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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凤凰1996-2006-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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硐值酶錾揖醯玫谝桓雠卸暇褪敲教逶谑裁词奔涞恪⑼ü裁捶绞健⑹裁词焙蚱舳闹辈ァＮ颐遣恢涝谀囊桓鍪奔涞忝拦芄豢颊秸颐侨衔拦甲詈笸�50个小时结束后那一刻，每一分钟都有战争开始的可能性，经过研究我们决定在直播状态中等候。有些媒体，特别是不少香港媒体也在最后通牒50个小时后开始直播，但是它们没有挺住，最后播了别的。我们坚持了这个大胆的决策，虽然广告商告诉我们，只有战争打起来，他们才投广告，我们顶着压力坚持直播，就是为了避免错过“第一时机介入事件”的瞬间，就是要把状态反映出来，要把形势分析出来，因为我们认为美国或者准备行动的盟国不能再等待了，果真在我们播出大约两小时之后，白宫就出现了历史上最短的那个新闻记者会，白宫新闻发言人突然出现在记者面前，只说了一句话“解除伊拉克武装的战斗已经打响”，很简单。历史瞬间被我们直播进去了，在这句话说完之后，我们的广告标板也出来了。
王纪言（8）
什么是满足？就是这样的感觉。此后的凤凰直播形式不断丰富，对一件大事我们不仅仅停留在它的“表面”，而是做出了“深度”：最关键的时候，直播可以在多个演播空间里进行同步多场景直播，主播台在资讯台，《时事辩论会》在一个棚里，《军情观察室》在另一个棚里，有三到四个棚，因为我们技术改造，可以同时发布信号，主播台变成主控部分。当说到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就把《时事辩论会》切出来，由评论员进行辩论，谈到军事问题，就把问题甩到《军情观察室》，主播还可以提问。于是三到四个棚同步直播，并把战场内容的丰富性通过不同演播调度展示出来，能够为观众提供多视点的解释、图像、信息，并且和事件发生保持同步报道，我们把直播技术多样发挥出来的同时，媒体人的满足感也油然而生了。
“虚焦点”记录了真实的历史瞬间
记者：院长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自己最得意的作品是哪一幅？
王纪言：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我在凤凰莫斯科演播厅抓拍到的连续四幅照片，是萨马兰奇宣布北京为主办城市的那一瞬间，窦文涛、周星驰、陈鲁豫和李纹激情拥抱的照片，前两张焦点是实的，后两张是虚的。为什么焦点“虚”了？因为我流泪了，作为凤凰人，我的泪水里包含了太多的滋味。
申奥直播，本来我们是和内地一个媒体合作进行的，但是当我们把所有卫星、所有场地、所有主持人流程已经研究完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一个消息要求我们分开做。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把已经租好的卫星线路、已经租好的演播馆、已经商量好的流程全部留给内地伙伴，凤凰必须完全重新开始。我们在一个不可能的时间内把卫星信号通过各个国家转接，通过不同公司服务把它们衔接起来，在一个大家都没有发现的非常好的莫斯科酒店顶楼上找到了理想直播地点，并找到了俄罗斯的转播车和个个都像艺术家的俄罗斯电影制片厂的大制作人来为凤凰打工。当我们的信号从莫斯科顺利地没有偏差地传递出去，当鲁豫第一次开场白说完的时候，我在现场带头鼓掌。为什么？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克服了意想不到的困难，终于迎来了最好的结果，那就是“北京”两个字。酒水、泪水、汗水交织在一起，我们欢呼雀跃，每一个人都说不清楚自己流了多少泪，自己流了多少汗，自己呼喊了多少次，自己跳了多少回。我竟然在现场还记录了凤凰人的瞬间表情，现在《凤凰私家相册》中那个拥抱的过程是我记录的，四张连续拍摄，虽然后两张焦点虚了，但记录下来的却是历史的真实瞬间。跟随诺曼底登陆的美国著名的摄影师在盟军登陆的一刻，拍摄的照片全是虚的。后来，世界摄影界分析照片时认为，这几张登陆的片子不虚就不对了，并纷纷撰文分析此作品“虚焦点”的魅力。所以你看，在宣布北京胜出之前，我的焦点是实的，但是宣布了之后，我的焦点是虚的，这说明我拍的这些照片也是“大师级作品”。哈哈。
