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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凤凰1996-2006-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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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凤凰早班车》开播到2000年,你每周五天都要直播,每天都得四点起床,现在回想起来有什么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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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鲁豫(3)
陈鲁豫:现在我偶尔也会凌晨四五点醒来,看到这个时间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以前这个时间我就已经处于工作状态了。但是在当时是没有办法的,凤凰刚上市,一切都压缩到极限,《凤凰早班车》就我一个人主持,我不做就没有人来做,直到后来我身体吃不消了,别的同事也做得不错了,我才渐渐越做越少。其实是这样,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可能连90%的把握都没有,特别紧张,但是很刺激,这种状态是最好的,到了后来,就觉得完全是一个考验体力的事了,因为就算今天状态不好也能把直播应付下来,就变成你必须每天早上四点起床而已,身体的疲劳也日益呈现出来。
真诚是一把刀子,扎哪儿出血
记者:《凤凰早班车》之后你就做《鲁豫有约》了?
陈鲁豫:其实我很早就想做访谈节目了,那时候我刚从美国回来,国内还没有《实话实说》,可以说没有一档真正的谈话节目,我的偶像是奥普拉·温弗瑞,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一直想做一个奥普拉·温弗瑞那样的节目。但是当时我还处于被选择的阶段,自己又没有足够的能力,加之凤凰当时的实力也不能给我提供那么大的舞台,所以这个想法就一直深埋在心底里。
那是2001年底,凤凰卫视设计2002年新节目时,我觉得是时候了,于是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我要求做一个访谈节目:首先,“一定要做有经历、有故事的人物!”其次“真正让嘉宾讲故事,讲他某天早晨发生的某件事……”经过反复谈论,最后这个节目被命名为《鲁豫有约——说出你的故事》,节目介绍中这样写道:“访谈对象包括每个历史时期站在风口浪尖上的焦点人物、失意英雄、边缘人群、经历重大人生变故的特殊人士等。节目内容相当开放,涉及人物的隐私、良心、重大变故后的心路历程,通过对人物深入的心灵访问,以平等尊重的心态与主人公重新解读一段尘封的历史,体验一段生命激情,分享一个心灵深处的隐秘。”
记者:印象最深的受访者是谁?
陈鲁豫:肯定是我们的第一位嘉宾毛阿敏。那是我第一次做这种人物访谈,刚开始心里很紧张,紧张得几乎想要临阵脱逃,其实采访她之前我作了充分的准备,但是要我一直追问别人的伤痛还是我采访生涯的第一次,我怕我承受不了、嘉宾承受不了,观众承受不了,但是我相信“真诚是一把刀子,扎哪儿出血”,于是我问毛阿敏:“直到现在我还是挺担心的,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谈那些往事。”当时她回答得很坦率,这下我心里就有底了,可以说对她的采访打破了我的心理障碍。
我有一个分寸
记者:你的同事说鲁豫最大的特点就是善良,你怎么看待谈话节目中的追问?
陈鲁豫:追问应该是为观众服务的。大部分的观众需要的是一种谈话的氛围,而不是一种尴尬,观众不希望感受到不舒服。如果我是一个观众,看到太过煽情、太过尴尬的东西我会换台。作为主持人,我永远不可能迎合每一个人,只能做我自己,碰巧有那么一部分人喜欢你,你就那样做吧,并不是现在流行什么就做什么。关于追问的度,我有一个分寸。如果我再追问嘉宾还可以说,我的观众也不会觉得反感,不觉得我在压迫这个人,我就会一问到底;如果我明确感受到我再怎么问他都不会说,而且由于我的追问观众会觉得很不舒服,这个时候我就会放弃。我能特别好地感受到:人是这样的,你不可能把你所有的事都说出来,你只是说你想说的东西,没人能强迫你说不想说的话,谈话节目不是逼得你满头大汗说一些你不想说的话。
记者:在“说出你的故事”里,你觉得嘉宾都坦诚吗?
