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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滔进行时-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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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他和妻子一件一件选购来的。9年了，妻子现在还在用吗？家里的陈设，还和原来一样吗？妻子此时在做什么？见到自己，是哭，还是笑？
方然稳了稳狂跳的心，敲响了家的大门。开门的是一个陌生的男人，这男人说自己是房客，租住这套房子已经一年多了。
方然几乎瘫倒在地。冷静下来后，他打车去了岳父岳母家。
开门的是岳父，见到他，岳父的嘴惊讶得半天没有合上。
“爸，我回来了。”
岳父没有让方然进屋，脸上的表情变了又变，才从牙缝里挤出五个字：“杨柳不在家。”
“她在哪儿？”
“我们……不知道。你，你走吧。”岳父关上了大门。
方然呆住了。他在岳父母家门口呆呆地站了很久，很久。
屋里没有人出来。
这天，方然在原来的同事家借宿了一晚。长谈中，曾经的同事对他说：“方然，你怎么才回来？你媳妇都跟人家跑了，你还一个人在日本傻干呢！”
同事的话像针扎似的刺激着方然的神经，可他不相信。准确地说，是他不愿意相信。
一个被宣告死亡的“活死人”（6）
“你还不信！单位里好多人都在传这事儿。她99年就辞职了，后来听说她和几个朋友合伙开了一个小饭馆，那个房东就是她现在那个相好的，那个男的是二婚，带着一个孩子。前两年拆迁得了几百万……”
方然依旧沉默。
“你说你，怎么那么傻？杨柳为什么不见你？她是不好意思见你！”
听着同事的话，方然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眼前只有杨柳清澈的大眼睛和恬美的微笑。方然对自己说了无数遍：“不可能！这不可能！”
第二天，北京下雪了。
方然又一次来到岳父岳母家。
“爸，妈，我是方然。您二老开门啊！我有话说。”
许久，岳母开了门，脸上挂着不自然的笑容。
“呦，方然回来了。”岳母用身子堵住了门口。
“妈，我就直说了。小柳出什么事儿了？她到哪儿去了？我们的房子怎么租出去了？”
岳母没有正面回答，只是闪烁其词地说：“方然，你自己好好过吧，就别惦记小柳了。”
岳父母家的门又一次关上了。
方然在雪地里木然地挪动着脚步，大脑没有思维，行走没有目的地。不停飘落着的雪花渐渐从头到脚地覆满了他，把他变成了一个雪人。
空气中，播洒着打雪仗的孩子们的欢笑和尖叫声。
6。 妻子变脸，法庭重逢
在后来的两个月时间里，方然依然没有放弃，他想尽了一切办法找杨柳。
同学家，朋友家，同事家，所有杨柳有可能去的地方他都去了，甚至不放过单位附近的每一个小饭馆。
方然在内心深处，无数次地发问：杨柳啊杨柳，你究竟还有多少出乎意料的事情瞒着我？！
方然给杨柳打了无数次电话，杨柳都不接。有一次无意中接了，一听是方然，立刻把电话挂断了。
方然把能托的朋友都托到了，辗转捎话给杨柳，希望两个人能见个面，好好谈一谈，但杨柳不见。
他去岳父母家的小区附近和杨柳可能出现的其他地方等过杨柳，却没能遇见。
方然没有办法了，只好走进法院，起诉离婚。他放弃了出国前留在国内的财产，只要求杨柳返还他从日本寄回的800万日元的一半，按当时的汇率，约合29万人民币。他需要这笔钱在国内重建自己的生活。
2003年3月10日，法院将开庭审理方然与杨柳离婚一案。头一天夜里，方然又是一宿未眠。
第二天早上8点半，法院刚上班，方然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法庭门口。经过多年的磨难，方然瘦削焦黄的面孔已经不再年轻，而时年33岁的杨柳又会变成什么样？
10分钟过去了，20分钟过去了，还有5分钟就要开庭了，杨柳还是没有出现。方然在书记员的带领下，坐在了原告席上。他默默地看着对面被告席上的铜牌，心一绞一绞地疼起来。
“原告方然，被告杨柳还没有来，咱们再稍稍等会儿好吗？”主审法官的话音刚落，一个衣着时尚的少妇推门走了进来，走向被告席。
漫长的分别之后，方然终于见到了妻子，他朝思暮想的妻子，在梦里无数次呼唤过的妻子。一种亲切的感觉升起在方然的心头，有一瞬间，他忘记了自己是在法庭上，产生了一种想跑过去把妻子拥到怀抱里的冲动。