凤凰做过的最难的事：海上是《 凤凰号下西洋 》，陆上是《 千禧之旅 》
记者：凤凰做过的最难的事是什么？
王纪言：最难的事太多了，很难说哪个最难。如果有“最难”，在海洋上最难的就是《凤凰号下西洋》，我们是在用挑战极限的方法来追寻郑和的足迹，而这个挑战极限的过程中，很多事情是未知的，比如我们在整个的南中国海不能靠岸，要长途行驶，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在我们试图靠岸休息的时候，越南守军还用枪来扫射，所以最后我们决定不靠岸了，继续前行。发生大海啸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凤凰号具体方位在哪里，实际上他们停留在了印度洋的一个小岛，很危险。在海啸来临的时候，我们的船不仅化险为夷，并且我们的船长和记者还能到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一带参加救助活动，这是很难想象的。凤凰号要和风向下赌注，和潮汐下赌注，和寂寞和孤独作斗争，对于个人是个巨大的考验，另外他们还要在规定的时间里到达一个地方，帆船是很难有规定时间的，海上航行最艰难的就在这里。路上最艰难的要属《千禧之旅》，现在没有媒体可以操作，沿这条道路再走一遍。
记者：《千禧之旅》经历的故事能讲一下吗？
王纪言：故事挺多，最有意思的故事是《千禧之旅》团队在冬季穿越世界屋脊，当时队员们经过长途跋涉，已经消耗了大量体力，对于他们在冬季逾越世界屋脊我们不抱太大的希望。我跟老板到印度去迎接他们，计划是送他们返回巴基斯坦，由帕米尔经丝绸之路返回。经过尼泊尔时我们了解到，在冬季喜马拉雅山是可逾越的，喜马拉雅山的樟木口岸是开通的，一种力量又把我们激励了一下，于是我们在印度跟队员们开会，决定不返回巴基斯坦，从印度到尼泊尔，翻越樟木口岸，在冬季进入西藏，通过青藏路翻越唐古拉山口、昆仑山口，再走蜀道，回到北京。这是《千禧之旅》已经要走到尾声时候的一个重大决策，我们的队员真是好样的，他们在冬季穿越世界屋脊，春节期间到达了北京。
秋雨先生是最好的媒体合作者
记者：凤凰与学者联手做节目，从建台开始一直到现在都在进行中，您作为一名学者，怎样看待与凤凰合作过的学者和专家？
王纪言（9）
王纪言：说起《千禧之旅》，我想起了秋雨先生，就是他这样一位儒雅的江南大学者伴随凤凰走完了全程。前段时间总有一些文化界的人，对秋雨先生爱品头论足，我认为秋雨先生是一个最好的媒体合作者，当年秋雨先生写完《行者无疆》的时候，有些出版商、出版界的人让我说说秋雨先生书中的文化含量是什么，我都没说，我说这用不着，一个文化学者在行走过程中，把他的文化传达出来，不仅通过电视，还通过著作传达出来，他应该是最成功的。秋雨先生在不同的文章中，已经讲到过很多合作的事情，但是他没有讲他自己。我在跟秋雨先生谈合作的时候，从来没有跟秋雨先生说过给他多少待遇；秋雨先生也从来没有问过给他上了多少保险。作为自幼生长在江浙一带的文化学者，他不像我长在内蒙古，吃羊肉出身，来自鱼米之乡的他在全程和凤凰员工一样克服异域带来的饮食方面的不习惯，尤其是《千禧之旅》沿途经过的几乎全是阿拉伯世界，他没有对自己的饮食生活待遇提出任何要求。坐车秋雨先生从来是坐4号车的后座位，谁都知道，在长途行军中的吉普车，前座舒服，视野好，颠簸也少，可他从来都是坐后面。凤凰的几次电视行动邀请秋雨先生参加，他没有一个助手同行，我曾提出说在北京给他搭一个班子，帮助查资料，因为所有讲述，所有的文字，都即时出现在路途中，但秋雨先生没有答应。一个大学者，与媒体同行，我先不说写出什么文字来，他的勇气和毅力就值得我们电视人钦佩。所以他跟《千禧之旅》的摄制组成了患难朋友，成了生死之交。另外凤凰还和很多文化学者建立了很好的伙伴关系，像《穿越风沙线》中的徐刚先生，他带领着我们行走三北防护林；还有葛建雄先生等等，一直到台湾的李敖先生。
