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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凤凰1996-2006-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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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到采访现场后，脑子里不停地在想下一步干什么、卫星传输是几点、有没有故事交差等，没时间去害怕。
有一次比较危险，流弹飞来飞去，当然我们是凭借自己的直觉或拥有的基本常识来看，我们知道怎样在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拍摄。其实每一次爆炸的时候，也是我们进行工作的时候，尤其是我的摄影师，他一听到爆炸声，即使在半夜，也会爬起来，马上冲到露台上拍摄，我不知道他怎么想，但是给我的感觉是他很镇定，同时也感染了我，其实我不用陪着他，但是我会陪他，因为支持是最重要的。
做记者的感觉太棒了！
记者：你在伊拉克巴格达那样的情况下，有没有做过最坏的打算，最危险的时候想什么？最危险的情况下有没有想过家人孩子？
闾丘露薇：危险的时候是在工作状态下，所以不会想这些事情。
我记得去阿富汗采访前，送女儿去上学，一种很复杂的感情，我什么都不怕，就是担心如果我发生什么意外的话，我的女儿怎么办？等我上了飞机早上的这种伤感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穿上防弹衣，忽然有了一种悲壮的感觉。做记者的感觉太棒了！在前线会有生命危险，但是，作为一个记者，我首先想到这是我的职业，这是我的职责，告诉大家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有大事发生的时候，作为一个记者，可能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可以目睹这样一个事件的发展，这是其他职业所做不到的。
记者，各个场合都可能要去，包括战场。对我自己来说，我拿了这份工资，我做了这份工作，我的做人原则，就一定要尽我的力把它做到最好，并不是说为了满足我的什么崇高的理想，没有，这是一个人的起码道德。我所听到的，别人都是说，你真是太勇敢了。我不否认，但是我知道，如果只是让别人看到我的勇气，而不是我所做的新闻本身的内容和影响力，我想我不能够算是成功。
记者：在伊拉克采访时，通过电视画面你怎么把握自己的立场和角度？
闾丘露薇：我觉得我应该把一个事实很原本地告诉大家，不加任何我自己的评论，这样的新闻才更加真实。当然，要做到完全的客观不太现实，但我尽量做到接近。一个镜头的角度不同，或者说话语句的前后次序不同，给大家的感受就会不同。我一直这样提醒自己，因此，无论内心如何悲伤，我还是尽量不把自己融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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闾丘露薇（3）
记者：在网上聊天时你曾经告诉大家要学会怀疑媒体，作为媒体人士，这种表达是很珍贵的，你是不是发现了新闻工作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也就是，你有时候不可能告诉观众完全的真相？
闾丘露薇：是啊，特别是针对这场战争而言，作为记者我很敬业地报道，我很尊重事实，没有添油加醋，但是我要提醒大家这只是真相的一部分。作为一个记者，这种局限是没有办法的，如果是一件小事，你还有可能把它讲得很透彻，而大事几乎没有讲述真相的可能性，不是一个媒体没有这种能力，而是可能所有的媒体都没有这种能力。
记者：您认为在对伊战的报道中，媒体到底存不存在被人利用，从而误导观众的情况？图像与真相的关系是什么？
闾丘露薇：伊战报道中，我感受最深的是萨达姆铜像被推倒拉下来的那一瞬间，在镜头上看到很多人在欢呼、在庆祝，但你要知道，镜头对准在不同的地方，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去过那里，其实只是一个很小的广场，那批人加起来也就两三百人，但从镜头里看到的却是一个很大的空间。一些当时在场的美国记者说：观众只看到了欢呼的人群，但没看到背后还有很多人站在那里，冷眼旁观或不屑参与等。我只能这样回答你这个问题：观众有权获得多渠道的资讯，至于真相如何，还是让观众自己来判断吧！
