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焙颍�它还像当初一样崭新。当然，忙碌是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借口，在图书馆，每天都有铺天盖地的资料等待着我，它们与我正在写作的一部学术书稿关系密切，比邵丹重要得多。可能对我的这一恶习有充分的估计，邵丹从未追问过一次，仿佛对于这几篇文章，她比我忘得更加干净。所以，几次见面，我都把吃喝玩乐当作更重要的主题。但是那天，不知我为什么会良心发现，重新想起它们，并且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阅读欲望。或许，我突然直觉到自己可能的错误。我从一堆乱七八糟的资料里把它们重新挖掘出来，决定认真学习一下，更准确地说，是想给自己的预感提供一个答案。
　　如果开始是必须的，那么，那个上午就是我认识邵丹的开始。至少是无数种开始中的一种。那个上午，我意识到，那个经过奋力打拼终于过上中产阶级生活的美国小资身后，居然隐藏着一个如此幽深复杂的世界。
　　三
　　小兰仙，一张清纯无辜的面孔，混迹于那叠厚厚的文稿中，即使再过很多年，我也能把她辨认出来，不是因为她的美丽，而是因为她的不幸。小兰仙用自己的命运证明了一个道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年代，阳光雨露并不是均匀地洒在每个人的身上，它是经过认真选择的，这种选择，具有理性和非理性的双重特点。也就是说，这种不幸落实到小兰仙身上，既有充足的理论根据，也有很强的随意性。但不论怎样，它的选择将小兰仙对于命运的所有憧憬化为泡影。与别人的成长不同，小兰仙的成长是限制性的。而一个成长中的少女，对此显然是无法理解的。她不具有洞察历史的目光，她的目光甚至连超越20世纪70年代南方小镇上沉闷晦暗的街景都是困难的。所幸，小兰仙从来没有认为自己不幸，这对她反而成了一种幸运。小兰仙自然没有机会研习阿Q先生的精神胜利法，她对于命运的一切回应，皆出自一个少女微弱的本能。对命运的全盘接纳，是她（们）对抗命运的唯一方式。
　　美丽的小兰仙，被命运裹挟着，在岁月中随波逐流。她最终嫁给了小镇上的瞎子，一个终生无法目睹她的美丽，也无法解读她的命运的人。与世界交流的最后一扇窗子关闭了，小兰仙的绝望，令人毛骨悚然。但邵丹自始至终保持着轻描淡写的口吻，她有非凡的文字演技，表面平静，内心汹涌。她反对在文字中虚张声势，她知道，叙述语气越是平淡，就越让人感到惊心动魄。这种反差，正是她所需要的。我对邵丹说，《小兰仙》的结局是神来之笔，她一脸诧异，对自己作品的结局已经全无记忆。为了证明我的论点，我只好把小兰仙的故事——尤其是结局，向她讲了一遍。她说：“我写的时候并未觉得怎样，听你这么说，还有点意思。”
　　四
　　生活中的邵丹似乎与这些文字毫无关系。她是一个上足了发条的人，在合众国的万类霜天中如鱼得水，并不时吐几个美丽的水泡。这是邵丹留给我的最初印象。最能证明她生存状态的，是她纯正的美式英语、快速如飞的说话速度，以及多动症似的生活节奏。她标准的英语发音，令老外（在美国，她才是“老外”）都赞叹不已，与老外们的态度相反，我对此颇为不满，因为它彻底打消了我与老外们用英语交谈的念头，并对这个现成的翻译产生了强烈的依赖感，据此，她应对我英语的止步不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文字外的邵丹，始终如一地保持着精致的生活品质，对于品牌有着灵敏的嗅觉，她对此一丝不苟，但实事求是地说，她在圣塔·克拉拉（Santa　Clara）——硅谷中心一座风景如画的小镇——买的那套复式房子，却时常天下大乱，被子整日不叠，未洗的餐具却摞得老高，看上去很像我久违的大学宿舍。