和李敖先生合作了这么长时间，越合作越愉快
记者：怎样评价凤凰和李敖的关系？
王纪言：李敖先生有他独来独往的性格特征，由于他独特的语言方式、行为方式和表述方式，他在凤凰开办《李敖有话说》很受欢迎。凤凰用品牌力量和人文魅力吸引了李敖先生，直到《神州文化之旅》带着李敖回家乡，在这个过程中，跟李敖一步一步地沟通商量，如何让他这位远来的高僧大德在内地大学的不同舞台上把经念好，这是一个挺大的学问。凤凰和李敖之间是一种心灵的互动，是一种朋友之间的信任。
记者：《神州文化之旅》期间您和李敖先生是如何配合的？
王纪言：这个期间我配合长乐总裁，策划李敖先生大陆行的每一次亮相，是高智商的顶级劳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种劳动不断被高质量的、大规模的、高密度的曝光所检验，并且要在短暂的时间里做得具有文化、社会、历史含金量，在这样的状态下出彩儿，我感觉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记者：李敖很配合凤凰吗？
王纪言：李敖先生跟很多媒体都有合作，也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我们和李敖先生合作了这么长时间，越合作越愉快。凤凰卫视邀请李敖50年后重返大陆，先不说他有没有这想法，首先表明他是喜欢和信任凤凰的。做媒体，先做人，这是凤凰之道。我们现在说十年磨一剑，实际上我们做的就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功夫。
凤凰十年应该是我生命历程中感觉最满足的十年
记者：好多凤凰人说，这十年对他们来说是最难忘的十年。对您来说，十年又意味着什么呢？
王纪言：我不知道我后半生还能做什么，但是我人生的主要脉络呢，是做电视，所以我觉得凤凰十年是我最满足的十年。这个满足主要是，原来我培养学生，当我看着学生生龙活虎的状态，我很满足的，很欣喜的，不论学生们现在的头发是不是日渐比我稀疏，肚子是不是日渐比我大，但仍然是学生，仍然是那样一种情感，经常有电话过来，排着队等着和我们吃饭，现在该吃谁，得赶紧吃，因为排队吃的这个事太多，学生都在不同的岗位建立了业绩，他们成了这个制作人，成了那个主任，那么我们和这个制作人要吃一下，和那个主任要吃一下，这样很满足。现在我自己来做电视，不跟原来一样，现在这个满足是媒体搏击的满足，是与历史同步的满足，是带领着亿万观众去感应世界的一种满足。
第二个我觉得凤凰十年对于我来说，是具有挑战性的十年。过去呢，我是教育学者，是在一个教育岗位上，观察媒介现象有一定的客观性，于是我在中国电视界成为一个主要的发言者，包括评奖、研讨和策划，在各类场合，常常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中央电视台有一个领导朋友说：“你们做学者的站着说话不腰疼。”确实做学者的不知做电视实际工作的艰苦，我可以指出节目有三个不足、五个需要改进、八个方面可以再研究，我们为什么站着说话呢，因为我们是学者，所以我们指点。我到凤凰卫视一段时间后，还是这位中央电视台的领导朋友说：“王纪言不大说话了，为什么不大说话了，他腰疼了。”媒体界最难的不是策划，而是操作，操作层更难，自己办电视就知道了甘苦、艰辛、不容易、具有挑战性，没有人能够替代你，特别是当我成为一线主要操作人的时候，我要非常冷静地考虑到各种问题，非常冷静地考虑到各种趋向，非常加小心地防范各种陷阱，非常警觉地避免可能遇到的困难，或者是灾难，然后使项目获得成功，所以非常富有挑战性。而这种挑战性呢，使你不堪重负，因为电视这个行业，我老说这句话，电视没有昨天，只有今天和明天，昨天再大的辉煌到今天早晨都已经过去了，观众绝不会因为你昨天晚上的那一个辉煌来原谅你今天早晨的一个失误，所以你马上需要非常冷静地来面对今天，这就是和电影和其他行当不一样的地方，电影呢，辉煌的昨天能长时间地供你回味，留恋，畅想，研究，反复咀嚼，因为大家知道，电影是作品，全世界都承认。