第三者视角
记者：凤凰的定位是华人视角，第三者视角，作为一个记者，你的脑中经常会浮现这样一个概念吗？
闾丘露薇：会会，我在写稿子的时候会这么想。华人视角，第三者视角，我想凤凰的这个定位很新，观众是全球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个城市。CNN就是这样，还有BBCworld，本土的BBC和BBCworld是完全不一样的，英国本土的BBC只做本土的社会新闻，但是BBCworld肯定全部都是国际新闻。不管是一个采访也好，一个记者会也好，透露出来的信息不只是一个点，会有很多东西。而我的新闻里面最多只能包括一点或者两点，这样我就必须从这些信息中挑选最重要的。比如我在北京，每次做的节目不能只做给北京的观众看，我一直相信，新闻给北京观众看的这种写法和给全球看的这种写法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说北京的交通，对于北京的市民来说，他们会关心哪条路，哪一个时间段，哪一个具体的措施，对他们日常出行有影响。而我们来做不会去看某一个点，会做北京的全貌，北京整体的交通，可能在北京市民看来太宏观了，但在北京以外的人看起来就会对北京的交通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就是这样一个区别。
记者：凤凰新闻的优势在哪里？
闾丘露薇：我现在还是觉得，凤凰的很多东西，比如说凤凰新闻的形式等等，大家都在copy她，再怎么copy，但是人是不能copy的。比方说，我们一样出去做领导人的新闻，抄袭我的长度，模仿我的风格，或者说一起去堵吧，但是最后写出来的东西还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当然和记者本身有关系，当然也和审稿有关系，至少，在这一点上凤凰还是有优势的。
最典型的比如说非典，非典的时候我在北京待了一个月，做非典真的很难，不像是做伊拉克战争，因为我们是独家，做起来相对容易一些。非典因为内地很多电视台在做，我们要做就要做得有一些特色。那个时候每天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播有关非典的专题节目，做了大概有一个月，那我就要找报道角度。我记得我那时每天负责十分钟，是关于北京的市政府在做些什么，我每天得到市政府去耗着，但是又不能做得跟会议新闻一样，每天一定要找一个新鲜的点出来，这一点就要看能不能看问题比别人快一点。比方说，我们可能在别人还在想医院和医生在如何抗非典的时候，我们已经是最早把注意力放在老百姓回去过他们的正常生活了，那时候我们就去找心理医生，找那些在非典时期还在正常营业的餐厅。
记者：那你说这种优势是纯粹的人的素质还是凤凰文化的原因？
闾丘露薇：我想个人的原因应该是和公司分不开的，如果个人的风格与公司不符合的话，可能写了一两条就会给毙掉，也没有办法继续写下去。这种思维超前性还是公司给你一种空间让你去发挥。
一个好记者不一定要去采访惊天动地的大事
记者：作为一个资深记者，你觉得做记者必须具有的素质是什么？
闾丘露薇：新闻的敏感度很重要，必须要知道那么多的机会里面我应该抓住哪一个而放弃其他的。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派一些比较没有经验的记者去前线，他会打电话回来说，这里有件什么事情，那里有什么事情，我到底去做哪一件呢？但是在后方的人即使再有经验的话也很难去判断和取舍信息，我觉得只能靠第一线的记者，靠他的直觉来决定。
对什么人问什么问题，这也是对记者的一个很高的要求。在问问题之前我就会想今天只有一个机会，我要问什么，这个是很动脑筋的，要判断他会不会讲空话，或者说我问的问题适不适合他回答。在采访中还必须学会好的提问技巧。当然这本身也与记者对于问题的了解程度有关，提问越细，往往表明对问题了解得越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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闾丘露薇（4）
我想一个好记者，不一定要去采访惊天动地的大事，即使是生活当中的琐碎小事，如果能够用独特和深入的眼光去看，去报道的话，就是一个好记者。作为一个记者，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保持对工作的热诚，这样才能够用平和的心态去对待每一次采访。采访一个政要和采访一个百姓是一样的，关键还是到底是不是一个好记者。
