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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凤凰1996-2006-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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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在广院任教有多长时间？
王纪言：1976年到1995年。回首这段岁月，我很自豪，因为我20年的教学生涯和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电视人的成长保持了同步。这个时间是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后期的很长一段时间，我赶上了中国电视发展最蓬勃的一段时期，我当老师培养出来的一批人，他们都成了今天中国电视界叱咤风云的人物，时代催生了人才。在上个世纪后二十年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电视成为强势媒体”，中国人对电视的情感和对电视的热情，在世界上没有其它国家可以比拟。当时我担任广播电视部艺术委员会委员，一次艺术委会的主任到上面开会，回来以后他向我们传达会议精神，就说了十个字，前五个是“电视很重要”，后五个是“重要是电视”，他说整个会议全部话题都在电视上，当时“电视”成为强势媒体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非凡影响力，电视关注改革开放中的现象和话题，可以很快变成街谈巷议，引导着人们去解放思想，“电视很重要，重要是电视”十个字很有代表性。
在做完广院40年校庆的时候，我想，是不是还应该做点什么？
王纪言：北京广播学院是1954年成立的，到1994年是40年，1994年9月份我做完了40年校庆大典。如果从1974年进入广播学院算起我在那里有20年了。那时候我已经担任了好几年的教授，当过十年的系主任，也当过六年的副院长。所以我的脑子里总是想应该改变一下自己，想做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新事情。当然在学校我挺喜欢老师这个工作，特别是从事传媒教育很容易令人满足，因为可以跟学生取得的社会成就紧密相联，所以在广播学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跟第一线很紧密，跟别的学校不一样，有很大的满足感。
但是我想的是，在做完了40周年校庆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改变点什么，有没有新的事可做？当时已经有了一些新情况出现，就是中国广播艺术总团缺团长，后来广播电视部在找干部的时候，我是其中人选之一；教育电视台缺台长，寻找干部的时候，我也是其中之一。这两个地方对我来说都可能不是特别合适或者说特别恰当的地方，但是我也没有反对，于是国家教委有人来找我，广电部也有人来找我。我在广院的时候，曾经和广播艺术总团、CCTV合作过一个节目叫《艺苑风景线》，现在还有呢，那时候第一个主持人就是陈鲁豫，这个节目就是我那时候开办的。后来凤凰卫视庆祝建台五周年做了一个比较大型的演出，我们请了广播艺术总团的民乐团现场演奏凤凰旋律，广播艺术团的几个团长都到了，他们还很亲近地称呼我为“老团长”，因为当时我已经被广电部任命了，只是没有去上任。我现在都不好推测，假如当初到了艺术团，我的活儿会练得怎样。
我认为在凤凰创立的过程中，有几个志同道合有抱负的人，因为一个偶然因素走到了一起，％％％这个偶然因素发生在北京广播学院
记者：您和刘长乐首次见面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
