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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y　and　Its　Enem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0）。收纳信徒弟子，俨如创救。这种狂愚的行径，令人不知何以为词。
　　吾人须知，将历史人格化，系一pathetic　fallacy。这一谬误，系由pathetic　muddle所生。这是原始人思想中常有的毛病。思想上这一类底原始毛病，正被现代哲学解析家、及语义学家批析之不遗余力（请参看H。　Feigl：　Readings　in　Philosophical　Analysis；　Appleton…Century…Crofts；　INC；　1949；　M。　Black：　Philosophical　Analysi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0；　H。　Reichenbach：　The　Rise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1；　A。　Pap：　Elements　of　Analytic　Philosophy；　the　Macmillan　Co。；　1949；　Feigl　and　Brodbeck：　Reading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54；　Richard　von　Mises：　Positiv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如果我们对于哲学上这些新近的成就之对于玄学的洗刷茫然无知，而只说一声“这是哲学之堕落”，殊不足以抵偿学知之固陋。
　　所谓“历史文化”一词，如果有意义，系指由主、客、内、外、自然、与人交互作用而在时空中形成的一组可经验的复合事实。这些因素缺一不可。“历史文化”主义者却单独把ethos凸提出来视作历史文化之“基本（fundamental）”（此名称系借自Hempel，并从其用法。）这种想法，多少系出自“体系癖”。任何体系，如构造周密，常给人一种融贯感（sense　of　coherency）。而确然感（sense　of　certainty）又常伴随融贯感以俱来。于是，不善造体系者，面对似善造体系者，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实，自诸非欧几何学、公设学（Axiomatics），设备技术（postulational　techniques）；以及系统学（Systematics）出现以后，所谓“体系”也者，已不复能作迷魂之阵。任何系统底内部建构是否严密是一回事，是否能与此实际世界相应是另一回事。且自纯形式的考虑着眼，吾人可自任一因素出发而抽绎成一个系统。这种抽绎工作；可委诸Von　Neumann设计完备之电脑，固无待乎“哲学大家”从事也。这个世界底事象如此繁复，吾人从社群实际生活底任何一角，几乎都可以发现任一事件中诸可识别的因素之相互交织；虽然，在大量历史现象中，某一因素之出现特别显著，或较具支配力，或较引起知识者注意。因此，单取其中任何一二被认作重要的因素组成用语言系统所表示的“体系”，为事实非困难。马克斯以“生产工具”、“生产关系”这类因素作为说明历史发展的基本因素，似乎头头是道。殊不知所谓“生产工具”，已暗含人智运用等等非经济的因素。至于“生产关系”一词，隐含的意指更属复杂，包举的非经济因素更多。如果弗洛依德（S。　Freud）以“性欲”为基本因素来解释历史发展，黄色遍纸，其动人之处，将远过唯物史观。世之构造“唯心史观”如黑格尔及其各形各色的徒从者，在思路型构上，与马克斯实系一丘之貉。当然，在内容上较可忍受。亚当斯密（Adam　Smith）说：“体系之建构，普遍系起源于那些熟悉一艺而对于其他毫无所知者之苦心构作。那些人借着他们所熟知的现象来说明他们甚以为奇的现象。因此，在别的作家看来不过是几个聪明的比喻的东西，他们则当做是一切事物变化之大关键。”建构“体系”之弊，于兹可见。（但是，这并不是说，知识的建立不要“系统”。）
