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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生存的100个理由-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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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天，一位老兄高昂地谈起咖啡文化，我闻之，半天反应不过闷来。问：“咖啡怎么会有文化？”
老兄显得牛烘烘的，扯了一通，却说不出所以，我说：“你去叫两个文盲来，给他们灌上一堆咖啡，看看他们能不能立马就识字。”这老兄说我是胡扯，我说你不是说咖啡里面有文化吗，灌了咖啡不就是灌了文化了吗？
78 星巴克小资快速养成所（2）
说完这话，我就想起自己幸亏是识字的，可能也没多少文化，毕竟是识字了，可以在电脑上敲打出汉字来。尤其令我不好意思的是，三年来我花在星巴克的“当日小杯”的咖啡钱，结果无意中又从星巴克赚了回来。小黎去星巴克主编一本内部杂志，向我约稿，记得当时小黎几乎就是财大气粗地说：“我们星巴克的稿费，每千字二百。”，这对于我等靠鬻稿为生的，几乎就把持不住分寸了，小黎当时的口气，分明是在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也矣。后来文章刊出，小黎来电话问“稿费收到否”，我一概回答没有，因为我确实不曾收到星巴克寄来的什么银子，直到有一天，我想起曾收到过几回一个外国名字的公司寄来的钱，就去电话问小黎，为什么不写星巴克啊？
我记得自己拿了星巴克稿费，径直去了小酒馆，从咖啡上赚的钱却花费在酒精上，好比是羊毛没出在羊身上，心里有所不忍，从酒馆出来恰好路经中粮，于是领着两个哥们进去，一人一杯“当日”。闲着无事，又不想说话，玻璃窗外不远处的灯箱，突然亮了，映射出耀眼刺目高光，依稀记得多年前写文章经常使用“灯红酒绿”一词来衬托某种孤寂之感，回想起来，世界之红绿于今更甚矣。中粮星巴克的好，在于从窗外望去，三处高楼环绕，露出一面天空，于是就有了一个很大的天井，谁家会有这么大的天井呢？
我突然想起什么，就回头去看身后的那面镜子。从这面镜子看去，蹊跷之极，我确实看到了一个真实景象，镜子里的我，脑袋不在肩膀上，而且所有人肩膀上皆无脑袋，那么，人们是在用什么东西进行思想呢？这是因为镜子夹交于墙角，造成了一个死角，好奇怪，每个人皆可以在此看见自己的身体却看不见脑袋。我的脑袋之有无，便成了一个疑问。如果我的脑袋仍然是属于我的，那么，我就会平静地来证论一个关于脑袋现象的真实性，然而很遗憾，由于实际现状的疑惑，我是无力的，因为，我做不到这一点，这时我突然有些明白了，一定是我脑袋灌多了二锅头，晕晕乎乎，自己和自己玩起了捉迷藏游戏。
突然间，我又发现了这里的中国男人愈加变得像美国男人了，我是指衣着；而这里的白领女人却都变得像是云南普米族女人了，我是指精神面貌。
但是也不对，怎么了，究竟是他们都喝了二锅头，还是我喝了二锅头。
显然，我醉咖啡了。
我就对哥俩说：“还是走吧。”
离开了星巴克，他们问：如果是去南小街，还是去找一家小酒馆吗？
南小街变成一条宽广的大街，但是，也一定会有小型的饭馆。
廖伟棠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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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漂浮城市的温暖角落
A Haven in a Harsh City
文徐淑卿图何经泰
刚到北京的时候，随夫婿派驻北京的堂妹便告诉我，东三环边上有个太平洋百货是台湾人投资的，有空可以来这里看看。
我当然不会去看看。既然到了北京，我更有兴趣的是什刹海、大栅栏，甚至是漫无目的的骑脚踏车四处晃荡，如果要逛台北的百货公司，还不如留在台北就好了。