没有人说，去年我们做的《非常凤凰在北大》是一个经典作品，因为今年的十周年的晚会已经迫在眉睫，令我大伤脑筋，因为又要等待人们品头论足，所有的电视工作者，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面对问题，这样电视人就穿上了跳个不停的红舞鞋，我为什么不断地激励一些年轻的传媒学弟学妹们要投身电视媒体，就是因为像我们这样的老家伙，穿着红舞鞋已经跳了很长时间了，所以希望有更好的舞者出场。凤凰又是在一个特殊的地域、特殊的舞台上跳，这个舞又是戴着枷锁、戴着镣铐的舞蹈，你还要在戴着枷锁戴着镣铐的情况下把它跳好，所以就更难。我已经不大愿意再说了，因为我的“腰疼”毛病的确是存在的。
王纪言（10）
也有遗憾：一部未竟的凤凰影片
记者：在凤凰，您有过令您感到遗憾的事吗？
王纪言：有啊，最新的一件事就让我感觉非常遗憾，我和老板早就谋划想凤凰十周年的时候拍一个电影。实际上我们去年在做完凤凰九周年台庆的时候已经想了这件事情，在北大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主持人评论员跟大学子们，包括我们纪念八周年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们做的马来西亚吉隆坡之夜，发现我们跟海外的华人已经建立了很密切的亲情关系、友情关系和文化关系。于是呢，我去年就在北大做完九周年台庆的时候有了一个想法，想做一个电影，在今年3·31放映，这部电影就想让我们的主持人、评论员成为主要的演员，那时候正在上演十八罗汉，就是美国的一个大片，大腕们集中起来演出，偷盗拉斯维加斯的珠宝，实际上大家闹一个乐呵，这种事情是利用观众熟悉的明星形象集体出场，达到一个对大众的娱乐。我本来想请凤凰的老朋友成龙、刘德华、张艺谋、冯小刚等人都在影片中客串一个角色，和我们的主持人、评论员一起出演，剧本也写好了，我就想在十年台庆的时候在现场放映，大家一起回味凤凰人的十年。但由于时间紧迫，电影无法诞生，以后如果再拍呢，就没有了“十年”这个最好的契机，真是遗憾啊，但遗憾又是人生的最常态的东西，没有遗憾的人生也不尽完美，就让这部“凤凰电影”与许多已经上映的凤凰节目在我的脑海里一幕幕放映吧。
“院长”眼中的“老板”
记者：您和老板从相识到创业已经共处了十多年，您眼中的老板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王纪言：首先我觉得老板是一个有魅力的人，“魅力”这两个字很值得研究，他有一种感染力或者吸引力，或者是凝聚力，或者是向心力，那么老板就是这样的人。魅力是由综合素质构成的，比如大家愿意跟他在一起，愿意跟他谈天论地，愿意跟他逛高级酒店的顶楼和最杂乱的电脑市场，他可以在半岛酒店沉静地坐一个时辰，也可以在混乱的电脑市场里走来走去，告诉你最新问世的电脑和手机在哪个柜台，他这个人活得很开心很丰富。第二，老板这个人很有趣，是一个相当有趣的人。日常我们接触有些人，比如你不愿意多跟他说话，因为说说就不投机了，你不愿意多跟他玩，玩玩就玩不到一起，你不愿意跟他同行，行行你就发现别扭。但有另外一些人，你眼睛一闭上，这个人就能生龙活虎地出来了，老板就是这样一个有趣的人。他总是懂得照顾到他人，总是会带着大家去分享什么，你总是发现他高也成低也就。他曾经说：“真正的贵族，我们这些人是造就不出来的，因为我们往上追溯，不出三代都是农民。”但是中国社会在快速进步和发展着，我们要追求高端的生活，我们周围已经出现高端的人群，这是中国走向进步开放的一种开明的生活状态，我们需要学习和追求。比如老板这次政协开会，我问他政协提案写的什么，他说提案已经发出去，一个提案是关于中国政府领导人在外事交往活动中的着装问题，第二个提案是关于中国领导人如何运用媒体进行新闻发布、新闻预警和新闻通告。就这两条。老板的这个意识来自他对中国现实的长久的思考，他有丰富的中国基层生活经历，在中国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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