妻子比9年前*了，从他记忆里的那个还带着些许青涩气息的小女子，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妇人。然而，妻子的眼睛里没有了从前的柔情，面颊上没有了他熟悉的笑靥。当他们四目相对时，那对他那样喜欢的大眼睛里射出的是铁一样的冰冷。
一个被宣告死亡的“活死人”（7）
方然还抱着一线希望，希望能和杨柳谈一谈，消除可能的误会，冰释离别造成的隔阂。
然而杨柳在庭审过程中说：“根据方然在日本每月的收入，他应该还有钱，我要求他赔偿我的青春损失费34万元，如果不给就不离婚。”
方然说，那一刻的杨柳，眼中不再有当初的清纯，有的只是刻薄。但是他仍旧当庭表示：“那走吧，杨柳，咱们回家！”
然而，这句话只是打动了主审法官，却没有打动决绝的杨柳，这也击碎了方然最后的希望。
面对法庭的调查，杨柳一口咬定从来没有收到过方然寄来的钱！
方然拿出了9年间给杨柳汇款的凭证。
杨柳改口了。她说方然出国逾期不归，有辱国格，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方然在日本花天酒地，生活堕落，已伤透了自己的心，他们之间已无感情可言；方然寄给自己的钱，是对自己的一种补偿。而从他们恋爱时算起，10年都过去了。“这10年他耽误了我的所有，我什么都没了，这是拿钱能买得回来的吗？”杨柳振振有词。
方然被击昏了，他根本没有听到法官在问什么，只是紧紧握着那一封封杨柳寄给他的越洋家书。而他的眼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女人：板着铁青的面孔，吐着是非颠倒的语言，有些完全就是谎言。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原被告双方可以自愿调解。原告方然，你愿意调解吗？”审判长问。
“我愿意调解。”
“被告杨柳，你愿意调解吗？”
“不愿意。你们看着判吧！”
“由于被告不愿接受法庭调解，法庭对此案不予调解。今天就到这里，原被告双方等候判决。现在休庭。”
法槌重重地落下，杨柳头也不回地走了。她去往我们在前面写到过的那个豪宅，那个肚腩发福的男人在等她，他们要去领结婚证。豪宅里已经挂上了他们的结婚照，贴上了大红喜字。
几天后，他们在一家大酒店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3月初的北京乍暖还寒，婚礼上的新郎新娘却春风无限。缤纷的花雨，庞大的乐队，红色的地毯，纯白的婚纱，新人频频敬酒，来宾声声祝福，主持人不断地插科打诨，各种节目和把戏频出，将杨柳与她第二任丈夫的婚礼一次又一次推向高潮，醉倒人的幸福在婚宴中弥漫着……
2003年3月27日，一审法院判决方然和杨柳离婚，并判决杨柳给付方然人民币23万元。接到判决，杨柳当庭表示不服，提出上诉。
7。 复活
2003年4月1日，方然接到了杨柳的上诉状。读完，他懵了。上诉书里白纸黑字赫然写着这样一段话：“由于本人与方然从1996年失去联系，本人于2001年11月向法院申请宣告方然死亡。法院也已经在2002年12月20日判决宣告方然死亡。”
根据宣告死亡的法律规定，公民死亡既可以是基于自然的生老病死而死亡，也可以基于法律的拟制而死亡。所谓宣告死亡制度，是法律上拟制的死亡，是基于公民下落不明达到法定的期限，经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宣告其死亡的法律制度。在我国，公民下落不明满4年之后，包括公民的配偶在内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其死亡。从法律上说，公民被宣告死亡后，其作为民事主体的资格就消失了，不再享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婚姻关系也自然解除，其个人合法财产也变为遗产开始继承。
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杨柳在上诉书里提出：她和方然的婚姻关系已自然解除，她无须给付方然23万元人民币。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一个被宣告死亡的“活死人”（8）