当然，这样的场面也可以为他们日理万机的生活节奏提供佐证。我有时会从柏克莱坐Bart到圣塔·克拉拉，在她家中小住几日，也有时她开车来我办公室楼下接我，去她家中小聚，这使我有机会对她的生活有了近距离的观察。在她的家中，她的先生余怀民同志撑起了最重要的那半边天。怀民在美国攻读的是指挥专业，我时常能从他的工作台上，看到他正在作曲的曲谱。他有一双瘦长的、魔术般的手，那双手不仅会炮制动听的音乐，而且会炮制美味佳肴。这来自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抚慰，使邵丹的生活充满阳光。相比之下，邵丹唯一会做的是锅贴，是从超市里买来的，然后根据上面的说明书如法炮制，那是邵丹为我做的唯一一次饭，它成为我至今为止最痛苦的早餐记忆。
　　我至今对我们三个同龄人共处的时光充满怀念，尤其是在美国那个遥远的异乡。有一天，喻丽清老师夫妇、程宝林夫妇和我去邵丹家做客。那天晚上，怀民用小提琴拉了一曲《白毛女》，于是，旧社会的寒冷北风，吹进硅谷的温馨之夜。来自台湾的喻丽清第一次听就喜欢它的旋律，而我的眼眶则有些反潮，我很难对当时的我进行精神分析，或许，那是一个异乡人对自己精神记忆的本能呼应。严格来说，我与怀民是同龄人，而与“70后”的邵丹有着显著的代沟，尽管年龄差距并不大。在我的怂恿下，怀民又演奏了《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当然，这是给喻老师夫妇提供的专项服务。令我惊异的是，怀民对于这首70年代的老歌曲谱的记忆却丝毫无误。在我心中，怀民始终是一个成熟、稳健，具有厚度的人，与邵丹唧唧喳喳的性格相映成趣。为了与我们保持一致，有一次，邵丹说，她最近看了《红灯记》，哭了，李玉和一家宁死不屈的光荣事迹令她潸然泪下。我和怀民一致认为这很搞笑，于是密谋，一定找一个货真价实的催泪弹奉献给她。在我们的共同策划下，我们为邵丹播放了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在我们记忆中，没有比它更厉害的重型武器了。但事与愿违，我和怀民泪飞顿作倾盆雨的时候，邵丹却依然无动于衷，更有甚者，整个观看过程中，她喋喋不休地提出了差不多十万个为什么，她坚持认为剧情不合理，不能自圆其说。对于这种无谓的争论，而怀民和我既不感兴趣，又无可奈何。
　　五
　　我想一定会有许多事情让邵丹深感茫然。她是一个生存在夹缝中的人，她生长于一个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彻底妥协的年代，在青春时期携带着她的黄色皮肤以及与黄皮肤有关的文化记忆进入美国，至今仍在文化与商业、中文写作与英文写作之间徘徊不已。在各种混乱的价值观中，寻找一条自己的道路，并非易事。
　　我完全可以想象邵丹初到美国时的兴奋。在柏克莱，许多来自中国的学生向我表明过这种心情。而邵丹就读的学校，是距柏克莱一小时路程的斯坦福。“美国大学的教学楼道，大理石地面，我将背包抛到天上，两眼望天，盘腿坐下。是的，就这个动作的那一瞬间。你不明白吗？我不需要查看地面的清洁程度，我不需要铺垫什么将我的屁股与地面隔离，我想坐，我就坐下，坐到了赤祼祼的地面上。你能明白这份欲望到行动过程高度简化的快感吗？我坐在那里，有一种飞翔的快感。这是我曾经追求的。我飞到美国来追求的。过道里人来人往，谁都不会大惊小怪。”
　　我当然不会奇怪。我没有见过斯坦福的邵丹，但在那里，我能够找到更多的邵丹。他们在举手投足之间，证明了邵丹的心情。那种兴奋是重要的，却是不能持久的。现实问题越来越多地摆在面前，等待着人们做出各种各样的呼应动作。每个人都必须面对自己的困境，并不会因身在美国而得以赦免。在美国，最多是以一种困境代替另一种困境。