一个春深的正午，堂妹邀我到三里屯非常红火的客家馆子“老汉字”吃饭，吃完饭后她说应该喝杯咖啡，但却无视周围咖啡馆树影摇曳的浪漫景致，带着我直奔太平洋百货而来。
如果不是她的坚决，或许我永远不会发现太平洋百货二楼的欢奇咖啡馆，如果没有发现这里，我也就少了一个在北京生活的据点。
刚走进欢奇，我就完全了解在东京生活十余年的堂妹喜欢这里的原因了。一无遮拦的大片落地玻璃、原木地板、宽大的沙发，简单明亮的风格使这里具有一种“城市的现代性”，能够让东京人想到东京，台北人想到台北，上海人想到上海。对于台北人，惊喜又更多了一点，因为这里可以看到《中国时报》、《时报周刊》与《商业周刊》。
不过我真正喜欢这里却是从喝了一杯拿铁咖啡开始。在北京喝到好咖啡算是运气，即使满街都是星巴克，喝起来似乎也不够地道。欢奇的拿铁咖啡首先以它的规模震撼了我，因为它有一碗公的分量，然后是它浓郁的滋味，证明它的确是一杯血统纯正的拿铁咖啡。
从那一天起，我每星期六都会出现在这里，补看一星期的报纸、喝杯咖啡，以及吃个排骨饭或炒米粉。第一次吃排骨饭时距离我到北京已经两个月了，当我看到排骨旁边乖乖的放个卤蛋，显示台湾正宗风味时，我真的感动得差点热泪盈眶。
来得多了，我就发现这里走动着许多台湾人。其实这里常有日本、韩国或是北京当地的客人，但是即使不言不语，你也可以辨认出有些人和你同样来自台湾。我们会虎视眈眈的等着报纸、杂志回笼，偶尔交换一个眼神。我们并没有因为同在异乡而多做寒暄，但是每到周末我们却会不约而同的来到这里，有时只是对着外面摇头晃脑的绿树发呆，有时看着外头的居民，也会想象在他们眼里我们或许像关在玻璃橱窗的另种生物。
我们总是来到这里，在这个漂浮着外地人的城市，寻找一种家乡的感觉。
80 艺术家的餐厅
The Artists with a Business Mind
文尹川
图廖伟棠·何经泰
是四川的诗人们先开始在餐饮业上做文章。当年“非非”、“莽汉”几员干将纷纷办起了饭馆、酒吧和夜总会，其用意再明白不过——既然过不了上班族朝九晚五的刻板生活，又想维持诗歌艺术的“无用”性，那就凭本事自谋生路吧。再兵荒马乱的年代也离不开餐饮，天下太平更需要烟草和酒精，文人们别的不会，享受饮食生活却是擅长。饭馆弄点小情小调，酒吧唤些墨客骚人，一来二去，店铺就有了生意。
北京的艺术家们自然也都是明白人，何况守着京城这方人气旺盛的宝地，不用何等可惜。搞艺术听上去比写诗赚钱，但比写诗更加地费钱又朝不保夕。再说不少艺术家自己就是酒鬼，每星期要去别人的酒吧交几次酒钱——而北京酒吧的酒价，从一开始就与国际接轨——这样一划算，当然该自己动手。
早先位于北大东门的“老汉字”就是一个酒鬼画家开的。此人名唤迟耐，光头，体壮，像极《水浒传》里杀家劫舍的主儿。老汉字的客人大概分为三类：搞艺术的、留学生、稀奇古怪的身份不明者，生意时好时坏——事实证明，酒吧的真正兴旺要等到其他类型的客人光顾之后，比如生意人、非留学生的外国人、海外游客、娱乐界人士、致富后的艺术家，当然，也少不了那些至今身份不明者。
那是###年前的事了。那个时候，精明如迟耐者也还没能把生意经想明白，总以为离大学和艺术村近就会有客源。多年以后，迟耐已熬成老树精，才懂得赚钱要赚有钱人的钱。他先在三里屯开了家客家菜，弄出一番吃饭排队的繁华景象，进而看准人气飙升的后海，又开了一家。
画家方力钧几乎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他不仅在绘画本身和操作意识上领先于同行，在经商方面也直取要害。当其他涉足餐饮的艺术家们还在考虑菜肴和室内设计，方力钧首先想到的却是饭馆的受众，他的意识总是超前于周围人一步。他非常清楚他的饭馆是为什么人服务的——所以，茶马古道大概是艺术家所开餐馆里最chic的一家，异域情调、巨幅波普、不菲价格、西式的餐厅格局，更于前些年迁至名流汇聚的现代城——虽然投资可观，回收指日可待。
后来艺术家开店名单上又添了新人，喜食贵州菜的人有福了——画家张洪菠和摩根开了“三个贵州人”、诗人王强开了“醉三江”。这三位都是圆明园的“老同志”，当年不知多少艺术家吃过他们亲手操办的啤酒鸡酸汤鱼，那美好的滋味现在盛放在精致十倍的餐具、服务和消费中。两家店的生意皆蒸蒸日上。位于贵友商厦北侧的“三个贵州人”吸引了一批文艺界人士，“醉三江”则抓住了三里屯南街饭馆稀少的好时机。