我们一直也强调记者和摄影师之间相互的配合。电视是一个团队的工作，记者问到问题是成功了一半，如果没有拍到的话，等于白做了。如果是有经验的记者会在采访之前和他的摄影师沟通好任何情况。
记者这个职业，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会越来越多的。在这一行做一年，那不叫经验，一年能做些什么呢？不会有太大的进步的。我觉得一个记者至少在这个行业磨练六七年，甚至十年以上才能称得上是一个资深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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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嘉耀（1）
公元一九九八
口述人：董嘉耀
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
口述时间：2005年9月6日
口述地点：香港凤凰卫视总部
我曾经一个礼拜就上3天的班
董嘉耀：我是98年来凤凰的，97年毕业我先到了广东电视台，工作了一年，刚好当时凤凰有个变化的时机，它要从一个纯粹做娱乐的电视台转型为一个做时事资讯的电视台，它就有些节目的变化，有些人员的变化，于是我和梁冬就过来了，到现在也快7年了。
我在北京广播学院读大学的时候，我在中央台做了两年，从大二到大四。毕业后到了广东台。所以中央台和省级台的情况我是比较了解的。像我这种人的性格是蛮愿意自己去做事情的，因为年轻嘛，应该把精力放在有意义的事情上，我蛮有这方面的努力和冲动的。但是在这些台的时候，由于体制的原因，一个年轻人刚到一个部门，你不可能太锋芒毕露，我觉得比较郁闷，跟我的性格不合。那时上班很轻松，一个礼拜7天，我可能就上3天的班，其他四天就闲着，然后每个月拿着在广州那边还不错的收入，有时候大白天睡醒了，10点来钟就去公园逛，在公园里大白天的要不就是孕妇，要不就是退休老人，我就觉得整个氛围里，我是最年轻的，我当时23岁。我想我不可能这样一辈子都这样吧，多难受啊。所以当有机会来的时候，我就选择了离开原来的工作单位。我来了凤凰之后，每年时间过得很紧，每天时间都过得很紧，在凤凰只要你想做，你愿意做，就怕你想不出来，你不愿意做。那太多事情要做了，我很有一种满足感。
当新闻发生时，我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冲动。这种冲动就是不回公司你就受不了，你不出点汗你会受不了
记者：你给大家的印象一直是“少年老成”的样子。
董嘉耀：实际上不是，我在私底下是一个性格特别开朗，特别活泼，能闹能玩的人，和广院所有人一样，但是因为我做的是新闻节目，它需要的并不是情绪化的感性流露，你在新闻那种状态的时候是特定的状态，它不是表演来的，它就是一种状态，你不能用玩的状态去做新闻。
我觉得做新闻主播，第一个理念是自信，这种自信是别人不容置疑的自信。我坐到台上，可能我是面无表情，但是我是自信的。我说出来的东西，你首先得相信，因为我相信。新闻主播如果自己说出来的东西太调皮，自己本身不确定，别人怎么相信？新闻主播的状态一定是自信，然后是冷峻，然后是理性。我对新闻节目的理解可能不一定对，但这是我对新闻节目的理解，我告诉你的，就是我相信的。
第二个，我是冷峻的。其实新闻是有超脱感的。如果今天飞机失事或哪里打仗，你不能带着很悲戚的语言去播，你不能把你主观的情绪带进去。报道美国暴风死多少人，伊拉克战争死多少人，你不能美国死人很悲戚，伊拉克死人就不悲戚啊，这不公平。所以你的态度是恒一的，是冷峻理性的。
人是有不同的面的。当你在主播台的时候，你深沉的状态，你对新闻的理解，是这种状态。当我下了主播台的时候，我可以玩得很疯。我有时候也跟他们做一些活泼一点的节目，我上过《美女私房菜》，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早期的时候我还做过新加坡旅游的节目。
记者：你最擅长的还是做新闻。
