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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算-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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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几乎有种预感，老早就去舞厅，因为去得早，我拣到一个理想的座位，我妻子嫌它太显眼，想换个偏一些的位置，被我拒绝了，我想今晚我就要显眼得让谁都看得见。我妻子不理解我，但这不影响她听我，这大概就是一个地下工作者最好的妻子。我妻子是个宁静的雅安人（四川雅安），有一头雅安人应有的乌发和一张白脸。据说雅安的姑娘以温良和美德著称，受了气只会哭，柔弱似水——但也不见得，我在“汪精卫时期”曾在武汉碰到过一个雅安少女，才17岁，是个接线员，她给我印象是在漂泊的乌篷船里长大的，有一种船上女人特有的风骚劲。当然我妻子是温良的，柔弱的，当初张蔚林跟我妻子一面之交后就告诫我，不能发展她做同志，理由是她目光充满的“顺从意识”（不是反抗意识）。她一直不知道我的隐秘身份，然而延安知道，她曾帮我们做过多少好事。
和往常一样，舞会总是弥漫着强烈的世俗气，女人个个脂颜粉面，矫揉做作，妖里妖气，男人一个比一个慷慨大方，能说会道，像煞绅士。在一曲曲音乐声中，我将舞池里所有脂面粉脸一一窥视，一张放大的苹果脸引起了我注意，因为她几次旋转着看我，目光亲切温暖。我几次想象她向我走来，坐在我对面椅子上和我秘密攀谈。后来，我发现她目光一下子变得淫荡，虽然就那么一下，那么一瞬间，但已叫我恶心透顶，好像吃苹果一口咬出了一条绵绵蛆虫。上帝知道，我需要的不是肉体艳遇，而是理想的“艳遇”——请允许我这样牵强地说。是，那可能是个妓女，在军统的舞场上，这样的女人好似饭桌上的苍蝇一样，稍不注意就会停落在你碗沿上。
好，我要尽可能讲得简单明了，舞会中途休场时，我去厕所方便，回来时我发现自己的座位上坐着一位姑娘，很年轻，很出众，穿一套白色的长裙，在霓虹灯下，耀眼得令人眩目。她正跟我妻子交谈着，我走过去，她抬头看我一眼，掉头问我妻子：
“这是您先生？”声音有点嗲。
我妻子点点头，很矜持的。她很快站起来，让我坐，也许还说了一句客套话。
我说：“没关系，我在抽烟，想站一会，你坐。”
她又坐下去，给我妻子看她黄灿灿的金表。我妻子懒懒地看，已经有点看得出的不耐烦。这时我好奇的目光透过烟雾，向她瞥去，开始我觉得她生得简单，只能说有一张漂亮的脸蛋罢了。我对漂亮的女人向来不太有好感，也许是出于一种妒嫉心理，也许是由于经验的教唆。我相信漂亮在女人身上就像武器在男人手里，总有一天会被他们使用，“恶毒地使用”——这是我们家乡的一句话，你应该听说过。
但很快我就发现，这个人的脸上同样有种梦的气息，漂亮仅仅是停留在表面的认识，非但不深刻，也许还是错误的。有那么一会儿，我看到了她的眼睛，就像看见风一样的看到了她的目光，同时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大片宁静得几乎是抽象的草原，和一条清明的小河，河水里波动着鹅黄的阳光。我知道，这都是我关于家乡的诗情的记忆，它们经常出现在我感受斯特劳斯恬美音乐的心灵里，现在它为一种目光所唤醒，我感到热烈，感到身体里有种东西在吝啬地燃烧。我贪婪地窥视着她，希望领会她外表的真正含义。
