的。
从蒋介石的一生来看，他还是颇有些民族心的。事实上，早年的蒋介石曾经是个民族主义者。当初他之所以投身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他头脑中的民族主义思想使然。1904年，还是个17岁少年的蒋介石，便在宁波学习时，从他的启蒙教师顾清廉那里形成了“赴日留学，研究军事，献身民族事业”的民族思想雏型。日后他曾公开袒露过他少年时的那种富国强兵的梦想，他说：“我在本县龙津中学肄业的当时，因为痛愤乡里土豪的横行。目击我们国家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尤其在那时看到日本以上个弱小的国家，能够发奋图强，战胜帝俄，予我精神上以最大的刺激。所以我在龙津中学肄业不到半年，请求家母准许我到日本去学军事，来尽到我国民一分子的义务，促成我们国家的雪耻自强。”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这种思想急剧膨胀着，撞击着他的灵魂。几年后，久已压抑在心中的这种思想终于不可遏制地爆发出来。
那是1906年，他在保定通国陆军学堂学习时，一次上卫生课，日本军医教官抓起一块泥土放在桌上，轻蔑地对台下的中国学生说道：“这块泥土中有4亿个微生物，就像中国有4亿人口一样。”
身为教官，日本人太狂妄，也太没教养。蒋介石一听这话，一阵怒火从心头升起，他倏地站起身，挺胸昂首，急步走上讲台。只见他叭叭地把那泥土分成八块，指着其中的一块大声道：“日本有5000万人，是否亦像5000万个微生虫，寄生在这八分之一立方英寸的泥土中？”
日本教官从未想到一个中国人，一个他的学生，就有如此大胆之举，一时目瞪口呆，随之大怒。理屈词穷之际，见全班只有蒋一人剪了辫子，便一口咬定他是革命党。蒋不亢不卑地答道：“只问你比喻对不对，不要问这题外事。”一时竟使日本教官下不来台，台下的张群等中国学生无不为蒋的爱国正气所折服。课后，日本教官仍是暴怒不已，不肯罢休，找到学堂总办赵理泰，要求严办蒋介石。
蒋很是幸运，没有碰上一个昏愦的软骨头。总办赵理泰不仅对蒋介石深为同情，而且对他的敢作敢为和民族正义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后蒋介石在几乎绝望的情况下，奇迹般地获得了4个赴日历学名额中的一个，很难说与此事无关，正是那次赴日，他结识了孙中山，开始了他日后飞黄腾达的军事、政治生涯。留日期间，他的民族主义思想被进一步强化了。一度，他对邹容《革命军》爱不释手，早晚咏诵，就是睡觉也不放下。书中的反满思想和民族主义的论述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在给表兄单维则的一首诗中，表达了他久已积蓄在胸中的感情，诗写道：
腾腾杀气满全球，
力不如人肯且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
东来志岂在封侯。
俨然一腔民族使命集一身的豪迈感。
然而，蒋介石的思想也像当时动荡的中国大地一样，在不停地变化着。十余年后，随着他在国民党内地位的不断提高，随着他个人独裁梦想的逐步成形，他开始意识到外国列强对于他个人目标的实现意味着什么。这时，他的那种企盼国富民强的理想开始不幸地萎缩了。在他建立起自己的独裁统治后，昔日的那个热血青年早已不见踪影，出现在中国人面前的依然是一个对外妥协、对内暴政的新军阀。中国人悲愤、叹息，扼腕顿足，哭泣着民族不幸，诅咒着太多的变幻。
1926年1月，他在谈到北伐的根本目的时，不再坚持“革命的第一目标为打倒帝国主义”了，而变为打倒北洋军阀。当时他曾振振有词地解释道：“打倒军阀是打倒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实质上仍是打倒帝国主义。”这时潜藏在他心里的封建意识公开化了。从这一天起，他开始了向封建主义的转化。
1927年3月，英美等国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事件”，在无任何警告的情况下，以北伐军骚扰领事馆为借口，用军舰突然向中国军民开炮，造成多人死伤。但作为中国新政权首脑的蒋介石，却不敢义正严辞地向对方抗议，为中国人作主撑腰。结果第一次与帝国主义者交锋，就软弱无力地败下阵来。“济南惨案”，他更是完全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之下，令北伐军绕过济南北上，眼睁睁地看着10多名中国外交官被日本人割鼻、挖眼，令人发指地残害了。这时的他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反苏反共的所谓民族主义者了，他已纯粹转变为一个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封建独裁者，一个新军阀，这既是国民党的悲哀，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望着渐渐隐去的薄雾，愈加清晰的群山，蒋介石心有所动。他一向认为毫无隐秘的群山未必真正最美，最美的恐怕还是雾中变幻多姿、充满神秘色彩的山峦，虚实相济，亦虚亦实。大自然如此，人世间又未尝不是。蒋的一生，尤其他在中国大陆的前半生，也确实忽左忽右、变化无常，这倒完全符合他的特点。
