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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苦旅-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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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算一个越人吧，家乡曾属会稽郡管辖。无论如何，我钦佩苏州的见识和度量。
吴越战争以降，苏州一直没有发出太大的音响。千年易过，直到明代，苏州突然变得坚挺起来。
对于遥远京城的腐败统治，竟然是苏州人反抗得最为厉害。先是苏州织工大暴动，再是东林党人反对魏忠贤，朝廷特务在苏州逮捕东林党人时，遭到苏州全城的反对。柔婉的苏州人这次是提着脑袋、踏着血泊冲击，冲击的对象，是皇帝最信任的“九千岁”。“九千岁”的事情，最后由朝廷主子的自然更替解决，正当朝野上下齐向京城欢呼谢恩的时候，苏州人只把五位抗争时被杀的普通市民，立了墓碑，葬在虎丘山脚下，让他们安享山色和夕阳。
这次浩荡突发，使整整一部中国史都对苏州人另眼相看。这座古城怎么啦？脾性一发让人再也认不出来，说他们含而不露，阳说他们忠奸分明，说他们报效朝廷，苏州人只笑一笑，又去过原先的日子。园林依然这样纤巧，桃花依然这样灿烂。
明代的苏州人，可享受的东西多得很。他们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戏曲家，他们有盛况空前的虎丘山曲会，他们还有了唐伯虎和仇英的绘画。到后来，他们又有了一个金圣叹。
如此种种，又让京城的文化官员皱眉。轻柔悠扬，潇洒倜傥，放浪不驯、艳情漫漫，这似乎又不是圣朝气象。就拿那个名声最坏的唐伯虎来说吧，自称江南第一才子，也不干什么正事，也看不起大小官员，风流落拓，高高傲傲，只知写诗作画，不时拿几幅画到街上出卖。
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
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
这样过日子，怎么不贫病而死呢！然而苏州人似乎挺喜欢他，亲亲热热叫他唐解元，在他死后把桃花庵修葺保存，还传播一个“三笑”故事让他多一桩艳遇。
唐伯虎是好是坏我们且不去论他。无论如何，他为中国增添了几页非官方文化。人品、艺品的平衡木实在让人走得太累，他有权利躲在桃花丛中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长，有几个才子型、浪子型的艺术家怕什么？深紫的色彩层层涂抹，够沉重了，涂几笔浅红淡绿，加几分俏皮洒泼，才有活气，才有活活泼泼的中国文化。
真正能够导致亡国的远不是这些才子艺术家。你看大明亡后，唯有苏州才子金圣叹哭声震天，他因痛哭而被杀。
近年苏州又重修了唐伯虎墓，这是应该的，不能让他们老这么委屈着。
一切都已过去了，不提也罢。现在我只困惑，人类最早的城邑之一，会不会、应不应淹没在后生晚辈的竞争之中？
山水还在，古迹还在，似乎精魂也有些许留存。最近一次去苏州，重游寒山寺，撞了几下钟，因俞樾题写的诗碑而想到曲园。曲园为新开，因有平伯先生等后人捐赠，原物原貌，适人心怀。曲园在一条狭窄的小巷里，由于这个普通门庭的存在，苏州一度成为晚清国学重镇。当时的苏州十分沉静，但无数的小巷中，无数的门庭里，藏匿着无数厚实的灵魂。正是这些灵魂，千百年来，以积聚久远的固执，使苏州保存了风韵的核心。
漫步在苏州的小巷中是一种奇特的经验。一排排鹅卵石，一级级台阶，一座座门庭，门都关闭着，让你去猜想它的蕴藏，猜想它以前、很早以前的主人。想得再奇也不要紧，2500年的时间，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如今的曲园，辟有一间茶室。巷子太深，门庭大小，茶客不多。但一听他们的谈论，却有些怪异。阵阵茶香中飘出一些名字，竟有戴东原、王念孙、焦理堂、章太炎、胡适之。茶客上了年纪，皆操吴依软语，似有所争执，又继以笑声。几个年轻的茶客厅着吃力，呷一口茶，清清嗓子，开始高声谈论陆文夫的作品。
