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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全本-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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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一个人，怎能甘居人之屋檐下，做个忠实厚道的学徒呢？翅膀稍硬，就辞了古董店的工，跑出来自己单干了。但他干得并不顺手，就采用黑道上的手段，动不动与人大动刀子。后来一次，也不知为了什么，与人争勇斗狠时，被对手打断了腿，从此落下了残疾，走路时稍有跛脚，因而又有了一个“党拐子”的绰号。
自知很难在古董界打出名堂，党玉琨又毅然弃商从戎，投到盘踞在陕西西府凤翔县的地方军阀、靖国军首领郭坚的部下当了个小头目。在钻营的路途上，他无师自通，颇有一些手段，深谙怎样投好上司，因而为郭坚所赏识，历任排、连、营、团长。但好景不长，1921年8月，冯玉祥整肃陕西的地方军阀，郭坚不服管束被打死。党玉琨顿时失去了靠山，带了一部分残兵败将，逃到了陕西的礼泉县驻守。不久，奉命驻扎凤翔的主力军队东调，留下的人马钩心斗角，四分五裂。伺机而动的党玉琨没费吹灰之力，又于1926年2月率部强占凤翔。为了壮大声势，显示威风，自封为“师长”，又号称“司令”。
党玉琨重返凤翔，知道自己只是一个经不起打的小军阀，但他的野心很大，不愿永远做个看人眼色的配角。怎么办呢？他吃饭睡觉都在想着壮大自己的势力，唯有如此，才可能摆脱受制于人的困境。这也就是说，拥兵自重，雄霸一方，才是他要做的事情。然而，要想做大，就必须有足够的枪械弹药，同时还得招募足够多的兵力。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最根本的是钱，没钱一切都是空想。
为了筹措军饷，党玉琨挖空心思，寻找一切生财之道。而他想得最多的门道，就是在当地老百姓的身上刮油了。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老百姓的温饱已成问题，身上又有多少油水可刮？纵是党玉琨派出兵士，四处搜刮勒索，却总是无法满足他贪得无厌的欲望。就在党玉琨急得眼睛发红，心头上火时，有个名叫杨万胜的劣绅，通过他的同乡张志贤，给党玉琨透露了一个消息。
消息称，在戴家湾村后的大沟里，有几处断崖，断崖上有几个“山洞”，经常有人在“山洞”里发现古董，拿到西安，每件能换个几十、上百块银元回来。
党玉琨听得一脸的喜气。他盘踞的地方，周、秦两大朝廷在此发迹，地下是埋了许多东西的，而且他在古董店做学徒时，店老板经常收到一个鼎、一个簋，甚至一个盘什么的，就让他来掌眼，告诉他，哪一个是从岐山县弄来的，哪一个是从扶风县弄来，自然还有凤翔、宝鸡等县弄来的。现在，这些县都在他的控制之下，只要上心，弄点儿古董还不易如反掌？守着遍地的财宝不知道搜寻，党玉琨直在心里怨自己，为什么不早动手。当即，他下决心，要放手大干一番了。
据《史记》记载，秦时的秦文公、秦宪公的墓葬就在斗鸡台，而且，这里还是周朝的重要城邑。北依渭北平原，南临渭河的斗鸡台，历史上称为“陈仓北阪城”。秦文公为了祭祀天帝，在此建有陈宝夫人祠（俗称娘娘庙），所以也叫祀鸡台。有这样的历史地理因素，埋藏地下的文物自然不会少，当地人也常发现，每逢大雨、大水冲刷之后，就有古代文物暴露于土崖边上，其中不乏上等的佳品。早在清朝末年，这里就曾出土过重要的青铜文物。
即便是这样，党玉琨也没急着动手，他先要到戴家湾村考察一下。时在1927年的春天，他一身绅士打扮，头戴礼帽，手执文明棍，乘坐着一辆豪华的马拉轿车，众多随从，也都骑着彩饰的高头大马，威风凛凛，派头十足。劣绅杨万胜，早已得到口信，那天穿得也像过年一般，毕恭毕敬地迎在村口，把党玉琨接到家中，大摆宴席，殷勤招待。
盗宝的基本方案就这样在八碟子凉菜、八碟子热菜的酒席上决定下来了。
