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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谁是你真正的父亲？
　　杨丰懋告诉我：就是老A，那个真老A！
　　“你是知道的，”他站起来，一边走一边说，“鸽子怀着身孕，组织上曾要求她不要这孩子，但现在孩子父亲老A已不幸牺牲了。你也许不知道，老A就在那天晚上的会上，而且就是因为掩护你们才牺牲的。现在，鸽子希望组织上同意她把孩子生下来，这是老A唯一的孩子。我作为她哥无权作这样的决定，现在由你行使代老A权力作出决定，你的决定就是组织上的决定。”
　　啊，这对我说又是个惊心动魄的晚上。啊，我很遗憾，我真的很遗憾，老A，我仰慕已久的老A（也是你父亲）居然就在那天会上，而我始终也不知哪一位是真正的老A。你母亲说你父亲肯定带着眼镜。可那天会上有三位同志带着眼镜。我希望你母亲多给我一些特征，她说她也说不准，因为你父亲当过演员，擅长化妆，而且经常化妆，你母亲也不知那天他会化妆成啥样。而且说实在的，即使你母亲给我明显特征，我也无法确认谁就是你父亲老A，因为会议时间那么短，我根本没在意谁是谁，谁和谁有什么区别。不过我一直想，那位预先在洗澡堂等我们的那位“眼镜”——就是后来插话说我们已被捕的那位“眼镜”——就是飞身扯灭电灯的那位“眼镜”——就是让我从他裤档下逃生的那位“眼镜”，也许就是你父亲老A。就算是他吧，可我也没在意他长得啥样，只模模糊糊觉得好像个头有些魁梧，穿的是条当时很时髦的那种肥肥大大的浅灰色呢裤子——因为我从他裤档下钻过，所以单单记住了裤子的特征。这说来简直是个笑话，一个我那么敬仰、那么想认识的人，而且也给了我认识机会，而我却只记住了他穿的一条裤子的颜色和样子。啊，人生就是这样，阴差阳错的，充满遗憾。人的一辈子总有遗憾，和你父亲同在一屋而没有认识他，这无疑是我这生这世的一大遗憾。
　　据你母亲说，她和你交亲是在一艘开赴法国的海轮上认识的，时间是在39年或者40年春天，我记不大清楚了。那时候，你父亲已是个很出名的影星，三十来岁，你母亲刚二十出头，在美国留学。当轮船到西班牙后，你父亲先上岸，两人于是分了手。后来你父亲回国到南京，一直和你舅舅杨丰懋有着亲密的往来，这无疑为你母亲再见到他提供了上好条件。我想，你舅舅杨丰懋可能是促成你父母婚姻的一个重要人物。但他们后来是什么时候再见面的，什么时候产生的爱情，什么时候结的婚，这等等情况我都不知晓。我猜想，在你母亲来南京前他们可能就结婚了，你母亲所以到南京来工作，也许正是为了同丈夫并肩战斗吧。据我所知，你母亲以前在国民党上海宪兵司令部做事，她到我们这来也正是宪兵司令杨家虎举荐的。
　　我刚才说了，你舅舅任我为代老A，同时把决定“你”的生杀大权交给了我。你知道，我是从来不赞成牺牲孩子的，现在既然权力到了我手上，我当然毫不犹豫地同意你母亲把孩子生下来。然而，我想不到，你母亲，还有你舅舅，也一定没想到，我的这个毫不犹豫的“决定”却给我们带来了无法估量、无法弥补的损失。没有人能否认，“洗澡堂会议”让我们一下牺牲7名或者8名同志是个巨大的损失，然而为把你生下来我们的损失却比“洗澡堂会议”的损失还要巨大，还要惨痛。
　　你出卖了你母亲
　　我知道，我们没有哪个人生来就是想做错事的，是的，我们生来谁都不想做错事，但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做错事。我们可以一生不做好事，却不可以不做一件错事。我们每个人都时不时在做错事，做错事成了我们生活不可割裂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人从来不做错事（这不可能），那就意味着这个人没有生活，没有成长，没有一切。事实上，这样的人是没有的，不存在的。我这么说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怕做错事，有时候做错事反而会把我们敲打得更加坚硬有力。但我又要矛盾地强调，我们搞地下工作的决不能做错事，我们工作的性质不允许我们做错事，因为每个错误一到了我们手里都变成是大的，小的也是大的，甚至一道不合时宜的喷嚏也是个偌大的错误，也会断送我们乃至成千上万人的性命。这就是我们地下工作者的矛盾，一方面我们是人，不可能不做错事，另方面我们又不能做错事，一做错事就可能断送我们只有一次的性命。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从事的是世上最残酷也是最神秘的职业，任何一个变故，任何一次疏忽，乃至任何一个正常的错误，都可能结束我们生命。这是没办法的，最好的办法便是把生命置之度外。我相信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也只有这样。