　　喻丽清又说：“邵丹正站在中国与美国之间，宋代与现代之间，像三十六岁的分水岭一样，她急于看出自己人生的方向。”“不过以她的聪明和早慧她不需要看到战场上遍体鳞伤的女人，她是只关注灵魂的，所以她宁可选择一个soul　mate来聊天，以排解她身在异国的孤独与反思。在灵魂与肉体之间，她绝对选择灵魂。但在舍弃物质的极简主义当中，天真无邪是危险的，李清照的舍弃换来了诗词上的成就，而文明的极简主义说不定只能换来伊甸园里的苹果。”
　　我猜想她全部的写作动机，皆出于她的困惑。站在十字路口，四周是呼啸的车，这种喧闹反而加深了她的寂寞，使她对倾诉的渴望变得更加强大。根据喻丽清的定义，作家并不是喜爱写作的那种人，而是不得不写作的那种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邵丹堪称标准的作家。因为在美国，写作，尤其是中文写作，不会给她带来任何好处，相反，它只能带来磨难。作为写作者的她，无论在美国文坛，还是在中国文坛，都将被置于边缘的位置。没有任何一束追光会投向她，没有人会关注她的亮相，即使她的亮相非常精彩。这种非主流写作，尤其要面对难耐的寂寞。而对于文学的所谓信念，在美国一钱不值。所以，作为宠物的写作，比起作为宠物的猫狗更难存活。邵丹是坚定的写作原教旨主义者，我们不必对她的写作动机抱有任何怀疑。无论她的生活怎样忙碌，她都会在天亮以前起床，伏案写作大约一个小时，然后再开车上班。与中国国内许多职业作家相比，邵丹对于文学更加忠诚。
　　邵丹开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但每到岔口，她都要犹豫一下，有时在决定之后突然转向。所以，做邵丹的乘客，需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以及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她的这一性格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即使像她这样伶俐的人，也时常被道路所迷惑。但她毕竟拥有选择的权利，而选择是幸福的，她远比小兰仙幸福得多，尽管所有的抉择，都不可能立见分晓。邵丹对李清照说：“三十六岁了，你我都懂得抉择的真谛——实质上并没有抉择。我们都注定糊涂一次，然后用下半生偿付这糊涂的后果。亚当与夏娃傻到想去了解智慧，但我们何需智慧才能幸福？”“三十六岁了，你们知道剩下的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继续。悔恨与否无关紧要，我们懂得继续需要真正的勇气。”
　　即使选择一万次，写作仍会是她的最佳选项。在写作中，她发现了一个大于自己的世界，那个世界对她充满诱惑。所以，她的每个写作的早晨，既是时间的开始，也是空间的开始，她可以发现许多条隐藏在她文字间的道路，并通过这些不同的道路，抵达她无法预测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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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作品发表于《十月》2007年06期　＇散　文＇　栏目　　　　已被阅读　472　次　责编：宗永平
　
　
黄昏以后的世界

　
□　朱以撒　


　
　　一
　　人和鸟差不多。我指的是黄昏到来的时候，有一种急冲冲的心情，返回清晨出发的地方，这种感觉应该是一样的。从单位骑着车子，看到红灯也想顺过去，停不下来。其实快也快不到哪儿去。我看到头顶上有鸟群飞过，比我快得多，它们的巢在更远的地方，此时正抓住天色未暗下来，赶路。