接下来就是组织工作了。党玉琨虽然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地方军阀，干起盗宝的事，一板一眼，组织得还是很有条理的。他任命驻扎在宝鸡县虢镇的旅长贺玉堂为现场盗挖总指挥；委任凤翔“宝兴城”钱庄总经理范春芳为现场盗挖总负责，此人曾在汉口坐过庄，买卖古董有些门路；派遣卫士班长、绰号“大牙”的凤翔人马成龙，率柴官长、张福、白寿才等人为监工头目；另外，还聘请宝鸡当地一个有名古董商郑郁文做秘书，此人人称“挖宝先生”，他的具体职责就是作现场指导，并负责对挖出来的各种文物进行整修、鉴定和分级定价；杨万胜的家就成了挖宝指挥部，许多后勤供应就由他一手操办，事实是，党玉琨隔个几日，都要来盗宝现场查看，一来就到杨万胜家，由他负责全面接待。
在对盗宝的组织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后，党玉琨下令正式开挖，时为1927年的秋天。
从事盗宝的工役，全部是从附近县、区抓来的青壮年。开始时，工作量不是很大，仅靠就近村落的强行摊派就够了；随着盗挖墓穴的面积不断扩大，所需人手越来越多，附近的村庄摊派不出，就又扩大到宝鸡、凤翔、岐山三个县的大部村庄。这样，高峰时一天就有1000余人在埋头盗宝，七八里长的一条戴家湾后沟里，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盗宝人。
在杨万胜的指点下，盗宝活动的第一天，就在戴家湾东边一个垮塌的“山洞”里挖出了许多青铜器和陶器，其中有铜镜、铜钫、陶灶等。这些器物都出自同一个汉墓。
翻过一天，在另一个地方又挖出了一件青铜器，现场监督的马成龙说是一个香筒。
请来“挖宝指导”郑郁文鉴定，又说是觯。正在分辨器物类型的时候，在同一个坑里又挖出了一件刻有铭文的鼎、一件簋和几件残破的器物。此外，还有戈、铜泡等。几乎同一时间在与这处地方不远，又挖了一座墓葬，人下到里边，从踏实的土里刨出了一个巨大的鼎，鼎里还装着一只小羊羔，皮和肉年久已经腐烂，骨架子却还保留着最初的模样。
盗宝伊始，便有这样的大收获，党玉琨不禁喜出望外，胃口也随之大增，不但在组织上控制得愈加严密，而且在人力上也大力加强。因之，搞得斗鸡台地区风惨云愁，人神共愤。被抓来的民夫，早起晚归，吃住在荒沟里外，稍有不慎就会遭到现场监工的鞭打。更有甚者，监工们还诬赖挖宝民夫，说他们偷窃私藏了宝物，抓起来严刑逼问，有受罪不过的人，捎话给家里，让拿来银元了事。
前些日子，我到斗鸡台的戴家湾村走访，听几位老人说唱了一首民歌，我听了，觉得很能反映党玉琨的暴劣和老百姓的愤恨：
党拐子，土皇上，派出土匪活阎王；
指挥穷人把宝挖，抬脚动手把人杀；
斗鸡挖宝八个月，实把百姓害了个扎。
到了当年的11月底，老百姓种在地里的小麦都绿成了一片，而党玉琨的盗宝活动一刻也未停歇。他不管地是谁的，种了麦子没有，揣摩哪里埋有宝贝，就指派人在那里挖，把方圆十几里的麦地挖得千疮百孔，没了几棵麦苗，而他还真挖了不少东西，其中的一个大墓，据参加挖宝的民夫事后回忆，说是墓壁上还画了大片的壁画，内容是大山和牛羊。大山叠嶂盘绵，牛羊成群结队，有立有卧，其中似有一人，漫漶剥落不清。山的画法，简洁成大小整齐的三角形，牛羊的体格也成比例，粗有轮廓，唯头部栩栩如生，突出了一双眼睛，极富神采。
这样的壁画，按现在的研究成果来分析，很有秦人早期游牧时的境况。可惜却被盗宝时的野蛮挖掘破坏掉了。如能完好地保留到今天，相信其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可能是比墓室里出土的青铜器还珍贵呢。
从这座墓葬里出土的器物最多，而且多为青铜制作，既有鸟纹方鼎、扁足鼎，还有兽面纹尊、兽面纹觯等。值得重点一提的是，收藏在天津博物馆的夔纹铜禁，就是从这座大墓里出土的，当时一共出土了三件铜禁，最大的铜禁上放置着鼎、尊、觯、爵等两排酒器。较小的铜禁上只放三件酒器， 中间是一件卣。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仅只剩天津博物馆里的一件，另两件也不知去了哪里。
纵然是拥兵自重的党玉琨，大肆盗宝后不久，也遭到恶报，被冯玉祥将军令其下属宋哲元围剿，死在了凤翔东城墙根。