王纪言：刘长乐是广播学院的老毕业生。那是1994年的秋天，广院刚过了40年校庆，他回广播学院来看他的老师新闻系主任曹璐教授，并顺便到学校校园看看。那时我在广播学院除了管理日常事务以外，还在做学院跟电视台及其它组织的合作事宜，广播学院已经建了很多的演播馆，具备了一定的制作能力。我陪同不同的客户沿着广播学院一条相同的线路参观这些设施，向对方宣讲学院的软硬件优势成为我日常的工作。比如说《我爱我家》这部经典情景喜剧为什么上面老有我的名字，因为《我爱我家》是在广院的演播馆录制的，这样的一种合作对广院很实惠，学生既可以在这里当观众，又看到了中国第一个情景戏的制作。当时长乐总裁来的时候，我就领着他到学院转了一圈。他是一个做新闻出身的人，他在部队里做新闻，在广播学院里读新闻，后来虽在海外做产业，但他脑子里血液里始终活跃着“做传媒”的念头。他走了以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想在海外办电视，现在是好时机，希望我也参加，找时间聊聊。就在长乐总裁邀请我和他一起做“这件朦胧的海外事情”的过程中，我那几个方面的进程还没停，就是所谓的教育电视台台长和广播艺术总团的团长。不过长乐总裁的召唤更呼应了我渴望挑战自己的创造欲望及人生追求。我们为什么都想“办电视”呢？前面有原因，“电视很重要，重要是电视”，就是这个，不是做报纸，不是做广播，而是做电视。
王纪言（3）
凤凰卫视创立的过程中，它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点，就是几个志同道合的有抱负的人，因为一个偶然因素走到了一起，这个偶然因素发生在北京广播学院。
我们决定在香港办电视
王纪言：在海外办电视，怎样办呢？大家都很朦胧，我们想海外办电视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在海外选择什么地点，用什么人，用什么传输方式，我们脑子想象的是很初步的，也是常规的。比如我们从哪儿买设备、我们买什么设备、我们怎么发送信号、我们要多少人、我们怎么排列节目等等，在酝酿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遇到困难，电视实在是一个太复杂的系统工程，实在不是几个人工作的工作坊，实在是一个不好做的事，这不像办一份报纸，办一个刊物，电视是跟高科技紧密相关联的一种产业，是跟高投入紧密相关联的一种产业。1995年春天，我和长乐、崔强几个朋友到香港考察，我们就考虑是不是把我们未来的电视媒体建立在香港，因为香港通讯业很发达，香港金融业很发达，香港的位置很好，香港人才也很多，而且香港即将回归，从香港整个的情况来看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点，比选择澳门和新加坡都要好许多，最终我们就把创办电视媒体的地点定在香港。当然，在香港办电视的困难也接踵而至。
与新闻集团相遇
记者：地点定下了，以后的工作进行得顺利吗？
王纪言：在海外做电视很复杂，很难自己包打天下，你把所有人都找到，你把所有的设备都找到，从一张白纸到高楼大厦都包下来，这是一个很难做的事情，或者是需要时间、需要准备，或者是一个遥遥无期的纸上谈兵，这就要求我们在香港筹办电视台首先要找到海外特有的办事情的方式。后来一个最基本的点遇到的实际困难启发了我们：我们准备租一个卫星，我们发现香港卫星播出的平台，或者亚洲区最好的卫星平台，转发器的数量是有限的，这些转发器大部分被中国政府租用，另一部分就被刚刚在亚洲立脚的美国新闻集团租用，这个卫星集团呢，由于占有转发器较多的使用量，他们对新加入的客商有要求，就是新加入的客商如果也是以亚洲地区为主要覆盖区域，就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这样就逼迫我们不得不和拥有转发器投票权的人来交谈，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找到新闻集团合作的起始原因，我们就这样接触到了现在的合作伙伴新闻集团。
记者：你们因此想到合作？
王纪言：我们庆幸遇到了困难，这个困难带领我们跳出了“常规思维”。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办电视应该自己从头创业，自己找人，自己买设备，自己搭台子等等，这种思维不适用我们这样的情况。长乐总裁带领我们顺势转变思维非常明智，起点没有从原始做起，而是按照国际商业惯例，用股权重组的方法进行高端海外合作。寻找转发器使我们与新闻集团相遇，此时新闻集团的默多克先生恰好也在中国寻求合作伙伴，寻找懂得中国、了解中国的人进行合作，我们恰好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这就是双方的一个契机、一种缘分。从1995年春天到1996年3月份，大约经过一年的反复讨论磨合，双方终于走到一起。