陈鲁豫:我一直这样认为,就是一个人面对另外一个人时,绝对不可能把自己敞开,这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谁这样做的话我就觉得太傻了。我给我的来宾创造一个非常真诚的、平等的、轻松的谈话的氛围,使他能够很自然,很舒服地把他准备好向我们敞开的那些事情向我展开,这样就足够了。
记者:你能不能举一个例子?
陈鲁豫:具体的例子不好说……哦,比如采访庄则栋,采访之前同事就说一定要问他和江青的问题,我开始很反感,觉得我怎么问得出口;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一直没问,我的同事就一直在旁边给我做手势,憋了半天,我终于问了,汗都出来了,庄则栋乐呵呵的回答消除了我的顾虑。而现在,我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很难我要不要问,我已经很有把握了。
我没变,只是更成熟了
记者:《鲁豫有约》改版了,由过去的周播改为现在的日播,关注的人也由过去的历史人物、争议性人物扩大了开来,这样改版是出于什么考虑?
陈鲁豫:关于节目的改版,常常有人问我:“鲁豫,你是不是要寻求改变了?”其实我没变,只是更成熟了。早在十年前我就想把节目打造成这种形式,把嘉宾和观众都请来,但这需要主持人有调动观众情绪和现场气氛的能力,而且我们当时的硬件也有不少局限性。现在终于可以了,但这并不等于改变访谈风格,只是我的综合能力和风格更成熟了。
节目题材的转变可以用一个比喻,如果把国内的电视节目市场称为战场的话,原来我们在打别人不敢打或者不愿打的地方,这种禁区只要我们进入了,那就是我们的卖点,但新的《鲁豫有约》由于吞吐量增大,正面的常规战场也就必须涉足。题材本身的独家性减少了,观察事物、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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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鲁豫(4)
因为有了现场观众,原来两个人聊天时可以涉及的细节和话题都减少了,因为嘉宾在众目睽睽之下可能忘了,或者选择回避。在采访王纳文和看守江青的狱警李红时都有不少的遗憾出现,这些都是我现在在努力适应的,改版之后我自己也听到不少反馈,有的说不好,也有人说好,但是我还是那样,我很自信,我觉得自己可以理性地面对外界的褒贬,从中吸收最有价值的成分。我相信自己的决定没有错。
程鹤麟(1)
公元一九九六
口述人:程鹤麟
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
口述时间:2005年9月3日
口述地点:香港凤凰卫视总部
大中华新闻布局
记者:你参与了凤凰资讯台的创办以及后来的运作,想请你先谈谈资讯台的布局和定位。
程鹤麟:凤凰资讯台是2000年12月试播,2001年1月1号正式开播,到今天已经4年半多。我从2000年的7月份开始筹备资讯台。
我们在资讯台整个的新闻布局上,比较多地追求时事政治新闻,兼顾了一点儿财经新闻,社会新闻也有一点儿,几乎没有娱乐新闻,也没有体育新闻。几乎没有娱乐新闻主要是因为我们觉得现在媒体一到了娱乐新闻这一块,感觉就是不同的新闻门类了。但是我们在娱乐圈里出了一些事情的时候也会作报道,像梅艳芳死了、张国荣死了、柯受良死了,我们认为这已经是社会新闻了,不算娱乐新闻。在这5年里,资讯台的整个布局里面偶尔会有娱乐新闻的专栏。今年起有一个《娱乐新闻报道》,但它不是由资讯台的这些记者和编辑来制作的,而是由凤凰卫视的娱乐部门负责制作的,只不过在资讯台播出。
财经新闻,其实在头一年量是非常大的。除了财经新闻会有报道,还有两档股市行情报道,加起来有一个小时左右。后来,我们发现财经新闻基本上不是很讨好,观众不怎么要看。就像中央电视台2套,它名曰经济频道,但是受欢迎的并不是财经类的节目,它就有这种困扰,不知道怎么拿财经的新闻报道和节目来吸引观众。而一些财经业界的人士和我们交流也说,我们做专业财经的人,不看媒体的财经报道。新闻报道不看,股市连线更是不看。因为炒股的时候,媒体的报道实际上离当时的股市表现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所以炒股的人是不可能通过电视来炒股的。而我们的收市报道他也不看,因为他已经炒了一天的股,休息去了。所以我们当时就中断了资讯台的财经新闻。但是财经新闻作为一个品种,它应该有,像股市的连线报道,今年又恢复了,但是比原来短,现在是一天两次,每次只有10分钟。