看来党玉琨不知道他已死到临头，从1927年秋盗宝开始，一直挖到来年的春尽，似乎还不肯罢手。特别是最后的3个月，为了掩人耳目，党玉琨请了几台大戏和皮影，扎根在盗宝的现场，连续演了90多天。据知情者后来讲，戏台下摆满了当地人爱吃的风味小摊和日杂小店，每日里人山人海，一派欣欣向荣的景况。
但他哪里知道，时为陕西省政府主席的宋哲元将军，接到冯玉祥的命令后，已部署了三个师的兵力，共约30000余人，分两路向党玉琨的老巢凤翔杀来。
凤翔自古为名城，城内的地势远高于城外，易守难攻。但负隅顽抗的党玉琨能抵抗一时，却不能抵抗半年，当宋哲元组织军队挖了一条秘密坑道，把4000公斤的烈性炸药填进东城墙下，于1928年8月25日上午10时引爆，炸开一个20余丈宽的大口子，使攻城部队一拥而入，仅仅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全部缴了党玉琨残军的械。作恶多端的党玉琨，自己也遭到了他所应得的惩罚。
就在宋哲元的部队搜捕残匪过程中，士兵们在党玉琨的司令部里发现了一个挂着大锁的铁门，砸开来一看，里面满满当当摞着100多口大木箱，箱内尽是党玉琨盗挖而来的青铜宝物和部分古玉器。接着，又在党玉琨卧室的万宝架上和他二姨太张彩霞的居室里，缴获了一些青铜的、玉石的器物。
宋哲元从剿灭党玉琨的战争中，缴获了如此多的珍宝古玩，转运到西安的新城四面亭军部，展览了一天，让参加攻打凤翔的部属饱了一回眼福。随之，就让他的心腹萧振瀛押送，暗藏在军部的一个密室里。此后，这批十分珍贵的文物，开始了一个戏剧性的流转和失散的过程。
还好，宋哲元初获这批珍贵文物时，在西安的新城光明院，请来文物鉴定专家薛崇勋先生，看着他对全部的古物逐一鉴定。同时，还请了芦真照相馆的摄影师，为每件文物拍了照片。在为文物作鉴定时，颇为细心的薛崇勋，对有铭文的青铜器，都一一拓下拓片。那些青铜器上的铭文，少则1～3字，多则十几个字。宋哲元后来调离西安，不知什么原因，却没有带走这些珍贵的照片资料和拓片资料，后在西关的一户种菜农民家里发现。
是个名叫王子善的古董商偶然获知这些资料信息的，他找到那户农民，以与蔬菜价格差不多的钱数买来这些资料，并小心地收藏着。过了些年头，王子善的生意做得颇不顺畅，就把他收藏的5大本装裱得仿佛字帖一样的珍宝册子，拿到西安北大街上的废旧物品市场兜售，时为1943年仲春。
在西安的一所中学当校长的刘安国，无意间发现了这件事。他知道5大本珍宝册子实录了斗鸡台盗宝案里的全部宝物，而且是绝无仅有的一套，便有意出资买下来。恰好，王子善的儿子就在刘安国的中学任教，利用这样一层关系，刘安国很容易地买来了那套照片配拓片的图册。
刘安国购到这些照片和拓片的图册后，曾请古董专家杨仲健先生过目，并请当年鉴定过这批文物的薛崇勋先生辨识，均为他们所肯定。
特别是薛崇勋老先生，再次目睹这批文物的图片，不禁感慨万端，殻ъげ灰眩煨廊幻剩谕疾岬撵橐承吹溃骸耙推骶氨疚宀幔烁黄降池圭ㄓ耒┳し锵瑁确⒚穹蛟陟爰μǚ⒕蛘摺Ｎ斐剑�1928年）党败死，器为陕西主席宋明哲（哲元）将军所得，邀余至新城光明院注解者，去今已一十五年矣……不意，巳酉春，依仁（刘安国）兄在长安市中得之，即当日照本，原题皆余所作……乙酉（1945年）夏四月二日，三原薛崇勋（定夫）识。”
应当说，宋哲元在最初获得这批文物时的做法是不错的，既作了鉴定，又拍了照片和拓了拓片，这对研究和保护文物是个很好的举措。可是接下来，宋哲元就不像陕西省政府的主席了，倒完全像个文物贩子，首先把一部分经过鉴定的珍贵文物，作为人情送给了他的上司冯玉祥。其余部分，在他离陕时由小老婆和当时赴天津任市长的萧振瀛带到了天津，存放在英租界他的家里。也不知宋哲元给冯玉祥都送了哪些文物，解放后，由冯的夫人李德全只把一件名为水鼎的文物捐出来，收藏在了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他自己保存的那部分，有一些通过天津的古董商卖给了外国人。
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未治在他著述的《东方学纪要》里说：“宝鸡出土的铜器乃是在纽约的中国古董商戴运斋姚氏（叔来）从天津买来。姚氏说，党玉琨在宝鸡盗掘的铜器先归于冯玉祥之手。又闻，曾为波士顿希金氏所藏的告田觥（现藏香港），也是通过在纽约的日本古董商购自天津。”