　　我说过，1948年的三四月间，我们遇到了很多麻烦事，这个春天谁也想不到会这么难过。期间的一天，保密局全体人员在二楼小礼堂里开我的上司吕展的追悼会（这老东西早该死！），中途我去上厕所，不一会就听到你母亲的脚步声在我背后响起，便知道她一定有什么事要通知我。我故意在厕所里磨蹭着，等你母亲入厕有一定时间后才放水冲厕，通告你母亲：我要出来了。故然，我刚到洗手间，你母亲跟着也出来，和我并排站在那洗手，同时往我口袋里塞了张纸条，告诉我说：郑介民知她有身孕很生气，要她尽快把孩子处理掉，问我怎么办。你看，你还没出生就开始给我们找麻烦了。
　　我经过再三考虑，决定不理他。这么说你母亲无疑要冒犯郑了。其实，经过不长时间的明争暗斗，郑在保密局的势力基本已名存实亡，尽管他抓住毛人凤诸多把柄和秘密，但反蒋派毕竟势单力薄，郑纵然有千手黑材料也难不倒毛，斗不过毛。根据这情况，我想与其小冒犯不如大冒犯，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郑私设电台，让你母亲偷听“蒋毛专线”之事向毛告发。我的这一想法得到了你舅舅和母亲的一致赞同，于是由你舅舅出面，把毛人凤请到饭桌上，用郑介民和秦时光作下酒菜，喝得毛暴跳如雷。告郑的同时又告秦时光（诬告他被郑重金收买），这是你母亲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这样不但把秦时光这条狗害了，同时又可能日后让你母亲接替秦时光的角色，无疑使我的想法变得更加高明。
　　这一招很灵验，不出半月，郑被调离保密局，“荣升”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军事委员会其实是个虚职，郑此次“荣升”实为明升暗降。郑走后不久，毛在保密局内部大肆清算郑，可悲的秦时光稀里糊涂成了郑的走狗，被派去北平开展特务工作，一下火车就被我们的同志除杀。这便是一条狗应有的下场。
　　秦时光走后，毛果然调你母亲干起了秦留下的活路。毛对自己与蒋秘密联络的事显然不想让更多人知道，而你母亲已知道，而且对他又那么“忠诚”，所以你母亲在他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当你母亲像只蝴蝶一般从我身过掠过，踅入秦曾经出入的密室时，我心里发出了欢喜的狂笑和嘲笑，我想总有一天，毛会为他这天大的失算扇自己耳光，这无疑比我们直接扇他耳光还叫人开心。由于有了这开心的想象，那天上午的一切，包括被毛的一顿臭骂，和在楼梯上不慎闪伤脚，竟然都变成了我的快乐。
　　这是5月间的事。
　　6月份，我被正式提拔为处长。我相信，这一定跟你母亲有关。事实上，毛在任何处室都安插了眼线，以前我的眼线是秦时光，现在变成了你母亲，这就注定我有荣升的“前程”。
　　7、8、9三个月，我一直在重庆。当时南京政府“弹劾”蒋的人很多，按蒋的旨意，毛人凤着手将保密局部份机构悄悄转移重庆，我在重庆主要负责接迎工作。
　　10月9日，毛为褒奖我在重庆工作“得力”，派专机将我从重庆接回南京过国庆节（10月10日）。这天晚上，在保密局国庆招待会上，我却居然没看见你母亲，使我一下心虚万分。直到第二天晚上，当我在你舅招待保密局处以上领导干部的宴会上见到你母亲时，才恍然明白为什么昨晚看不到你母亲，是因为你的缘故。当时你已有八个多月，“大腹便便”的她显然不适合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我以为这样她肯定是上不成班了，结果第二天我刚在办公桌前座下，你母亲笨重的身体像企鹅一样挺过我身边，我心里顿时热烈得想哭。我想要不是为了革命，大家闺秀的你母亲这时也许早在某个花园里被孩子父亲及一大堆佣人众星捧月地呵护着，期盼着，悠闲和幸福像空气一样包抄着她，使她一辈子都对这段时光充满甜蜜回忆。然而，现在她甚至看不到一张真正的笑脸，她自己的笑脸因为孩子父亲的不幸也很难看见了。革命有时就是这样，并不比坐牢或者比坐牢还要难受的折磨好受一点，尤其是搞地下革命的。我并不是怀疑或者否认自己的一生，但如果一个人还有来世的话，我想我一定会重新选择自己的，我宁愿做个短兵相接的战士，也不要重操旧业，这是世上最残酷、最抑制人性的职业。
