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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战犯，人们的心理承受是复杂的，又有些矛盾：想起国　民党军队涂炭人民，尤其是想到“白公馆”　“渣滓洞”等处弥漫　的血腥，真是十恶不赦，杀了也不解气；可是，这些高级战犯，　高高在上，并没直接欠下血债。可是又有人会问：没有上面的命　令，具体执行的人敢如此暴戻恣睢。
　　于是出现了两种意见：有人主张立即全部释放，另有人主张　逐步释放。周恩来赞同后一种意见：“虽然前一种意见处理起来　简便，但工作不完满，收获也不大，一下子轰动一时，过去后就　没有下文可做了。我们要影响台湾，还是一步一步地来做好。所　以照罗瑞卿部长提出的办法，先放少数的试一试，看看效果。”
　　周恩来想到仍活在台湾穷途末路的蒋介石，不免有些讽刺意　味：“在押的国内战犯总数是926人，你如果都送去台湾，台湾　是不会接受的，很可能有一部分人还要被蒋介石杀掉。这批人中，将官有460位之多，现在在台湾，连孙连仲都开饭馆子，我　们送去那么多的高级将领，蒋介石哪里能养得起？蒋介石消受不　了！相反的，蒋介石越是穷途末路，他狐疑鬼猜的事就特别多，　他会想我们送一个人去都是有鬼的。他什么都怀疑，送去那么多　的人会送死的，我们让他们去送死，也不对。因此，我们对国内　战犯的处理要分步骤进行，要研究让他们怎样去影响台湾。”
　　问题的确有些复杂。连一向举重若轻、大气磅礴的毛泽东，　在此事上也很慎重。4月2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论　十大关系》的报告时，曾就宽大战犯的政策作了说明。毛泽东指　出，党的政策总的精神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了这些人，　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对我们除“四害”没　有帮助；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如果不杀或许对台　湾还会产生影响。毛泽东考虑再三，在5月2日的一次会议上又　说到：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其理由是：“放早了，老　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　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不讲清楚这个道理，　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没有这个必要。”
　　大政方针是定下来了，具体步骤还得小心翼翼。
　　中共中央甚至向各省市党委及中央一级国家机关、群众团体　党组发文，征求对溥仪等汉奸、满奸罪犯和康泽、杜聿明、王耀　武等内战罪犯的处理意见。《通知》中的语气极为诚恳：究竞是　从严处理，并且把其中罪恶重大的杀掉一批为好，还是从宽处　理，不处死刑，按其情节，分别判处适当的徒刑，不需要再判刑　的则陆续释放，并且陆续特赦一些已有悔改表现、愿意立功赎罪　的较大的战犯，把他们当作政治资本加以利用为好呢？这个问　题，是值得慎重研究的。但《通知》又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从　大道理上讲：估计采用后一种处理办法，会有助于我们孤立、动　摇、瓦解国内外敌人，首先会有助于孤立蒋介石集团和解放台湾的斗争；会有助于安定社会上同统一战线内部对我们还抱有疑惧　的分子一一主要是右翼分子和有过政治劣迹的民主人士，使人民　民主统一战线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通知》又从“小道　理”上说：从这批国民党犯人本身的情况来说，他们过去虽然多　是一些“死反革命”，有过重大罪恶，但多半是高高在上、同群　众直接接触较少，不像直接压迫群众的恶覇土匪头子等那样，不　杀掉一批，群众就不敢起来。再说他们已经被关了六七年（蒋军战犯）或者十多年（日伪战犯）必在关押改造过程中，多数已经　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改表现，有些并且要求立功赎罪，重新做人。　因此，现在对这些罪犯并没有一定杀一批或者从重处刑的必要。
　　《通知》认为：从总的方面权衡利害，中央觉得似以这样处理为好。
　　也是在1956年，毛泽东宣布集中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党、政、军、特战犯，对他们进行加速改造。于是公安部门到全国各地监　狱、劳改单位挑选被俘战犯中武官军长一级、文官省长一级、特　务将官级共200多名，集中到北京战犯管理处，即通常所说的功德林。