未几，老人们起身了，他们在门口拱手作揖，转过身去，消失在狭狭的小巷里。
我也沿着小巷回去。依然是光光的鹅卵石，依然是座座关闭的门庭。
我突然有点害怕，怕哪个门庭突然打开，涌出来几个人：再是长髯老者，我会既满意又悲凉；若是时髦青年，我会既高兴又不无遗憾。
该是什么样的人？我一时找不到答案。
◇◆ 江南小镇 ◆◇
我一直想写写“江南小镇”这个题目，但又难于下笔。江南小镇太多了，真正值得写的是哪几个呢？一一拆散了看，哪一个都构不成一种独立的历史名胜，能说的话并不太多；然而如果把它们全都躲开了，那就是躲开了一种再亲见不过的人文文化，躲开了一种把自然与人情搭建得无比巧妙的生态环境，躲开了无数中国文人心底的思念与企盼，躲开了人生苦旅的起点和终点，实在是不应该的。
我到过的江南小镇很多，闭眼就能想见，穿镇而过的狭窄河道，一座座雕刻精致的石桥，傍河而筑的民居，民居楼板底下就是水，石阶的埠头从楼板下一级级伸出来，女人正在埠头上浣洗，而离她们只有几尺远的乌篷船上正升起一缕白白的炊烟，炊烟穿过桥洞飘到对岸，对岸河边有又低又宽的石栏，可坐可躺，几位老人满脸宁静地坐在那里看着过往船只。比之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河边由吊脚楼组成的小镇，江南小镇少了那种浑朴奇险，多了一点畅达平稳。它们的前边没有险滩，后边没有荒漠，因此虽然幽僻却谈不上什么气势；它们大多很有一些年代了，但始终比较滋润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让它们保留下多少废墟和遗迹，因此也听不出多少历史的浩叹；它们当然有过升沉荣辱，但实在也未曾摆出过太堂皇的场面，因此也不容易产生类似于朱雀桥、乌衣巷的沧桑之慨。总之，它们的历史路程和现实风貌都显得平实而耐久，狭窄而悠长，就像经纬着它们的条条石板街道。
堂皇转眼凋零，喧腾是短命的别名。想来想去，没有比江南小镇更足以成为一种淡泊而安定的生活表征的了。中国文人中很有一批人在入世受挫之后逃于佛、道，但真正投身寺庙道观的并不太多，而结庐荒山、独钓寒江毕竟会带来基本生活上的一系列麻烦。“大隐隐于市”，最佳的隐潜方式莫过于躲在江南小镇之中了。与显赫对峙的是常态，与官场对峙的是平民，比山林间的蓑草茂树更有隐蔽力的是消失在某个小镇的平民百姓的常态生活中。山林间的隐蔽还保留和标榜着一种孤傲，而孤傲的隐蔽终究是不诚恳的；小镇街市间的隐蔽不仅不必故意地折磨和摧残生命，反而可以把日子过得十分舒适，让生命熨帖在既清静又方便的角落，几乎能够把自身由外到里溶化掉，因此也就成了隐蔽的最高形态。说隐蔽也许过于狭隘了，反正在我心目中，小桥流水人家，莼鲈之思，都是一种宗教性的人生哲学的生态意象。
在庸常的忙碌中很容易把这种人生哲学淡忘，但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它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诱惑而让人渴念。记得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期，我父亲被无由关押，尚未结婚的叔叔在安徽含冤自尽，我作为长子，20来岁，如何撑持这个八口之家呢？我所在的大学也是日夜风起云涌，既不得安生又逃避不开，只得让刚刚初中毕业的大弟弟出海捕鱼，贴补家用。大弟弟每隔多少天后上岸总是先与我联系，怯生生地询问家里情况有无继续恶化，然后才回家。家，家人还在，家的四壁还在，但在那年月好像是完全暴露在露天中，时时准备遭受风雨的袭击和路人的轰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又接到指令必须到军垦农场继续改造，去时先在吴江县松陵镇整训一段时间。