　　这个月底，保密局一批政治犯在秘密押往重庆途中的前一站丰都码头被营救，著名的有张干林师长、卢学东教授等11人。这当然是我们干的好事，又一件好事！这事把毛人凤气疯了，他吼叫着从一楼冲到四楼，从厕所冲到会议厅，像一条被咬伤的疯狗。我钻在办公室里，表面上气乎乎走着，骂手下人，甚至还踢翻了两只热水瓶，心里头却高兴得直想哈哈大笑。我有种预感，毛一定会派我去处理这事，这样的话我们11名同志必将安然无恙离开鬼城丰都（他们暂时还未离开丰都），因为我很知道他们藏在何处：就在码头警务连弹药库里的11只墨绿色炮弹箱内，我将派出所有人四处搜索的同时安排船只，将同志们划过江去。
　　果然，被我踢翻的热水瓶渣子还未清理尽，我桌上的电话便响了，我抓起电话（故意对着话筒骂人），听到毛气冲冲的声音，要我马上乘他专机去重庆。就这样，我去了丰都，把同志们安然送过了江。因为没有抓到人（永远抓不到），我自然不能很快回去，所以我又在重庆搁下了。
　　一天中午，我正在行山宾馆陪两个美国佬用餐，我的勤务兵急冲冲跑来向我报告，说毛人凤马上到重庆，现在正在飞机上。我赶紧驱车去机场。机场已候了一帮政界军界要人，经打问才知毛是陪蒋经国来重庆的，我一个小小处长还远不够迎接的资格。
　　这天晚上，毛忙完了大事，将我喊到他下榻处，一见面就得意洋洋地对我这样说：
　　“你没有抓到共党，我倒是抓到了条大鱼，一条大大鱼，你想是谁吗？”看我摇头，他又说，“是林英，你没想到吧，这个婊子养的！”林英就是你母亲当时的化名。
　　我说：“林英？不会吧，她不是杨大人的夫人，怎么会呢？”
　　毛骂：“嘿，什么夫人，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夫妻，都是他娘的共党！”
　　我想这下真是完蛋了，可这么会这样呢？我故意套问他怎么发现的，他嘿嘿一笑说：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力，是那个婊子自己把自己卖了！嘿嘿，是她肚子里的小东西把她卖了，嘿嘿。”说着来来回回走，一边又津津有味地说，“你想不到的，她在生那个小东西时几次昏昏迷迷地呼叫一个叫‘何宽’人名，下面人向我反映这事后，我就想这个‘何宽’是她何许人也，她干吗在这时反复呼喊他？这中间肯定有秘密，有她不可告人的东西。起初我以为这何宽是她的相好，孩子是她和相好私生的。这么想着，我还为杨丰懋感到不平，戴了这么一顶绿帽子。但后来我琢磨起何宽这名字时总觉得很耳熟，像是听说过似的，是谁呢？军情处的老汪给我提了个醒，说是三十年代曾在上海滩上名噪一时的一个影星，名字就叫何宽。而这个何宽你应该知道是谁，就是我们几个月前曾四处搜捕、后来在紫金山上拒捕被我们当场击毙的那个代号叫老A的共党头子王立。哈哈，这下我把问题想开了，不把她当婊子看了，而是怀疑她和杨的关糸，怀疑他们是共党。于是我派人暗中盯梢水西门公寓，哈哈哈，尾巴就这样露出来了。一天晚上，都半夜了，他们管家，是个女的，突然钻进了他们花工的小木房里迟迟不出来，我的人开始以为他们是在偷情，想去看个新奇，结果看里面根本没人影。这就奇怪了，因为花工明明是在里面的，而且刚才还明明看到有人进去，怎么一下都不见了？盯梢人向我这么汇报后，我想有进就有出，让他们不要打草惊蛇，守它个通宵，结果就守到了，天没亮，两人一先一后从地底下钻出来，哈哈哈，那地底下可有名堂呢……”
　　我知道那房子里有地道，我们的电台就设在地道里，地道破了自然什么都破了。啊，想不到啊，想不到，你的出世居然把你母亲的身份暴露了。你母亲正是在生你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呼喊你父亲的名字而暴露了身份，照毛人凤话说，就是你出卖了你母亲。啊，一个女人生孩子按说是多么正常的事情，谁想到这……好了，现在我可以跟你这么说，地下工作是世上最残酷又危险的职业，任何一个举动，一个眼色，一滴眼泪，一道喷嚏，甚至一声梦呓，都可能意想不到地出卖你，使你苦苦营造多年的一切毁于一旦，毁于一瞬间，一念间。啊，女儿，我的女儿，请允许我这么亲爱地称呼你，请你不要怪我跟你说这么多，我是决计要跟你说这些的，我要把我所知道的有关你母亲的事情，尽管是一点一滴的，都要尽量地交给你，让你看看，让你记住。我说你要好好地把这一切都记在心上，心的心上，因为你是你母亲唯一的亲人。我时常想，这世上除了你也许再找不出第二个可以怀念你母亲的人，她的亲人朋友和战友很多已经在那场战争中牺牲，幸存下来的现在也该老死了，或者说正在死亡，就像我。哦，女儿，我的女儿，过去了那么多年，我能说的也许还没有丢掉的多，过去了那么多年，我真的丢掉了很多该说的。我为什么不早10年、20年或30年来跟你说这些？那就是我的故事了，你要感兴趣的话以后我会跟你说的。作为一个在国民党心腹机关里干了一辈子的“老地下”，我现在这年纪也许是无法说完我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