在如日中天的时候，我成了民间人士
记者：离开广院这一决定对您意味着什么？
王纪言：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不是有了“凤凰卫视”我才离开广播学院，1995年春天如果说有“凤凰卫视”，它也只是存在于脑子里的一个萌芽状态的东西。离开广院对我意味着什么？我是一个校领导，我将不再担任校领导职务，我是一个教授，我的教授职称将不再被教学单位所聘任，离开学校，“教授”失去了它所有的实际意义。告别我所熟悉的教育环境和教育状态，我实际上从一个体制内的干部系列、正在“进步”的干部系列走向民间系列，广电部说我是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年轻干部，准备跨世纪，1995年距离跨世纪还有五年，我下决心和这样一些基础说再见，去做一个新事，如果说那时的凤凰卫视是现成的大媒体，还可以说服身边的朋友，但当年一切从零开始，我是去创业，去招兵买马，现在回想起来，这一个决定真是我人生中的一次历史选择。
记者：对你的这一选择，周围的人反应怎样？
王纪言：我离开了广院，在我正如日中天的时候成了民间人士。我是财务副校长、好几年的教授，而且才四十多岁，还有我熟悉的教育岗位和学术研究行业，因为这一决定都变成了过去。许多关心我的朋友询问我是不是在胡闹，是不是选择得有一点草率，或者叫轻率。那时长乐总裁的乐天公司在紫金宾馆，也是我们创业的聚集地，是北京崇文门附近一个欧式风格的建筑，很多朋友到里边去看我们做什么，他们询问我：“你做的电视在哪里呢？”我们那时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电视在哪儿呢？我回答他们：“电视在我们的头脑里边，在眼前的演示板上面，在翻阅的纸卷上面。”就在他们疑惑的目光中，我们却一步步将这个“朦胧的想法”用超越常规的思维变成了现实。
创业中的一个故事挺有意思，1995年夏天我已不在学院任职，四川国际电视节仍以专家资格聘我出任纪录片奖评委。评奖期间有一天，组委会把中外评委请到峨嵋山休息，当地的文化人前来题诗作画助兴。此时我的身份中已经没有学院的职务，名片上只写着“王纪言教授”五个字，一位老先生端详了我们的名片少许时间，提笔写下了一首诗：
王纪言（4）
江南草长
群莺乱飞
红雨满岸
风情万种
这四句诗有意思，朦胧之中似乎预见了我正在走向海外办电视的人生路程。我生肖属牛，“江南草长”，属牛的人要下江南。未来的事业有很多人才将聚集，其中当然少不了“俊男美女”，于是身边“群莺乱飞”，这个“乱”字用得好，飞得让人眼花缭乱。九七回归将至，红色的大雨将溢满维多利亚港两岸，1997年香港回归那几天，每日大雨如注，真是应验了预言。最后一句点题，说我的新事业、新生活将“风情万种”，令人欣喜又令人羡慕，在场的仲呈祥先生大叫道：“院长，风情万种呀，给我们一两种好不好？”
起名“凤凰”的时候在场的是老板、崔总和我
记者：“凤凰”这个名字是如何得来的？
王纪言：现在已经很难说了。起名的时候在场的应该是长乐总裁、崔强和我，我们三个人1995年春天到香港考察，在这个过程中决定我们要办的电视台叫“凤凰”。电视台起名可按地域来叫，比如叫长城、黄河，那时候已经有黄河电视台，山西省的，如果再叫长江有点搭着黄河走，好像内地地方电视台，长城和龙的名字也想过，好像都不那么靠谱。我们当时一致觉得不如叫“凤凰”，这个概念好，什么“百鸟朝凤”呀，什么“植桐引凤”呀，什么“凤凰于飞”呀，很美妙，“凤凰”的概念不仅一听是中国的，再一个让人感觉新鲜，于是就决定叫“凤凰卫视”。
与新闻集团最后的签约仪式在香港，我拿出了私藏的1972年的英国高级红酒
王纪言：1996年3月，和新闻集团最后的签约仪式在香港，仪式小范围饮用的那瓶红酒是我提供的，品酒助兴的时候我没有在场，忙着北京方面开台的最后筹备。关于这瓶酒还有一段故事呢。1994年的时候我还在北京广播学院任职，我代表学院的亚环影音有限公司，以董事长的身份去英国和皮尔逊集团谈判合作事宜，皮尔逊集团总裁是个建筑商，家里有自己的私人酒窖，藏有很多高级红酒，他送给我一瓶1972年的高级红酒，我知道红酒品相不错，就一直留着。凤凰诞生的第一天，红酒被派上了用场，我很开心。经过一年辛苦的谈判，双方高层在欢声笑语中共同举杯预祝合作愉快。我当时就祈福刚刚诞生的凤凰能有一个和浓郁的酒色一样“红红火火”的前程。
记者：当时凤凰如何招兵买马？