　　罗素说：“在一方面，有些人对于书本比对于事务要熟悉些。这种人往往过分高估哲学家底影响力。当其政党标榜受苏革拉底学说之鼓舞时，他们就以为这个政党底行动是由于什么什么学说使然。……直到最近，著作家们几乎过分夸大前人在思想上的影响。这是一个古老的错误。”唯心的历史自足主义者正是犯的这种错误。唯物主义者说：“存在决定意识。”唯心主义者翻过来说：“意识决定存在。”唯心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似乎互为死敌。可是，从科学的哲学之眼光看来，二者不过是同一型模的思想之不同的翻面而已。二者之争霸，虽属无谓，却给世界带来不少实际的灾害。
　　民主和极权底分野之一，是看有无与政治关联的“禁制”。极权统治之下，这类禁制是很多的。例如在苏俄，“首领”、“主义”、“政府”、“共党”、“国家”被神圣化，一碰都不能碰。碰了就闯大祸。因为，这些东西就是权威底象征。民主自由的社会是没有这一套的。然而，在大家为民主自由困苦挣扎的现今，却有人捧出编造的“历史文化论”和所谓“道统”及过去被神圣化的人，并制造空气，企图以之为碰都碰不得的权威思想。这样做法，或有实际的利益，或可满足狂执之情绪。但是，何必标榜什么“民主”？向喀尔文学习好了。
　　极权政治是整个浸沉于权威主义的空气之中的政治。所以，意理的思想上的权威；在极权政治之下；一定与政治权威互相表里。斯达林之流，不独要“作之君”，而且还要“作之师”。思想权威化之具体建构，便是思想国营国有。实行“计划教育”便是思想国营。思想国营国有，与产业国营国有，正好一里一表，一心一物，控制得千万人动弹不得。这样看来，思想上的权威主义，碰到极权统治，无论倡之者自愿或是不自愿，无可避免地成为极权统治之一环。我们不要拿“理性的机智”这样的虚话自误误人。

论思想国有
　　
　　思想之国有化，在每一方面，都是与工业之国有化齐头并进的。这件事很值得我们注意。
——克尔（E。　H。　Carr）
　　
　　一个政府要使大家为一个单独的社会计划而服务，最有效的办法，便是使每一个人都赞同这个社会计划所要达到的目标。一个极权政府要使极权制度发生有效的作用，如果只诉诸压制手段，强迫每个人为此目标工作，还是不够的。依现代的实例观察，极权政府要使每个人为它底极权制度努力，重要的办法，就是使得一般人把政府所要达到的目标看作是自己底目标。（此画龙点睛之笔也！极权统治者如希特勒之流要利用人众，仅靠高压手段是不够的。彼辈必须能进一步摄取人众之灵魂，以供其利用，一若催眠术师要被催眠者如何动作便如何动作然，一旦人众受宣传麻醉，“觉得”极权政府所要达到之目的正是自己所要达到之目的，则甘心供其驱策，甚至万死而不辞矣！极权统治真正可怕之处，就是这里。——译者）政府为人民规定信仰，同时还得想出办法使一般人以为这种信仰正是自己底信仰。（这是最高的“愚民政策”。——译者）如果人众一致接受了政府希望大家接受的信仰（例如各种各色的“主义”——译者），便可使得各个人自发自愿地照着计划者所规画的路线去作。（所以，实行计划经济，演变所及，必至统治思想、教育，以至于生活之全面。——译者）在极权国家，如果一般人民对于政府压迫的感觉，并不若自由国家最大多数人所想象之尖锐，那末，这是由于极权政府在控制人民底思想上得到高度的成功。政府希望人民脑子里怎样想，人民就怎样想。（这么一来，人民对于政府，那有不依从之理？许多人以为在铁幕内的人民之思想不能被控制。这种看法，既无心理学的根据，又无丝毫事实的根据。依事实观察，有独自思想能力的人，在人中少之又少。最大多数人底思想都是依赖传统、权威、风俗、习惯、趋势、或他人的。每一个人对于极权的思想统治机构而言，一定是绝对劣势的少数。所以，一旦极权的思想天罗地网布成，除极少数特出以外，一般人因思想资料之来源悉遭管制，于是他们底思想内容和方向主要地不能不已在极权政府底摆布之中。政治思想尤其如此。政治思想受摆布，政治行动那有不任其支配之理？毒蛇吃兔以前，将毒液注射到兔子里面。兔子受毒以后，抵抗力大为减少。这样看来，“意底牢结”等等东西在极权地区，绝非人众向往的理想，实乃统治方式之一，初级的独裁者控制人底身体；高级的独裁者则控制人底脑筋。——译者）