那些天，天天排队出操点名，接受长篇训话，一律睡地铺而伙食又极其恶劣，大家内心明白，整训完以后就会立即把我们抛向一个污泥、沼泽和汗臭相拌和的天地，而且绝无回归的时日。我们的地铺打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从西边墙板的夹缝中偷眼望去，那里有一个安静的院落，小小一间屋子面对着河流，屋里进出的显然是一对新婚夫妻，与我们差不多年龄。他们是这个镇上最普通的居民，大概是哪家小店的营业员或会计吧，清闲得很，只要你望过去，他们总在，不紧不慢地做着一天生活所必需、却又纯然属于自己的事情，时不时有几句不冷也不热的对话，莞尔一笑。夫妻俩都头面干净，意态安详。当时，我和我的同伴实在被这种最正常的小镇生活震动了。这里当然也碰到了文化大革命，但毕竟是小镇，又兼民风柔婉，闹不出多大的事，折腾了一两下也就烟消去散，恢复成寻常生态。也许这个镇里也有个把“李国香”之类，反正这对新婚夫妻不是，也不是受李国香们注意的人物。唉，这样活着真好！这批筋疲力尽又不知前途的大学毕业生们向壁缝投之以最殷切的艳羡。我当时曾警觉，自己的壮志和锐气都到哪儿去了，何以20来岁便产生如此暮气的也隐之想？是的，那年在恶风狂浪中偷看一眼江南小镇的生活，我在人生憬悟上一步走向了成年。
我躺在垫着稻草的地铺上，默想着100多年前英国学者托马斯·德·昆西（T．De Quincey）写的一篇著名论文：《论（麦克白）中的敲门声》。昆西说，在莎士比亚笔下，麦克白及其夫人借助于黑夜在城堡中杀人篡权，突然，城堡中响起了敲门声。这敲门声使麦克白夫妇惊恐万状，也历来使所有的观众感到惊心动魄。原因何在？昆西思考了很多年，结论是：清晨敲门，是正常生活的象征，它足以反衬出黑夜中魔性和兽性的可怖，它又宣告着一种合乎人性的日常生活正有待于重建，而正是这种反差让人由衷震撼。在那些黑夜里，我躺在地铺上，听到了江南小镇的敲门声，笃笃笃，轻轻的，隐隐的，却声声入耳，灌注全身。
好多年过去了，生活应该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种敲门声还时不时地响起于心扉间。为此我常常喜欢找个江南小镇走走，但一走，这种敲门声就响得更加清晰而催人了。
当代大都市的忙人们在假日或某个其他机会偶尔来到江南小镇，会使平日的行政烦嚣、人事喧嚷、滔滔名利、尔虞我诈立时净化，在自己的鞋踏在街石上的清空声音中听到自己的心跳，不久，就会走进一种清空的启悟之中，流连忘返，可惜终究要返回，返回那种烦嚣和喧嚷。
如眼前一亮，我猛然看到了著名旅美画家陈逸飞先生所画的那幅名扬海外的《故乡的回忆》。斑剥的青灰色像清晨的残梦，交错的双桥坚致而又苍老，没有比这个图像更能概括江南小镇的了，而又没有比这样的江南小镇更能象征故乡的了。我打听到，陈逸飞取像的原型是江苏昆山县的周庄。陈返飞与我同龄而不同籍，但与我同籍的台湾作家三毛到周庄后据说也热泪滚滚，说小时候到过很多这样的地方。看来，我也必须去一下这个地方。
像多数江南小镇一样，周庄得坐船去才有味道。我约了两个朋友从青浦淀山湖的东南岸雇船出发，向西横插过去，走完了湖，就进入了纵横交错的河网地区。在别的地方，河流虽然也可以成为运输的通道，但对普通老百姓的日常行旅来说大多是障碍，在这里则完全不同，河流成了人们随脚徜徉的大街小巷。一条船一家人家，悠悠走着，不紧不慢，丈夫在摇船；妻子在做饭，女儿在看书，大家对周围的一切都熟悉，已不愿东张西望，只听任清亮亮的河水把他们浮载到要去的地方。我们身边擦过一条船，船头坐了两位服饰齐整的老太，看来是走亲戚去的，我们的船驶得太快，把水沫溅到老太的新衣服上了，老太撩了撩衣服下摆，嗔色地指了指我们，我们连忙拱手道歉，老太立即和善地笑了。这情景就像街市间不小心碰到了别人随口说声“对不起”那样自然。
