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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凤凰1996-2006-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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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下一步怎样进一步融入世界媒体的主流，要看中国融入世界主流的进程有多快。另外从我们自身来讲，我们必须有一个专业的水平才能融入主流。我想要成为主流，必须按照国际大媒体一样的思维方式进行运作。我们要进入权威的主流，某种程度上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地位，但还不够，下一步就是看你能不能建立信息的权威性和作为新闻媒体立足点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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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墨（1）
公元二000
口述人：曾子墨
凤凰卫视主持人
口述时间：2005年12月19日
口述地点：北京国贸商城星巴克咖啡
“你以后不要总是背PRADA和LV的包了，也背背我们凤凰的包吧。”
记者：外界传言说您是因为在飞机上偶遇了老板，在与老板的聊天中得到了老板的赏识，所以才进入了凤凰，是这样吗？
曾子墨：我进凤凰，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夸张。当时是2000年6月份，我刚从投资银行辞职，当时我对自己将来要去哪里并没有特别清楚的规划，也并没有说一定想进凤凰，就是之前的工作做得太累了，特别辛苦，就休息了一段时间。
当时正遇到凤凰上市，他们要找一个人跟投资者打交道和做一些业务发展方向的工作。我当时在北京，打电话打到我们家，跟我说了这个意思，我觉得做这样一份工作也可以，就在回香港的时候见了老板。
以前凤凰上市的时候，我们公司想做这个项目，所以我找了他们的电话，由此建立了联系。当时我去办公室见到了老板，就谈这些事情。我告诉他，如果让我做这个工作也可以，但是做这个工作，跟我原来的工作差异不是特别大，我原来是做投资银行，现在只是转换到了客户这边。因为行有行规，所以如果要我做这个工作，我对薪水各方面的要求会比较高，虽然也不是特别高，但是在我看来，必须要跟行业里面的水准相符。但是当时我处在的状态是，我确实不太想做跟金融有关的事情了，觉得做了四年多有点累了，疲了，不想碰它了。我记得我当时对老板说，如果有其他更有意思的工作，我可以降低我的标准。那时候资讯台正好要开播，我们老板就说那你就来试试镜吧。我记得老板在安排我做什么的时候还说了一句话，说：“你做记者也不行啊，你连剪辑机都不会用，还是做主持吧。”
那次和老板见面，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当时还送了我一个包，是凤凰之前搞活动做的纪念品，上面印着凤凰的LOGO，是那种斜挎在身上的背包，很好看。我记得老板跟我说，你以后不要总是背PRADA和LV的包了，也背背我们凤凰的包吧。那时候我不是凤凰的人，我最早见到老板的时候并不是他的员工，所以直到现在我对他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亲切感，而不是敬畏感。他那天送我的那个包，现在我还留着，他不是像有的企业的老板、CEO，各方面比较严肃，天天很忙碌，他有心情开玩笑，说别再背PRADA和LV了，我觉得这是挺有意思的，他好像对年轻女孩的心理知道得很多，不过现在想来那也不奇怪，凤凰那么多女主持人，他自己还有双胞胎女儿，老板的这种善解人意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呵呵。
后来老板就在办公室里把院长叫进来了，对他说这是曾子墨，让他安排我试镜，我记得院长当时还对我说：“让我们化妆师给你包装包装吧。”于是我就去试了两次镜，然后我就开始到凤凰了。
我觉得化妆品跟毒品一样
记者：到凤凰之前你从来没有做过电视，当时你感觉在这个行业里工作与做金融的差别大吗？