董嘉耀：新闻。因为最根本的是我对新闻充满了兴趣。我觉得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感兴趣，给你天大的权，再多的钱，如果你不感兴趣，你也是不幸福的。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凤凰会有成就感呢？因为他做的事情是他感兴趣的，所以当新闻发生时，我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兴奋，这种冲动就是不回公司你就受不了。你会觉得你不在这里跑来跑去你会受不了，你会觉得你不出点汗你会受不了。有的人如果感兴趣的是赚钱，那股票的升跌他真的是感兴趣。所以我说我是个电视爱好者。回家我会打开电视，看各个台在做什么新闻节目，看他们这个怎么报，那个怎么报，回公司也是。这个事很有意思，这种兴趣是发自内心的兴趣。如果你不是发自内心的，这做出来纯粹是一份工作。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你对一个女生感兴趣了，就会创造各种条件去追求她。如果没有兴趣，她即使去和别人约会，你也不会吃醋。所以只有你感兴趣的事情，你才会有想象力、创造力，充满激情去做事。我老婆经常抗议我一天到晚在公司，不回家，说让我在公司支个床算了。我会很高兴这种抗议，看各个电视台的节目，自己会高兴，这已经基本上是真疯了。
做《 时事开讲 》，我永远从“电视爱好者”的角度切入
记者：你的这种疯狂和你在新闻中的冷峻是不冲突的。
董嘉耀：我同意你这个说法。其实不同人的性格，每个人本身的特质会影响到节目最终的走向。像《时事开讲》这样的节目，最早老板是让文涛做的，当时文涛在播《时事直通车》，当每天播完新闻之后，我们发现在今天那么多新闻里面，是有这么一个事或两个事是值得发散出来议论一下的，所以老板开始是想把《时事开讲》的节目交给文涛做，但文涛的兴趣和文涛的表述方式，使它变成了《锵锵三人行》现在的节目方式，另类和非严肃的风格使这个节目很成功，并且一直坚持到现在。但是，后来觉得还是需要分析性的节目，那我就和曹景行先生开始做《时事开讲》。那当时就要开始做的时候，我对曹景行先生说，我也没把握，我也是电视新人，当时1999年，曹先生呢，他也刚刚才触电不久，于是我们就共同摸索。曹先生的长处呢，就是他是平面媒体专栏评论家，我的长处是，我永远是从电视爱好者的角度切入。那我们俩怎么互补呢？我曾经长期地摸索和试验，比如我们的节目只有20分钟，直到现在也只有20分钟，原来是做2PART，因为现在越做越好，广告越来越多，现在变成了3PART，在节目中间插广告其实是很难受的，刚展开谈一会儿，你就得收住话头去广告，但是严格来说，评论是需要铺垫的，陈述完事实之后，观点要铺垫，所以这个节奏的掌握就是主持人的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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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嘉耀（2）
我和曹先生的默契就在工作的摸索中形成，曹先生主要负责观点、信息、分析、评论，我负责节奏和电视手段的丰富，因为它是个电视节目。我自始至终强调《时事开讲》是一个电视节目，它不是文章，也不是曹先生在电台对着观众讲。我们做《时事开讲》强调的是相关的图表、片子、片段，甚至每一PART结束的时候，因为要去广告，为了吸引观众，我就故意说下一PART要讲什么，有时候我就故意从语言上下功夫，要让人家觉得下一PART回来要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说腐败的问题，我会讲广告回来我们会讲腐败的症结是什么，对政权会不会有冲击，其实我根本不会谈到对政权冲击的问题，但是我肯定要使我的主持语言具有“钩子”的作用，这是主持人一定要把握的度，不可明言的。我觉得在这个节目当中，让我最有成就感的就是我和曹先生在节目中的配合，要讲到某个东西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相应的片段，曹先生根本就不管这个事情，只负责评论，所有片段都是我去想，所以这个节目，20分钟，它会有观点，有论据，有冲击力的图片，你会收获很多信息量。
《 军情观察室 》诞生在与老板吃饭的饭桌上
记者：在做《时事开讲》的同时，你还在做《军情观察室》。
董嘉耀：《军情观察室》是很耗我精力的一个节目。这个节目最早是美国打伊拉克战争之前，老板突然想起来，想做个军事节目来介绍军事常识，就把我叫去，我们当时就在饭桌上，当时老板就那么说，我就拿起一张餐巾纸，他边说我边记，到现在我还保留着那张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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