两岸的屋舍越来越密，河道越来越窄，从头顶掠过去的桥越来越短，这就意味着一座小镇的来临。中国很多地方都长久地时行这样一首儿歌：“摇摇摇，摇到外婆桥”，不知多少人是在这首儿歌中摇摇摆摆走进世界的。人生的开始总是在摇篮中，摇篮就是一条船，它的首次航行目标必定是那座神秘的桥，慈祥的外婆就住在桥边。早在躺在摇篮里的年月，我们构想中的这座桥好像也是在一个小镇里。因此，不管你现在多大，每次坐船进入江南小镇的时候，心头总会渗透出几缕奇异的记忆，陌生的观望中潜伏着某种熟识的意绪。周庄到了，谁也没有告诉我们，但我们知道。这里街市很安静，而河道却很热闹，很多很多的船来往交错，也有不少船驳在岸边装卸货物，更有一些人从这条船跳到那条船，连跳几条到一个地方去，就像市井间借别人家的过道穿行。我们的船挤人这种热闹中，舒舒缓缓地在前走。与城市里让人沮丧的“塞车”完全不同，在河道上发觉前面停着的一条船阻碍了我们，只须在靠近时伸出手来，把那条船的船帮撑持一下，这条船就会荡开去一点，好让我们走路。那条船很可能在装货，别的船来来往往你撑一下我推一把，使它的船身不停地晃晃悠悠，但船头系结在岸桩上，不会产生任何麻烦，装货的船工一径乐呵呵地忙碌着，什么也不理会。
小镇上已有不少像我们一样的旅游者，他们大多是走陆路来的，一进镇就立即领悟了水的魅力，都想站在某条船上拍张照，他们蹲在河岸上恳求船民，没想到这里的船民爽快极了，想坐坐船还不容易？不仅拍了照，还让坐着行驶一阵，分文不取。他们靠水吃饭，比较有钱，经济实力远超这些旅游者。近几年，电影厂常来小镇拍一些历史题材的片子，小镇古色古香，后来干脆避开一切现代建筑方式，很使电影导演们称心，但哪来那么多群众角色呢？小镇的居民和船民非常帮衬，一人拿了套戏装往身上一披，照样干活，你们拍去吧。我去那天，不知哪家电影厂正在桥头拍一部清朝末年的电影，桥边的镇民、桥下的船民很多都穿上了清朝农民的服装在干自己的事，没有任何不自然的感觉，倒是我们这条船靠近前去，成了擅闯大清村邑的番邦夷人。
从船上向河岸一溜看去，好像凡是比较像样的居舍门口都有自用码头。这是不奇怪的，河道就是通衢，码头便是大门，一个大户人家哪有借别人的门户迎来送往的道理？遥想当年，一家人家有事，最明显的标志是他家码头口停满了大大小小的船只，主人便站在码头上频频迎接。我们的船在一个不小的私家码头停下了，这个码头属于一所挺有名的宅第，现在叫做“沈厅”，原是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万山的居所。
江南小镇历来有藏龙卧虎的本事，你看就这么些小河小桥竟安顿过一个富可敌国的财神！沈万山的致富门径是值得经济史家们再仔细研究一阵的，不管怎么说，他算得上那个时代既精于田产管理、又善于开发商业资本的经贸实践家。有人说他主要得力于贸易，包括与海外的贸易，虽还没有极为充分的材料佐证，我却是比较相信的。周庄虽小，却是贴近运河、长江和黄浦江，从这里出发的船只可以毫无阻碍地借运河而通南北，借长江而通东西，就近又可席卷富庶的杭嘉湖地区和苏锡一带，然后从长江口或杭州湾直通东南亚或更远的地方，后来郑和下西洋的出发地浏河口就与它十分靠近。处在这样一个优越的地理位置，出现个把沈万山是合乎情理的。这大体也就是江南小慎的秉性所在了，它的厉害不在于它的排场，而在于充分利用它的便利而悄然自重，自重了还不露声色，使得我们今天还闹不清沈万山的底细。
系好船缆，拾级上岸，才抬头，却已进了沈厅大门。一层层走去，600多年前居家礼仪如在目前。这儿是门厅，这儿是宾客随从人员伫留地，这儿是会容厅，这儿是内宅，这儿是私家膳室……全部建筑呈纵深型推进状，结果，一个相当狭小的市井门洞竟衍生出长长一串景深，既显现出江南商人藏愚守拙般的谨慎，又铺张了家庭礼仪的空间规程。但是，就整体宅院论，还是算敛缩俭朴的，我想一个资产只及沈万山一个零头的朝廷退职官员的宅第也许会比它神气一些。商人的盘算和官僚的想法判然有别，尤其是在封建官僚机器的缝隙中求发展的元明之际的商人更是如此，躲在江南小镇的一个小门庭里做着纵横四海的大生意，正是他们的“大门槛”。可以想见，当年沈宅门前大小船只的往来是极其频繁的，各种信息、报告、决断、指令、契约、银票都从这里大进大出，但往来人丁大多神色隐秘，缄口不言、行色匆匆。这里也许是见不到贸易货物的，真正的大贸易家不会把宅院当作仓库和转运站，货物的贮存地和交割地很难打听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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