方然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浑身颤抖起来，持续了约20分钟。
死了，死了，他已经是一个死人了，所有的权利都已失去，尽管他还活着，活生生地站在法庭上，和他的妻子打官司。
这天是4月1日。难道是个愚人节的玩笑？
他去宣告他死亡的原审法院，明明白白地看到了那份宣告自己死亡的民事判决书。法院的卷宗里，有杨柳以配偶身份亲笔书写的宣告方然死亡的申请，有杨柳提交的派出所出具的方然因出国不归而于1998年12月9日被注销户口的证明，以及方然原单位出具的方然已于1996年在日本去向不明的证明。法院受理此案后，于2001年11月28日发出了寻人公告，并刊登在了当年12月10日的《人民法院报》上。2002年12月10日，一年公告期满。法院在2002年12月20日，作出了宣告方然死亡的判决。
方然这才明白了为什么杨柳从2001年开始，便不再给自己写信，变得杳无音讯。
而他回到北京的日子，距法院作出宣告他死亡的判决，只过了3天。
他愤怒了，极大地愤怒了。他现在彻底一无所有了，没有了财产，没有了家，没有了身份，没有了户口。他只是一个活着的死人。
他没有办法接受，他也不能够接受。在离婚案的二审审理之前，他必须要做的是讨回自己作为活人的权利。
他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复活”。
2003年7月，法院裁定撤销了宣告方然死亡的民事判决。
方然“活”了，但摆在他面前的种种严酷的现实问题，丝毫没有减少。
在他为自己“复活”的事情奔波时，他知道了就在离婚官司审理期间，杨柳已经再婚。
这时，他已经连愤怒都没有了。
他忍住内心的疼痛，打起精神去往南城的一个工地。为了解决生计问题，他在一个小建筑公司找到一份工作。老板青睐他在建筑方面的经验，任命他为技术总监。
8。 案情出现转机
2003年8月13日，二审法院作出方然诉杨柳离婚案的终审民事裁定。二审法院认为虽然原审法院已撤销了宣告方然死亡的判决，但鉴于杨柳已再婚，其夫妻关系不能自行恢复，故方然离婚的诉请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二审法院裁定撤销了一审法院对方然离婚案的判决。杨柳给付方然婚内财产23万元的一审判决，也随之撤销。
拿着判决书，方然百思不得其解，走进了律师事务所咨询。律师告诉方然可以走刑事自诉，告杨柳犯重婚罪。
律师打开我国的刑法给方然看——相关法律规定：轻伤害、侮辱他人、诽谤他人、重婚、虐待家庭成员、遗弃等案件属于刑事自诉案件。是否提起刑事诉讼以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完全取决于被害人的意志，国家不主动予以干预和追诉，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不能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
也就是说，方然要自己搜集证据，来追究杨柳的刑事责任。
对于曾经深爱过的人，方然有些于心不忍。可想到自己在日本吃苦受累这么多年，到头来一无所有；想到杨柳的无情，所做的那些恩断义绝的事情，包括对自己的欺骗，方然又觉得忍无可忍。他还是走进了杨柳居住地的法院。
又是一个意外：法院以杨柳有宣告死亡判决书在先为由，不予立案。
又是因为被宣告死亡，又是因为自己曾经当过“死人”，难道“复活”了也不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吗？
方然觉得走投无路了。
而此时杨柳在做什么？她在自己新家的阳光房，半躺在贵妃榻上，浴着温柔的阳光，听着胎教音乐。
一个被宣告死亡的“活死人”（9）
“小柳，今天吃水果了吗？”
全家正在为迎接新的生命做着准备。
财神很眷顾这一对夫妇，丈夫在生意上又赚了一笔。他们在石景山有了新房——2004年，他们搬进了新房，法院的管辖权随之发生了变化。但这也给方然的官司带来了转机。
2004年4月，方然再次以重婚罪把杨柳告到北京石景山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处杨柳的重婚罪，要求杨柳赔偿各项损失人民币10万元，同时判决杨柳的重婚婚姻无效。
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
9。 物质不是婚姻的全部