王纪言：我们和新闻集团的合作是股权转换的一种合作，现成的香港卫视中文台整个的架构班子都进入了凤凰。不瞒你说，由于凤凰建立时已经有了完整的框架，我们实际上只带来了几位基本的骨干和几位准备出镜的人。比如主持人方面第一个找的是在体制外的许戈辉，因为我们在体制内很难找到人，凤凰没有影响力，无法吸引人加入；后来从美国回来的陈鲁豫也出现了，她们当时都是属于既有一定的媒体经验，又一身轻，很顺利就加入了凤凰，另外她们英语水平比较高，在香港这地方工作英语用得着。由于香港的居民讲粤语，我们在南方主要找会讲广东话的人，所以窦文涛就冒出来了，窦文涛当时是体制内人士，我们就采取了另外的方法，在一个小屋子里头，向窦文涛描绘凤凰的未来，他被我们说动了心，加盟了凤凰。现在回头看，我们努力创造了媒体业的一个奇迹，我们当初只带着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到香港，用“借船出海、借鸡下蛋、借梯上楼”的方式，把我们的理念和创意嫁接到合作股东现有的架构班子及运行经验之上，所以，凤凰成长和成熟很快。
香港即将回归之时，凤凰卫视在两岸三地华人智慧的嫁接点上出现
记者：这种机遇是个人的加入给凤凰带来的，还是时代为凤凰造就的？
王纪言：两方面都有。在香港回归之前，香港这个地方产生着一种蓬勃的思维，被它聚合起的个体都有一种对未来时代的激情，对新世纪的一种打算和设想，在这样一种大时代到来的前夕，我们带领一批人捷足先登。于是事情就成了，并且成的起点很高，不是说在我们前后没有别的媒体出现，但它们没有借到一个势，没有找到这样一种起点，就是在国际媒体业的高点上出新，在东西双方互补性上出现，在两岸三地华人智慧的嫁接点上出现。我们进来的时候，原来的基础叫卫视中文台，它已经有几年的历史，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和品牌。有一些管理经验，有一些香港和台湾的传媒人，还有个别大陆到香港来发展的，比如张铁林。
完整的中国人概念和完整的中国人意识
记者：在凤凰卫视初创期，两岸三地人的磨合很重要吗？
王纪言：是的。当时凤凰的初始构架是已经有了一些人才，已经有了一些经验，这种经验是以香港和西方为主的经验，那么面对华语世界最大的一块地区中国内地，面对这一地区20世纪最后时机的发展需求以及跨世纪的未来设计，非常需要新诞生的凤凰有一个改变，这个改变就是中国内地的概念和经验的推广。我们引进具有内地媒体从业背景的传媒人士就弥补了这一点，他们携带着厚重的知识底蕴和扎实的职业功夫，和香港、台湾及国际上的人士的经验结合起来，这个就是秋雨先生后来说的“完整的中国人概念和完整的中国人意识”。我认为凤凰这样一个品牌的出现，在完整的中国人概念中，单纯依靠哪一部分传媒人都不是单独能够做好的，凤凰要面对亚洲，面对整个大中华区域，面对世界华人，完全依靠香港的传媒人士，或者完全由台湾或大陆传媒人在香港的舞台上驰骋，都不会像现在这样具有包容性和创造性。所以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整合，即完整的中国人意识，不过其中以大陆为主要的观念，以大陆为主要的判定点，就是两岸三地组合，以内地思维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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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纪言（5）
凤凰发展初期，力量很有限，但是为什么能够较快地创造品牌，原因就在于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合作机制、合作态势，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它要在最短的时间里边，把个性张扬起来，把品牌树立起来，其中搭着别人的经验，搭着别人的力量，搭着别人已经取得的基础。展示凤凰，这是一个捷径。
凤凰卫视：从娱乐越来越强到资讯越来越棒
记者：凤凰的定位从创台开始经过了什么样的变化？
王纪言：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只能简洁地归纳几条。凤凰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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