不久，我似乎又有新的发现，我觉得眼前的这个女人——漂亮女人，不像我开初看到的简单无趣，而是神秘的，复杂的，要看透她几乎需要对她面部进行分割地看。在她脸上，有两样东西十分醒目：一双眼睛和一对酒涡。当你重视她下半张脸时，那对甜蜜而快活的酒涡就会使你看到一张漂亮的脸蛋，亲切、可爱代表了她，她成了一个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少女，外表热烈，内心简单，也许稍有钱财的男人都能得到她的爱。然而，当你目光渐渐上移，凝视她的双眸，久久地凝视，你就会困惑地发现，一种智慧——成年人的智慧——正在她脸上稍稍地增长，冷静、深邃成了她全部，无聊的男人将为此懊丧，因为他们害怕智慧的考验。从这张面孔上，我看到了两个有明显差距的世界，一个带着戏谑和放纵表达着她情感，另一个却在压抑地呻吟，压抑和孤寂使她变得敏感、多疑，留下了忧郁、感伤的印记。当我把这两个世界融会贯通，我就觉得她神情之中流露出来的是一种高雅的风流，一种凝重的娇态，不是初发的娇态。这时候，我几乎渴望她掉头来向我打听她老乡，因为我已承认她是特殊的。我希望她就是“鸽子”。
突然，她装得像刚记起什么来似的，转过身来，同时换了眼神的这样问我：
“上校，我想打问一下，你们二处是不是有个桂林人，姓秦，他可是我老乡呢。”
天哪，果然如此！
我极力掩饰住内心的狂喜，平淡地告诉她，是有个姓秦的人，叫秦时光，系中校参谋。这个人注定要成为我们的牺牲品。他当时也在舞会上，我以一个抽象的阿拉伯数字出卖了这条前途黑暗的走狗。
又一曲舞起时，我注意到姓秦的好似一只饥饿的苍蝇，始终回绕在你母亲身边，脸上堆满夸张的微笑。我可以想象，你母亲刚才一定是在他身旁故意夹杂出一两句混浊的桂林话，他便发现新大陆似的，迫不及待地迎上去。这个从桂林乡下出来的穷小子，一个臭皮匠的儿子，我深悉他虚荣又贪婪的本性，有人恶毒地攻击他，说他眯起的双眼——他生有一双眯亮的鼠眼——从来只为上司和女人发光。我想这种评价除了有点夸张之外，更多的是贴切。他确实是这样的人，不可怕，但可恶。我不知他是怎么混入军统并且一再受到关怀，始终滞留在总部“吃香喝辣”，有人想赶也赶不下去。在同事间，他虚伪又媚俗的为人已使人讨厌，然而他自己并不讨厌。一个没有多少真本事又缺乏家族荣誉的人，能够在一群魔鬼中偷生，凭靠的就是“虚伪和媚俗”这两根拐杖。
后来，我故意和他打招呼，把他喊过来。我知道，这样他一定会炫耀地把你母亲带过来介绍给我，同时也一定会讨好地请我妻子跳舞。然后我便毫不犹豫地牵起你母亲的手，与她一道旋入幽暗的舞池。分手时，我的右手已从你母亲潮湿的左手里接回一张纸条，我把这只庄严的手伸进口袋，掏出来一块擦嘴的手帕，一举一动都是人皆有之的，但却贯穿了深刻的内容。我们的配合一开始就显得惊人的默契。
那天晚上天上有一轮银制的明月——我怎么记得这么清楚？月光像水样铺开在大街上，房屋的墙沿上，城市显得格外宽敞。回到家里，走进书房，我发现，月光早在这里静静恭候我，我的出现使它微微颤动了一下，好像它是水做的。但即使是水我也没感到凉意，我只觉得宁静，而且这种宁静几乎是完整的，我甚至都不愿打破它，就在月光下细阅了你母亲给我的纸条。内容有二：
1、请我尽快弄清一号监狱新址（我知道），和关押在内的张世雄等同志行刑的具体或者可能的时间及地点；
2、三天后参加“红楼会议”。
红楼会议
第二次见面就在三天后的“红楼会议”上。
红楼会议其实没有在一幢红楼里，而是在一辆白底红字的救护车上。我到南京以来还从未参加过什么会议，3天来，我把这个会议的地点、人员琢磨又琢磨（琢磨不出名堂），到时间我几乎迫不及待然而又有点犹豫地向大慧胡同走去：在那里将有人带我赴会。8点半钟，一辆呼啸而来的救护车突然在我身边刹住，有人打开后门将我紧急地拉扯进去。起初我还以为是出事了，车上躺着一位伤员，头上缠着一头血湿的绷带，只露出一双晶晶黑眼和一个小巧的嘴巴。但车子刚开动，那人却轻巧地坐起来，用目光向我亲切致意，并伸出玉手跟我握手。这时我才看出“伤员”正是你母亲。
作为我到南京以来参加的第一个会议，我记得真切，会议有6位成员，包括驾驶员，我是最后一个到会的，我上车后，他们跟我—一握手，但并不自我介绍。我注意到，他们都是我不熟悉的，包括你母亲，缠一头绷带也让我陌生。车子驶出黑暗的胡同时，你母亲想把下巴上的绷带扯下来，有人却说：“别扯！”