　　自然，极权政府要统治思想，必须借着形形色色的宣传。他们底宣传技术，大家已经够熟悉，用不着我们多说。我们在这里所应注意的唯一之点是，无论宣传本身或是宣传所应用的技术，俱非极权制度所特有者。别种国家也有宣传及其技术。尽管如此，在这二者之间，还是有着重大差别的。极权政府所作的宣传皆趋向于一个相同的目标。一切宣传工具都被用来朝一个方向影响每一个人，并且企图使得每一个人在心性方面产生一模一样的品质。这么一来，极权政府宣传所产生的结果，与自由国家各个独立而又互相竞争的宣传机构为了不同目标所作的宣传之结果，不仅在幅度之大小方面不同，而且在影响上也有天壤之别。在一个国家，假若一切消息底来源都置于一个单一的机构之有效的管制下，那末其所产生的结果，不只于是政府劝诱人民做这或做那而已，心理技巧高妙的宣传家还可借他所采取的技巧来塑造一般人底想法。即使是知识最高而且具有独自判断能力的人，如果长期于外界隔离，一切消息来源断绝，也无以完全免于受宣传之影响。（真是言中窃要，切合经验事实。所以，今日最紧急的问题，是如何避免此类人为灾害。玄谈心性，在过去社会已贻误不浅，更何有于今日？——译者）
　　在极权国家，这类宣传上的优势，使攫取政权者掌握着控制人心之独一无二的权力。这样一来，一般人民所发生的心理反应，主要地为宣传的内容和范围所限制。假若极权统治者能够把整套价值观念灌输给人民，那末宣传手段就能制造所谓“集体主义的道德”。不过，外面必须知道，极权社会中所谓的道德法典，并非告诉外面道德中人道主义的因素，尊重人底生命，同情弱者，尊重个人，等等。极权主义者所谓的道德，在实际上，是破坏一切道德。人底真理感和尊重真理，乃一切道德底基础。（是什么就说什么真理感的表现——海光）极权主义者则尽力颠覆这种基础。从极权主义的宣传之性质看来，极权主义的宣传不能尊重价值，不符合个人所在的社群之道德信念。之所以如此，有许多原因。第一、为着要诱导一般人接受官方所规定的价值判断，宣传者必须说个不同的道理出来；或者，宣传者说他所提出的说法就是与一般人民已采取的价值观念相关联。依这条路线，在建立极权主义时，所以也常常御用复古主义，或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无论是希特勒，还是斯达林，都是如此。——译者）第二、极权主义者强调手段与目的不同。但是二者之间的不同，界限究竟在那里，则从未划清。（因此，他们要利用“矛盾的统一”，或“否定之否定”诸般胡说以为辩护。极权统治有一大特色，即是，语言文字所表现的常为未来的“理想”、“幸福”、“光荣”、“美丽”、“快乐”；而与这些字眼相对照的现实，则为劳役、奴辱、恐怖、饥饿、控制、迫害，等等。总之凡未实现的都是好的；凡已实现是不好的。这何以自圆其说呢？彼等之理论家说，从现实之不好到未来之好，必须经历一“辩证的过程”。这样一来，所推出的结论就是：为了未来的好，你必须忍受现在的不好。所以，要得自由必先牺牲自由；要和平必先战争；要吃饭必先进奴工营；要国家萎谢必先建立国家极权；种种等等，不一而足。依照这种“思维方式”，不才如译者也可仿制一些“辩证式的”大道理：要爱国必先亡国，要民主必先独裁；以至于“要生活必先死亡”之类。——译者）第三、极权主义者不仅要求一般人必需同意官方所定的最后目标，而且又得同意官方采取某些特殊手段时对于事实的看法。（例如，官方对于世界局势持何种看法，大家也得跟着持何看法。究竟正确与否，可以不管。当然，这种办法，并非全无益处：至少，可令大家底神经细胞停止办公。——译者）