曾子墨：挺大的，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难接受的。我刚开始到凤凰的时候，最难受的就是每次化特别浓的妆。现在不做演播室了，做外景，稍微好一点，那时候在演播室妆化得特别难受，刚开始皮肤会过敏。小莉就对我说：“当你的皮肤坏得不能再坏的时候，就不过敏了。”后来确实是这样的，我觉得化妆品跟毒品一样。其他的倒也没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心态还行，反正大家都知道我没做过，谁也不会对我有特别高的要求，我也就觉得无所谓。
记者：刚开始做电视主持人的时候遇到过挫折吗？
曾子墨：不算太大的挫折，但是刚开始做的时候可能不像现在有经验。像我2003年刚刚第一次做张海的时候就是那样，那时候我还在做《财经点对点》，第一次见张海是因为采访。当时刚刚有传言说他是藏传佛教的大师等等，我就直接问了他这个问题。如果今天做这个采访，我一定把这个问题留在最后问，而不在采访的中间问。当时我自己脑子里面想好了我这个节目应该怎么做，第一部分谈什么，第二部分谈什么，第三部分谈什么，我就按这个顺序来问了。可是我问到这儿的时候张海就开始回避，我追问，他还回避，我接着再问的时候他就急了，站起来要走了，节目几乎进行不下去。
后来在今年年初的时候，2005年年初，健力宝刚刚出事的时候，我又去采访他，再谈这些问题，他今天的心态就不一样了，也回避，也打游击战，但是多少会说，不会站起来就走了。我也问他：“为什么两年前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现在却勇于出来回答了呢？”他也挺神的，说：“因为你们的节目两年前叫《财经点对点》，那是谈财经问题的，现在叫《社会能见度》，我觉得可以涉及这方面的问题了。”当然，张海今天还是进去了，不管他做的什么事情违法了，但我还是觉得他是很聪明的人，可能有的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现在再遇到类似敏感问题的采访，我会把这样的问题留在最后，并且对他的反应作好各种准备，当年我是没有准备的，因为没有经验。
从《 财经点对点 》到《 社会能见度 》
曾子墨（2）
记者：你在凤凰做过些什么节目？
曾子墨：一开始做的是财经的，一直在做财经，直到2005年彻底一点财经没有做了。刚开始做的是资讯台股市的节目，还有演播室里面的谈话节目，都是非常非常专业的财经。2003年我做了《财经点对点》，一直做到2005年做《世纪大讲堂》和《社会能见度》，现在主要还是以《社会能见度》为主。
记者：很多人都说凤凰做财经节目没有优势，你怎么看？
曾子墨：我也这么觉得。
因为财经是这样，我们一开始做就想做一个大中华区的概念，香港、台湾、大陆四个股市连在一起做，但是很少有那么多观众同时关注所有的这些股市，所以凤凰财经做大中华的概念其实并不是特别有优势。后来找了一种惟一的优势，就是用海外投资的眼光看国内的股市，但是做这样的节目成本和回报不太成比例，节目本身特别贵，因为老做连线、卫星什么的，所以后来这个节目就停了。后来又做《财经点对点》，当我们想做一些焦点事件、焦点人物、焦点问题的时候，就发现联系采访人特别难。
当到达一个瓶颈的时候，《财经点对点》开始转型，转到很多政治财经或者是社会财经方面的问题上，做更广阔的领域。从2004年开始，那时候我们尝试做了###，艾滋病，还有四川的肖安林，包括我们去安徽做的矽肺村的调查，就是说那个村子里面很多人去海南矽矿打工，因为粉尘污染得了肺病，那个村子里劳力快死光了，即使没死也是马上病危。艾滋病也做了好几集，做了很多类似这种调查。后来发现其实观众反映也挺好的，就我们自己来说，我自己也觉得特别有兴趣，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窗户，因为以前看到的一些专业领域的财经问题和这个事截然不同，它带给我一种特别大的新鲜感，让我了解到中国很多方方面面不同的东西，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从来没有看过，也从来没有关注过的东西。因为这些节目你可以走到很多地方，我的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说它让我了解到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的，真正的中国人在怎么生活。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干脆把名字改叫《社会能见度》，关注更广阔的领域，做调查类的节目，而不是只做财经。