　　有时走一条小路，就要穿过一片竹林，竹林阴翳。这个地方不远处是一条内河，河里的湿气还有生活垃圾积聚下来的营养，被钢筋般勾连的竹根在深处吮吸着，并且不断地输送到竹梢，只要看看竹梢色泽就明白了，这都是些旺盛的生命——那么密集，人走不进去，只能在外围看着，就是白天里，里边的光线也让人感到年份久远。许多落下来的枝叶、竹壳都沉积在里边，听任雨水下来时沤泡。曾经有几次，当地社区想把它们铲平了清出一块空地，用作健身场所，但工夫显然太大了，于是罢手。我骑车累了，就坐在竹林底下歇息，总会听到里边窸窸窣窣的声响，由近而远，微弱以至没有。竹子的全身都具有中国式象征的意味，竹干坚韧、竹节虚空、竹叶清雅、竹鞭刚劲，在晴空中看一片竹林，的确如此符合我们审美的高度隐喻。只有在我坐下来歇一口气，我嗅到了竹林深处泛出来的陈腐气味，连同里边正在隐隐穿行的不明之物，使我不那么地久坐了。日光暗淡，我的眼睛无法穿透，一些叶片被行走中的动作翻向一边，没有人能告知，这是哪一种惯于在黄昏中出没的小动物。
　　一直要到小区，看到高高的钟楼顶上的大钟，它标明我到达的准确时间——六点二十分。整个人松了下来，如同倦鸟嗅到了巢里熟悉的气味。一路上骑得飞快，就是要远离单位，远离充满工作气味的讲台。
　　有一些时间必须花在烹调上。我曾经有过好几本彩印的菜谱，是一些技法简单而又实在的传授。烹调是人闲散下来的一种乐趣，物质在早晨都已准备齐全，此时进入操作阶段。一个人的平民化品质在这方面可以鲜明地体现出来，而不是像一些人那样，认为烹调非大丈夫所为，上馆子去吧。一个人把在单位逗留的时间节省下来，就可以轻松地用在这上面。当一个人熟读菜谱，掌握大略，具体实践也许就不会计较味素几克、香油几克了。量化永远是对厨房里不开窍的人制定的。我就见过这样的人，厨房里有一架微型天平，为了完全达到书中所言，严格地遵守着各种比例。这就有些迂腐——一个人太遵循原则了，弄得自己一点儿灵活的权利都没有。事实上一个人越是按照自己想法去干，就越接近本质的需求。一个人连烹调这样很私有的过程都如此教条，完全是由白日里的机关形式主义养成的。日光朦胧下来的时候，手脚不妨放开一些。
　　在杂乱的书房里我清洗了砚台上的沉渣。很黑亮的墨汁倾倒后如果一次没有用完，第二天就成了渣滓。现在清洗不会像白日里感觉那么龌龊，只是一些颗粒而已。我把它们倒入同样变得昏暗的水池，然后放水冲入管道，沉入地下，汇合于黑暗之中。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那一面，我乐意把烹调和泼墨挥毫视为同等的一种技巧，水、墨汁、宣纸，通过笔，它们必须胶着在一起。就如同菜肴和麻油、味素、黄酒，都必须通过火，让它们互相进入对方的内部。不同的是，在烹调上我不讲究造型，而在乎入口的滋味。写字，则相当讲究造型的合乎比例——大方、优雅、洒脱，都是我追求的，因此要比一般人好得多，让人看了也分外舒适。书房内的昏暗让我有些优柔寡断，电灯打开又一下子激动起来，于是又把灯关了。我习惯于走到阳台，对着天边光亮的残余读一本字帖。这是一个叫董其昌的人写的，从明朝来。白天我不看他的字帖。白天我看那些很坚硬的北朝碑版、墓志、经幢，它们从陕西、河南干硬的地下生长出来，给笔力软弱的人一帖强大的药方。白天我边看边临，目光追逐着这些刀刻的锐利痕迹，下笔很冲，很直露，像骑在马背上下不来。这正好符合白日里的心态，笔在纸上切割般穿行，仿造一些北朝人的豪爽，想着跃马扬刀黄沙一样呼啸而来。每个人的胆量和声调在白日都放纵于尘上，使人深信在毫无遮蔽的时段，每个人都张开着臂膀，直到日落才转换成垂落的样子，敛约起来。
　　是谁在弹奏着舒缓的小夜曲，是楼上还是楼下，还是周围的楼层呢？小区设计得有些像人伸出手拥抱的弧形，使声音在回旋中查不出实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