蒋介石并非一个光明磊落的政治君子，他总认为政治上的坦诚、直率是种幼稚，甚至是对政治的无知。在他日后的仕途中，他所以能叱咤风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政治上的狡诈、圆滑，两面三刀。翻阅历史，常使人惊讶不已。仅仅在蒋介石初揽大权至“九？一八”这几年间，他便多次处于内外交困的逆境中，有时甚至是与共产党和几乎整个国民党相对抗，但最后往往总是蒋介石侥幸取胜。最后他被共产党赶出中国大陆，对他的一生可说是一种必然的结局。但他的圆滑善变、反复无常，和善于进行政治投机的本领，是国民党内无人能与之抗衡的。
蒋常对人说，世上唯孙中山对他有知遇之恩，是个真正理解他、最受他敬重的人。但实际上，他对孙中山却远没有他说的那么恭敬。他不止一次地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含沙射影，直接攻击孙中山。1924年6月24日，他在黄埔军校对学生训话时，公开说道：“我们革命是以主义为中心，跟着这个主义来革命，认识这个主义来革命的。决不是跟着一个人，或者认识一个人来革命的。如果跟着一个人，或者是认识一个人来革命，那就不能叫做革命，那就叫盲从，那就叫做私党，那就叫做把他人当奴才、走狗了。”
当时在国民党内称得上领袖，有崇高个人威望的人，非孙中山莫属。对人们不把他这个暴发户放在眼里，他早已怒不可遏，难免说话尖酸刻薄，毫不留情，“中国人的思想习惯到如今，仍旧是几千年前皇帝奴隶的恶劣思想。”
当时的他慷慨激昂，似乎充满民主思想和革命正气，给学生们一个革命者无私的面孔，既打击了孙中山，又借机树立了个人威信。但日后刚愎自用，容不得别人有半点异议的蒋介石，对张学良等主张抗战的将领不止一次地吼道：“我就是革命，反我就是反革命。”这时的他不仅不再反对个人崇拜，反而一遇机会，就大肆宣传：无论皇帝、总统还是委员长，一国没有领袖不行。对领袖就是要绝对服从，必要时是盲从。
他的一生常常前后矛盾，判若两人。
还是在1924年，蒋私下不知对孙中山建议过多少次取消联俄容共政策，主张驱逐苏联顾问和中共，但均未被孙中山采纳。年底，孙中山病故，他便突然间像是换了一个人，对任何人再没谈过反对联俄容共之事，反而成为联俄容共的热心人了。
1926年1月1日，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刚从战场凯旋归来的蒋介石一下成了广州的军事、政治明星。但这次会议期间，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占据了统治地位。第一次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的蒋再次显示了他纵横捭阖、巧妙表演的过人能力。在公开的演讲、集会上，他高喊着联俄容共、拥护第三国际的口号，“左”得炽热，“左”得令人信服。就在国民党和苏联顾问们真诚地为得到蒋这样的左派而庆幸时，他们作梦也没想到他们正在扶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时蒋已把眼光盯在了3个月后的“三？二○”事件上了。
3月20日，蒋介石口头命令海军局长、共产党党员李之龙将中山舰等2艘战舰开往黄埔侯用。但李之龙奉命将战舰开去后，蒋矢口否认有此命令，反诬中共图谋造反，对国民党有野心，而且国民党右派汪精卫也与此事有关系。随之，逮捕了他的学生李之龙及中共党员多人，包围苏联顾问寓所，解除10多名苏联顾问聘约。4月20日，汪精卫被迫离开国民政府，亡命法国。蒋兵不血刃地排斥了中共和苏联顾问，赶走了国民党异己，登上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宝座。5月，蒋又以《整理党务案》来限制中共在国民党的领导人数，削弱中共的地位。
他政治手腕的高明，在他一手策划的这次事件中清楚地展现出来。虽然“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当时震动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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