　　功德林在北京城西德胜门外，原是一座庙宇，清朝末年被改　造成监狱，北京军阀时代，这里是著名的全国第二模范监狱。新中国成立后，公安部接管了这座监狱，改名为北京战犯管理处。
　　这400多名高级战犯中，不少人是黄埔生。而黄埔生是靠蒋　介石栽培的，这些人“效忠校长”的信念即使在战败之时，也没有泯灭过。
　　一期生杜聿明可以算得上是蒋介石的宠将。国共双方三大战　略决战，他参加了辽沈和淮海两大战役，实际指挥了一个半，可　见蒋介石对他的倚重。在淮海战役中，他指挥的几十万大军全军　覆没。他想化装逃跑，可跑不出解放军布下的天罗地网。绝望之　时，他拔出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企图自杀。幸亏跟随他的副官眼疾手快，把手枪夺了下来。他当了解放军的俘虏。解放军没有　认出他时，他谎报是第十三兵团的军需，叫高文明。可他连十三　兵团六大处处长的名字一个也写不出来。他深知罪大恶极，系中　共权威人士宣布的43名罪犯之一，被査出后，必死无疑。与其　被处死，不如先自杀，为蒋介石尽忠。他乘警卫人员离开之机，　拣起一块石头往脑袋上乱打，顿时血流满面，不省人事。幸好看　守人员及时发现，送到卫生处抢救，才免一死。为了防止他自　杀，一段时间里不得不给他带上沉重的脚镣手铐。
　　国民党第十四兵团中将司令宋希濂兵败大渡河畔，最后被解　放军四面包围，走投无路。他觉得被解放军俘虏可耻，拔出手枪　准备自杀。警卫排长一把夺下手枪，才没自杀成。好像是事先统　―口径，宋希濂也说自己是一个军需官，叫周伯瑞。当他被指认　出是宋希濂后，他认为没有生还的希望了，时刻准备着死。及至　被带到乐山县城时，解放军的随军记者要给他照相，他极为反　感，决心捣乱。当记者对好镜头，准备按动快门时，他突然转身　扭过头去，不让对方照。如此反复四五次，气得记者没办法。宋　希濂当时想：反正你们把我抓来也难以活命，还照什么相？如果　报上一登，人家看到我们这些人的狼狈样子，昔日的声威岂不荡　然无存？要死也要死个骨气，决不能丢这个脸！
　　廖耀湘，这个指挥着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中两支的第九兵团　司令官，兵败后化装成商人，想逃出去。眼看跑不出去时，也想　到了自杀。可自杀连手枪也没有了，准备天黑后在一棵树下吊　死。幸亏第二十二师副师长周璞苦苦相劝，他才打消了这个念　头。
　　洛阳城里，邱行湘举起过手枪……
　　襄阳城中，康泽也曾将手枪对准了脑袋……
　　但他们一个也没有死成。不是因为自己犹豫，就是被忠实的　部下们阻拦。
　　把这样一批“死硬派”改造好，可能吗？共产党面临着一个　新的难题。毛泽东、周恩来似胸有成竹。
　　按周恩来的具体部署，管理人员向集中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的200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宣布，可以与家属自由通信，可以接　待来访亲友。管理所组织他们成立学习委员会，学习党的政策，开展讨论，一步步地清理思想；组织他们到东北各大工业城市以　及天津、武汉等地参观，让他们亲身感受一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　大成就。一些身体好的还被安排到北京远郊五云山参加劳动。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委托原国民党将领及爱国民主人士张治　中、程潜、邵力子、章士钊、傅作义、蒋光鼐、张难先、郑洞　国、侯镜如等先后到功德林看望，施加影响，加快他们改造的步伐。
　　张治中、邵力子这两位周恩来黄埔时的同事，更是惦念他们　昔曰的学生。几位黄埔一期生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刘嘉　树、韩浚、周振强等人，知道两位老师要来，早早地就盼开了。　虽然他们身为囚犯，思想也时时飞出高墙，惦念昔日师长。当周　恩来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准备出席万隆会议时，他们听说因台　湾特务机关事前的阴谋破坏，飞往万隆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　机爆炸，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功德林里的黄埔生以为他们敬爱的　周老师也在机上，全都哭了，就连陈长捷、梁培璜这两位非黄埔　生，也流下了眼泪。后来，真相大白。周恩来没有乘坐这架专　机，台湾特务的阴谋没有得逞，这些年近半百（有的已过半百）　的人又像孩子一样破涕为笑；尤其是宋希濂，天真得不好意思起来。