记者：像这种调查类的节目现在国内有很多，你觉得你的《社会能见度》和它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曾子墨：我觉得我们的视角不一样，我先不说平面媒体，就只说电视媒体，确实国内有很多那种曝光类的节目，但是他们的视角跟我们不一样，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平等的视角，另外带着一些中立，或者是海外的。
记者：这应该是凤凰这个国际媒体的最大特色，同时这也和你本身海外留学的背景有关吧？
曾子墨：是的。我在美国上了四年大学，在很多问题上，我们会从更国际化、更超脱的角度来看。如果非商业电视台是从国家的媒体的监督的角度来做的话，那我们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位成一种舆论监督，或者是揭露什么问题，或者是曝光什么问题，这个不是我们节目的宗旨。
我们想做的，要么是一个社会的调查，以一个调查者的眼光看一些事情，要么就是找一个转型社会当中的特例，虽然是特例，但是一定代表着普遍的现象。我是觉得，我们不想做什么监督，或者纯粹的因为想曝光而曝光。我们想告诉大家这是我们当今社会存在的典型的事情，或者是典型的现象，它反映了什么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但是其实怎么解决那也不是我们一个节目所能够承担的东西，对于身边的这些事情，我们愿意把它展现出来给大家看，仅仅是呈现就够了。
我是一个记者，不是主持人
记者：虽然出发点是善意的，但是你们的节目也难免会触及某些人不愿意被揭露的内容，当你在采访中遭遇阻挠甚至是危险的时候，你害怕吗？
曾子墨：没有，我一点都没有觉得危险。
记者：当艾滋病村的病人冲上来抓你的时候，你也不觉得危险吗？
曾子墨：哦，那次，我们当时是这样的，我和摄像樊庆生，还有一个志愿者陪着我们，在艾滋病村采访，采访快结束的时候，当地的一些人就来干涉了，他们带来了一个不明情况的艾滋病人，那个艾滋病人上来就动手了，抓住我们的志愿者，推推搡搡的，想赶我们走。其实这个时候按理来说我应该上去劝阻一下的，因为志愿者都挺不容易。但是我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告诉摄像开机拍，但是不能明目张胆地扛着拍，只能假装把机器提在手上拍，所以在电视里播出来的打架的场面就是从很低的角度向上拍的。我觉得我挺对不起我们摄像的，如果当时被人发现了的话，他会受到攻击的，但是当时我好像没想到那么多。拍了两三分钟，我觉得够了，我就上去劝架了。回来剪片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我们的编导对我说，我上去劝架的时候，用了一个特别娇滴滴的声音，我说：“大叔您别打了，您休息一下，消消气。”在做片子的时候他们把这个声音剪掉了，但是当时听起来感觉特别好玩，因为那是在那样一种场景之下。我记得我劝架的时候，那个人很凶地回头，冲着我大叫，喊着说：“你躲远点，你再来就打断你们的腿。”可是我当时也不觉得害怕，我就觉得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曾子墨（3）
记者：他是艾滋病人，被他抓破的话就会感染艾滋病，你真的不怕吗？
曾子墨：毕竟中国还是一个法制社会，而且我觉得这种时候女孩会比男孩有优势，再怎么样的人，都会对女孩好一点点。
在艾滋病村那次，后来他们把我们的架子拿走了，但是机器还在我们身上，最后我劝了半天，终于把那个病人劝开了。就像你问我的，当时害不害怕，我当时没害怕，我当时就觉得志愿者是陪我们来的，不能因为我们受伤或者怎么了。我记得那天特别热，到处都是土，没有树，我们三个人走了好远的路才走出那个村子，坐了一个农村的小蹦蹦车，走得特别慢，花了好多钱，才给我们带出那个村子。
说到我们做片子的苦，我特别想要感谢我的摄像樊庆生，他跟我合作了两年半，我的所有片子几乎都是他拍的，我觉得他可能是凤凰最苦的摄像之一，我们大概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题材是在相当艰苦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他从不抱怨什么。有一次在重庆郊区，需要开三个小时的车，爬一个小时的山，他不能爬山，不像我，因为我老运动，但他毫无怨言和我们一起爬山。还有我们的编导也很不容易，有的编导一看就像刚毕业的女生，很文静的，但是做片子的时候特别能吃苦。