这个人就是会议的主持人，是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说话有点北方口音。他自称是老A，让我好一阵激动。我知道，老A就是我们当时在南京地下组织的头脑，从中央下来，是一名中央委员。在这么一个小会上见到他，我很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不过后来我知道这个老A并不是真正的老A，而是代表老A的老A，这种老A我想当时在南京也许有两个，三个，甚至更多。
会上，老A首先明确，红楼小组从此成立，今后将不定期聚会。这个消息很鼓舞我，我有一种投入组织怀抱的温暖感。然后他分析了国内形势，指出国民党已再度挑起内战，“战争的风雨一时也许停不了”，要我们做好长期埋伏的准备，“打持久战”。在布置任务时，他说以后工作重心要转入收集军事情报和在工人中组织武装队伍这两个方面。
我左边突然有人插嘴说：“那以后学生运动是不是不搞了？”
我不记得老A当时是怎么回答的，也许没有回答。提这个问题的是个青年，书生模样，但性子似乎有点急，提问的方式也不机智，几乎马上让我猜到是个学生。他的眉角有一块猪肝色的红记，这对他做地下工作似乎不大有利。后来，年底的会上我就没见到他，听说是被捕了，不久我又听到他被杀的消息。他是我们小组中最年轻的同志，却是最早遇难的。
一个暗号叫“红胡子”的山东人是我们几人间年纪最大的，也许有五十多岁，额头上有一缕下垂的白发，暗示出他古怪的性格。我和他在那天会上闹了点不愉快，但起因记不清了，也许是为营救张世雄等人观点上有分歧吧。他后来很快离开了我们，据说是去了上海，也可能是无锡。坦率说，我不大喜欢这个人，他身上我觉得有种莫名其妙的傲慢和怨气。
还有一位同志当时坐在我右侧，是个魁伟的人，二十五六岁，长着一头神秘的红头发，也许是染的，我不清楚。他乔装车上医务人员，穿着白大褂，并且有一个医生的暗号，叫“一把刀”。他在那天会上几乎没说一句话，以沉默而为我注目。很不幸，他几乎就在南京快解放的前几天里暴露了身份，因拒捕被乱枪打死。
现在我又看见了你母亲，她坐在单架上，在我们中央，一身坚硬的黑色衣服使她显得凶冷、离群，而头上的绷带我刚才说过使她显得圣洁，所以总观起来，她那天身上有一种圣洁的冷漠和敌意。她一直缄默不语，我以为她今天不打算发言了，但车子从郊外回来的路上，也就是会议的最后十几分钟里，她突然说：“我挨到最后讲，是想多讲几句。”
就这样，她开口了，语调、言辞跟3天前舞会上的那种小姐做派截然不同，变得坚定、激烈、热气腾腾，具有演讲的气派。她说着说着，就毫不犹豫地扯下了下巴上的绷带，好像有人不准她扯似的。这个动作我可以说是她性格的一次曝光，我正是由此开始意识到舞会上的聪明的、优雅的、温情脉脉的小姐绝不是你母亲的全部，她身上蕴藏着火热的一触即发的激情和为激情驱使下什么事都敢做的大胆和不羁。用句《圣经》上的话说（我太太后来变成个基督徒），她是一个“炽热的金的姑娘”，“柔软的银的姑娘”只是停留在她表面的形式。作为她的战友，我将不断目睹到她“炽热的金的”一面，而那些刽子手，也许会迷醉于她“柔软的银的”表面。
她果然说了不少，也许比我们5个人加起来还要多。我现在已记不得她讲的很多，只记得一件和我有关的事——她谈到，她目前的处境很不适合她开展工作，“我现在身边的人都是一群蝴蝶迷，你就是把她们脑壳炸开了也搞不到一丝情报”。你母亲这样夸张地说。事实也是这样，当时你母亲虽则是打入了国民党心腹机关，但在心腹机关里，她又处于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上，在通讯站，每天就是收发电报，电报都是密报，天书似的，没人看得懂。我以前在电讯处时曾常常去那里办事，我很熟悉那方天地，那里的人，正如你母亲说的，都是一帮崇尚时髦追求浪漫的洋小姐，每天带着化妆品上班，利用工作间歇谈论时装、美容、明星、舞会，津津乐道于已经流逝了的或者正在进行的甚至未来的种种浪漫和甜蜜。她们就像魔术师一样，在一种不真实的前提下把生活翻来覆去，却从不厌倦地们站在舞台上，用青春编演各种节目，渴望掌声响起来，渴望白马王子，渴望青春永驻，至于剧院外面在干什么，她们会不耐烦地说：管那干什么！