　　从表面看来，极权制度非常着重理论。然而，一究其实，在极权统治之下所谓的“理论”，不能算作理论，只是改装的神话而已。（这类神话，常饰以唯物或唯心之类的玄学词章。——译者）极权统治者创造神话之举，并非全然出诸有意。极权的首领之创造神话，也许由于在本能上不喜欢他所碰见的事实，并且希望创造一新的阶层制度。这种新的阶层制度之建立，也许可以满足其好大喜功之心。极权者需要制造种种学说，来辩护他及其信徒所共有的那些成见。因此，在极权邦国，常常出现虚假的科学理论（pseudo…scientific　theory）。这种虚假的科学理论，成为官方教条之一部分，他们要利用这种教条来支配每一个人底行动。（祸害之至——海光）
　　极权统治者之需要这类官方的理论来作指导和鼓励一般人民的工具，这早已为极权制度中各形各色的理论家所见及。柏拉图之“高贵的谎言（noblelies）”和索利勒（Sorel）底“神话”，都可为纳粹底种族优越论，或墨索里尼底合作邦国论辩护。
　　极权统治者使人接受其价值观念之最有效的方法，如前所述，是使他们相信这些观念与他们自己平常所信持的观念实在是一样的，至少是与好人平常所信持的观念是一样的，不过大家从前对之没有正确的认识而已，如果大家对这种说法信以为真，那末就是从信仰旧的上帝过渡到信仰新的上帝。而宣传所使用的最有效的技术，就是使用旧的字眼，换上新的意义。（这就是语意的魔术之应用。例如，彼辈所谓之“爱国”、“民族”，……与原来意义相去甚远。——译者）歪曲语言文字之用法，更换文字底意义，藉此以表达新统治之理想，乃极权统治之一大特色。这类魔术，常使浅薄的观察者神经为之混乱。而这一点，也最能表征极权地区整个的知识空气。
　　从这一方面来观察，最受糟踏的名词是“自由”，在极权国家，“自由”一词之使用，也许不受到干涉。但是，极权的宣传家却给“自由”以不同的解释。他们说，“旧自由”要不得，“新自由”才好。这么一来，一般人对于自由的了解，便被歪曲殆尽。（对于“民主”亦然。极权主义者深知一般人对于民主之普遍的向慕，不敢从正面反对，于是创作“新民主”或“人民民主”等奇说来打消原有的民主。——译者）
　　有人提出“为自由而计划”的说法。他们说要“为团体建立集体的自由。”他们又感到必须对我们保证：“主张计划的自由并不等于取消一切旧式的自由。”由此，我们就可以明瞭这种“自由”底性质为何。曼海门博士说：“依据过去的时代而塑造的自由概念，乃对于这个问题想作任何真实的了解之一障碍。”显然得很，曼海门博士对于“自由”一词之用法，与极权主义的政客口中所谓的“自由”，是同样的错误。曼海门博士所说的“集体自由”，正如极权主义的政客口中所谓的“自由”一样，并非社会上各个分子底自由，而是计划者为所欲为的自由，即是，高兴把社会怎样弄便怎样弄的漫无限制之自由。（所谓“国家自由”，亦复如此：即自命代表国家者毫无责任地对邦国事务为所欲为之自由。——译者）这种自由，不过是把自由与权力混淆到了极点的一种说法而已。（一针见血之论。同样，“负责”与“独裁”也可作这种混淆。有人说“独裁”即是“负责”。这等于说“公婆”即是“媳妇”。“负责”者只能在受委托的条件之下享受有限的权力，而且其行使权力之结果随时得受追究。“独裁”者底权力实际纯由擅取，无限扩张，而且任何人对其行使权力之结果不能追究。二者之差，判若云泥，岂可混为一谈？——译者）
　　字义之歪曲，由来已久，并早已为德国哲学家所优为；许多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亦擅长此道。除“自由”以外，还有许许多多字眼同样遭受歪曲之刑。例如，“正义”、“法律”“公正”，和“平等”，这些字眼也都遭到同样的待遇。像这样的情形，几乎遍及常用的道德名词和政治名词。（乱事者常自乱意始——译者）
　　如果我们对于这一套偷天换日的文字魔术没有切身经验，那末，我们便不容易洞悉改换文字意义的效力，和因之而引起的思想混乱，以及对于任何理知性的讨论之障碍为何。假如两弟兄之中，一个有了新信仰，不久以后，他说的便是一种不同的语言。结果，这两兄弟之间，便发生语言阻隔之苦。（思力精细的人都会感到这一苦——译者）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