记者：你怎样看待凤凰卫视的话语空间？你感觉到这种空间的存在了吗？
曾子墨：凤凰有空间，但是这些空间要看你如何把握，而且我是希望我的节目不仅仅立足于这个空间，还要能有别的东西。因为如果你仅仅立足于一个空间的话，这个空间不是你能决定的，一旦这个空间没有了，你的节目怎么办？或者说一旦没有了这个空间，你就存活不下去了。我反而更多地希望节目里的东西有一些我们自己的烙印，比如说一些更加凤凰的特色，比如说当我跟晓楠相比，她是更突出人性的东西，而我的节目更强调理性。我们的选题跟国内的一些电视台撞过车，在做《财经点对点》的时候，我们关注过四川的一个民营企业家，他在德阳因为被冤枉而判了刑，现在出来了，但是被没收了资产。当时国内的媒体也去了，他们的资源比我们丰富得多，他们进监狱去采访当事人，是拿着正式的公文去的，而我们是偷着跑进去的。我们进监狱没有公文，就说自己是当事人的家属，拿着家属的证件混进去。那天我没有化妆，穿得非常朴素，我们摄像穿了特别大的外衣，里面夹着小DV进去，利用探视的时间采访。所以我们和国内的媒体处境完全不一样，他们做得其实特别好，因为这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他们采访到了所有的相关人员，我们只采访到一个证人，文化局的局长和当事人的姐姐。
记者：那在这样前期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你们怎么做出自己的特色呢？
曾子墨：因为不能像别人那样拍得很全面，所以回来编导在编辑的时候就更突出别的东西，除了讲这个事件本身，还突出当事人的个性。他说了一些很有特色的语言，比如当时我们采访的时候，探视时间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两分钟，他主动要求对着镜头给我们朗诵一首诗，叫《带刺的玫瑰》，我们就把这首诗原原本本地播了出来。播这首诗之前，还打了一排字幕，说采访结束的时候他朗诵了一首诗。这样能让人感觉到节目中人性化的东西，个性化的东西。
所以我是觉得空间可能是一方面，但更多的也许是不同的视角，也许这是凤凰的独特之处。我觉得如果说凤凰一直以来跟其他电视媒体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就是说凤凰有时候更人性化，或者是说在一些哪怕是特别理性的思考的节目当中，也能夹杂一些感性的东西，或者是我们有一种特别平等的视角，用平等的对话来讨论任何问题。我们没有舆论监督，也没有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我们就是媒体，就是采访者，无论你是官员也好，你是一个身无分文的平民百姓也好，反正我们都是一样的。
记者：每期节目都亲自参与，有时候还要遭遇到很多阻挠，你觉得这种辛苦值得吗？
曾子墨：我并不觉得自己很苦啊。要说苦的话，我觉得晓楠比我苦多了。其实我们俩出差的状况比较像，就是说持续的要出差，而且出差常常是到一些很远的地方去，但是我会有至少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拍的时候，而她好像每期都要去很远的地方，而且她偏远的程度比我远多了。所以我就觉得她真是挺不容易的，坚持了这么多年。有时候我们会通电话，聊聊比如说从节目的选题到工作的状态等等，就会很有共同语言。
记者：很多人喜欢把你和晓楠作比较，你们各自的节目选题上也都是比较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你觉得你和她的个性分别在哪里？
曾子墨：因为晓楠是做《冷暖人生》，所以她是人性化的，而我们可能更偏重理性的东西，我们会讲一些故事，或者是说这个事件当中的主人翁，或者是主角有一些人性的东西我们也会展现，但是更多的话我们是想带给大家一些理性的思考，呈现之后大家思考，我不会替你思考，但是我会偏重理性的问题，理性的东西多一些。
记者：当你来到采访现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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