　　来到功德林的张治中见了这些学生和部属，一时颇为动情：　“诸位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同学，和我风雨同舟，相处多年。　公谊私情，都很深厚，我是很怀念诸位的。”
　　他这一说，几位久居囹圄的学生也流下泪。
　　张治中今天是要转达中共对国民党战犯的宽大改造政策：　“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交待处理你们诸位的政策，对你们一律宽大，　进行教育改造，而且是认真耐心的教育改造。给你们明辨是非，　认识真理，重新做人的机会，能够继续为国家民族作出贡献。你　们所犯的过错和罪恶，绝大部分是受旧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造成　的，对历史影响造成的罪恶只要认识到了，而且彻底悔改，便既　往不咎，一律宽大处理。”
　　张治中环视一下周围，大家的目光都看着他，听得很认真，　他继续说道：“听说诸位在学习上，很多都能实事求是，认真检　查批判过去的罪恶，向党和人民认罪，决心和过去划清界限，这　种态度是很可贵的。可以断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　族，包括你们在内，有着光明的前途。”
　　张治中自然说到以往黄埔的历史：“我们过去是拥护和响应　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号召，而投身黄埔军校的，都曾在正确的　革命道路上作过奋斗，但不幸后来走上了歧途。今天新中国在共　产党领导下，首先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国际地位空前提　高，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　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显著提螅�。全国上下出现政治清明，团结一　致，各业各界发达兴旺的气象。孙中山先生所未能达到的宏誓大　愿，在共产党领导下俱已实现，有的甚且过之。作为一个中国　人，从全局和长远观点着想，我们获得的是光荣伟大的新中国，　试问还有别的什么可以比这更宝贵呢？”
　　战犯们不由啧喷交谈起来。原先最顽固的杜聿明此时的感触　也最深。他发言说：“我对于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雄　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的豪情壮志，感　到无比兴奋和敬佩。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确实站立起来　了。我被俘后，原来潜伏在身上的多种疾病复发，危在旦夕，是　共产党费大力抢救，真不啻活死人而肉白骨。这种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我深铭肺腑。”说着，他掏出小手绢，擦拭着无法控制的泪水。
　　“这事我听说了。你得的结核病，需要特效链霉素，我国还　不能生产，美英对我国封锁、禁运，它们的药质量好，可运不进　来；只能用苏联生产的，可性能又不好，政府派人用黄金到香港　和澳门去购买的。”张治中说的这些情况，可能杜聿明还是头一次听说。
　　杜聿明感激万分：“共产党真正乃我再生父母！我一定好好　改造思想，争取新生，争取立功赎罪，报答党和人民恩惠！”
　　杜聿明带头一说，会场里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战犯们争着说　自己最深的感受。张治中很高兴他的学生们能有这样大的进步。　他请一旁的邵力子先生讲话。邵力子虽然已经76岁螅�龄，身板　却很硬朗，记忆力也特别好，在场的许多人他还能喊出姓名。说　起黄埔的旧事，他也是一清二楚。他向学生们简要介绍了国共最　后一次和谈的情况：“当年文白先生和我们几个人来北京参加两　党和谈，共产党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作了很多让步，国民党完　全可以接受。无奈当局无和平诚意，坚持顽固立场，致使战火又　燃，给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国家元气更伤。傅作义将军、程颂云（程潜〕毅然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或接受和平改编，或领导起　义，是十分明智和顺乎民心的行动。我们黄埔一期同学中，郑洞　国同学在长春和平投诚，陈明仁同学在长沙和平起义，是识时务　的俊杰，应该成为我们的黄埔同学的榜样。