后海的无名吧现在已大名鼎鼎。主人白枫原先是搞音乐的，行踪甚为诡异。无名吧一开张即成经典，教育了一大堆酒吧经营者：要敏感、要搞气氛、要让客人们舒服、要有性格。无名吧的成功证明开酒吧也需要天赋。许多具有其他天赋的人不一定适合开酒吧，哪怕他掌握了大好资源——比如作家王朔当年在三里屯北街开的“王吧”，不知怎么就是让人不太舒服。
廖伟棠摄影
何经泰摄影
81 饭局饭桌上搏感情（1）
Dinner Parties
文车前子
图何经泰
饭局，听上去像行政机关。它的局长，理所当然是饭桶莫属了。但我还挺喜欢饭局。
我去饭局报到，常常会先“打卡”：拿起一只筷套——请座上的饕餮者依次签名。雁过拔毛人过留名么。可以替代我的日记。之所以说常常，也就是并不每次如此。座上若有明星，我就不“打卡”，这原是我日常的爱好，他或她或以为变相崇拜。我就不助人为乐了。这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意思。座上若有鸿儒，我也不“打卡”，他或她会追着询问——在筷套上签名有什么意义（“我是谁？”）、什么时候起这么做的（“从哪里来？”）、想怎么处理这些筷套（“到哪里去？”）。很形而上。只是吃饭并不需要这么形而上。所幸鸿儒和明星一样，即使一眼不能看出，一鼻子也能嗅出的。有人说明星的味道像水煮鱼，鸿儒的气息像酸汤鱼。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比如有的饭馆，它的筷套上不印饭馆名，用的是“卫生消毒”这样的统货。
近来我很想写写记忆中的某些饭局。找出筷套，看着上面的签名，一看，我竟然没有回忆了。火候还没到。我就先说点别的。
北京的饭馆贫富差距之大，可谓名列前茅。按个人标准说，有一人用餐十块标准的，也不算少；有一人用餐千元标准的，也不算多。甚至这样的饭馆就开在一条街上，不知道会不会矛盾激化。但北京最多的还是一些中产阶级饭馆，人均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吃得就不错了。如果点菜有道，还能省钱，那真是进了“便宜坊”，登了“萃华楼”。
点菜的学问，就是不奢侈也不寒酸。一言以蔽之：使囊底最少之钱，得舌尖最多之味。做这个学问，要有点基础训练：看得出这饭馆是哪一类的。北京的饭馆，大致分成三类（其实大陆大部分地区的饭馆都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公家人”饭馆，一类是“外乡人”饭馆，一类是“本地人”饭馆。也就是说“公家人”的功能主要是满足商务活动、公款消费；“外乡人”的功能主要是钓观光客；“本地人”的功能是为城市居民甚至是为社区居民服务的，它要回头客。一般在“本地人”饭馆用餐，既能吃好，又能花费不贵。当然如要找“鲍雨艳”小姐谈谈心，“鲍雨艳”，我对鲍鱼鱼翅燕窝之类的称呼，那还是要去“公家人”饭馆，那里的厨师往往是“拉家常（菜）”心不在焉，调戏“鲍雨艳”小姐，还是聚精会神的。
只是话说回来，至味还是在家常菜里。家常是世故，也是禅，虽说野狐，还是想像力的飞翔——化腐朽为神奇。你能把萝卜做出鲥鱼的味道，这不是想像力的飞翔吗？我认识的一个和尚，他能把菠菜做出火腿味道，还是金华火腿的味道。我以前写过他，这里就不费笔墨了。
原先有条美食街在我家附近，兴致来了，碰巧饭局的朋友又不多，船小好掉头，我就化整为零，一个晚上吃四五家饭馆，挑他们拿手的吃。这样的吃法，吃得出本钱。这家的冷盆、那家的热炒、亮灯笼的那家汤炖得好（我是苏州人，不说煲汤说炖汤，“炖”这个音有语感：时间悠悠而去，美味闲闲而来），别看这家黑灯瞎火的，不起眼，但扬州炒饭的味道还真没出扬州城，有时候差点，也在邗江或者仪征一带。有次我与几位朋友吃到凌晨，只有街尾的韩国烧烤是二十四小时营业，它是可以自己动手的，我们就拐了进去。炭火摇摇，忽然，雪花飘飘。走在回家的路上，漫天皆白。大可怀旧。因为这条美食街在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之后拆除了，变成块绿地。这是好事。绿地里有假山，水泥塑的，尽管粗鲁；有凉亭，尽管也很俗气，但长年锁着铁栅栏，应怜屐齿印苍苔，好像又不洒脱了。