梅原未治的话，显然是冤枉了冯玉祥，但也证明，党玉琨所盗的宝鸡斗鸡台宝物，大部分就是由宋哲元及其亲信萧振瀛运抵天津后，才开始流失出去的，包括现在在美国、日本、英国及香港的许多珍贵青铜器。
1941年，宋哲元病逝后一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并派兵占领了天津的英租界。由于宋哲元誓死抗日的壮举，日本人对他是恨之入骨的，铁蹄踏进英租界，当下就抄了宋哲元的家，包括西周夔纹铜禁在内尚未卖出的文物全部被扣押。
稀世珍宝落到了日本人的手里，能有个好吗？宋哲元的三弟宋慧泉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还好，他手里有钱，是贩卖文物获得的钱吗？今天的我们不得而知。总之他是舍得花钱的，通过不断地请客，不断地送礼，又从日本人手里讨回了部分文物，里面就包括了西周的夔纹铜禁。
宋家知道这件西周夔纹铜禁的珍贵，但又怕露富遭灾，不敢把铜禁摆在显眼的地方。思来想去，宋慧泉先生就把铜禁藏在夫人王玉荣的住处，故意很随便地放在屋前公共走廊的一个破木箱里，再在上面堆了许多煤球。这样一个瞒天过海的做法，使珍贵的夔纹铜禁安然度过20多年的时间，直到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冲进宋家的大门，查抄了包括生活用品在内的全部物品，却也让夔纹铜禁留了下来。然而到了1968年，因为家务事的纷争，夔纹铜禁被砸坏了，准备卖到废品站里换几个小钱。恰在这时，有人报告了天津市的文物清查小组，而清查小组也在千方百计地寻找这件文物的下落。闻讯，他们立即派人到王玉荣的住处，把砸成50多块的夔纹铜禁，接收了回来。
好端端的东西成了这样，让看到它的专家们无不痛心。这可是价值连城的东西啊！在进一步的拼接中，却又发现少了一块，那是宋慧泉的女儿敲下来当废铜卖了的。文物专家们不敢怠慢，回访自愿捐献夔纹铜禁的王玉荣，知道内情后，就到废品站去搜寻，没有找到，便又往下追，去了天津市的炼铜厂，从堆积如山的废铜里找回了那一块，经过拼对，破碎了的西周夔纹铜禁又可以复原了。
修复西周夔纹铜禁的是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几位老专家。他们在北京的一间很不显眼的房间里，经过数月的辛勤劳动，又是焊接，又是打磨，终于使这件历尽坎坷的稀世珍宝，又完整如初了，然而留下来的遗憾，又哪里能圆满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件夔纹铜禁不是单个的一件，与它在一起的还有鼎、尊、觯、爵等数件青铜器物，也不知现在都去哪儿？唯余一件孤零零的铜禁在天津的博物馆里，成了馆藏中的镇馆之宝。
解放后的1955年和1956年，保存着斗鸡台盗宝案中的五卷本拓片和照片资料的刘安国，曾两次托人送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唐兰先生及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陈梦家先生手边过目，并请设法编辑出版。唐、陈二先生是极重视的，翻拍了所辑文物的部分照片，而且还作了应有的研究笔记，但却因故未能出版，便把原物退回了刘安国。可惜“文革”开始后，刘安国的家被抄，那些他珍藏了许多年的资料不可幸免地又都遗失了。
殷商重宝司母戊
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南京郊外的机场，缴获了一件非常意外的战利品——司母戊方鼎。
听说，司母戊鼎是蒋介石逃台前，计划运往台湾的国宝之一，但是它的体积太大了，负责进行迁台文物工作的人员，可以把它从南京的中央博物院装上卡车，拉运到机场来，却没办法把它装上飞机：飞机的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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