　　几位同学唉声感叹，悔不该当初与人民为敌，落得如此下场。
　　邵力子说：“文白先生刚才向你们传达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　指示，只要你们真心诚意地悔改，一定会得到人民的谅解。”
　　张治中也补充说：“周总理要我转告大家：今后谁愿意留在　大陆为祖国建设服务，一律妥善安排，愿意去台湾或海外者，政府也给予方便，保证来去自由。”
　　两位老师走了，却给功德林留下了希望。
　　这一系列的工作和措施，推动了战犯们的思想转变。从　1959年6月至10月，他们先后三次给中共中央写“感恩信”，除　表示服罪外，还表示愿在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1959年国庆节前夕，毛泽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　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　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采取这个措施，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　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　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　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59年9月14日
　　这个由毛泽东提出的建议，很快传向党内外。9月15日，　毛泽东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著名无党派人士和　著名文化教育界人士举行座谈会，通报了建国10周年特赦问题　的有关情况并作了说明。
　　几天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特赦的决定，国家主席刘　少奇据此发布了特赦令。
　　消息传来，在秦城农场劳动的战争罪犯们个个掩饰不住内心　的喜悦，争着看报纸，有的把毛泽东的建议和恃赦令工工整整地　抄在笔记本上。夜深入静时，他们有不少人失眠了，不知喜鹊能　否登上自己的枝头。大多数人都不相信自己会被第一批释放。这天正赶上中秋佳节，往年这一天，总不免因月圆人不圆而惆怅，　今年则大不相同了，许多特殊家庭有了　“月圆”的希望。
　　至此开始，一直到1975年3月19日结束，国民党在押战争　罪犯分七批全部处理完毕。
　　●3。蒋介石制定“国光计划”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大陆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加之政策失误，经济上出现了连毛泽东都不能随便吃肉的困难局面。
　　到了1962年4月，大批中国大陆难民涌入香港，发生了史无前例的难民潮。据统计，仅4月份难民人数就从200增至1500　；5月2日一天之内，难民即达千人；5月14日有4000难民；5月19日又增至5000人。
　　蒋介石得此报告，乐在心里，喜在眉梢，认为这是天赐良　机，此时不“反攻”更待何时？他不顾自己已是70多岁的老翁，亲自出马，连日在阳明山和风山基地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调集得力干将，布置制定了庞大、周密的反攻计划。
　　在一次会议上，他询问在座的将领，此次“反攻大陆”有无确胜的把握？
　　谁也不敢吭声，怕说不对蒋介石心思遭殃。
　　于是蒋介石瞪圆了眼睛，搜寻着发言者。他的目光划过谁的　脸上，谁的心里都在打顫。他第一个选中了自己的黄埔学生、现任“陆军总司令”的罗列。
　　罗列在大陆与共产党军队直接交过手，算得上“勇将”。此时不敢隐瞒，秉直说道：“我看没有把握。”
　　蒋介石正在兴头上，被浇了冷水，立刻声嘶力竭地撤了罗列的职务，改由刘安祺担任。刘为迎合蒋的意图，大言不惭地说：“一切准备就绪，反攻圣战绝无问题。”
　　蒋介石顿时脸上堆笑，下令三军集结高雄附近基地，准备从　高雄港登船出发。许多士兵都被逼写好了遗书，随时准备“殉死”。
　　刘安祺日后口述这段历史时说：
　　“我在陆总的头一两年，经常和老先生（蒋介石）在东埔的　山沟里进行登陆作业、研究登陆地点。那里原来是行政院的一个　疏散地，很少人知道，只有老先生、我和几个重要幕僚常去……　那时一鼓作气可能就上去了，美国人就怕我们拖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