一下，我在北京住近五年。交游较杂，饭局也就较多，内子不悦，我就反思，这几年我都与谁饭局了。这个题目较大，我就拣个小的做。这几年，我这个自由文人（这是个笑话，我给一家报纸写稿，它总要给我加个头衔，一会儿是“诗人”，一会儿是“散文家”，一会儿变成“专栏作家”，近来又变成“自由文人”了），与哪些自由文人或不自由文人饭局了？
这么一想，我竟想到了身份，不是说我是有身份的人；这么一想，不觉心惊，我如果只写诗，不会或者不屑写点其他文字，恐怕早就三月不知肉味了。我在饭局上的身份，大致只有两个，或者帮忙或者帮闲：出版社、报刊杂志用公款请我吃饭，这时我的身份是写书评的、写随笔的，也就是帮忙；朋友邀我吃饭，我的身份当然也是朋友。但既然是朋友，那么总是要帮闲的——齐心协力，打发时间。
81 饭局饭桌上搏感情（2）
在北京，不说我请你吃饭，显得小气。说的是我们喝个酒，说的是我们聚一聚。前一种说法，风流倜傥；后一种说法，山高水长。说我请你吃饭，只在这情况之下，比如有朋友请我，我觉得那地方不方便，就说，你过来吧，我请你吃饭。这时候要说。不能够让人到你家门口请你，除非让你代找饭馆。苏州雨多，北京礼多，这是我吃了亏琢磨出的，现在就当免费茶水。
这些算不算自由文人或不自由文人呢？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画家什么的，想起来，我与他们的饭局也不少。但在一起吃饭，却几乎没谈过文学艺术。小说家不谈小说，情有可原，就这么一点想法，就这么一点手法，怕走漏风声，他还在这里构思，那人早鸠占鹊巢，杀青了。写散文更多是一种心境，意会而非言传。剧作家只与老板谈他的剧作。不是画商、收藏家，画家绝不谈画，如果你是写画评的，画家也不谈画，他只和你讲定一篇画评多少钱。诗人在一起其实是最愿意讨论诗歌的，只是饭局上放不下架子，谁谈诗，谁就是文学青年（这有什么不好！我愿一生都是个文学青年，说明还有变数），于是就都咬紧牙关死不开口了。人的本性，没几个甘为学徒的，都愿意做师傅。
千万别把中国的饭馆当成法国的沙龙或者咖啡店。这样的饭局，在我看来才像是饭局。文学艺术免谈，一谈谈虎色变。凑一起吃饭，不就是为了放松。饭局后的闭门造车：闭门又造得出辆车来才叫文学艺术。闭门造车是个好词，耐得寂寞的技术性说法，也就是术语。
那我们在饭局上都说了什么？饭局的大境界，是座上天花乱坠，大家高高兴兴，第二天醒来，恍若隔世，忘得干干净净。于是，才有可能乐此不疲地进入下一个饭局。
饭局是摇滚乐手那样做现场，是盛唐诗人那样及时行乐。过了就过了。而我偏偏还要筷套上捕风捉影，太欠悟性了。最好的饭局，我现在人到中年方才悟出，是一个人的饭局：点几个菜，要一瓶酒，然后看热闹——让邻桌的一帮子狼吞虎咽吧、吆五喝六吧、暴殄天物吧。
但我还是对饭局有所期待。暮春我去剑桥之际，上王世襄先生家请教若干问题，不知怎么地就顺口问道：“王老，你最近有没有吃到好东西？”
王世襄先生想了想，点了家饭馆，他说：“那里的红烧茄子还凑合，你回来了，我们一起去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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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艺术的门槛
The Threshold of Art
Warehouses Transformed into
Exhibition Halls
文颜峻
图廖伟棠
艺术的门槛，据说是很高，可你要是愿意去踩两脚，也没有谁会拦着你啊。反正这是北京，画展也不是酒吧，即便穿成IT精英的样子，或者地下朋克的打扮，人们也以为你是艺术家呢——要不，至少是心怀鬼胎的批评家。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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