但是有一点,我们资讯台的财经评论节目就一直没有断过。我们说财经的报道不受人欢迎,但是财经的评论是受人欢迎的。就像财经类报刊,它是结合时事、政治、军事、战争综合来作大量的财经分析和评论。资讯台的财经评论节目早先有《论衡财经》,后来又有《财经今日谈》,现在叫《金石财经》。
我们的时事政治新闻中,国际新闻占一半,另外一半是大中华新闻。国际新闻,我们是向外国的通讯社买的,比如说路透、美联、FOX,没有CNN。随着我们的记者站越来越多,记者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大,我们用到的国际新闻自采的比例也在提高。
在大中华新闻里面,那就是大陆、香港、台湾新闻三分天下了。相比较而言,大陆新闻是比较少的。比较少的原因一方面是我们凤凰的长处不在大陆,而且实话说,随着大陆电视台的进步,人家是做得越来越好,我们拼不过。另外一个原因是一些大陆权威的新闻报道是独家的,比如说中央领导人有些重要活动,我们认为很有价值必须发这个新闻,但是轮不到我们去拍,所以我们也不硬拼,比如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的活动,我们的办法就是直接用中央电视台的片断,当然我们也不会照搬,会有自己的新闻处理。
新闻语态反映媒体的心态和立场
记者:那凤凰对资讯会有怎么样的处理?
程鹤麟:凤凰对资讯的处理,有凤凰的语态,我们会根据我们的定位,自己重新写稿。
比如说前一段,国务院新闻办请到中央组织部一个人讲中国共产党开展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从我们来讲,就不知道怎么来报这个新闻。后来我们叫了一个从马来西亚回到香港来的编译李彩柳,请她把国新办这个新闻发布会从头到尾看一遍,然后看她能不能写出一篇稿子。我的要求是,实在写不出来就算了。结果她写了,很好。因为她是马来西亚华人,和我们的背景不一样。我记得她是这么写的,中国共产党党务部门的领导人第一次在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世界的媒体就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的中国共产党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性质指出,这不是一场运动……我觉得写得很好,很有新闻价值。
记者:这是凤凰宣传的口径和立场?
程鹤麟:不是宣传,我们绝没有宣传。像李彩柳写的这样的新闻稿,凤凰从来不会有宣传色彩的。这是语态,语态就反映了你的心态和立场。
记者:那不好的新闻呢?
程鹤麟:我觉得有些新闻最大的弱点就是表述方法上有问题。这种表述方法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大家情不自禁地要说明一下那条新闻的重要意义。
我们的内地同事有一次因为没时间,请别人去代拍大兴的西瓜节,也出现了这种情况。那条新闻开场的第一句话就是“为了创造和谐社会,北京市大兴……”这个大兴西瓜节已经有好几年了,###年前它就已经有了,而那个时候创造和谐社会这个口号根本还没有被提出来,那么请问它第一届是为了什么。可见这个记者根本就不动脑筋,他可能就是拿着大兴县宣传办的一个新闻稿照抄。西瓜节和和谐社会有什么关系呀,要是说有关系,那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有关系。这就是空话套话,那是绝对不可以用的,所以这个片子一过来立刻就被毙掉,我们不能够允许说空话说套话。
程鹤麟(2)
记者:对于凤凰来讲,新闻会去拿捏分寸吗?
程鹤麟:凤凰当然也得有一些分寸,没有分寸,凤凰生存就很难了。凤凰这里的分寸拿捏完全是按照我们自认为的一种客观规律,一种新闻写作规律。凤凰的优点就是它很会拿捏分寸。
记者:那凤凰会怎么去拿捏分寸?有具体的操作规则吗?