因为杨柳有孕在身，石景山区法院把开庭日期推迟到杨柳产后一个月的2004年12月。
这是一场特殊的公开庭审，现场的气氛很伤感。产后的杨柳略显臃肿。如果罪名成立，她将受到法律的惩处。
诉讼双方的律师就杨柳是否构成重婚罪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杨柳的律师认为，杨柳再婚的时间，是法院作出宣告方然死亡判决之后，按照法律规定，他们的夫妻关系已经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杨柳完全有权利选择再婚。
案件的焦点在于，杨柳申请对方然宣告死亡的程序是否合法，以及这种做法是否存在恶意。
杨柳为自己辩护说，自己从1996年起就和方然失去了联系。她说她看不到尽头，只有选择向法院申请宣告方然死亡。
而方然拿出了杨柳几年来写给自己的信，和自己从日本汇款给杨柳的凭据。这些信，曾是方然在异国艰难的黑工生涯的精神支柱；而这些寄往国内的血汗钱，现在却成了证明妻子犯重婚罪的证据。这些证据表明：至少在2000年9月，方然和杨柳还有密切的书信来往，这与法律要求的失去联系必须达到4年才可申请宣告利害关系人死亡的条款，有着太远的距离。
方然的律师提出，基于两个事实，杨柳构成了重婚罪：第一是被告杨柳恶意隐瞒原告方然与她一直保持联系的事实，向法院申请宣告方然死亡；第二是明知原告方然已经回国并且已经起诉与她离婚的情况下，仍然与他人结婚。
方然在法庭上对杨柳说：“杨柳，我永远都不会想到，我们的重逢会是在这样的场所。我曾经以为在东京打黑工的那些日子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我万万没有想到，比这更加痛苦的，竟然是我为之苦苦奋斗了9年的婚姻。我付出的一切都是为了你，而你却无情地践踏了我的人格、我的人生……”
杨柳那双漠然的大眼睛终于流下了两行眼泪。那应该是内疚的泪吧，如果她的良知还没有完全泯灭。
但她始终没有对方然讲一句话。庭审结束，她仍是头也不回地走了。
2004年12月15日，北京石景山区法院作出判决，法院认为被告人杨柳在与自诉人方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隐瞒多次收取方然汇款的事实，编造虚假事实和理由恶意申请宣告方然死亡。而且在得知方然已经回国的情况下，仍与他人登记结婚的行为已经构成重婚罪。法院一经审理判处杨柳拘役半年，缓刑一年，判决杨柳与第二任丈夫的婚姻无效。
杨柳仍然不服判决，再次提出上诉。
经过审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杨柳的上诉，维持原判。
这起案件曾经引起了很多位法律界人士和法律专家的关注。北京市律师协会的钱列扬评论说：“本案的被告人非常清楚自己的丈夫是健在的，并且每次都签收了这一笔一笔共计800万日元的汇款。从这个意义上讲，她不能说自己和丈夫完全失去了联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她向法院提出申请宣告丈夫死亡是带有主观恶意的行为。而从目前所看到的相关司法解释里，针对恶意宣告他人死亡还没有明确的规定。正如有些专家学者所说，这是一个法律上的空白点。但是这样恶意宣告他人死亡，确确实实带有人格上的侮辱性质，是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的。所以我觉得，有关立法部门应该注意这样的案件，可考虑立法，防止有些人通过这样的方式达到不合法的目的。”
杨柳重婚罪的服刑期满后，她向法院起诉离婚，一个月后，法院判决方然和杨柳解除婚姻关系，同时判决杨柳向方然给付15万元。
两个月后，方然收到了杨柳给付的10万元。又过了一年，在法院的强制执行下，方然收到了杨柳早应当给付的5万元。
方然和杨柳这段曲折而心酸的婚姻就此结束……
10。 岁月抹不去方然脸上的沧桑
这么多年过去了，方然在我记忆中是面容憔悴、肤色蜡黄的。后来我了解到，他在2006年年初查出了结肠癌中晚期，也就在方然历经这数场官司的时候，他已经有呕吐的症状了。2006年夏天，方然做了手术。在病痛中，他认识了一直照顾他的护士张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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