置身这群缺乏敌意甚至缺乏敌意想像的女人中间，你母亲一定感到了无聊的孤寂和作为一个局外人的焦躁，所以她要求离开那里，去更有价值的处室，希望组织上给她提供条件和机会。我记得清楚，她当时还说了这样一句话：“与其把刀子插在无关痛痒的腋窝窝里，还不如不要这把刀子，因为这样的话这把刀子只能给自己增加风险，并不能对敌人构成威胁。
既是刀子，就应该把它插在敌人心脏上，心脏的心脏上！“
这个说法马上得到了老A的赞赏，他把你母亲的要求（去更有价值的处室）作为一个任务交给我。我嘴上答应下来，但心里头明白这不是件容易事，我很可能完成不了。
散会前，我们为自己炽热的信念所驱使，大家围成一圈，伸出12只虔诚的手叠在一起，齐声高喊：“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
插到敌人的心脏机构中去
分析一下保密局当时的形势就不难想象，要完成老A或者说代表老A的那个老A交给我的任务：帮你母亲打入保密局的心腹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之所以答应下来，不是因为我有条件完成，而是无理由拒绝。我们甚至连死都无法拒绝，还有什么可以拒绝的？保密局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1946年10月，保密局迁至南京之初，由于国民党内部反蒋和军统局内部反戴势力的作用，戴笠的亲信毛人凤并没有当上局长，局长的宝座上坐的是郑介民，毛人凤只当了个副局长。但毛凭着蒋对他的信任和保密局内部浙江派雄厚的势力，并没有把郑放在眼里。郑觉察到毛的威胁，一度扩张自身势力，很快保密局形成了两大派别，即毛的浙江派，和郑的广东派。郑、毛两人貌合神离，明争暗斗，互相结帮，又互相拆台。这时候，他们用人治人都讲究亲信嫡系，一个两边不沾、没有自己主子的人想进保密局核心机关，无疑有很大难度。我旁敲侧击试探一下，几乎连希望的影子都看不到。
在又一次舞会上，我把我的看法和难度告诉你母亲，你母亲一言不语，心事重重的，好像陷入了某种不愉快的沉思之中，脸上有一种凝固的受苦难的表情。但她也许意识到自己这个样子在一群怒放的鲜花中有些失态，端起桌上的一杯甜酒，一饮而尽，接着咯咯大笑起来，就像一朵恶毒开放的虞美人，妖艳又性感，一下把她刚才的失态淹没在笑声中。我身体几乎马上有种被目光烫伤的不安感，因为我看见一道雪亮的目光向我刺来，那是你母亲老乡秦时光妒嫉的目光。当时他正跟我妻子在跳舞，但你母亲的笑声惊扰了他，没等曲终，就走出舞池，朝我们走来。
你母亲说：“也许我得好好使使这把刀（指秦时光），他爱上我了。”
我说：“他是毛人凤的一条狗，当心激怒他咬你。”
“不会的，”你母亲说，“他在做梦，一只狗正在做梦呢。”说着又咯咯笑起来。
秦时光过来问我们在笑什么，你母亲笑着说：“我们在说一只狗做梦的笑话，哦，老乡，你应该想办法帮我弄到这样一只狗，它从不咬人，也不叫，整天躺在屋檐下的走廊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做着一个个美梦，从不站起来一下。因为从来不站起来，一只燕子就在它温暖的胸脯上筑起了窝。”
秦故作地说：“这样一条狗，需要有人打断它三条腿，弄瞎一只眼睛，还要把它的舌头割了，牙齿拨了。”
我妻子说：“那太残忍了。”
你母亲说：“不，我就要这样一条狗。”
大约一个月后，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和你母亲有一次重要约会，是在郊外一座被当地人用各种各样传说编造起来的神山上，整座山好似一枚巨大的马蹄形印章，人们说这是玉皇大帝掉在人间的一枚天印，故名天印山。三百年前，一位道士曾想在山上营造自己不朽的法场，但石砌的庙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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