程鹤麟:写作规律上的分寸拿捏,比如我在福建电视台的时候做的一条新闻标题取的是“福州喜降花粉雨”,现在在凤凰卫视,这个喜字是不能用的。我们这里规定,不许使用形容词,也不能用成语。不用形容词,是因为形容词有感情色彩。不用成语,除了成语有感情色彩,还有就是许多人错用成语,根本把意思弄错了,瞎用,所以干脆就不用了。
我们老板有一句话,在中国做传媒,不是技术,是艺术。什么是艺术?艺术不是1+1=2这么简单,完全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有些东西你讲都讲不明白,只有做起来才明白。在比较敏感的方面,我的方法是定下一个死线,不可触碰,不可越过这条线,在这条线之内,大家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在凤凰初创的时候,在内地还不是有很多人知道我们的情况下,我们的采访往往要通过熟人,要托关系。有一年,福建莆田的梅州妈祖庙搞了一个活动,台湾人来了很多,我们就从北京派记者去了福建。可是那时候我们没有合法的采访权,我就托福建台的老同事说和你一起去,我这位老同事说:“哥们,你别给我闯祸。”我说:”闯了祸,你顶多写一个检讨,我们呢,饭碗没了,你说是你在乎还是我在乎?“当然是我在乎,我们凤凰是不愿去闯祸的。
凤凰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是一个国际媒体,覆盖面非常广,全球的很多华人在看,除了中国大陆,还有香港,还有台湾,甚至还有新加坡,全球很多地方是用华语作为传播工具的,所以不可以使用“我国”和“外国”这样的词,只是说“中国”,比如“中国外长”就不要说“我国外长”,你也不要讲外国,美国就是美国,英国就是英国,这样就不会使人发生混淆。这方面我自己经历过,2003年闹SARS,我上网看到一条新闻说“我国卫生部长某某”我一看怎么不是张文康呢,这是哪国啊?后来一查是新加坡的华文媒体。所以“外国”讲“我国”,在这样的国际媒体上,在地球村的环境下,已经是非常不合时宜了。当然人家的同期声是可以的。还有我专门发过一个文,告诉所有的编译记者和记者站,一般情况下,绑架人、制造恐怖事件的人在正常的报道中,不能使用“恐怖分子”,只能使用“武装分子”。只有案件已经很清楚了才能用“恐怖分子”,比如说伦敦“7·7”爆炸案,伊拉克、阿富汗,甚至于别斯兰人质事件的那些人是恐怖分子。在很多有争议的情况下,我们都尽量不使用“恐怖分子”,我们说他们是“武装分子”。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些武装组织看来,他们是在为民族的解放而进行武装斗争。我们为什么要站在西方的立场上?反过来,我们为什么要站在反西方的武装力量如巴勒斯坦呢、阿富汗的立场上?我们都不需要。所以我们用一个中性的词“武装分子”,因为你确实是武装起来的,这样比较安全。
凤凰还有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实际上,台湾问题,凤凰现在是定下了一些规矩。一般新闻报道,第一,我们不要称呼###为总统,称台湾领导人,上字幕的时候就是三个字“###”。还有,我们不称呼他们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叫他们军事部门首长和外事部门首长。其他呢,都维持。但要是做评论、言论节目,那是可以的。言论节目可以根据评论员个人的喜好来决定怎么称呼###。如果要是我呢,我就说台湾的所谓的总统。这是做言论,不是做报道。
在新闻报道里面我们尽量客观,比如说雅典奥运会的时候,我们称呼台北队为中华台北队,内地很多观众抗议说为什么叫他们中华台北队,他们是中国台北队呀,因为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的报道都叫他们是中国台北队。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历史事实,在1989年4月份,何振梁在萨马兰奇的斡旋之下就台湾的代表队怎么挂名在香港签约,英语的挂名很简单,就是现在都在用的“CHINESE TAIPEI”,可是中文有问题,北京坚持要叫中国台北,台湾坚持要叫中华台北,最后北京让步,签下来的协议就是中华台北。在那以后这个问题不明显,因为奥运会在悉尼举行也好,在雅典举行也好,他们不用写中文的,而两岸媒体报道的时候各来一套,大陆方面就叫中国台北,台湾方面也不叫中华台北,他们自己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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